#美国记者揭露美式新闻自由#【从前《纽约时报》记者到“俄罗斯宣传分子” ——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美式新闻自由”】#美记者被纽约时报解雇就职RT# 随着乌克兰冲突的持续，美国加强了对言论的审查。“今日俄罗斯”美国分部前主持人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就是受冲击的对象之一。乌克兰冲突爆发后不久，这家俄罗斯国家媒体的美国分部就被关闭。据称，这是以审查“俄罗斯宣传”为名的行动，但真正的目的是让像克里斯这样的批评者保持沉默。巧合的是，克里斯在 17 年前离开了《纽约时报》，彼时他的职位是该报中东分社社长，而原因是他公开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在发表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公开演讲后，他收到了东家《纽约时报》的谴责信
3 月初，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旗下美国新闻频道“RT America”被迫停止运营，并解雇大部分员工。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他早在 2017 年看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报告时，就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很明显，‘今日俄罗斯’是一个目标。我看了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在国会作证时的情景——当他谈到‘今日俄罗斯’时，他显然非常愤怒。该报告是关于所谓的俄罗斯干预 2016 年美国选举的，其中有7页专门针对‘今日俄罗斯’。这个报告真正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喜欢‘今日俄罗斯’以及指责‘今日俄罗斯’在进行俄罗斯宣传。”克里斯说。
克里斯告诉《环球时报》，那份报告引用的所有例子都与俄罗斯宣传无关，而是与“今日俄罗斯”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活动家、反水力压裂法采油的活动人士、第三政党候选人和“黑命贵”活动家提供空间表达反对美国政府的观点有关。美国一直在等待可以出于某个原因关闭“今日俄罗斯”美国分部的机会。而普京对乌克兰的行动给了他们这个机会。
这不是克里斯第一次感受到美国的“新闻自由”。2005年，他因为反对伊拉克战争离开了《纽约时报》。在那之前，他曾经是《纽约时报》中东分社社长，他在中东待了 7 年。他说，由于现在“显而易见的所有原因”，他直言不讳地反对美国占领、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其他任何地方。他认为任何在该地区有经验的人都明白这是一场灾难，但歇斯底里使任何形式的讨论，甚至是像他这样在该地区有多年经验的人对战争的讨论都变得不可能，尤其是在“ 9·11 ”之后。
所以克里斯在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演讲时被下面的观众嘘了。右翼媒体抓住了这一事件，每天、每小时对他进行人格损毁。《纽约时报》给了他正式的书面谴责。根据工会规则，当员工进行特定活动时，会受到书面谴责。如果他们再次从事该活动，可能会被解雇。克里斯在被解雇之前离开了。他说，那时他走进办公室，手机里的信息充满了死亡威胁。
“我说出的是一个我非常了解的现实，但你不能质疑乔治·W·布什所推崇的神圣事业。媒体是战争中最糟糕的啦啦队长，”克里斯说。
批评者的声音日渐边缘化，“大多数美国人竟然认为北约是防御性组织，这太可笑了！”
2016年，克里斯加入了“RT America”。和在《纽约时报》做记者不同，在“今日俄罗斯”做访谈节目是一种意见交流，克里斯主要采访作家和批评者，包括美国著名黑人文化批评家科尔内尔·韦斯特、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等知识分子。
克里斯说，当时“今日俄罗斯”给他递来橄榄枝，他要求自己掌握全部的编辑自由，而“今日俄罗斯”答应了他。在克里斯看来，“今日俄罗斯”做到了当初的承诺。
克里斯说，他的节目中没有任何关于俄罗斯的内容，而是一个基于观察美国和美帝国主义的节目，仅此而已。
“这给了他们机会去审查甚至关闭我的节目。但我不认为他们真的认为我在传播俄罗斯宣传，除非他们认为批评美国社会的弊病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这当然也是今日俄罗斯给我这个平台的原因。但在一个拥有新闻自由的正常运作的民主国家中，这正是新闻界的作用。我们不是宣传员，政府有足够的宣传人员。”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克里斯称自己为反战、反帝国主义人士，然而这类声音在美国正在被边缘化。克里斯认为，责任在于美国媒体。
“比如，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北约是一个防御性组织。这对任何在中东的人来说都是可笑的。他们知道北约是一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力量，它已经扩展到几乎俄罗斯的边界，违背了里根政府、撒切尔夫人和德国政府当年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不超出统一德国的边界的承诺。克林顿政府后来承诺不会在中欧或东欧驻扎北约军队，但现在中东欧有数千北约军队。然而美国公众对此一无所知。”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在反战的路上，克里斯从未放弃。3月离开“今日俄罗斯”后，他依然活跃于社交媒体上。当被问及是否会担心自己的安全以及未来时，克里斯说，他知道会付出什么代价，但他愿意付出代价，那是正直的代价。
一边妖魔化他人，一边视自己为世界的道德仲裁者，“美国正变得更加孤立”
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美国舆论把这场冲突描述为一场“民主”和“专制”的对决，把北约东扩包装成“对专制的对抗”，给反对谴责乌克兰的国家贴上“反对民主”的标签。克里斯认为，这是一种很幼稚的行为。
“每次我们开战，无论与谁——萨达姆·侯赛因还是普京，敌人都会被描述为‘新的希特勒’。美国在玩一个非常愤世嫉俗的游戏，所以他们向乌克兰输送数量惊人的武器，并在波兰训练乌克兰军队，因为他们想制造一个泥潭，创造另一个车臣或阿富汗。这个想法是让俄罗斯流血，但真正流血的是乌克兰人——当你不断引进那么多数量的武器，乌克兰人就没有动力去谈判任何形式的和平协议。我报道战争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并没有在善与恶之间分裂。那是在卡通片里才会出现的场景，然而美国媒体正在向公众传播这种认知。”克里斯告诉《环球时报》。
在克里斯看来，这种幼稚不仅体现在对“今日俄罗斯”的封杀，还体现在乌克兰危机以来美西方对俄罗斯实行的一系列“取消文化”。在国际上知名的一些俄罗斯艺术家成为目标，被要求选边站，甚至不得不辞职，连俄罗斯的猫都成为被制裁的对象。
克里斯提及，2003年，因法国反对美国主导下的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炸薯条（French fries）被美国种族主义者称作自由薯条（freedom fries）。
“民族主义的病与自高自大有关。这就是人们喜欢它的原因。但民族主义的另一面总是种族主义。从他们诋毁普京和诋毁俄罗斯的方式中，你会看到这一点。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但这肯定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有非常正当的不满。它和在中东的人们一样非常清楚，北约是一个侵略性的实体，而不是一个防御实体。这从它在台海和南海对中国的挑衅就可以看出。
“美国正变得更加孤立无援。如果我们要建立任何类型的真正对话，我们必须了解其他人如何看待我们，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妖魔化他人并将自己提升为世界的道德仲裁者，我们只会使冲突长期存在。”克里斯说。（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王雯雯）
在发表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公开演讲后，他收到了东家《纽约时报》的谴责信
3 月初，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旗下美国新闻频道“RT America”被迫停止运营，并解雇大部分员工。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他早在 2017 年看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报告时，就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很明显，‘今日俄罗斯’是一个目标。我看了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在国会作证时的情景——当他谈到‘今日俄罗斯’时，他显然非常愤怒。该报告是关于所谓的俄罗斯干预 2016 年美国选举的，其中有7页专门针对‘今日俄罗斯’。这个报告真正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喜欢‘今日俄罗斯’以及指责‘今日俄罗斯’在进行俄罗斯宣传。”克里斯说。
克里斯告诉《环球时报》，那份报告引用的所有例子都与俄罗斯宣传无关，而是与“今日俄罗斯”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活动家、反水力压裂法采油的活动人士、第三政党候选人和“黑命贵”活动家提供空间表达反对美国政府的观点有关。美国一直在等待可以出于某个原因关闭“今日俄罗斯”美国分部的机会。而普京对乌克兰的行动给了他们这个机会。
这不是克里斯第一次感受到美国的“新闻自由”。2005年，他因为反对伊拉克战争离开了《纽约时报》。在那之前，他曾经是《纽约时报》中东分社社长，他在中东待了 7 年。他说，由于现在“显而易见的所有原因”，他直言不讳地反对美国占领、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其他任何地方。他认为任何在该地区有经验的人都明白这是一场灾难，但歇斯底里使任何形式的讨论，甚至是像他这样在该地区有多年经验的人对战争的讨论都变得不可能，尤其是在“ 9·11 ”之后。
所以克里斯在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演讲时被下面的观众嘘了。右翼媒体抓住了这一事件，每天、每小时对他进行人格损毁。《纽约时报》给了他正式的书面谴责。根据工会规则，当员工进行特定活动时，会受到书面谴责。如果他们再次从事该活动，可能会被解雇。克里斯在被解雇之前离开了。他说，那时他走进办公室，手机里的信息充满了死亡威胁。
“我说出的是一个我非常了解的现实，但你不能质疑乔治·W·布什所推崇的神圣事业。媒体是战争中最糟糕的啦啦队长，”克里斯说。
批评者的声音日渐边缘化，“大多数美国人竟然认为北约是防御性组织，这太可笑了！”
2016年，克里斯加入了“RT America”。和在《纽约时报》做记者不同，在“今日俄罗斯”做访谈节目是一种意见交流，克里斯主要采访作家和批评者，包括美国著名黑人文化批评家科尔内尔·韦斯特、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等知识分子。
克里斯说，当时“今日俄罗斯”给他递来橄榄枝，他要求自己掌握全部的编辑自由，而“今日俄罗斯”答应了他。在克里斯看来，“今日俄罗斯”做到了当初的承诺。
克里斯说，他的节目中没有任何关于俄罗斯的内容，而是一个基于观察美国和美帝国主义的节目，仅此而已。
“这给了他们机会去审查甚至关闭我的节目。但我不认为他们真的认为我在传播俄罗斯宣传，除非他们认为批评美国社会的弊病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这当然也是今日俄罗斯给我这个平台的原因。但在一个拥有新闻自由的正常运作的民主国家中，这正是新闻界的作用。我们不是宣传员，政府有足够的宣传人员。”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克里斯称自己为反战、反帝国主义人士，然而这类声音在美国正在被边缘化。克里斯认为，责任在于美国媒体。
“比如，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北约是一个防御性组织。这对任何在中东的人来说都是可笑的。他们知道北约是一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力量，它已经扩展到几乎俄罗斯的边界，违背了里根政府、撒切尔夫人和德国政府当年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不超出统一德国的边界的承诺。克林顿政府后来承诺不会在中欧或东欧驻扎北约军队，但现在中东欧有数千北约军队。然而美国公众对此一无所知。”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在反战的路上，克里斯从未放弃。3月离开“今日俄罗斯”后，他依然活跃于社交媒体上。当被问及是否会担心自己的安全以及未来时，克里斯说，他知道会付出什么代价，但他愿意付出代价，那是正直的代价。
一边妖魔化他人，一边视自己为世界的道德仲裁者，“美国正变得更加孤立”
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美国舆论把这场冲突描述为一场“民主”和“专制”的对决，把北约东扩包装成“对专制的对抗”，给反对谴责乌克兰的国家贴上“反对民主”的标签。克里斯认为，这是一种很幼稚的行为。
“每次我们开战，无论与谁——萨达姆·侯赛因还是普京，敌人都会被描述为‘新的希特勒’。美国在玩一个非常愤世嫉俗的游戏，所以他们向乌克兰输送数量惊人的武器，并在波兰训练乌克兰军队，因为他们想制造一个泥潭，创造另一个车臣或阿富汗。这个想法是让俄罗斯流血，但真正流血的是乌克兰人——当你不断引进那么多数量的武器，乌克兰人就没有动力去谈判任何形式的和平协议。我报道战争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并没有在善与恶之间分裂。那是在卡通片里才会出现的场景，然而美国媒体正在向公众传播这种认知。”克里斯告诉《环球时报》。
在克里斯看来，这种幼稚不仅体现在对“今日俄罗斯”的封杀，还体现在乌克兰危机以来美西方对俄罗斯实行的一系列“取消文化”。在国际上知名的一些俄罗斯艺术家成为目标，被要求选边站，甚至不得不辞职，连俄罗斯的猫都成为被制裁的对象。
克里斯提及，2003年，因法国反对美国主导下的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炸薯条（French fries）被美国种族主义者称作自由薯条（freedom fries）。
“民族主义的病与自高自大有关。这就是人们喜欢它的原因。但民族主义的另一面总是种族主义。从他们诋毁普京和诋毁俄罗斯的方式中，你会看到这一点。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但这肯定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克里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有非常正当的不满。它和在中东的人们一样非常清楚，北约是一个侵略性的实体，而不是一个防御实体。这从它在台海和南海对中国的挑衅就可以看出。
“美国正变得更加孤立无援。如果我们要建立任何类型的真正对话，我们必须了解其他人如何看待我们，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妖魔化他人并将自己提升为世界的道德仲裁者，我们只会使冲突长期存在。”克里斯说。（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王雯雯）
【#巴奴大战海底捞# 战火蔓延至安徽】有消息称，今年5月#巴奴毛肚火锅#将要在合肥万象城开设首家门店，目前门店正在装修中，这也将是巴奴在安徽的首个门店。一部分安徽吃货感叹终于能在安徽吃上巴奴了，也不少安徽的消费者笑谈合肥也要出现“店长日记”了。
之所以发出这种笑谈的原因是最近巴奴的一位员工，不小心把该店铺的“店长日记”错发到了顾客群，这篇含“海底捞”词汇过多的文件引发了一众群友的激烈讨论，成了近期火锅圈的热事。
原本就是一个区域内两家店铺之间的竞争，但万万没想到吃货眼中无小事，此事一度上了微博热搜。有消费者表示更喜欢巴奴的产品，也有消费者表示就是更喜欢海底捞，觉得这就是在给巴奴打广告，更有中立这表示都无所谓，主要是要把吃的整得色香味美，一时间争论不休。
巴奴与海底捞的争论热闹，但他们竞争背后的原因与结果更值得消费者关注。
极致的产品主义与极致的服务主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巴奴，作为火锅品类细分化打法的发起者和代表者，凭借它的“毛肚”“菌汤”“产品主义”，目前在全国拥有85家直营店，覆盖北京、上海、西安、苏州、南京、郑州等20多个城市，如今已是高端火锅代表。因为一路高光，所以向来备受关注。
翻看它的品牌发展史，就好比一部和海底捞的“纠缠史”。
巴奴老大杜中兵公开表示巴奴学过3年海底捞，但估计是这几年的模仿中，巴奴发现同样的路线没法赶上甚至超越海底捞，进而开始了由模仿到对标的差异化竞争路线。
与海底捞极致的服务主义相对立，巴奴提倡极致的产品主义，光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就注定这两家要天天“摩擦”了，毕竟根本上发展方向不同，承认对方就意味着否定自己。
而且巴奴之前的“服务不是巴奴的特色，毛肚和菌汤才是”、“服务不过度，样样都讲究”等标语，也处处透露着对标海底捞的意味，可以说这十几年的竞争中，巴奴与海底捞之间的比较早已屡见不鲜了。
而且巴奴与海底捞的竞争也并非单项的，比如当初闹得沸沸扬扬的“鸭血”之争，海底捞先发推文表示《为什么海底捞只卖血旺？》，针对巴奴原创的鲜鸭血展开攻势，而后巴奴也回应《巴奴为什么能卖鲜鸭血？》予以回击。
还有“海底捞被质疑抄袭巴奴”，能说海底捞也碰瓷？都不是，本质上就是服务主义和产品主义的对碰，很正常的商业竞争。
根据海底捞发布的2021年财报数据显示，海底捞报告期内亏损了41.6亿元，市场反应就是去年的大规模关店。
在海底捞节节败退期间，越来越多的火锅品牌脱颖而出，这一众火锅品牌们都在盯着这行业第一的宝座，你有所失误有所败退，而消费者对于火锅的消费需求持续上涨，行业整体亦呈现上升趋势，自然有越来越多的火锅品牌们顶上。
可以说无论从过去的发展还是日后的趋势上来看，海底捞、巴奴这些火锅品牌们相互竞争都是常态，尤其是接近头部的领域，竞争就更加地白热化，这群搞餐饮的老板们就算再不懂兵法，也当知晓敌方弱势之时，便是进军最好的东风。
企业“内卷”的方向是向上的
在这次的热搜中，一众“吃瓜群众”都在感叹如今火锅圈也“内卷”起来了，不少吃货们都是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态度。
诚然，近几年不断“内卷”的态势让很多消费者被动地置身其中，最近也是频频传出各大龙头企业们裁员的消息，各行各业的员工们都要感叹一句生活不易，纷纷大呼“躺平”。
可此次事件当中，卷的不再是消费者们，而是企业们，那对于这些深受“内卷”迫害的年轻消费者而言，自然是大声叫好，甚至还嫌“不过瘾”。
毕竟对于消费者而言，企业“内卷”的直接受益者就是自己，企业们“内卷”的越严重，就越说明自身处在优势阶段的买方市场，这些火锅龙头们挤破头要的是自己去消费，自然待价而沽，谁做得更好去谁家。
就好比以前学校食堂一直推崇以整个食堂为整体，以窗口为单位独立经营，本质上就是为了避免一家独大带来的餐品懈怠，不少报道中的学校餐品质量、价格等问题的根源就是一家承包整个食堂带来的懈怠。
而且餐饮行业本质上与其他领域不同，它就是很直白地靠产品与服务去解决消费者饮食刚需的产业，没有太复杂的经营模式。且坚持长期主义的品牌餐饮，不像网红餐厅做的是一次性的流量生意，他们做的做的是翻台率、要的是复购率，是从数量到质量，从拉新到留存的全生态。
也正因如此，越是龙头的餐饮品牌就越需要“内卷”，它们的店铺选址都是客流量的集中地，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谁家生意更好一目了然，也自然而然更能发现对方的优点所在。
如今“内卷”的不再是消费者，而是企业们，那么作为消费者的一方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比“躺平”更舒服的“躺赢”，只需按照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自有企业为了你的喜好而自我改进，不断进步。
就像前面的用户评价一般，如今很多用户对巴奴不了解还是在于身边没有近距离的巴奴店铺，但随着巴奴店铺的不断铺开，巴奴与海底捞的正面交锋将会演变为服务与品质的白刃战，带给当地消费者的只会是竞争带来的产品与服务升级。
比如说巴奴接下来在合肥店铺的铺开，自然而然会在合肥与海底捞再度上演攻坚战，届时合肥的消费者们线下感受到的产品与服务，可比这线上的一些小风波来的酣畅。 https://t.cn/Rt5qRxf
之所以发出这种笑谈的原因是最近巴奴的一位员工，不小心把该店铺的“店长日记”错发到了顾客群，这篇含“海底捞”词汇过多的文件引发了一众群友的激烈讨论，成了近期火锅圈的热事。
原本就是一个区域内两家店铺之间的竞争，但万万没想到吃货眼中无小事，此事一度上了微博热搜。有消费者表示更喜欢巴奴的产品，也有消费者表示就是更喜欢海底捞，觉得这就是在给巴奴打广告，更有中立这表示都无所谓，主要是要把吃的整得色香味美，一时间争论不休。
巴奴与海底捞的争论热闹，但他们竞争背后的原因与结果更值得消费者关注。
极致的产品主义与极致的服务主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巴奴，作为火锅品类细分化打法的发起者和代表者，凭借它的“毛肚”“菌汤”“产品主义”，目前在全国拥有85家直营店，覆盖北京、上海、西安、苏州、南京、郑州等20多个城市，如今已是高端火锅代表。因为一路高光，所以向来备受关注。
翻看它的品牌发展史，就好比一部和海底捞的“纠缠史”。
巴奴老大杜中兵公开表示巴奴学过3年海底捞，但估计是这几年的模仿中，巴奴发现同样的路线没法赶上甚至超越海底捞，进而开始了由模仿到对标的差异化竞争路线。
与海底捞极致的服务主义相对立，巴奴提倡极致的产品主义，光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就注定这两家要天天“摩擦”了，毕竟根本上发展方向不同，承认对方就意味着否定自己。
而且巴奴之前的“服务不是巴奴的特色，毛肚和菌汤才是”、“服务不过度，样样都讲究”等标语，也处处透露着对标海底捞的意味，可以说这十几年的竞争中，巴奴与海底捞之间的比较早已屡见不鲜了。
而且巴奴与海底捞的竞争也并非单项的，比如当初闹得沸沸扬扬的“鸭血”之争，海底捞先发推文表示《为什么海底捞只卖血旺？》，针对巴奴原创的鲜鸭血展开攻势，而后巴奴也回应《巴奴为什么能卖鲜鸭血？》予以回击。
还有“海底捞被质疑抄袭巴奴”，能说海底捞也碰瓷？都不是，本质上就是服务主义和产品主义的对碰，很正常的商业竞争。
根据海底捞发布的2021年财报数据显示，海底捞报告期内亏损了41.6亿元，市场反应就是去年的大规模关店。
在海底捞节节败退期间，越来越多的火锅品牌脱颖而出，这一众火锅品牌们都在盯着这行业第一的宝座，你有所失误有所败退，而消费者对于火锅的消费需求持续上涨，行业整体亦呈现上升趋势，自然有越来越多的火锅品牌们顶上。
可以说无论从过去的发展还是日后的趋势上来看，海底捞、巴奴这些火锅品牌们相互竞争都是常态，尤其是接近头部的领域，竞争就更加地白热化，这群搞餐饮的老板们就算再不懂兵法，也当知晓敌方弱势之时，便是进军最好的东风。
企业“内卷”的方向是向上的
在这次的热搜中，一众“吃瓜群众”都在感叹如今火锅圈也“内卷”起来了，不少吃货们都是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态度。
诚然，近几年不断“内卷”的态势让很多消费者被动地置身其中，最近也是频频传出各大龙头企业们裁员的消息，各行各业的员工们都要感叹一句生活不易，纷纷大呼“躺平”。
可此次事件当中，卷的不再是消费者们，而是企业们，那对于这些深受“内卷”迫害的年轻消费者而言，自然是大声叫好，甚至还嫌“不过瘾”。
毕竟对于消费者而言，企业“内卷”的直接受益者就是自己，企业们“内卷”的越严重，就越说明自身处在优势阶段的买方市场，这些火锅龙头们挤破头要的是自己去消费，自然待价而沽，谁做得更好去谁家。
就好比以前学校食堂一直推崇以整个食堂为整体，以窗口为单位独立经营，本质上就是为了避免一家独大带来的餐品懈怠，不少报道中的学校餐品质量、价格等问题的根源就是一家承包整个食堂带来的懈怠。
而且餐饮行业本质上与其他领域不同，它就是很直白地靠产品与服务去解决消费者饮食刚需的产业，没有太复杂的经营模式。且坚持长期主义的品牌餐饮，不像网红餐厅做的是一次性的流量生意，他们做的做的是翻台率、要的是复购率，是从数量到质量，从拉新到留存的全生态。
也正因如此，越是龙头的餐饮品牌就越需要“内卷”，它们的店铺选址都是客流量的集中地，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谁家生意更好一目了然，也自然而然更能发现对方的优点所在。
如今“内卷”的不再是消费者，而是企业们，那么作为消费者的一方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比“躺平”更舒服的“躺赢”，只需按照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自有企业为了你的喜好而自我改进，不断进步。
就像前面的用户评价一般，如今很多用户对巴奴不了解还是在于身边没有近距离的巴奴店铺，但随着巴奴店铺的不断铺开，巴奴与海底捞的正面交锋将会演变为服务与品质的白刃战，带给当地消费者的只会是竞争带来的产品与服务升级。
比如说巴奴接下来在合肥店铺的铺开，自然而然会在合肥与海底捞再度上演攻坚战，届时合肥的消费者们线下感受到的产品与服务，可比这线上的一些小风波来的酣畅。 https://t.cn/Rt5qRxf
【MU5735事故中，如何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他们】“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现在最需要帮助的人，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该怎样帮助他们。”在江涛看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后，如何去帮助事故中机上人员的家属，以及被这起事故深度影响的人们，是让人揪心的问题。事故发生后，江涛所在的一家国内头部心理咨询公司第一时间面向机上人员家属及相关人员开通了公益性的心理咨询热线。“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产生了比较强的应激反应，需要第一时间进行心理疏导，而在事故发生后的24~72小时内，这是进行心理帮助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要快。”
该机构负责人江涛介绍称，灾难性事件的当事人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想要度过心理上的难关，一般要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否认期，当事人会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在内心中根本就不接受灾难性事件的发生，然后可能会产生悲痛、愤怒等情绪，再逐渐接受现实、恢复心理韧性、适应环境变化，最后才能恢复正常。而想要帮助当事人度过艰难的时期，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救助服务。“在这期间如果没有处理好当事人心理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他们今后出现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是其他的心理疾病，所以这方面确实有大量专业的工作要做。”
截至3月24日早上8:30，这条心理咨询热线一共接听了55通电话。江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打电话来寻求心理救助的基本可以划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求助者就是机上人员的亲友，这部分人已经出现了应激状态，“通俗来说，就是情绪正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需要马上对他们进行情绪上的疏导。
“他们在看到我们公布的公益热线电话后，就主动打过来，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倾听他的诉求，帮助他们释放情绪。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想寻求一种情感上的共情和支持，坦白而言，他们所处的那种状态，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辨识和思考其他事情了，仅仅是悲伤的情绪就足以压垮他们，他们急需的是一个真诚、安全、毫无压力的倾听途径。”江涛称。
第二类人群则是MU5735航班机组人员的同事，在江涛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这部分求助者的困境不仅在于陷入了悲痛的情绪，还在于他们萌生了对飞行这份职业的彷徨甚至恐惧。
3月2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除了直接相关人员与公众，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关注、但是却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就是空乘人员。“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关注空乘人员群体的反应，他们虽然人数少于乘客，但是个独特、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他们选择这个职业时会了解职业风险，但肯定更了解飞机的安全性，在发生事故后，我们应当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尽快调整情绪。”马弘称。
第三类人群是机上乘客的同事，他们求助的原因是，在得知自己的同事在出差的过程中以这种方式意外遇难，情绪一时还难以接受。
最后一类人群则是机上人员亲友的朋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或是陪伴自己的朋友，于是打电话来寻求帮助。“我们会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辅导，包括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该怎样去陪伴、倾听等等。”江涛称。
在江涛看来，非专业人员或者说不太掌握心理救助专业技能的普通民众，如果想要去帮助有应激创伤的当事人，需要把握的最核心的原则就是，理解对方的心情，重视他们的心理需求，不要带着评判的心理去安慰，而是要传递出一种价值理念——“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不论是悲伤，还是愤怒，或者其他负面情绪，这都是很正常的”。提供帮助的人需要给当事人一种感受，就是有人在真诚地陪伴他，他与外界依旧存在一种很亲密的连接。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在陪伴当事人的时候，忽视了对方的感受与需要，急于向当事人传递自己的一些价值导向或观点，比如‘你要节哀顺变’，或者‘你的生活还要继续，不要悲伤，不要哭泣，一切向前看’，我们不太建议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心理韧性，他即便身处于那种痛苦的情境下，也不需要你的观点和建议，他需要的是有人能够与他共情，去理解他的感受，比起带有评判的安慰，他们更需要的是真诚的陪伴与倾听”。江涛称。
此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名誉会长赵国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建议称，对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人，我们一般可以尽可能地倾听他们讲话，不要随意打断，对于一些非理性的表达也不要急于去纠正，因为不断地表达可以有效帮其减轻痛苦，眼睛关注着他，认真听他讲话，在旁边递上热毛巾，帮忙擦下眼泪，都能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
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江涛认为，也有许多大家容易忽视的工作需要去做。首要之务就是媒体在正常的信息通报之外，不应对灾难性事件进行过度报道。这当中包括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不应做出侵犯当事人隐私、可能给他们带来困扰的报道；也包括从保护公众角度出发，不应过多传播空难现场残骸、遇难者个人物件等画面，因为这样做不仅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也会给公众造成替代性的创伤，如会让一些人陷入对飞机这种交通工具的极度恐惧，引发心理焦虑，留下心理阴影。
此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普通大众来说，超量的视频、图片和信息摄入，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损伤，及时开通心理服务热线能够顾及潜在人群，进而最大程度降低这起不幸事件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无论是地震灾难，还是自杀事件，以及这次的空难事件，建议媒体都不应过度报道。现在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误区，有人认为没有新闻报道，就可能意味着忽略了当事人的感受，或者没有给当事人提供帮助。 实际上，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专业的心理救助队伍都会第一时间给当事人提供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会在确保当事人安全的情况下，及时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的帮助。”江涛称。
据此前公开报道，在东航MU5735坠毁事故发生后，首批50余名心理专家已赶赴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广西梧州也组织了70名心理医生待命，随时准备对到梧州的机上人员家属进行心理疏导。截至《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仍旧有许多人通过心理咨询热线寻求帮助。江涛介绍称，有的求助者只是进行简单的倾诉，有的求助者则需要转介到更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处接受更专业、耗时更长的沟通。他表示，对于求助的机上人员亲友，他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恢复情况，提供跟踪服务。
“这些天我也注意到，围绕媒体在灾难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职业伦理道德有一些公开讨论，我觉得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之后，如果当事人确实有向公众倾诉、分享个人故事的意愿，想要把情绪释放出来，让公众去知道他的感受，也未尝不可。但媒体如果过多打扰当事人，或者在当事人不知情，甚至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去深挖当事人的个人经历，是绝对不可以的。”江涛对《环球时报》称。
至于媒体和自媒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江涛认为，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一方面必须要客观陈述事实，另一方面需要向公众传达正确信息，“就是假如你身边的人遇到类似的创伤性事件，你应该怎样去陪伴、倾听，怎样去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而不是做出错误的引导和示范。如果大家都能够去传递客观、真实、科学和有温度的声音，我觉得价值会非常大。”（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樊巍）
该机构负责人江涛介绍称，灾难性事件的当事人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想要度过心理上的难关，一般要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否认期，当事人会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在内心中根本就不接受灾难性事件的发生，然后可能会产生悲痛、愤怒等情绪，再逐渐接受现实、恢复心理韧性、适应环境变化，最后才能恢复正常。而想要帮助当事人度过艰难的时期，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救助服务。“在这期间如果没有处理好当事人心理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他们今后出现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是其他的心理疾病，所以这方面确实有大量专业的工作要做。”
截至3月24日早上8:30，这条心理咨询热线一共接听了55通电话。江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打电话来寻求心理救助的基本可以划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求助者就是机上人员的亲友，这部分人已经出现了应激状态，“通俗来说，就是情绪正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需要马上对他们进行情绪上的疏导。
“他们在看到我们公布的公益热线电话后，就主动打过来，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倾听他的诉求，帮助他们释放情绪。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想寻求一种情感上的共情和支持，坦白而言，他们所处的那种状态，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辨识和思考其他事情了，仅仅是悲伤的情绪就足以压垮他们，他们急需的是一个真诚、安全、毫无压力的倾听途径。”江涛称。
第二类人群则是MU5735航班机组人员的同事，在江涛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这部分求助者的困境不仅在于陷入了悲痛的情绪，还在于他们萌生了对飞行这份职业的彷徨甚至恐惧。
3月2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除了直接相关人员与公众，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关注、但是却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就是空乘人员。“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关注空乘人员群体的反应，他们虽然人数少于乘客，但是个独特、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他们选择这个职业时会了解职业风险，但肯定更了解飞机的安全性，在发生事故后，我们应当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尽快调整情绪。”马弘称。
第三类人群是机上乘客的同事，他们求助的原因是，在得知自己的同事在出差的过程中以这种方式意外遇难，情绪一时还难以接受。
最后一类人群则是机上人员亲友的朋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或是陪伴自己的朋友，于是打电话来寻求帮助。“我们会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辅导，包括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该怎样去陪伴、倾听等等。”江涛称。
在江涛看来，非专业人员或者说不太掌握心理救助专业技能的普通民众，如果想要去帮助有应激创伤的当事人，需要把握的最核心的原则就是，理解对方的心情，重视他们的心理需求，不要带着评判的心理去安慰，而是要传递出一种价值理念——“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不论是悲伤，还是愤怒，或者其他负面情绪，这都是很正常的”。提供帮助的人需要给当事人一种感受，就是有人在真诚地陪伴他，他与外界依旧存在一种很亲密的连接。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在陪伴当事人的时候，忽视了对方的感受与需要，急于向当事人传递自己的一些价值导向或观点，比如‘你要节哀顺变’，或者‘你的生活还要继续，不要悲伤，不要哭泣，一切向前看’，我们不太建议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心理韧性，他即便身处于那种痛苦的情境下，也不需要你的观点和建议，他需要的是有人能够与他共情，去理解他的感受，比起带有评判的安慰，他们更需要的是真诚的陪伴与倾听”。江涛称。
此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名誉会长赵国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建议称，对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人，我们一般可以尽可能地倾听他们讲话，不要随意打断，对于一些非理性的表达也不要急于去纠正，因为不断地表达可以有效帮其减轻痛苦，眼睛关注着他，认真听他讲话，在旁边递上热毛巾，帮忙擦下眼泪，都能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
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江涛认为，也有许多大家容易忽视的工作需要去做。首要之务就是媒体在正常的信息通报之外，不应对灾难性事件进行过度报道。这当中包括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不应做出侵犯当事人隐私、可能给他们带来困扰的报道；也包括从保护公众角度出发，不应过多传播空难现场残骸、遇难者个人物件等画面，因为这样做不仅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也会给公众造成替代性的创伤，如会让一些人陷入对飞机这种交通工具的极度恐惧，引发心理焦虑，留下心理阴影。
此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普通大众来说，超量的视频、图片和信息摄入，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损伤，及时开通心理服务热线能够顾及潜在人群，进而最大程度降低这起不幸事件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无论是地震灾难，还是自杀事件，以及这次的空难事件，建议媒体都不应过度报道。现在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误区，有人认为没有新闻报道，就可能意味着忽略了当事人的感受，或者没有给当事人提供帮助。 实际上，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专业的心理救助队伍都会第一时间给当事人提供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会在确保当事人安全的情况下，及时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的帮助。”江涛称。
据此前公开报道，在东航MU5735坠毁事故发生后，首批50余名心理专家已赶赴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广西梧州也组织了70名心理医生待命，随时准备对到梧州的机上人员家属进行心理疏导。截至《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仍旧有许多人通过心理咨询热线寻求帮助。江涛介绍称，有的求助者只是进行简单的倾诉，有的求助者则需要转介到更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处接受更专业、耗时更长的沟通。他表示，对于求助的机上人员亲友，他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恢复情况，提供跟踪服务。
“这些天我也注意到，围绕媒体在灾难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职业伦理道德有一些公开讨论，我觉得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之后，如果当事人确实有向公众倾诉、分享个人故事的意愿，想要把情绪释放出来，让公众去知道他的感受，也未尝不可。但媒体如果过多打扰当事人，或者在当事人不知情，甚至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去深挖当事人的个人经历，是绝对不可以的。”江涛对《环球时报》称。
至于媒体和自媒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江涛认为，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一方面必须要客观陈述事实，另一方面需要向公众传达正确信息，“就是假如你身边的人遇到类似的创伤性事件，你应该怎样去陪伴、倾听，怎样去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而不是做出错误的引导和示范。如果大家都能够去传递客观、真实、科学和有温度的声音，我觉得价值会非常大。”（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樊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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