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奥迪高层任命Werner Paul Eichhorn负责中国区也是看中了其拥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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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高层震荡，一季度近30位高管职位变动

全球车市下行的状况还在进一步恶化，由此引发的车企裁员潮已经波及到了高管。据盖世汽车统计，一季度已经有26位车企高管职位发生变动，其中副总裁及以上级别占八成。

奥迪、通用、极星、PSA等海外车企陆续更换了中国区总裁，即使是特斯拉，也更换了生产总监和超级工厂副总裁。

自主车企如奇瑞、众泰和长城汽车等也发生了人事变动。原东风雷诺营销负责人陈曦加入奇瑞，担任奇瑞品牌营销中心总经理，负责星途品牌营销工作。众泰副总裁邓晓明于2020年3月16日离职，去向未明。

在这场震荡中，尤以造车新势力的变动最为剧烈。据盖世汽车不完全统计，一季度已经有9位新势力车企高管离职。例如，蔚来高级副总裁黄晨东于3月底离职。威马汽车、小鹏汽车、合众汽车、天际汽车、博郡汽车、零跑汽车也都出现高管出走情况。

那么，这些高层变动背后都隐藏着怎样的信息？此篇我们来看一看。

应对车市变化，跨国车企更换中国区高管

对于跨国车企来说，中国一直是重要市场。但是自2019年开始，包括通用、福特在内的跨国车企在中国区出现了明显的销量下滑，因而中国区高层陷入了频繁变动中。

日前，据通用汽车官方消息，通用汽车中国区总裁Matt Tsien将出任全球首席技术官。通用中国总裁一职将由现任国际运营部高级副总裁Julian Blissett接任。

Matt Tsien于2014年1月1日上任，在其任职的2014年-2017年，通用中国的业绩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是近两年，通用中国销量下滑比例增大。

对于通用来说，目前面对着业绩增长和转型的双重压力，此次人事变动就是应对这两方面压力的战略性调整。Matt Tsien将会主导通用的电气化项目，而Julian Blissett主要负责通用中国区市场工作。毫无疑问，二人都会面临沉重的压力。

通用之外，奥迪中国也再次换帅。据近期消息，奥迪中国区总裁将由原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总经理Werner Paul Eichhorn接任。而现任奥迪中国区总裁武佳碧将调任大众集团总部。

此次Werner Paul Eichhorn上任的首要任务就是带领奥迪重夺中国市场高端品牌销量冠军的宝座。Werner Paul Eichhorn曾经负责过奥迪在中国的销售任务，在其任职期间，奥迪在华销量实现了快速增长。此次奥迪高层任命Werner Paul Eichhorn负责中国区也是看中了其拥有多年中国市场开拓经验。不过近几年中国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上也多出了许多竞争品牌，Werner Paul Eichhorn能否续写奥迪在中国的辉煌还未可知。

另一个撤换中国区高管的车企是PSA。4月1日，PSA集团秘书长Gregoire Olivier接棒Carlos Gomes，担任中国区业务负责人。

Carlos Gomes自上任以来，就通过改变营销策略来扩展中国市场。但是据市场数据显示，PSA在华合资企业神龙汽车，2018年卖出25.3万辆，同比下滑33%；2019年销量为11.4万辆，同比下滑55%。销量不及预期的还有其他品牌，例如标致雪铁龙。

PSA在公告中表示，Gregoire Olivier深谙中国汽车市场和中国文化，这将为集团目前提升在华业绩带来竞争优势。

从奥迪和PSA对继任人的选择来看，跨国车企对中国市场极为看重，负责人需要了解中国市场且对开拓中国市场有经验。极星、本田等车企也相继撤换了中国区高管，继任者的选拔同样有类似考虑。

颓势之下，自主品牌高管流动频繁

随着合资品牌价格的不断下探，再加上外部严峻的车市环境，部分自主品牌市场份额不断下滑。

2020年3月17日，众泰汽车发布公告，董事会近日收到了公司副总裁邓晓明递交的辞职报告，今后邓晓明将不再担任众泰公司任何职务。据悉，众泰汽车在三年内换了三位副总裁，平均每位在位时间只有短短一年。

高管频繁变动，对于哪家公司来说都是不正常的。根据乘联会销量数据显示，2019年众泰汽车（不包括君马）品牌销量仅为11.66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近50%。

不过，单是更换高管很难解决众泰当下的困境。长期以来，众泰在新品上缺乏创新能力，且频频爆出质量问题，不具有正向研发能力，再加上车市寒冬，销量不佳，没有多余的钱投入到研发上，长此以往造成恶性循环。

无独有偶，近日奇瑞官方宣布，奇瑞股份副总裁、奇瑞品牌营销中心总经理贾亚权，不再兼任星途品牌营销中心总经理一职，该岗位将由陈曦接任。此外，奇瑞营销公司副总经理、EXEED星途品牌营销中心品牌总监杨宁也已调离星途，回归奇瑞品牌营销中心任职。

自星途品牌发布以来，星途营销中心陆续换了两任总经理。第一任曹志刚上任半年，第二任贾守平在位也只有半年，此后由贾亚权兼职。

营销高层调整频繁，加上内部体系尚待梳理，星途品牌在营销推广和渠道建设上都面临较大现实挑战，陈曦此次可谓是“临危受命”。不过陈曦之前在东风雷诺做出了出色的业绩，能否带领星途再次实现销量突破，还需时间检验。

据消息人士透露，日前长城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李贺兴加入了观致汽车，但双方尚未对此做出官方回应。

虽然流失了销售人才，但长城在销售公司用户中心总经理的岗位上迎来了赵昱辉，赵昱辉此前任蔚来汽车用户中心副总裁。

综合以上，自主品牌人才流动也较为频繁。如要扭转颓势，需要提升产品竞争力，重视用户体验以及搭建有效营销体系，这往往也是自主品牌人才需求重点。

水土不服？新造车高管回归传统车企

据盖世汽车统计，一季度有9位新造车企业高管离任，其中多数选择回归到传统车企。

3月初，原合众汽车品牌公关中心总经理兼营销公司副总裁邓凌加盟上汽大通，担任品牌公关及策略部副总监一职。据悉，邓凌在加入合众汽车前先后担任长安福特以及东风雪铁龙的销售负责人。

天际汽车向东平于2月份离开了天际汽车，并于3月份加入了现代汽车，任现代汽车集团（中国）副总裁、北京现代副总经理、销售本部长。

向东平曾在上汽大众工作17年，并创造出了途观、朗逸、帕萨特等多个车型的销售记录。后在2016年和2017年先后供职于上汽集团以及沃尔沃，于2017年10月正式出任天际汽车联合创始人、董事兼首席营销官。

刚刚加入奇瑞星途的陈曦老东家是新造车企业博郡，陈曦也有多年传统车企工作经验，在博郡只待了一年多时间就回归到传统车企。

新造车势力兴起后，多数企业为了获得快速发展，纷纷高薪从传统车企挖人，也就出现了前几年传统车企高管频频加入造车新势力的现象。但是经过几年的发展，造车新势力的诸多问题暴露出来，资金荒、人才流动频繁、难成市场规模等等都让这些高管们备受压力。

这些高管们的任期时间都很多短，有媒体认为是传统车企方法不适用于造车新势力，造成高管们“水土不服”，难出成效。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造车新势力高管回归到传统车企是由于传统车企转型需求，对于其实现“新四化”有帮助，因而传统车企纷纷从造车新势力挖人。

对于车企来说，通过更换高管来提升销量、实现转型并非新鲜事，但需要指出的是，高管很多时候作用确实是决定性的，只是高管调整不一定能带来想要的效果。企业的发展向来是多因素以及多方努力下的结果，因此想要长远发展，除了进行高管调整之外，车企还需提升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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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四清：高校科研论文的质量之辨——SCI论文都是谁在写？】

一直以来，围绕科研工作者的考核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数字，对于这样的考核方法，有专家称之为“数数”。论文数量和引用率都是数字指标，但并不应该被当作评价科研成果的不二法宝。真正能衡量研究含金量的是同行评议。■《科学时报》记者韩琨

又到了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们盘点和总结一年工作的时候了。其中，论文对于每一位需要参加考核的老师来说都十分重要。事实上，除了老师们对自己的总结，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也在对上一年度我国科研工作者所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和分析。

上月底，“中信所”公布了最新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14年我国发表的《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数量排世界第2位，10年来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世界第4位。

然而，近年来，在我国科技论文整体质量有所提高的同时，媒体却向公众指出了另一个值得人注意的现象。那就是，高校论文整体低于科研机构的论文质量。这是怎么一回事，又是为什么呢？

{科研机构是“国家队”}

有媒体按照中信所的统计结果进行对比，得出结论：“中国高校SCI论文的整体质量要比中国科研机构的整体质量低一些。”这一分析主要集中于论文发表单位在“表现不俗论文”这一方面的表现。

中信所对“表现不俗论文”这一概念的解释是：若在每个学科领域，按论文被引用次数的世界均值画一条线，高于均线的就是表现不俗论文。

排在前30名的我国科研机构中，有21家机构的表现不俗论文已占所发论文总数的一半以上，就是一多半的论文被引次数达到世界均值；而同样按发表表现不俗论文的数量排队，排在前30名的我国高校中，竟没有一所高校发表的表现不俗论文能达到其论文总数的一半。

对于这样的对比结果，南京林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教授林中祥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他给出的理由也十分易于理解：在划定了前30名这一比较范围之后，能排进前30名的科研机构几乎都是“国”字头系统的专门科研机构，发展的学科也比较集中，反观高校，即使是我国一流大学，往往学科众多。

“大学里不同学科的基础不同，排名也参差不齐，不可能一所大学每一个学科产出的论文都是高水平的。”林中祥说，这样一来，竞争力不强的学科难免会在数字统计中“拉后腿”。

“另外，就是课题和经费的对比，科研院所在这一方面也比绝大部分高校有优势，实验条件较好也是研究出成果的保障之一。”他补充道。

{“都是我们在写”}

“发表的论文基本上都是我们在写，第一作者署导师的名字。这种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老师们也不避讳承认这一点。”上海某“985工程”高校博士生小古告诉记者，而这种情况是不分高校还是科研机构的，“都一样”。

小古说，他的导师不仅是实验室的一把手，还有本科生、研究生到博士生的教学任务，平日里又有许多学术会议需要参加，“想一想也知道他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完完整整地写篇论文”。

“毕竟科研机构的老师们也有自己的学生，只是体量方面无法和高校相比。”他说，换言之，上述被统计的SCI论文中，有一大半来自于硕士生、博士生之手，这些在读的学生才是中国科技论文的主要写作者。

不过，小古立即向记者补充，这样的情况绝非我国特有，“我有同学在国外大学的实验室读博，情况也是如此。很简单，老师们尤其是‘大牛’导师实在很忙，他们没时间一篇一篇地写”。

导师们有科研任务，要计“工分”，学生们同样也有必须完成的“工分”，这事关他们的毕业大事，也直接影响着日后找工作的情况。

因此，身为学生的“小古”们也愿意借助自己导师的影响力投稿。他说：“既要写，还得能发出来，毕业前至少发表两篇论文，其中1篇还得是SCI论文。这是我从读博一开始就无时无刻不在念叨的‘头等大事’。”从这个角度出发，做学生的认为，导师愿意给我们一些课题、项目去做，是一件好事。

数量说完了，那么发表的这些论文的质量呢？

小古说，基本上论文质量还是要靠导师把关，而这就因人而异了。“主要与导师性格有关，有的导师要求高，学生就多改几遍，有的导师事情多，要求就松一点。”

应该说，小古所说的这些刚好佐证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王孟昌的观点。

王孟昌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总结道：“高校的科研主力军是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论文的主要作者有博士学位的比例可能比科研院所要低，也就是说高校中绝大部分成果由最初级的科研工作者（‘科研学徒’）完成，而科研院所大部分由中高级的科研工作者完成，质量上应该会有不同。”

{数量、引用率的局限性}

在量化考核论文的重压下，“造”论文是许多人的应对之策。

关于制造论文，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秦四清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他表示：发表论文本应当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

“学者们在研究中有了新进展，有了较为满意的阶段性成果，自然而然要发论文，其一是为了学术交流的需要，让同行们知道自己干什么；其二是为了知识传承，推动科技进步。”

然而，现在的情况却让秦四清很痛心。“但目前我国学界几乎整体‘沦陷’了，为了职称、基金、奖励与荣誉等，拼命地批量制造山寨、灌水论文。”他说。于是，有人做课题做得极其细碎，有人来回做的内容都是“换汤不换药”，还有一些是纯属为了好发表而写的跟风之作。

关于引用率，小古表示导师和学校对此并未作要求。“很多高引用文章只是说明做那个方向的研究者特别多，并不能完全代表研究水平。” 换言之，仔细研究之下，尽管被引用率是衡量科研文献被其他研究者认可的标志，但并不全面。本文开头提到报道中对比所作的结论的参考价值似乎并不大。

“一篇文章的被引用率很高，并不意味它的含金量就高，也许只是一段时间范围内的热点，有的研究课题偏冷门，即使价值很高，也未必能广泛被引。”林中祥补充道。

王孟昌也表示新加坡这边的科研评估也会看被引用率的高低，但他认为：“用引用率来评价质量是片面的，引用率高，只能证明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数量巨大，并不能直接反映研究成果的质量。”

论文数量可以靠“凑”和“制造”，引用率的参考价值也有一定的限制，那么，究竟怎样的指标才能真实地反映科研质量呢？

{行政化的数字指挥棒}

“真正能衡量研究的含金量的，应该是同行评议。”林中祥说。

一直以来，围绕科研工作者的考核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数字，对于这样的考核方法，林中祥称之为“数数”。在他看来，论文数量和引用率都只是数字指标，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并不应该被当作评价科研成果的不二法宝。

他说：“其实，看一个人的研究成果怎么样，并不是看他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或者被多少人引用，而是从事相关研究的同行聚在一起，大家互相交换意见，基本上就能够知道水平高低。聊一下，就大概都明白了。”
在林中祥看来，科研成果还可以通过与业界的对接体现。但是，很多与企业合作的课题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发表文章，有迫切发文章需求的教师就较少去作技术开发方面的研究。

“在新加坡，评价科研成果会考虑研究的影响力，比如企业向学校购买／租用研究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的数量。”王孟昌说，至于论文数量，“比重不太大”。

在采访中，几位受访者不约而同地对记者表示，说来说去，还是科研评价体系的问题，而这其中，管理者们必须摆正统计的意义，而非盲目地迷信数字。只是问题在于，当管理者是外行时，数字对于他们就是最直观和可信的。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老师们必须跟着‘指挥棒’走。如果大学可以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的话，相信会好很多。”林中祥说。

《中国科学报》 (2015-11-05 第5版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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