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每天都有定闹钟 刚好昨早闹钟是很早
昨晚是沾床就睡 实在是熬不住
关灯前打开的手电筒和网易云 从00:57到03:24
半夜惊醒 论文还没熟悉还没分析
答辩前一周论文整理准备的进度：0%
答辩前三天论文整理准备的进度：10%
答辩前一晚论文整理准备的进度：30%
答辩当天：裸答[嘻嘻]
快了快了 8:00签到和调试哈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是头痛欲炸
早起搞论文的想法 简直是搞笑
要么睡前熬一熬搞掂 要么就别指望第二天早起
还是要清楚认知自己[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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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邯郸# #邯郸新闻网# 【邯郸拆违时发现一家六十年前的“银行”！】拆违建拆出旧址
5月7日下午，邯报融媒体记者走进h复兴区铁路大院办事处军营路社区，在该社区工作人员冯静的带领下，来到位于军营路胜利桥东侧的“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前。
在邯报融媒体记者眼前，呈现出一幢长方形外观的老式建筑，该建筑颜色为红砖灰瓦，看上去颇具年代感，很不起眼，如果不是看到外墙上清楚地雕刻有“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它根本不会引起记者的注意。该建筑附近，违建已经拆除完毕，让人感觉“破旧不堪”，很难想到这里曾也有过繁华热闹的景象，见证过我市银行和邮电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军营路上的“中国人民银行旧址”。
冯静向邯报融媒体记者介绍，这处“中国人民银行”旧址是前段时间社区拆违建时发现的，之前一直当民房使用，长期有租户在此居住，由于它的建筑风格和周边的民房一样，一点也不引人注意。社区工作人员在拆违时也是看到了外墙上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感觉很好奇，就通过走访在附近居住的上了岁数的老人打听了解，才知道原来这里以前就是一个银行。
冯静说，“中国人民银行”旧址这处建筑，从外观看是一个整体，其实它是由两个单位构成，南面是中国人民银行，北面是一个邮电所。中国人民银行的占地面积为257.7平方米，邮电所占地面积198平方米，两个单位属于独立办公，房内结构至今还保持着最初的办公格局。
在记者的要求下，冯静拿钥匙打开“中国人民银行”的房门。进入屋内，记者看到正对着大门的房间面积大约有50多平方米，还有两个小房间，房间内除了有之前租户遗留下来的空柜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地面上的废纸、塑料袋杂乱无章，墙壁也是灰乎乎的，房间的吊顶有的已经脱落，也看不出是什么颜色，总之一点儿也看不到当年银行的影子。
从小和“中国人民银行”做邻居
居民张冬晨从小在这里长大，生于1972年的他可以说见证了这里数十年来的沧桑变化。张冬晨告诉记者，“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大约建于上世纪50年代，他的家就住在“中国人民银行”北侧的邮电所内，因为他的父亲曾经是邮电所的所长。
军营路
张冬晨说，他家和“中国人民银行”仅一墙之隔，小时候他经常翻墙过去玩。其实外墙上“中国人民银行”一行字的下面，还有一行字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因为年代太久，已经完全脱落看不出来了。
“银行内共有三间屋子，分别是营业厅、保险柜屋和一间办公室。”张冬晨向记者描述，在一进门的营业厅内，有一溜大约1米2高的水泥台子，台子上有高高的铁栅栏直通屋顶，铁栅栏底部有小小的圆形洞口，可以伸进去一只手，方便人们办理业务。营业厅一侧还有一个方形的桌子，桌子旁有一个长条凳子，桌子上有那种蘸着笔水才能写字的笔。
当时每天都有人进出银行，银行里大约有四五名营业员。那时候也没有存折，人们都是拿着一张存单。张冬晨说，他还见到过有吉普车拉走银行保险柜，可能是保险柜里装满了钱就要拉到别的地方，那个年代没有运钞车，吉普车就相当于现在的运钞车了。当时银行后院内住着一家四口人，因为晚上银行也得有人看门，他听大人说，为了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看门的叔叔手里还有一把五四手枪，他当时就觉得好神气呀，可是没有亲眼见过。
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土地使用证。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大概上世纪80年代左右，这些单位就搬走了。张冬晨说，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复兴路、人民路的改扩建，军营路上的这处中国人民银行和邮电所就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
采访结束前，冯静对邯报融媒体记者说，作为社区工作人员，我们很庆幸在拆违中发现了“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和邮电所这处有意义的地方。目前，我们的想法是要把这处建筑好好保护起来，尽最大努力对它破损的地方进行修复，同时也希望能找到屋内的相关老物件，尽量恢复原貌，留下历史的印记，因为它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美好回忆。
邯报融媒体记者 周聪/文 范文平/影
5月7日下午，邯报融媒体记者走进h复兴区铁路大院办事处军营路社区，在该社区工作人员冯静的带领下，来到位于军营路胜利桥东侧的“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前。
在邯报融媒体记者眼前，呈现出一幢长方形外观的老式建筑，该建筑颜色为红砖灰瓦，看上去颇具年代感，很不起眼，如果不是看到外墙上清楚地雕刻有“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它根本不会引起记者的注意。该建筑附近，违建已经拆除完毕，让人感觉“破旧不堪”，很难想到这里曾也有过繁华热闹的景象，见证过我市银行和邮电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军营路上的“中国人民银行旧址”。
冯静向邯报融媒体记者介绍，这处“中国人民银行”旧址是前段时间社区拆违建时发现的，之前一直当民房使用，长期有租户在此居住，由于它的建筑风格和周边的民房一样，一点也不引人注意。社区工作人员在拆违时也是看到了外墙上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感觉很好奇，就通过走访在附近居住的上了岁数的老人打听了解，才知道原来这里以前就是一个银行。
冯静说，“中国人民银行”旧址这处建筑，从外观看是一个整体，其实它是由两个单位构成，南面是中国人民银行，北面是一个邮电所。中国人民银行的占地面积为257.7平方米，邮电所占地面积198平方米，两个单位属于独立办公，房内结构至今还保持着最初的办公格局。
在记者的要求下，冯静拿钥匙打开“中国人民银行”的房门。进入屋内，记者看到正对着大门的房间面积大约有50多平方米，还有两个小房间，房间内除了有之前租户遗留下来的空柜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地面上的废纸、塑料袋杂乱无章，墙壁也是灰乎乎的，房间的吊顶有的已经脱落，也看不出是什么颜色，总之一点儿也看不到当年银行的影子。
从小和“中国人民银行”做邻居
居民张冬晨从小在这里长大，生于1972年的他可以说见证了这里数十年来的沧桑变化。张冬晨告诉记者，“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大约建于上世纪50年代，他的家就住在“中国人民银行”北侧的邮电所内，因为他的父亲曾经是邮电所的所长。
军营路
张冬晨说，他家和“中国人民银行”仅一墙之隔，小时候他经常翻墙过去玩。其实外墙上“中国人民银行”一行字的下面，还有一行字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因为年代太久，已经完全脱落看不出来了。
“银行内共有三间屋子，分别是营业厅、保险柜屋和一间办公室。”张冬晨向记者描述，在一进门的营业厅内，有一溜大约1米2高的水泥台子，台子上有高高的铁栅栏直通屋顶，铁栅栏底部有小小的圆形洞口，可以伸进去一只手，方便人们办理业务。营业厅一侧还有一个方形的桌子，桌子旁有一个长条凳子，桌子上有那种蘸着笔水才能写字的笔。
当时每天都有人进出银行，银行里大约有四五名营业员。那时候也没有存折，人们都是拿着一张存单。张冬晨说，他还见到过有吉普车拉走银行保险柜，可能是保险柜里装满了钱就要拉到别的地方，那个年代没有运钞车，吉普车就相当于现在的运钞车了。当时银行后院内住着一家四口人，因为晚上银行也得有人看门，他听大人说，为了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看门的叔叔手里还有一把五四手枪，他当时就觉得好神气呀，可是没有亲眼见过。
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土地使用证。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大概上世纪80年代左右，这些单位就搬走了。张冬晨说，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复兴路、人民路的改扩建，军营路上的这处中国人民银行和邮电所就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
采访结束前，冯静对邯报融媒体记者说，作为社区工作人员，我们很庆幸在拆违中发现了“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和邮电所这处有意义的地方。目前，我们的想法是要把这处建筑好好保护起来，尽最大努力对它破损的地方进行修复，同时也希望能找到屋内的相关老物件，尽量恢复原貌，留下历史的印记，因为它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美好回忆。
邯报融媒体记者 周聪/文 范文平/影
【丁钢强：疫情期我们如何做流调？】
(健康时报记者 乔靖芳整理)疫情期间，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词是流行病学调查，流行病学调查到底怎么做?意义是什么?中国疾控中心驻武汉流行病学调查队队长、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丁钢强在5月6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做了详细介绍。
侦查员、情报员、战斗员、教导员、宣传员
流调就像公安破案
“流行病学调查是我们疫情防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在锁定并控制传染源，及时隔离密切接触者、精准切断传播途径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丁钢强说，流调排查队在这次疫情防控当中也扮演了侦查员、情报员、战斗员、教导员和宣传员“五员”的角色。
流行病学调查具体做什么?丁钢强说，“有点像公安的破案工作”。
“说流调人员是侦察员、情报员，因为要寻找病人和病例之间、证据和证据之间的关联性，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就像公安人员破案一样。不同的是，公安人员抓获罪犯，我们面对的是奔跑中的病毒。”
丁钢强介绍，在武汉工作期间，中国疾控中心的流调队和当地疾控中心密切合作，建立了流行病学联合调查机制。很多流调队队员下沉到一线，开展现场指导防控工作，坚持向上溯源、向下追踪，必要的时候开展和患者面对面的调查。
通过各种线索的排查、摸索，不放过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了解病例的基本情况、掌握人员活动的轨迹、明确传染的来源和传播的途径，以便于尽早采取医学观察和隔离等措施，阻断疾病的传播。
“记得我们曾对一个一岁孩子的父亲进行流调时，开始这个孩子的父亲不愿意配合，因为他不相信他的孩子得了新冠肺炎感染。经过流调队员们详细解释，耐心说服，后来终于同意了。”丁钢强介绍，后来几天，这个小孩的父亲还连续不断地向流调队员进行电话咨询各方面的问题，包括他家里的生活问题、孩子其他的健康问题。
流行病学调查的调查员更要注意沟通的技巧，要平复受访者的情绪，这时候流调人员就不是什么“黑面神”，更不是“执法者”，要做邻家的小哥或者知心的大姐，这样更容易让受访者开口，多说家常。
“记得我们队员在走访一位有精神异常患者的妻子做流调的过程中，开始这位患者的妻子怎么都不肯开口，后来我们通过了解患者精神异常的原因，从这个地方落手，通过拉家常终于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她后来把家中各种各样的不幸和患者的活动轨迹一股脑都给你说出来，临走时候，她还拉住我们队员的手说，非常感谢我们队员听她的唠叨。就这样，我们流行病学调查也获得了非常准确和详实的情况。”
流调要注重细节，要了解受访者与患者接触时候的一些细节，比如有没有戴口罩，有没有揉眼睛、挖鼻孔等细小的动作，患者有没有咳嗽、打喷嚏……同时，在调查当中也要学会质疑，寻找佐证。有时候受访者存在回忆偏差，或者主观上刻意隐瞒他活动的情况，获取的资料就会大打折扣，要寻找其他证据来证实他们所说的情况。
比如我们流调队员在一次的流调当中，患者的儿子回忆说，他的父亲肺部检查没有异常，后来我们又从医院的影像资料里发现有异常，才确定了他父亲整体的临床的情况。
这些只是流调人员在现场工作当中掌握的众多技巧的一部分，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很高，要有临床知识、公共卫生知识、流行病学的基本功，还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调查的技巧，更要有沟通、交流的技巧，这样才能为后续的防控工作提供决策奠定基础。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
揪出6个确诊病例的659名相关人员
在疫情中，经常能看到，一个确诊患者有多位密切接触者。这些密接人员又是如何排查出来的呢?
丁钢强所长举了个例子，流调人员在梳理疫情信息时发现武汉某个商超收银员、熟食销售员共6人陆陆续续被确诊，这6名患者的发病时间是1月28号到2月20日之间存在着关联性的可能。
为了明确这个聚集性疫情，进一步查阅了资料和实地走访，发现商超2楼有4名发病工作人员区域比较相邻，而且这个超市存在着通风不畅。综合上述情况，可以判定这些聚集性疫情是存在的。
同时，流调对该区既往病例也进行了梳理，看看这6名确诊商超销售人员到底对临近的周围居民有多少被传染的可能，所以流调人员绘制了当地街道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地理分布分析图，通过分析发现，该商超与附近街道的病例分布没有明确的相关性，排除了该商超确诊病例对社区居民的传染。
根据该商超病例发病的时间、商超营业的时间的分析，流调队将该商超疫情传播时间锁定到四天。通过这个四天里面到商超里面进行购物，尤其跟六位销售人员有接触的购买消费的顾客经过多方查询，包括通过购物小票、商超的超市探头寻找与6名患者可能有接触的顾客，最后一共排查出相关的可能人员659名，这659名每一个都作了核酸检测，也作了后续的医学观察，没有一个人转为确诊和疑似病例。
“这个案例，确实给了我们很多提示，说明流调在整个聚集性疫情判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丁钢强所长说，在完成流行病学调查以后，驻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的流调队包括国家疾控中心、西藏、内蒙、湖北疾控中心的流调人员和各个区的疾控中心的人员一起，对这个商超又进行了终末消毒，后来又多次实地查看这个商超整改情况，也确保了最后正常生活以后这个商超的安全、无疫情的开业。
看一看，闻一闻，问一问，社区消毒这么干
武汉是有着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有几千个社区，这些社区的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怎么开展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控组驻武汉市环境卫生与消毒专家工作队队长、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副所长姚孝元在发布会上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全国疾控中心共选派了130多人的环境卫生消毒的专业人员支持湖北，与湖北本地的疾控人员并肩开展重点场所的疫情防控、社区环境卫生与消毒指导以及全人群健康防护的宣教。
“疾控队员深入街道、走访社区、查看小区，开展环境卫生与消毒工作。从他们踏入小区那一刻起，基本上就是竖起耳朵、瞪大眼睛查找小区防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任何问题。”
首先，需要看一看小区疫情防控管理是不是很规范，要看卡口是不是有人员出入的登记制度，是不是有体温检测，另外是不是配置了相关的消毒用品，工作人员防护是不是到位。进入小区以后，要看看小区的环境是不是整洁卫生，尤其看看垃圾桶是不是有盖，有盖是不是盖上了，另外还要查看一些低洼区有没有一些残存的水。尤其要查看一下电梯是否有消毒，消毒以后是不是有公示，主要是看这些方面。
第二，要去闻一闻，小区是不是有不良气味，这些不良气味可能来源于垃圾场所，也来源于我们刚才说的低洼区一些残存的水，有些是公共厕所，这些都有不良气味。
第三，需要问一问，问问社区工作人员，看看社区的一些防控措施是不是落实到位，并包括工作人员的配备是不是实行了网格化的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工作是怎么开展的，每天对哪些区域进行消毒，消毒次数是多少，每天怎么监测，对居民健康报告做到早报告，尤其是引导和教育居民开展防护相关工作。
(健康时报记者 乔靖芳整理)疫情期间，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词是流行病学调查，流行病学调查到底怎么做?意义是什么?中国疾控中心驻武汉流行病学调查队队长、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丁钢强在5月6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做了详细介绍。
侦查员、情报员、战斗员、教导员、宣传员
流调就像公安破案
“流行病学调查是我们疫情防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在锁定并控制传染源，及时隔离密切接触者、精准切断传播途径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丁钢强说，流调排查队在这次疫情防控当中也扮演了侦查员、情报员、战斗员、教导员和宣传员“五员”的角色。
流行病学调查具体做什么?丁钢强说，“有点像公安的破案工作”。
“说流调人员是侦察员、情报员，因为要寻找病人和病例之间、证据和证据之间的关联性，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就像公安人员破案一样。不同的是，公安人员抓获罪犯，我们面对的是奔跑中的病毒。”
丁钢强介绍，在武汉工作期间，中国疾控中心的流调队和当地疾控中心密切合作，建立了流行病学联合调查机制。很多流调队队员下沉到一线，开展现场指导防控工作，坚持向上溯源、向下追踪，必要的时候开展和患者面对面的调查。
通过各种线索的排查、摸索，不放过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了解病例的基本情况、掌握人员活动的轨迹、明确传染的来源和传播的途径，以便于尽早采取医学观察和隔离等措施，阻断疾病的传播。
“记得我们曾对一个一岁孩子的父亲进行流调时，开始这个孩子的父亲不愿意配合，因为他不相信他的孩子得了新冠肺炎感染。经过流调队员们详细解释，耐心说服，后来终于同意了。”丁钢强介绍，后来几天，这个小孩的父亲还连续不断地向流调队员进行电话咨询各方面的问题，包括他家里的生活问题、孩子其他的健康问题。
流行病学调查的调查员更要注意沟通的技巧，要平复受访者的情绪，这时候流调人员就不是什么“黑面神”，更不是“执法者”，要做邻家的小哥或者知心的大姐，这样更容易让受访者开口，多说家常。
“记得我们队员在走访一位有精神异常患者的妻子做流调的过程中，开始这位患者的妻子怎么都不肯开口，后来我们通过了解患者精神异常的原因，从这个地方落手，通过拉家常终于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她后来把家中各种各样的不幸和患者的活动轨迹一股脑都给你说出来，临走时候，她还拉住我们队员的手说，非常感谢我们队员听她的唠叨。就这样，我们流行病学调查也获得了非常准确和详实的情况。”
流调要注重细节，要了解受访者与患者接触时候的一些细节，比如有没有戴口罩，有没有揉眼睛、挖鼻孔等细小的动作，患者有没有咳嗽、打喷嚏……同时，在调查当中也要学会质疑，寻找佐证。有时候受访者存在回忆偏差，或者主观上刻意隐瞒他活动的情况，获取的资料就会大打折扣，要寻找其他证据来证实他们所说的情况。
比如我们流调队员在一次的流调当中，患者的儿子回忆说，他的父亲肺部检查没有异常，后来我们又从医院的影像资料里发现有异常，才确定了他父亲整体的临床的情况。
这些只是流调人员在现场工作当中掌握的众多技巧的一部分，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很高，要有临床知识、公共卫生知识、流行病学的基本功，还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调查的技巧，更要有沟通、交流的技巧，这样才能为后续的防控工作提供决策奠定基础。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
揪出6个确诊病例的659名相关人员
在疫情中，经常能看到，一个确诊患者有多位密切接触者。这些密接人员又是如何排查出来的呢?
丁钢强所长举了个例子，流调人员在梳理疫情信息时发现武汉某个商超收银员、熟食销售员共6人陆陆续续被确诊，这6名患者的发病时间是1月28号到2月20日之间存在着关联性的可能。
为了明确这个聚集性疫情，进一步查阅了资料和实地走访，发现商超2楼有4名发病工作人员区域比较相邻，而且这个超市存在着通风不畅。综合上述情况，可以判定这些聚集性疫情是存在的。
同时，流调对该区既往病例也进行了梳理，看看这6名确诊商超销售人员到底对临近的周围居民有多少被传染的可能，所以流调人员绘制了当地街道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地理分布分析图，通过分析发现，该商超与附近街道的病例分布没有明确的相关性，排除了该商超确诊病例对社区居民的传染。
根据该商超病例发病的时间、商超营业的时间的分析，流调队将该商超疫情传播时间锁定到四天。通过这个四天里面到商超里面进行购物，尤其跟六位销售人员有接触的购买消费的顾客经过多方查询，包括通过购物小票、商超的超市探头寻找与6名患者可能有接触的顾客，最后一共排查出相关的可能人员659名，这659名每一个都作了核酸检测，也作了后续的医学观察，没有一个人转为确诊和疑似病例。
“这个案例，确实给了我们很多提示，说明流调在整个聚集性疫情判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丁钢强所长说，在完成流行病学调查以后，驻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的流调队包括国家疾控中心、西藏、内蒙、湖北疾控中心的流调人员和各个区的疾控中心的人员一起，对这个商超又进行了终末消毒，后来又多次实地查看这个商超整改情况，也确保了最后正常生活以后这个商超的安全、无疫情的开业。
看一看，闻一闻，问一问，社区消毒这么干
武汉是有着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有几千个社区，这些社区的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怎么开展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控组驻武汉市环境卫生与消毒专家工作队队长、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副所长姚孝元在发布会上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全国疾控中心共选派了130多人的环境卫生消毒的专业人员支持湖北，与湖北本地的疾控人员并肩开展重点场所的疫情防控、社区环境卫生与消毒指导以及全人群健康防护的宣教。
“疾控队员深入街道、走访社区、查看小区，开展环境卫生与消毒工作。从他们踏入小区那一刻起，基本上就是竖起耳朵、瞪大眼睛查找小区防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任何问题。”
首先，需要看一看小区疫情防控管理是不是很规范，要看卡口是不是有人员出入的登记制度，是不是有体温检测，另外是不是配置了相关的消毒用品，工作人员防护是不是到位。进入小区以后，要看看小区的环境是不是整洁卫生，尤其看看垃圾桶是不是有盖，有盖是不是盖上了，另外还要查看一些低洼区有没有一些残存的水。尤其要查看一下电梯是否有消毒，消毒以后是不是有公示，主要是看这些方面。
第二，要去闻一闻，小区是不是有不良气味，这些不良气味可能来源于垃圾场所，也来源于我们刚才说的低洼区一些残存的水，有些是公共厕所，这些都有不良气味。
第三，需要问一问，问问社区工作人员，看看社区的一些防控措施是不是落实到位，并包括工作人员的配备是不是实行了网格化的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工作是怎么开展的，每天对哪些区域进行消毒，消毒次数是多少，每天怎么监测，对居民健康报告做到早报告，尤其是引导和教育居民开展防护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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