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本民国《湖社月刊》
文·图◎ 金鉴
我与朋友前往黄县游玩，听当地人说这里有个古玩城，很感兴趣，决定前往一探究竟。于是，我们按照手机里的地图导航寻找到了这个地方。黄县古玩城是座四层小楼，虽然不大，但密布摊位，东西也算得上琳琅满目。
我们从一楼逛到四楼，将所有摊位大致看了一遍。实话说，有品位、高档次的东西并不多，但也见到几件不错的——一件绿釉竹束笔筒，有“乾隆年制”的款识，要价在数千元；一块乾隆年制的朱砂墨，要价千元；一对档次较高的紫砂盆，要价2000元。对于我感兴趣的民国民窑的旧瓷器，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大多数摊位上，以售卖帽筒、茶壶茶碗居多，文革时的物品也有，但大多残缺。
让我感兴趣并动了心的物件，是在一个很小的摊位的玻璃柜里的9本《湖社月刊》。《湖社月刊》是王世襄的大舅——大画家金绍城先生在民国时筹办的，是以金绍城为首的湖社画会编纂的刊物，享誉当时的京城。店主是位老先生，见到有人知道《湖社月刊》，很兴奋，他小心翼翼地将9本《湖社月刊》拿出来一一展示在柜台上，口若悬河、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并且允许我们随意拍照。他说：“这可是上世纪30年代的原物，在我手中已经20多年了，这9本中的图片是珂罗版，对研究美术或绘画的人最有意义，是罕见的宝贝啊！”
几年前，我曾在北京隆福寺中国书店见到过6本精装在一起的《湖社月刊》，旁边还有两本零本的《湖社月刊》，标价竟达6000元。由于价位太高，我并不打算买，所以当时也不好意思请店员拿出来观看，只从那翻开皮的精装《湖社月刊》的封面上看，有河南图书馆的印章。虽然因为价高，没有舍得购买，但却一直惦念着。未曾想到，今日能在黄县见到了9本，这实在是一种缘分。
仔细翻看这9本刊物，其中几本各有程度不同的残缺。虽然，从刊物的内容上看，感觉不错，但摊主要价每本300元，我还是犹豫了。我请店主将那9本《湖社月刊》放回玻璃柜内，买下了这家摊位上的两套《古文释义》（八册全）及另一套《尺牍》（六册全），售价共计500元。
中午，和朋友在古玩城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朋友建议我，如果真的对那9本《湖社月刊》喜欢，不妨砍砍价将其拿了，毕竟这是第二次见到，是一场缘分，不容易。我思量着，也觉得实在难得。于是，吃完饭，我们又回到了古玩城，跟店主商量退掉刚买的两套古籍，买下9本《湖社月刊》。一番唇枪舌战，最终我以2200元价格成交。这是我多年淘书以来，花费最多的一次，可见它在我心中的分量。
浅谈9本《湖社月刊》
回到家后，迫不及待地拿出这9本刊物欣赏。《湖社月刊》每期封面都选择了一幅历史上著名的画作，每期封面都请一位名人书写刊名，例如：第30册封面插图选用了胡冷庵藏《清石涛和尚山水》。
迄今为止，湖社画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会”。1919年列强被迫退还“庚子赔款”，当时议定该项赔款只限于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于是兴办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中法大学。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雅好书画，遂批准用日本退还“庚款”的一部分开办了“中国画研究会”，由金北楼（即金绍城）任会长，周肈祥任副会长。1926年，金北楼先生去世，金开藩（金北楼长子，字潜庵，号荫湖）及门人弟子多人，为继承先师遗志，于北京钱粮胡同15号，北楼先生之墨茶阁成立画会。因北楼号“藕湖”，故会员各取“湖”字为号。画会取名“湖社”。推中国画学研究会原副会长周肈祥为会长，金开藩为总干事。湖社画会同门社友200余人。《湖社月刊》宗旨是“提倡艺术，阐扬国光”，自1927年3月起至1936年3月共出刊100册，后合订成3大本，数十年来在画界广为流传。除刊登古今名人书画外，旁及历代金石文器，时贤诗词及画评画论，可以说是一本综合性图文并茂的文艺类杂志。1984年4月26日，湖社画店在北京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隆重开业，古建门楼上悬挂着张学良、齐白石书写的“湖社”金匾，参加开幕式的来宾达400多人。1997年，新一届的北京湖社画会领导机构成立，会长孙菊生、监事长齐良迟。
这9本《湖社月刊》采用了大量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画作，唐韩幹画太狮少狮图；唐柳公权小楷十三行真迹；唐人画佛；五代文矩天寒翠袖图；宋尼僧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其二；宋米芾行书卷二；宋赵子固水仙卷其一；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其七；宋李龙眠五马图其三、其四；元倪云林狮子林图其三；元王蒙松溪独钓图；元王若水花鸟；元任月山画马其二；明唐寅待隐图卷其一；明徐文长山水；清董邦达画观音大士；清石涛老年对题山水册其四。
《湖社月刊》中还有一部分是湖社画会同仁自己的收藏，例如：唐阎立本画后周武帝像（梁衆异藏）；唐人游骑图手卷（浩然堂藏）；唐人画佛（金蔭湖藏）；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溥心畬藏）；宋许道宁山水卷其一（周大文藏）；宋赵令穰湖莊清夏图卷（浩然堂藏）；元王蒙松溪独钓图（邵和甫藏）；元朱德润山水长卷（浩然堂藏）；清郎世宁春郊阅骏图其三（金潜庵藏）。
《湖社月刊》采用的插图很大比例是金先生所绘画或是湖社同仁的绘画，如金北楼先生仿董思翁豀山图、金北楼先生《仿新罗青绿山水》《百鸟谱》《松鹰》《柿子》，等等。不仅量大且占据前页主要位置，可见北楼先生绘画之精湛。《湖社月刊》刊登了同仁所绘的大量作品，从我购买的这9本刊物中所知：除了金城先生以外，如胡佩衡先生《溪山深秀图卷前段》；惠柘湖绘《山水》；徐北汀《蜀道寒云图》；陈梅湖画马；陈少梅人物；张南湖梅花；刘饮湖丘壑听泉图；李枕湖画猴；金潜庵画猴；金陶陶女士荷花；张瘦梅刻竹；康同璧女士桐月；李绘秋女士山水；方药雨（著名钱币学家）山水；王子久人物；何练湖画松，等等。
从《湖社月刊》第53册《介绍湖社同仁鬻画启示》（即为出售画的告示），不仅可以大致了解湖社画会门人的情况（当然不是全体湖社画会之成员），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其成员的构成。除金开藩外，驰骋于我国近代画坛的著名画家胡佩衡、惠孝同、陈少梅、王雪涛、吴镜汀、徐北汀，以及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早期都是湖社画会的重要人物。
民国时期流行的《故宫周刊》《北洋画报》《点石斋画报》等诸多刊物中，以《湖社月刊》属绘画界较为著名的刊物。湖社画会在北平经常举办展览或是笔会，因而影响较大。《湖社月刊》正刊每册16页，副刊刊登广告及润笔公告，虽然仅仅16页，关于绘画类连载极其丰富。采用较为先进的珂罗版选刊的照片，涉及范围很广，古泉、刻竹、古墨、缂丝、名瓷、青铜器，当然更多的是湖社同仁收藏的我国历朝历代的古画，及湖社同仁自己创作的绘画。它不仅仅是为专业绘画工作者出版的刊物，对于喜爱绘画类的人或是对绘画感兴趣的人，无疑是提升绘画理论水平的好刊物。
摆在我书桌上的这9本《湖社月刊》，虽然品相不尽如人意，但几个月来，我越看越感觉内容浩瀚，因时隔近百年，阅读时要经常借助一些必要的工具书查阅在这9本《湖社月刊》中书画类信息量很大。用大量的篇幅刊载吴兴金绍城著的《画学讲义》《藕庐诗草》，以及同仁刊载的画学理论，如王拱之《中国美术史讲义》、金潜庵《略述绘画源流》及《六法分诠》等论画著述，均以连载形式刊载。
《湖社月刊》20世纪30年代初的抗日行动
我淘到的这 9本《湖社月刊》，时间大致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之间，正好在1931年9月18日事变前后。“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这9期《湖社月刊》的内容，记录了当时北平文化界同仇敌忾，抗日的决心与举动。他们声讨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之野心，抵制日货，举行义卖筹得重金寄往抗战前线等动人故事，令人感佩。
《湖社月刊》第50册扉页有《反日连索》一文，文中写道：“在我举国上下救灾奔走不暇的今日，那穷凶极恶的日帝国主义居然乘火打劫，大规模地来蹂躏我国领土了……我们要知道，光是愤慨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尽量推行下列几件事：一绝对不买日本商店的货物；二同日人断绝一切经济关系；三将日本人暴行的经过及民族存亡的危机宣传给一般无知识的民众；四自今以后对于中日关系当尽心研究，至少也须有一些的了解。最后望你本着爱国的热忱，将此连索照录几封，或以此信转寄给你的亲友，那么多一封信，便可以多一个人的醒觉了。湖社同人敬传。
这篇发布在第50册中的《反日连索》，不仅放在扉页第二面且通篇套红，可见《湖社月刊》对其重视，这期正好赶上是刊物百号，金开藩（荫湖）《本刊百号纪念感言》中所说：“恰值壹佰号出版，回春梅柳，敷采江山，其盛事也，虽然国难未已，外事方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反映了北平画界文人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精神。
同样在第50册《画界琐闻》中有：“画家何叙甫，自暴日侵我东三省以来，各界均极力抗日敝社义愤填胸，何敢后人，自应对日经济绝交，根本不用日货。敝刊因事曾屡向印刷局，催换他国纸料，宁愿甘受损失，以尽国民天职，惟值此纸料缺乏之时，不止敝刊，对此抱憾，阅者高明当必有以谅之。”从这条消息可以看出，当时《湖社月刊》使用的是日本纸印刷的刊物。不仅如此，当时不少物品我国是从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购进的，当然是物美价廉了，否则不会舍近求远使用进口货。《湖社月刊》在当时宁愿调用他国原料自己受损，也不使用日本纸，并将为此耽误读者阅刊敬请读者谅之的精神，实在可敬可佩。
《湖社月刊》第51期中有胡佩衡一文《问作画宜用何种笔？》，从中看到著名画家胡佩衡先生以前一直喜欢用日本鹿毫笔，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先生毅然抵制日货，改用李福寿制作的书画用笔中的大白云、中白云、獬爪等笔。胡佩衡先生号召大家使用国产的画笔，并向众同仁推荐李福寿研制的适于书画用笔，盛赞它们不仅刚柔适中，且能耐久，价亦极廉。
《湖社画刊》第53册《画界琐闻》中有：“近日北平诗家李释堪、曹纕蘅、暨寿石工等，筹备慰劳前敌将士救济伤兵难民之书画筹款会，预定借公园董事会为会址，征求名家自作书画，当场售卖所得之款，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成绩甚佳。”
以上这条《画界琐闻》报道，请大家注意，这种自发地在公园董事会会址征求名家画作举办义卖，以慰劳前敌将士及伤病难民的筹款会，不是举办一次，而是“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可见当时北平文化界在民族危亡、大敌当前、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可贵精神。寿石工（1885—1950），浙江绍兴人，定居北平。工诗词、书法、篆刻，均自成一家。寿石工于中国传统书法和篆刻有独到的创造。寿石工是民国时活跃在北平文化界的人物。
大家知道寿石工以书法、篆刻卓立于当时的北平，其书法金石味浓厚，琉璃厂现在还挂有他书写的匾额“萃珍斋”，为这条文化街增辉。寿石工先生是当时享誉京城的书法金石大家。先生不仅内修高尚，还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在大敌当前，组织举办名家书画品义卖筹金支援前线，精神实在可圈可点。
正像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北平的画界同仁通过《湖社月刊》积极筹资抗战，我以为这是最值得称道的！
文·图◎ 金鉴
我与朋友前往黄县游玩，听当地人说这里有个古玩城，很感兴趣，决定前往一探究竟。于是，我们按照手机里的地图导航寻找到了这个地方。黄县古玩城是座四层小楼，虽然不大，但密布摊位，东西也算得上琳琅满目。
我们从一楼逛到四楼，将所有摊位大致看了一遍。实话说，有品位、高档次的东西并不多，但也见到几件不错的——一件绿釉竹束笔筒，有“乾隆年制”的款识，要价在数千元；一块乾隆年制的朱砂墨，要价千元；一对档次较高的紫砂盆，要价2000元。对于我感兴趣的民国民窑的旧瓷器，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大多数摊位上，以售卖帽筒、茶壶茶碗居多，文革时的物品也有，但大多残缺。
让我感兴趣并动了心的物件，是在一个很小的摊位的玻璃柜里的9本《湖社月刊》。《湖社月刊》是王世襄的大舅——大画家金绍城先生在民国时筹办的，是以金绍城为首的湖社画会编纂的刊物，享誉当时的京城。店主是位老先生，见到有人知道《湖社月刊》，很兴奋，他小心翼翼地将9本《湖社月刊》拿出来一一展示在柜台上，口若悬河、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并且允许我们随意拍照。他说：“这可是上世纪30年代的原物，在我手中已经20多年了，这9本中的图片是珂罗版，对研究美术或绘画的人最有意义，是罕见的宝贝啊！”
几年前，我曾在北京隆福寺中国书店见到过6本精装在一起的《湖社月刊》，旁边还有两本零本的《湖社月刊》，标价竟达6000元。由于价位太高，我并不打算买，所以当时也不好意思请店员拿出来观看，只从那翻开皮的精装《湖社月刊》的封面上看，有河南图书馆的印章。虽然因为价高，没有舍得购买，但却一直惦念着。未曾想到，今日能在黄县见到了9本，这实在是一种缘分。
仔细翻看这9本刊物，其中几本各有程度不同的残缺。虽然，从刊物的内容上看，感觉不错，但摊主要价每本300元，我还是犹豫了。我请店主将那9本《湖社月刊》放回玻璃柜内，买下了这家摊位上的两套《古文释义》（八册全）及另一套《尺牍》（六册全），售价共计500元。
中午，和朋友在古玩城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朋友建议我，如果真的对那9本《湖社月刊》喜欢，不妨砍砍价将其拿了，毕竟这是第二次见到，是一场缘分，不容易。我思量着，也觉得实在难得。于是，吃完饭，我们又回到了古玩城，跟店主商量退掉刚买的两套古籍，买下9本《湖社月刊》。一番唇枪舌战，最终我以2200元价格成交。这是我多年淘书以来，花费最多的一次，可见它在我心中的分量。
浅谈9本《湖社月刊》
回到家后，迫不及待地拿出这9本刊物欣赏。《湖社月刊》每期封面都选择了一幅历史上著名的画作，每期封面都请一位名人书写刊名，例如：第30册封面插图选用了胡冷庵藏《清石涛和尚山水》。
迄今为止，湖社画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会”。1919年列强被迫退还“庚子赔款”，当时议定该项赔款只限于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于是兴办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中法大学。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雅好书画，遂批准用日本退还“庚款”的一部分开办了“中国画研究会”，由金北楼（即金绍城）任会长，周肈祥任副会长。1926年，金北楼先生去世，金开藩（金北楼长子，字潜庵，号荫湖）及门人弟子多人，为继承先师遗志，于北京钱粮胡同15号，北楼先生之墨茶阁成立画会。因北楼号“藕湖”，故会员各取“湖”字为号。画会取名“湖社”。推中国画学研究会原副会长周肈祥为会长，金开藩为总干事。湖社画会同门社友200余人。《湖社月刊》宗旨是“提倡艺术，阐扬国光”，自1927年3月起至1936年3月共出刊100册，后合订成3大本，数十年来在画界广为流传。除刊登古今名人书画外，旁及历代金石文器，时贤诗词及画评画论，可以说是一本综合性图文并茂的文艺类杂志。1984年4月26日，湖社画店在北京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隆重开业，古建门楼上悬挂着张学良、齐白石书写的“湖社”金匾，参加开幕式的来宾达400多人。1997年，新一届的北京湖社画会领导机构成立，会长孙菊生、监事长齐良迟。
这9本《湖社月刊》采用了大量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画作，唐韩幹画太狮少狮图；唐柳公权小楷十三行真迹；唐人画佛；五代文矩天寒翠袖图；宋尼僧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其二；宋米芾行书卷二；宋赵子固水仙卷其一；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其七；宋李龙眠五马图其三、其四；元倪云林狮子林图其三；元王蒙松溪独钓图；元王若水花鸟；元任月山画马其二；明唐寅待隐图卷其一；明徐文长山水；清董邦达画观音大士；清石涛老年对题山水册其四。
《湖社月刊》中还有一部分是湖社画会同仁自己的收藏，例如：唐阎立本画后周武帝像（梁衆异藏）；唐人游骑图手卷（浩然堂藏）；唐人画佛（金蔭湖藏）；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溥心畬藏）；宋许道宁山水卷其一（周大文藏）；宋赵令穰湖莊清夏图卷（浩然堂藏）；元王蒙松溪独钓图（邵和甫藏）；元朱德润山水长卷（浩然堂藏）；清郎世宁春郊阅骏图其三（金潜庵藏）。
《湖社月刊》采用的插图很大比例是金先生所绘画或是湖社同仁的绘画，如金北楼先生仿董思翁豀山图、金北楼先生《仿新罗青绿山水》《百鸟谱》《松鹰》《柿子》，等等。不仅量大且占据前页主要位置，可见北楼先生绘画之精湛。《湖社月刊》刊登了同仁所绘的大量作品，从我购买的这9本刊物中所知：除了金城先生以外，如胡佩衡先生《溪山深秀图卷前段》；惠柘湖绘《山水》；徐北汀《蜀道寒云图》；陈梅湖画马；陈少梅人物；张南湖梅花；刘饮湖丘壑听泉图；李枕湖画猴；金潜庵画猴；金陶陶女士荷花；张瘦梅刻竹；康同璧女士桐月；李绘秋女士山水；方药雨（著名钱币学家）山水；王子久人物；何练湖画松，等等。
从《湖社月刊》第53册《介绍湖社同仁鬻画启示》（即为出售画的告示），不仅可以大致了解湖社画会门人的情况（当然不是全体湖社画会之成员），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其成员的构成。除金开藩外，驰骋于我国近代画坛的著名画家胡佩衡、惠孝同、陈少梅、王雪涛、吴镜汀、徐北汀，以及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早期都是湖社画会的重要人物。
民国时期流行的《故宫周刊》《北洋画报》《点石斋画报》等诸多刊物中，以《湖社月刊》属绘画界较为著名的刊物。湖社画会在北平经常举办展览或是笔会，因而影响较大。《湖社月刊》正刊每册16页，副刊刊登广告及润笔公告，虽然仅仅16页，关于绘画类连载极其丰富。采用较为先进的珂罗版选刊的照片，涉及范围很广，古泉、刻竹、古墨、缂丝、名瓷、青铜器，当然更多的是湖社同仁收藏的我国历朝历代的古画，及湖社同仁自己创作的绘画。它不仅仅是为专业绘画工作者出版的刊物，对于喜爱绘画类的人或是对绘画感兴趣的人，无疑是提升绘画理论水平的好刊物。
摆在我书桌上的这9本《湖社月刊》，虽然品相不尽如人意，但几个月来，我越看越感觉内容浩瀚，因时隔近百年，阅读时要经常借助一些必要的工具书查阅在这9本《湖社月刊》中书画类信息量很大。用大量的篇幅刊载吴兴金绍城著的《画学讲义》《藕庐诗草》，以及同仁刊载的画学理论，如王拱之《中国美术史讲义》、金潜庵《略述绘画源流》及《六法分诠》等论画著述，均以连载形式刊载。
《湖社月刊》20世纪30年代初的抗日行动
我淘到的这 9本《湖社月刊》，时间大致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之间，正好在1931年9月18日事变前后。“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这9期《湖社月刊》的内容，记录了当时北平文化界同仇敌忾，抗日的决心与举动。他们声讨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之野心，抵制日货，举行义卖筹得重金寄往抗战前线等动人故事，令人感佩。
《湖社月刊》第50册扉页有《反日连索》一文，文中写道：“在我举国上下救灾奔走不暇的今日，那穷凶极恶的日帝国主义居然乘火打劫，大规模地来蹂躏我国领土了……我们要知道，光是愤慨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尽量推行下列几件事：一绝对不买日本商店的货物；二同日人断绝一切经济关系；三将日本人暴行的经过及民族存亡的危机宣传给一般无知识的民众；四自今以后对于中日关系当尽心研究，至少也须有一些的了解。最后望你本着爱国的热忱，将此连索照录几封，或以此信转寄给你的亲友，那么多一封信，便可以多一个人的醒觉了。湖社同人敬传。
这篇发布在第50册中的《反日连索》，不仅放在扉页第二面且通篇套红，可见《湖社月刊》对其重视，这期正好赶上是刊物百号，金开藩（荫湖）《本刊百号纪念感言》中所说：“恰值壹佰号出版，回春梅柳，敷采江山，其盛事也，虽然国难未已，外事方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反映了北平画界文人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精神。
同样在第50册《画界琐闻》中有：“画家何叙甫，自暴日侵我东三省以来，各界均极力抗日敝社义愤填胸，何敢后人，自应对日经济绝交，根本不用日货。敝刊因事曾屡向印刷局，催换他国纸料，宁愿甘受损失，以尽国民天职，惟值此纸料缺乏之时，不止敝刊，对此抱憾，阅者高明当必有以谅之。”从这条消息可以看出，当时《湖社月刊》使用的是日本纸印刷的刊物。不仅如此，当时不少物品我国是从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购进的，当然是物美价廉了，否则不会舍近求远使用进口货。《湖社月刊》在当时宁愿调用他国原料自己受损，也不使用日本纸，并将为此耽误读者阅刊敬请读者谅之的精神，实在可敬可佩。
《湖社月刊》第51期中有胡佩衡一文《问作画宜用何种笔？》，从中看到著名画家胡佩衡先生以前一直喜欢用日本鹿毫笔，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先生毅然抵制日货，改用李福寿制作的书画用笔中的大白云、中白云、獬爪等笔。胡佩衡先生号召大家使用国产的画笔，并向众同仁推荐李福寿研制的适于书画用笔，盛赞它们不仅刚柔适中，且能耐久，价亦极廉。
《湖社画刊》第53册《画界琐闻》中有：“近日北平诗家李释堪、曹纕蘅、暨寿石工等，筹备慰劳前敌将士救济伤兵难民之书画筹款会，预定借公园董事会为会址，征求名家自作书画，当场售卖所得之款，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成绩甚佳。”
以上这条《画界琐闻》报道，请大家注意，这种自发地在公园董事会会址征求名家画作举办义卖，以慰劳前敌将士及伤病难民的筹款会，不是举办一次，而是“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可见当时北平文化界在民族危亡、大敌当前、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可贵精神。寿石工（1885—1950），浙江绍兴人，定居北平。工诗词、书法、篆刻，均自成一家。寿石工于中国传统书法和篆刻有独到的创造。寿石工是民国时活跃在北平文化界的人物。
大家知道寿石工以书法、篆刻卓立于当时的北平，其书法金石味浓厚，琉璃厂现在还挂有他书写的匾额“萃珍斋”，为这条文化街增辉。寿石工先生是当时享誉京城的书法金石大家。先生不仅内修高尚，还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在大敌当前，组织举办名家书画品义卖筹金支援前线，精神实在可圈可点。
正像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北平的画界同仁通过《湖社月刊》积极筹资抗战，我以为这是最值得称道的！
【这位女老师不简单[赞]教书教出了大动静】
吴英 棠中初中部语文备课组长，作为四川省青少年作家班指导教师✍️ 所教学生朱沐恩、周山棣、陈绘羽等公开发表文章上百篇；学生胡馨已出版散文集、长篇小说创作中； 学生万圣杰在2017第十二届全国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初赛中荣获二等奖，在网络赛区荣获特等奖，在现场总决赛中荣获一等奖，并斩获“十佳营员”称号；学生刘彦恒创作的文言文悔过书被新华社报道，阅读量超过10万！#棠湖中学校友[超话]##双流身边事##大棠有名堂# https://t.cn/z8UzQdl
吴英 棠中初中部语文备课组长，作为四川省青少年作家班指导教师✍️ 所教学生朱沐恩、周山棣、陈绘羽等公开发表文章上百篇；学生胡馨已出版散文集、长篇小说创作中； 学生万圣杰在2017第十二届全国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初赛中荣获二等奖，在网络赛区荣获特等奖，在现场总决赛中荣获一等奖，并斩获“十佳营员”称号；学生刘彦恒创作的文言文悔过书被新华社报道，阅读量超过10万！#棠湖中学校友[超话]##双流身边事##大棠有名堂# https://t.cn/z8UzQdl
#商丘好人# 【商丘好人｜社会道德基础就应当这样构筑和抬升】作者简介：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正师职研究员。三次参加边境作战轮战，荣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全军统评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专家，是泰山学者特聘专家。担任了人民大学、兰州大学等数十家院校的客座教授、顾问，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中青年专家，入选全军首批创新型人才，入选人民论坛“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先后获人民网“2012年度、2013年度最受欢迎十大访谈嘉宾”，新浪网“2013年度最有价值专栏作家”。
向中央和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100余份，部分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大战略》等著作32部，发表文章30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我因为长期围绕信仰信念、核心价值与道德人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故对英雄模范群体有更多关注，当有同志向我介绍“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并提及这项活动肇始于那个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商丘好人”——李学生，还是能够勾起当年一些记忆。
我当时只是关注了李学生的英雄事迹，而未对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更多故事予以跟进。所以，当拿到“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相关材料，尤其了解到由活动而来的良好社会反响，及其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在优化社会和改善民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为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蕴含其间的创造性思维和规律性把握，又是因此而产生许多值得总结、抽象和推广的经验。这一点放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的基础建设和相关要求当中，更凸显出意义和价值。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自上而下教育灌输转化为启发群众自觉
任何国家或社会都会致力于主流价值体系建设，并努力作用于社会大众，因此便产生了以何种方式方法有效达成目的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两种模式，对在校青少年或对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多采取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这种方式无疑最有效力，但对散存于社会且处于流动中的人群来讲并不适用，因此必须采取与社会特点和群体特征相吻合的方式方法进行，这就是社会教育。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特征，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特点，所作的积极探索，由于持续时间长，探索深入而富于地方特色和个性特点，成长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概括起来，其最突出特点是形散神聚，“形散”是让群众在各种活动中接受教育引导，“神聚”是因为主题活动内容鲜明又聚焦，而不致流于形式。又因为活动所张扬的好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注入地方人文特色，故而形成鲜活生动的载体，让群众在咀嚼品味和感知中觉悟起来。
即便是局外人关注该活动，也能够体察出组织推动者的理念、思路和用心在于对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能力的充分信任。应当承认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大幅上升，且拥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其自我教育能力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练，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是开展自我教育的基础条件。至于内在动力则源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找饭吃，有了饭吃后必定步入精神层面，进行人生价值的更深刻理解和更强烈追求。
中国社会人文品质已经和正在进入提升期，这个提升的动因来自于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方面人们在解决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必定思考何为有品质有价值的人生，包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幸福的源泉和争取这些终极命题。另一方面则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东西，尤其是道德建设，结果出现了许多让人痛心的现象，直接削弱了我们的幸福感。两个方面都促进全社会进入思考中。
进一步分析问题，我们从“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此方面的思想高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确立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大历史使命，任何一个使命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或社会道德建设更涉及到主体是谁与依靠谁的问题。显然，该主题活动真正把群众作为了参与主体，同时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这已经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在主题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进而注定获得成功。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给群众创造了自我修养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通达路径
在持续进行的“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好人，又是因为这些标杆散落在各行各业，与广大群众密切接触，实时互动，因而产生直接而又鲜活的启蒙作用，这应当是该活动最成功之处。
换句话说，“商丘好人”应是很好地解决了可复制性和更强辐射力的问题。当群众看到原本的“身边人”和自己一样平凡普通，只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变得不再平凡普通，至少较自己而言获得了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褒奖。有了身边的标杆，“幸福是干出来的”就鲜活而又生动，真切而可效仿。所以，“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根本上是在为普通人提供更佳的人生价值或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走上去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生。
深入分析我们会进一步理解“商丘好人”最大特色，在普通群众中开展，以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侧重于广大群众，可谓集合了领域各层次的“成功人士”，属于混合团队，这既是特色也是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所在。
我长期担任“北京榜样”的评选专家和现场颁奖佳宾，在早期活动定位问题上就向组织方建议，一定要保持“草根”风格，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普通群众中的道德相对更纯净，辐射面或范围更宽广。事实上，“北京榜样群体”所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原因之一就在于着眼和着力于普通群众的风格特点。
我们知道，英雄模范是主流社会借助的诠释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载体，要使这种载体作用得到更大发挥，不断增强辐射力和稳定性，很重要的就是将英雄模范的实践进行精神抽象，进而积淀为文化，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就富于广泛性和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推广意义。
就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确需要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不管他们彰显于当下还是沉淀于历史，都是全社会全民族效仿的榜样，展现着前进的姿态和大众努力方向。我们经常讲，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大英雄就是苦难危难中的拯救者，但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多，故而是大众的精神偶像，同时也难让人产生质感和可复制。“商丘好人”则是平民英雄，没有大英雄那么伟大，但在社会中不可或缺，并且构成为区域性人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然，“商丘好人”主题活动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由心而外，由渐悟到顿悟。让群众去评价他心目中的好人，同时又让每个人接受评价，加之过程中官方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必然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周围人乃至更多人的认同和接受，但对实现的路径未必都很清楚，当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形成主流后，所有人便理解到只要像其他好人一样从生活点滴做起，自己就能够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好人，由此自我教育得已形成。
支持自我教育的另一个内在动因也需要我们在这里关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关心自己的生命长度，但仅有长度是不够的，还要有宽度和厚度，这就涉及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曾经的那个时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今天少有人这样说，但不说不意味着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内容，这个问题注定时时进入我们的脑海里，因为规律使然。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变得生动质感而又丰富多彩
以更宽阔视野分析问题，我们国家承担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责任者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制度设计是小政府大社会，其政府权力有限职责范围也有限，总体上政党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涉及精神或道德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或责任主要由学校和非政府组织承担，即基础教育阶段由学校承担，进入社会或职场则由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
在我们国家主体责任必然地落在党委和政府肩上，这与传统文化有关，比如我们是非宗教传统国家，更重要的还是与制度建构和权力运行关联，一定意义上我们建设的是权力和责任相对无限的政府，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党委、政府所承担的责任。
正是由于责任由党委和政府一力承担，无任何推卸责任的理由，决定了必须以最优成果来完成或回应使命责任，这就有了长期以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懈探索和创新。应当说“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创新成果。对于该成果和经验，宏观讲属于党和国家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组成部分，具体说则是当地党委和政府求真务实的结晶，同时折射出责任感与工作姿态。
认定整个主题活动富于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彩，还是从与社会脉动层面认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已然成为区域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或名片，由此大幅提升社会关注度及其聚焦能力，这一点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可或缺。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或体验，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或社会，太多让我们关注的事物，这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很多事物处在“闪过”状态，留不下太多印象就不会驻足思考，更难进入价值系统，化作行为上的自觉。当这项主题活动成为品牌和名片，效果大不相同。
仍然以好人主题公园建设分析问题，不管是建设规模还是图景设计，思想内含还是表现力，该项建设对主题活动都是一个点睛之笔。它生动诠释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品质和要义，由个体到群体，有起点无终点，不断丰富延伸发展，因此形成更多在发展空间和升华高度。
既然“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愈是得到实践证明的区域经验，也应当可以抽象和规律化，而广泛的推广价值。还可以说，“商丘好人”给各方面的启示之一，社会主流价值引领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空间，只要立身当地社会实际，同时着眼群众喜闻乐，坚持贴近、贴近、再贴近，许多富于生命力的经验做法必定产生出来。
向中央和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100余份，部分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大战略》等著作32部，发表文章30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我因为长期围绕信仰信念、核心价值与道德人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故对英雄模范群体有更多关注，当有同志向我介绍“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并提及这项活动肇始于那个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商丘好人”——李学生，还是能够勾起当年一些记忆。
我当时只是关注了李学生的英雄事迹，而未对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更多故事予以跟进。所以，当拿到“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相关材料，尤其了解到由活动而来的良好社会反响，及其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在优化社会和改善民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为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蕴含其间的创造性思维和规律性把握，又是因此而产生许多值得总结、抽象和推广的经验。这一点放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的基础建设和相关要求当中，更凸显出意义和价值。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自上而下教育灌输转化为启发群众自觉
任何国家或社会都会致力于主流价值体系建设，并努力作用于社会大众，因此便产生了以何种方式方法有效达成目的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两种模式，对在校青少年或对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多采取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这种方式无疑最有效力，但对散存于社会且处于流动中的人群来讲并不适用，因此必须采取与社会特点和群体特征相吻合的方式方法进行，这就是社会教育。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特征，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特点，所作的积极探索，由于持续时间长，探索深入而富于地方特色和个性特点，成长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概括起来，其最突出特点是形散神聚，“形散”是让群众在各种活动中接受教育引导，“神聚”是因为主题活动内容鲜明又聚焦，而不致流于形式。又因为活动所张扬的好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注入地方人文特色，故而形成鲜活生动的载体，让群众在咀嚼品味和感知中觉悟起来。
即便是局外人关注该活动，也能够体察出组织推动者的理念、思路和用心在于对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能力的充分信任。应当承认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大幅上升，且拥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其自我教育能力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练，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是开展自我教育的基础条件。至于内在动力则源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找饭吃，有了饭吃后必定步入精神层面，进行人生价值的更深刻理解和更强烈追求。
中国社会人文品质已经和正在进入提升期，这个提升的动因来自于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方面人们在解决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必定思考何为有品质有价值的人生，包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幸福的源泉和争取这些终极命题。另一方面则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东西，尤其是道德建设，结果出现了许多让人痛心的现象，直接削弱了我们的幸福感。两个方面都促进全社会进入思考中。
进一步分析问题，我们从“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此方面的思想高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确立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大历史使命，任何一个使命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或社会道德建设更涉及到主体是谁与依靠谁的问题。显然，该主题活动真正把群众作为了参与主体，同时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这已经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在主题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进而注定获得成功。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给群众创造了自我修养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通达路径
在持续进行的“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好人，又是因为这些标杆散落在各行各业，与广大群众密切接触，实时互动，因而产生直接而又鲜活的启蒙作用，这应当是该活动最成功之处。
换句话说，“商丘好人”应是很好地解决了可复制性和更强辐射力的问题。当群众看到原本的“身边人”和自己一样平凡普通，只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变得不再平凡普通，至少较自己而言获得了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褒奖。有了身边的标杆，“幸福是干出来的”就鲜活而又生动，真切而可效仿。所以，“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根本上是在为普通人提供更佳的人生价值或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走上去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生。
深入分析我们会进一步理解“商丘好人”最大特色，在普通群众中开展，以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侧重于广大群众，可谓集合了领域各层次的“成功人士”，属于混合团队，这既是特色也是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所在。
我长期担任“北京榜样”的评选专家和现场颁奖佳宾，在早期活动定位问题上就向组织方建议，一定要保持“草根”风格，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普通群众中的道德相对更纯净，辐射面或范围更宽广。事实上，“北京榜样群体”所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原因之一就在于着眼和着力于普通群众的风格特点。
我们知道，英雄模范是主流社会借助的诠释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载体，要使这种载体作用得到更大发挥，不断增强辐射力和稳定性，很重要的就是将英雄模范的实践进行精神抽象，进而积淀为文化，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就富于广泛性和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推广意义。
就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确需要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不管他们彰显于当下还是沉淀于历史，都是全社会全民族效仿的榜样，展现着前进的姿态和大众努力方向。我们经常讲，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大英雄就是苦难危难中的拯救者，但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多，故而是大众的精神偶像，同时也难让人产生质感和可复制。“商丘好人”则是平民英雄，没有大英雄那么伟大，但在社会中不可或缺，并且构成为区域性人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然，“商丘好人”主题活动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由心而外，由渐悟到顿悟。让群众去评价他心目中的好人，同时又让每个人接受评价，加之过程中官方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必然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周围人乃至更多人的认同和接受，但对实现的路径未必都很清楚，当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形成主流后，所有人便理解到只要像其他好人一样从生活点滴做起，自己就能够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好人，由此自我教育得已形成。
支持自我教育的另一个内在动因也需要我们在这里关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关心自己的生命长度，但仅有长度是不够的，还要有宽度和厚度，这就涉及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曾经的那个时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今天少有人这样说，但不说不意味着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内容，这个问题注定时时进入我们的脑海里，因为规律使然。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变得生动质感而又丰富多彩
以更宽阔视野分析问题，我们国家承担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责任者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制度设计是小政府大社会，其政府权力有限职责范围也有限，总体上政党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涉及精神或道德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或责任主要由学校和非政府组织承担，即基础教育阶段由学校承担，进入社会或职场则由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
在我们国家主体责任必然地落在党委和政府肩上，这与传统文化有关，比如我们是非宗教传统国家，更重要的还是与制度建构和权力运行关联，一定意义上我们建设的是权力和责任相对无限的政府，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党委、政府所承担的责任。
正是由于责任由党委和政府一力承担，无任何推卸责任的理由，决定了必须以最优成果来完成或回应使命责任，这就有了长期以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懈探索和创新。应当说“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创新成果。对于该成果和经验，宏观讲属于党和国家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组成部分，具体说则是当地党委和政府求真务实的结晶，同时折射出责任感与工作姿态。
认定整个主题活动富于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彩，还是从与社会脉动层面认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已然成为区域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或名片，由此大幅提升社会关注度及其聚焦能力，这一点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可或缺。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或体验，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或社会，太多让我们关注的事物，这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很多事物处在“闪过”状态，留不下太多印象就不会驻足思考，更难进入价值系统，化作行为上的自觉。当这项主题活动成为品牌和名片，效果大不相同。
仍然以好人主题公园建设分析问题，不管是建设规模还是图景设计，思想内含还是表现力，该项建设对主题活动都是一个点睛之笔。它生动诠释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品质和要义，由个体到群体，有起点无终点，不断丰富延伸发展，因此形成更多在发展空间和升华高度。
既然“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愈是得到实践证明的区域经验，也应当可以抽象和规律化，而广泛的推广价值。还可以说，“商丘好人”给各方面的启示之一，社会主流价值引领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空间，只要立身当地社会实际，同时着眼群众喜闻乐，坚持贴近、贴近、再贴近，许多富于生命力的经验做法必定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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