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佛学是指释迦牟尼及其最初的弟子所传的佛学，主要内容有四谛、五蕴、十二因缘、三法印，以及缘起、无我、中道、种姓平等说，等等。
四谛是原始佛教对人生和世界的现状、原因、本质以及超越世俗痛苦的方法与境界的总的论述。主要指：苦（世间苦的本质）、集（苦的原因，即贪爱）、灭（苦的熄灭）、道（灭苦的方法，即八正道等）。
五蕴是原始佛教关于人的主要构成要素的理论，包括色（物质，如地、水、火、风）、受（感受、如苦、乐，不苦不乐）、想（思想观念）、行（迁流造作）、识（一切精神现象的总称）。
十二因缘是原始佛教对人生现象因果变化的分析。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因缘，从无明向后观察，每一支为后一支的因，若从老死向前观察，每一支为前一支的果。
三法印是印证是否为真正佛法的三个标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原始佛学的许多基本理论和主张都是与婆罗门教针锋相对的。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将“缘起论”和“无我说”作为全部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础，以反对婆罗门教关于万能的造物主（大梵天）和不死的灵魂（神我）的说教。针对婆罗门教的“梵我一如”论，早期佛教提出了“无我”的观念，认为一切事物都没有一个不变的最高实体。不仅宇宙没有一个作为万有实体的“梵”，人的生命现象中也没有一个作为意识、情感主体的真是的“我”。“无我”理论是佛教区别于古印度其他各种宗教派别的最根本之处。在关于世界与人的形成及其实质的问题上，早期佛教鲜明地提出了“缘起论”，认为包括人生现象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多种要素或条件构成的，这些要素或条件被称为“缘”。众缘构成的事物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作为第一因的东西，在一定情况下，事事都可为因，事事也都可为果。宇宙人生乃至佛法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缘起论”是整个佛教理论的基石。原始佛教在古印度思想文化的土壤中产生，它吸收并改造了不少婆罗门教的思想，如“轮回”与“解脱”理论。佛教讲轮回是要引导信众行善，作为体证真理的必要准备和基本条件，其根本目的不是要人们达到相对好的轮回状态或者回归某个本体，而是要引导人们超脱轮回，正确认识事物和人生的本质，具体来说就是消除无明，达到涅槃。
原始佛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对人生问题的探讨和对人的解脱的实际追求，而并不重视对抽象哲理的研究。佛教的创立虽然与当时印度的社会状况以及活跃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宗教文化现象密切相关，但其最直接的动因则是释迦牟尼对人生问题的思考。释迦牟尼有感于现实人生的种种痛苦而致力于追求永超苦海的极乐。他创立的佛教的根本精神，就是用缘起论来分析生老病死等人生现象，说明人生无常，一切皆苦，并揭示人生痛苦的原因以及摆脱痛苦的途径、方法与境界，强调通过宗教实践获得人生解脱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原始佛教这种重人生问题和人的解脱的基本精神在后来的部派佛教乃至大乘佛教中虽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更多地是从思辨哲理方面被抽象地加以发挥了。而这种精神在重视现实人生问题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原始佛学虽重视人的解脱，但突出智慧的作用，最终把人的解脱归结为心得解脱，这是它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原始佛学的解脱轮是奠定在“慧解脱”之基础上的，它强调无上智慧（菩提）的获得，追求大彻大悟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的实现，实际上就是主观认识的根本转变，是内在精神上的解脱。由于古人往往以“心”代指主观精神，因此“心”被视为解脱的主体。原始佛学把人的解脱归结为心的解脱的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重人的内在精神的提升和到家追求人精神的逍遥自由有相契合之处，从而提供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互补的重要契机。
原始佛学还确立了贯穿佛教发展始终的重要思想和方法论基础——中道。在与婆罗门教及各种“外道”的斗争中，释迦牟尼摈弃了在当时印度社会中比较流行的享乐和苦行这两种极端的修行方法，提出只有“离此二边取中道”才能最终达到涅槃解脱的圣境。这种不偏不倚的合乎“中道”的宗教修行方法，以平和的态度回归自心以求主体精神的根本转变，挺立出了佛教与众不同的特质，并因此而增强了它的社会适应性，使之易于为各种不同的人所接受，这也是佛教创立以后很快得到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原始佛教的“中道”立场不仅成为其修行方法的出发点，也成为后来大乘佛学的基本方法。
原始佛学的基本特点还表现在它主张的“种姓平等观”上。为了反对婆罗门教的“四种姓说”，原始佛教打出了“种姓平等”的旗号，强调种姓并不是先天由神确定的，而是后天的，应该以人的德行而不是出身来划分人的等级，认为人生来并没有高低贵贱之不同，任何种姓在宗教解脱面前都具有平等的权利。这种理论得到了除婆罗门之外的大多数人的支持，它是佛教很快兴盛发展起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原始佛教的理论学说主要保存在“经”与“律”中。释迦牟尼入灭的当年，由大弟子迦叶召集五百名比丘在王舍城附近的七叶岩毕波罗窟集会，共同忆诵佛说，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结集”，又称“五百结集”或“王舍城结集”。在这次集会上，佛陀的大弟子阿难陀和优婆离分别根据记忆诵出经、律二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确定了现存《阿含经》的基本内容。“经”有两大类，北传的叫“阿含”，南传的叫“尼柯耶”。两者共同的四部是长部、中部、杂部、增一部，不同的是北传还有一个“杂藏部”，南传还有一个“小部”。“律”的基本内容是戒条，以后附上缘起故事的广释、诸事及附注。现在流传的“经”与“律”，都经过了后来各部派的增减，已带有部派佛教的色彩。
四谛是原始佛教对人生和世界的现状、原因、本质以及超越世俗痛苦的方法与境界的总的论述。主要指：苦（世间苦的本质）、集（苦的原因，即贪爱）、灭（苦的熄灭）、道（灭苦的方法，即八正道等）。
五蕴是原始佛教关于人的主要构成要素的理论，包括色（物质，如地、水、火、风）、受（感受、如苦、乐，不苦不乐）、想（思想观念）、行（迁流造作）、识（一切精神现象的总称）。
十二因缘是原始佛教对人生现象因果变化的分析。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因缘，从无明向后观察，每一支为后一支的因，若从老死向前观察，每一支为前一支的果。
三法印是印证是否为真正佛法的三个标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原始佛学的许多基本理论和主张都是与婆罗门教针锋相对的。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将“缘起论”和“无我说”作为全部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础，以反对婆罗门教关于万能的造物主（大梵天）和不死的灵魂（神我）的说教。针对婆罗门教的“梵我一如”论，早期佛教提出了“无我”的观念，认为一切事物都没有一个不变的最高实体。不仅宇宙没有一个作为万有实体的“梵”，人的生命现象中也没有一个作为意识、情感主体的真是的“我”。“无我”理论是佛教区别于古印度其他各种宗教派别的最根本之处。在关于世界与人的形成及其实质的问题上，早期佛教鲜明地提出了“缘起论”，认为包括人生现象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多种要素或条件构成的，这些要素或条件被称为“缘”。众缘构成的事物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作为第一因的东西，在一定情况下，事事都可为因，事事也都可为果。宇宙人生乃至佛法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缘起论”是整个佛教理论的基石。原始佛教在古印度思想文化的土壤中产生，它吸收并改造了不少婆罗门教的思想，如“轮回”与“解脱”理论。佛教讲轮回是要引导信众行善，作为体证真理的必要准备和基本条件，其根本目的不是要人们达到相对好的轮回状态或者回归某个本体，而是要引导人们超脱轮回，正确认识事物和人生的本质，具体来说就是消除无明，达到涅槃。
原始佛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对人生问题的探讨和对人的解脱的实际追求，而并不重视对抽象哲理的研究。佛教的创立虽然与当时印度的社会状况以及活跃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宗教文化现象密切相关，但其最直接的动因则是释迦牟尼对人生问题的思考。释迦牟尼有感于现实人生的种种痛苦而致力于追求永超苦海的极乐。他创立的佛教的根本精神，就是用缘起论来分析生老病死等人生现象，说明人生无常，一切皆苦，并揭示人生痛苦的原因以及摆脱痛苦的途径、方法与境界，强调通过宗教实践获得人生解脱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原始佛教这种重人生问题和人的解脱的基本精神在后来的部派佛教乃至大乘佛教中虽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更多地是从思辨哲理方面被抽象地加以发挥了。而这种精神在重视现实人生问题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原始佛学虽重视人的解脱，但突出智慧的作用，最终把人的解脱归结为心得解脱，这是它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原始佛学的解脱轮是奠定在“慧解脱”之基础上的，它强调无上智慧（菩提）的获得，追求大彻大悟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的实现，实际上就是主观认识的根本转变，是内在精神上的解脱。由于古人往往以“心”代指主观精神，因此“心”被视为解脱的主体。原始佛学把人的解脱归结为心的解脱的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重人的内在精神的提升和到家追求人精神的逍遥自由有相契合之处，从而提供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互补的重要契机。
原始佛学还确立了贯穿佛教发展始终的重要思想和方法论基础——中道。在与婆罗门教及各种“外道”的斗争中，释迦牟尼摈弃了在当时印度社会中比较流行的享乐和苦行这两种极端的修行方法，提出只有“离此二边取中道”才能最终达到涅槃解脱的圣境。这种不偏不倚的合乎“中道”的宗教修行方法，以平和的态度回归自心以求主体精神的根本转变，挺立出了佛教与众不同的特质，并因此而增强了它的社会适应性，使之易于为各种不同的人所接受，这也是佛教创立以后很快得到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原始佛教的“中道”立场不仅成为其修行方法的出发点，也成为后来大乘佛学的基本方法。
原始佛学的基本特点还表现在它主张的“种姓平等观”上。为了反对婆罗门教的“四种姓说”，原始佛教打出了“种姓平等”的旗号，强调种姓并不是先天由神确定的，而是后天的，应该以人的德行而不是出身来划分人的等级，认为人生来并没有高低贵贱之不同，任何种姓在宗教解脱面前都具有平等的权利。这种理论得到了除婆罗门之外的大多数人的支持，它是佛教很快兴盛发展起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原始佛教的理论学说主要保存在“经”与“律”中。释迦牟尼入灭的当年，由大弟子迦叶召集五百名比丘在王舍城附近的七叶岩毕波罗窟集会，共同忆诵佛说，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结集”，又称“五百结集”或“王舍城结集”。在这次集会上，佛陀的大弟子阿难陀和优婆离分别根据记忆诵出经、律二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确定了现存《阿含经》的基本内容。“经”有两大类，北传的叫“阿含”，南传的叫“尼柯耶”。两者共同的四部是长部、中部、杂部、增一部，不同的是北传还有一个“杂藏部”，南传还有一个“小部”。“律”的基本内容是戒条，以后附上缘起故事的广释、诸事及附注。现在流传的“经”与“律”，都经过了后来各部派的增减，已带有部派佛教的色彩。
在我们平常的观念里，总认为佛走起路来一定是离地三寸，脚踩莲花，腾空而去。这本经记载的佛，却同我们一样，照样要吃饭，照样要化缘，照样光著脚走路，脚底心照样踩到泥巴。所以回来还是一样要洗脚，还是要吃饭，还是要打坐，就是那么平常。平常就是道，最平凡的时侯是最高的，真正的真理是在最平凡之间；真正仙佛的境界，是在最平常的事物上。所以真正的人道完成，也就是出世、圣人之道的完成。希望青年同学千万记住《金刚经》开头佛的这个榜样，这个精神。……
我们读《礼记》也可以看到「仲尼闲居」这一句，仲尼就是孔子，孔子平常不讲学的时侯，闲居的情形，《礼记》中有描述。我们现在看到释迦牟尼佛的闲居，是比较自由一点，可是到了吃饭的时侯，著衣，仍要穿好他的袈娑，「持钵」，拿著饭碗。这个钵传到中国来有瓦钵，也有铜钵，反正是一个吃饭用的器具，不过是汤啊、饭啊，放在一起的一个钵。现在看来两千多年前，佛已经发明了自助餐的方式，每人端着自己的钵吃自助餐。
衣服穿好了，端了吃饭的钵，「入舍卫大城」，到这个首都。「乞食」，讨饭，土话叫做化缘。佛的戒律规定，佛弟子们不但不做饭，连种田也是犯戒的，一锄头下去，泥土里不晓得死多少生命，所以不准种田。夏天则结夏，弟子们集中在一起修行、打坐，不准出来。因为印度是热带，夏天虫蚁特别多，随便走路踩死了很多生命，故不准许。在夏天以前先把粮食集中好了备用，到秋凉以后才开始化缘。这是当时的制度，时代不同，慢慢就有所改变了。
化缘，规定弟子们不要起分别心，穷人富人一样，挨次去化，不可以专向穷人化缘，或专向富人化缘。譬如迦叶尊者，是印度的首富出身，但是他特别同情下层的贫苦社会，所以他都到贫民区去化缘，同时收些弟子也都是穷苦的人。另外一个弟子须菩提尊者则相反，喜欢到富贵人家乞食化缘，佛曾把他们两人叫来说：你们这个心不平，不管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化缘的时侯，平等而去，此心无分别，而且人家给你多少就是多少，这一家不够，再走一家。我们现在看到出家人站在门口拿个引磬叮叮，那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风范。
说到乞食的制度，泰国还保存着。泰国信佛教的家庭，中午饭做好了，出家人没有来化缘以前，锅盖也不敢开；出家人来了，锅盖赶快打开，用勺子在饭锅中心挖起装上一碗，再把很好的菜给他装满。化缘的走了，自己才吃饭，这是佛教所遗留的制度。
「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这一段是讲化缘吃午饭的事。我们研究佛经，会发现所谓夜里到白天，昼夜二六时中，佛都在禅定中，在如来大定中；只有中午吃了饭，才打坐休息一下。大概从下午一二点到五六点钟说法，等到天快要黑了，大家闭起眼睛又入定去了。
在舍卫国首都的大城，他挨门挨户的化缘。化好了以后，「还至本处」，没有说在路上就吃起来了，不像我们买一根香蕉，一边走就咬了一口，很没有威仪的。佛把饭碗端回自己的讲堂，「还至本处」，在规定的地方吃饭，「饭食讫」，饭吃完了。「收衣钵」，再把衣服及碗都收起来。然后有一个动作，「洗足已」，还打水洗脚。
所以我说这一本经是最平实的经典，佛像普通印度人一样，光脚走路，踩了泥巴还要洗脚，非常平凡，也非常平淡，老老实实的就是一个人。
「敷座而坐」。洗完了脚把自己打坐的位置铺一铺，抖一抖，弄得整整齐齐，也没有叫学生服侍他，更没有叫个佣人来打扫打扫，都是自己做。生活是那么严谨，那么平淡，而且那么有次序。由这一段看来，《金刚经》会使人觉得学佛要设法做到佛的样子才好，不像其它经典那样，把佛塑造得高不可攀，只能想象、膜拜。
看了《金刚经》，佛原来同我们一样的平常，虽是太子出家，但是他过的生活同平民一样。当时印度的阶级森严，他却指定一个最低贫民出身的弟子优波离尊者，执法管纪律，任何人犯了法都一样处理。所以在现实的生活里，在最平凡中，建立了一个非凡神圣的境界，也就是佛的境界。
——南怀瑾《金刚经说什么》
禅宗自达摩大师初传心印，当时咐嘱，并授《楞伽经》以印证心法。迨五祖以后，方改以《金刚般若经》为法印。六祖因之，广宏般若，禅宗又号称为“般若宗”者，盖自此因缘始也。禅宗源于释迦文佛之亲授，自东来数传以后，托胎般若，含融中华文物之精英，家风屡易，蜕变宗教情调而归于平常日用之间者，《金刚般若经》之影响，最为有力。然谛观本经首从文佛行持，极其平常之穿衣吃饭说起，绝非高推圣境，诞托虚玄者可比。其与后世宗风担柴运水，举饼吃茶，事无二致。审夫世出世间事物，参详谛当，智行相应，理事明了，虽奇特虚玄者，亦至为平实。苟愚顽罔思，虽至平实者亦极其玄妙。
——南怀瑾《中国文化泛言》
我们读《礼记》也可以看到「仲尼闲居」这一句，仲尼就是孔子，孔子平常不讲学的时侯，闲居的情形，《礼记》中有描述。我们现在看到释迦牟尼佛的闲居，是比较自由一点，可是到了吃饭的时侯，著衣，仍要穿好他的袈娑，「持钵」，拿著饭碗。这个钵传到中国来有瓦钵，也有铜钵，反正是一个吃饭用的器具，不过是汤啊、饭啊，放在一起的一个钵。现在看来两千多年前，佛已经发明了自助餐的方式，每人端着自己的钵吃自助餐。
衣服穿好了，端了吃饭的钵，「入舍卫大城」，到这个首都。「乞食」，讨饭，土话叫做化缘。佛的戒律规定，佛弟子们不但不做饭，连种田也是犯戒的，一锄头下去，泥土里不晓得死多少生命，所以不准种田。夏天则结夏，弟子们集中在一起修行、打坐，不准出来。因为印度是热带，夏天虫蚁特别多，随便走路踩死了很多生命，故不准许。在夏天以前先把粮食集中好了备用，到秋凉以后才开始化缘。这是当时的制度，时代不同，慢慢就有所改变了。
化缘，规定弟子们不要起分别心，穷人富人一样，挨次去化，不可以专向穷人化缘，或专向富人化缘。譬如迦叶尊者，是印度的首富出身，但是他特别同情下层的贫苦社会，所以他都到贫民区去化缘，同时收些弟子也都是穷苦的人。另外一个弟子须菩提尊者则相反，喜欢到富贵人家乞食化缘，佛曾把他们两人叫来说：你们这个心不平，不管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化缘的时侯，平等而去，此心无分别，而且人家给你多少就是多少，这一家不够，再走一家。我们现在看到出家人站在门口拿个引磬叮叮，那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风范。
说到乞食的制度，泰国还保存着。泰国信佛教的家庭，中午饭做好了，出家人没有来化缘以前，锅盖也不敢开；出家人来了，锅盖赶快打开，用勺子在饭锅中心挖起装上一碗，再把很好的菜给他装满。化缘的走了，自己才吃饭，这是佛教所遗留的制度。
「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这一段是讲化缘吃午饭的事。我们研究佛经，会发现所谓夜里到白天，昼夜二六时中，佛都在禅定中，在如来大定中；只有中午吃了饭，才打坐休息一下。大概从下午一二点到五六点钟说法，等到天快要黑了，大家闭起眼睛又入定去了。
在舍卫国首都的大城，他挨门挨户的化缘。化好了以后，「还至本处」，没有说在路上就吃起来了，不像我们买一根香蕉，一边走就咬了一口，很没有威仪的。佛把饭碗端回自己的讲堂，「还至本处」，在规定的地方吃饭，「饭食讫」，饭吃完了。「收衣钵」，再把衣服及碗都收起来。然后有一个动作，「洗足已」，还打水洗脚。
所以我说这一本经是最平实的经典，佛像普通印度人一样，光脚走路，踩了泥巴还要洗脚，非常平凡，也非常平淡，老老实实的就是一个人。
「敷座而坐」。洗完了脚把自己打坐的位置铺一铺，抖一抖，弄得整整齐齐，也没有叫学生服侍他，更没有叫个佣人来打扫打扫，都是自己做。生活是那么严谨，那么平淡，而且那么有次序。由这一段看来，《金刚经》会使人觉得学佛要设法做到佛的样子才好，不像其它经典那样，把佛塑造得高不可攀，只能想象、膜拜。
看了《金刚经》，佛原来同我们一样的平常，虽是太子出家，但是他过的生活同平民一样。当时印度的阶级森严，他却指定一个最低贫民出身的弟子优波离尊者，执法管纪律，任何人犯了法都一样处理。所以在现实的生活里，在最平凡中，建立了一个非凡神圣的境界，也就是佛的境界。
——南怀瑾《金刚经说什么》
禅宗自达摩大师初传心印，当时咐嘱，并授《楞伽经》以印证心法。迨五祖以后，方改以《金刚般若经》为法印。六祖因之，广宏般若，禅宗又号称为“般若宗”者，盖自此因缘始也。禅宗源于释迦文佛之亲授，自东来数传以后，托胎般若，含融中华文物之精英，家风屡易，蜕变宗教情调而归于平常日用之间者，《金刚般若经》之影响，最为有力。然谛观本经首从文佛行持，极其平常之穿衣吃饭说起，绝非高推圣境，诞托虚玄者可比。其与后世宗风担柴运水，举饼吃茶，事无二致。审夫世出世间事物，参详谛当，智行相应，理事明了，虽奇特虚玄者，亦至为平实。苟愚顽罔思，虽至平实者亦极其玄妙。
——南怀瑾《中国文化泛言》
佛教医学是人类最智慧、最彻底、最完整、最上等、最广义的圆满医学理论。
在基础理论方面，佛教的“四谛”、“五蕴”、“十二因缘”、“四大”、“三学(戒、定、慧)”等均对佛教医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被吸收和引入佛教医学理论之中。在病因学方面，佛教医学认为病有三因∶外因——地、水、风、火“四大”不调，内因——贪、嗔、痴“三毒”为患，业因——前世孽债宿根之果报。佛医不同于其它医学，相对于中医、西医的医学理论，有以下几个特质：
一、佛医是最智慧的医学
1、身、心并治，以治心为内在目标，以治身为外在目标，这是佛医的最基本特征。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基本上都只治疗身体，很少有“心”的成分。中医、西医的目标都是治疗身体疾病，而佛医则不仅要治疗疾病，更注重的是消除疾病的根源：业力、业障。
2、“内学”特征，这一点与中医类似，与西医的“外学”完全不同。“内学”就是向身心内部求索、研究的学问，“外学”就是向身心外部求索、研究的学问。由于“内学”的方法，中医形成了“精、气、神”理论，佛医形成了“身、心、灵”理论，而西医则是病菌、病毒学理论，物理、化学、生物等理论。
3、整体生命观。中医和佛医，都是把人体看成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观念，而西医则是分门别类，分科分目，局部、片面地去分析人体的疾病规律。
4、自愈理论。西医基本忽略或不承认人体自身的自我医治功能，认为疾病靠外在的药品直接医治，治疗的重点是杀毒、杀菌；中医和佛医都认为，疾病可以依靠人体自身的愈合功能治好，药品和其它手段只是激活、激励自身的愈合能力。佛医和中医的不同还在于使用“心药”——慈悲与智慧，可以不用外在的药品。
5、自我治疗。佛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可以不需要外在的医生，外在的药品，自我治疗，自我康复，这和中医、西医是完全不同的。
6、佛力加持。当诚心忏悔业障，诵经念咒时，可以感应道交，获得法界力量的支持，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感应，从而消除业障、离苦得乐。
二、佛医是最彻底的医学
关于疾病的原因，不同的医学理论有不同的解释。
中医理论认为，疾病的根源，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外在的方面就是“外感六淫”，“六淫”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致病因素。内在的方面就是“七情致病”，“喜、怒、忧、思、悲、恐、惊，谓之七情，七情过度则带来疾病：“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惊伤心肝”。
西医理论认为，疾病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人体感染了病菌、病毒所致，认为主要的疾病都是这“外源性”疾病，次要的疾病是“内源性”疾病，如精神病、遗传病等。
佛医理论认为，疾病的最主要、最根本原因是人心的“三毒”：贪、嗔、痴，因为这无量的“三毒”造成了无量的业力、业障，从而导致疾病，其它原因是生活环境与自身生理上不相适应的“四大不调”。
按佛教理论，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法由心想生，“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万法唯心，由此，疾病也是“心”的生灭法——病由心生，病从心灭。
佛教所说的“心”，是指“心识”，即“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比中医所说的“七情”，比西医理论的“心理”更深入、更彻底。
1、眼识：我们的眼睛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眼识的功能。注意，眼睛只能看见，而不会分别；如果你在区别这个是书、那个是笔，这已经是意识在作用了。
2、耳识：耳朵具有听的功能，同样耳朵只是具有听见的功能，而不会区分这个是长笛的声音、那个是小号的声音。一区分，就是意识在作用了。
3、鼻识：鼻子具有嗅觉，但它也只是具有嗅觉功能，一区分香臭，就已经是意识在作用了。
4、舌识：舌头具有味觉，同样它也只是具有味觉的功能，一区分甜和咸，就已经是意识在作用了。
5、身识：身体具有触觉的功能。
前五识是感识，认识具体对象。
6、意识：意识是第六识，具有认识抽象概念的功能。前五识中有一识起作用，意识便同时俱起。
现在心理学上，研究到前六识为止。但是在佛法上的分析，还有第七、第八——末那识和阿赖耶识的存在。
7、末那识：末那是梵语音译。末那识是意识的根本，又称为“我识”。这基本上是一种我执的作用，由此而形成烦恼的根本。
末那识属于潜意识的范围，它本身并不造作善恶之业，但因它执着自我，所以成为一切众生自私自利的根源。
末那识所执着的我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一个阿赖耶识。
8、阿赖耶识：阿赖耶是梵音，又称为藏识，含能藏、所藏、执藏三义，是本性与妄心的和合体。
一切众生，每一个起心动念，或是语言行为，都会造成一个业种，这种子在未受报前都藏在阿赖耶识中，所以此识有能藏的含义。
佛教“八识”理论，是最高、最彻底的宇宙、人生真相的学说，揭示了一切生命“生、老、病、死”的真相。
另外，对于疾病的载体——人体，不同的医学理论也有不同的看法。
中医理论认为，人体是由三宝：“精、气、神”构成，这“三宝”充足、和谐、平衡，人体就健康，否则就生病。
西医理论认为，“人是机器”，人在本质上与山河大地等外在物质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比较复杂一点而已，只是一部复杂的机器，本质上还是机器，不承认“精、气、神”等学说，更不承认佛教的“八识”理论。
佛教理论认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人体是自己“心识”在六道中的“应报身”，人体是“身、心、灵”三位一体的存在。这里的“灵”即“心”，不同于中医理论“精、气、神”所说的“神”，更不同于西医理论的“心理”。
佛教的因果律，深刻、彻底地揭示了疾病的原因：人心的三毒：“贪、嗔、痴”。
佛教“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博大精深理论，打造了佛医理论的精髓——病由心生，病从心灭。
佛教是生死解脱的学说，是最彻底的生命理论，佛医的目标，是拯救众生超越三界、解脱生死，这是中医、西医无法做到的。
三、佛医是最完整的医学
西医的最大特点是“临床医学”，都是研究睡在床上的病人，而对于“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并没有表现出突出优点。而佛医是非常完整的，既是“预防医学”，又是“临床医学、康复医学”，佛医最强调的是“预防医学”。佛门有言：“菩萨畏因，凡夫畏果”，佛菩萨所做的就是防微杜渐，在“因”上下工夫，告诉众生因果的道理，让人戒恶从善，离苦得乐，往往在“因”上就把病排除了，就防止了疾病的开花结果，酿成苦果。这方面，佛医比中医、西医做得最彻底、最完整。
四、佛医是最上等的医学
中国有“上医治未病”的说法，早在1500年前，药圣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提出了“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这一论述充分强调了预防医学的重要性。佛医“治未病”的理论比中医完善、彻底，和西医相比，更是显得无比优越，所以，佛医是“上医”、“大医”。
历史上有一个公案，秦国有一位神医，名叫扁鹊，他不需要把脉，只是看看你的神情，马上就知道你的病。扁鹊有一次为齐桓侯（桓公午）看病，他对桓侯说：“你现在有病了，应该要吃药。”桓侯讲：“我那里有病，我身体很健康，身强力壮的，那里有病？”再过一段时间，这扁鹊一看，这病愈来愈深了，扁鹊就跟桓侯说：“你的病以前是在皮肤上面，现在是到皮肤里面、血管里面去了，要赶快医治喔！”桓侯说：“我那里有病？我没有病。”再过一段时间，桓侯知道自己病重的时候，去找扁鹊，扁鹊已经不在了，桓侯就病死了。
这个案例说明“上医”的重要性。
五、佛医是最广义的医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大医治国、中医治人、小医治病”的说法，按这个说法，佛医则是“大医”，佛陀是“大医王”，佛陀医治的不仅仅是人体疾病本身，还医治社会、人心，带领众生脱离生死苦海，是很广义的医学，不是像西医那样，是很狭义的医学理论。
佛医的最终目标，还不是象中医、西医只是治疗身体的疾病，而是解脱生死，超越三界。
在基础理论方面，佛教的“四谛”、“五蕴”、“十二因缘”、“四大”、“三学(戒、定、慧)”等均对佛教医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被吸收和引入佛教医学理论之中。在病因学方面，佛教医学认为病有三因∶外因——地、水、风、火“四大”不调，内因——贪、嗔、痴“三毒”为患，业因——前世孽债宿根之果报。佛医不同于其它医学，相对于中医、西医的医学理论，有以下几个特质：
一、佛医是最智慧的医学
1、身、心并治，以治心为内在目标，以治身为外在目标，这是佛医的最基本特征。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基本上都只治疗身体，很少有“心”的成分。中医、西医的目标都是治疗身体疾病，而佛医则不仅要治疗疾病，更注重的是消除疾病的根源：业力、业障。
2、“内学”特征，这一点与中医类似，与西医的“外学”完全不同。“内学”就是向身心内部求索、研究的学问，“外学”就是向身心外部求索、研究的学问。由于“内学”的方法，中医形成了“精、气、神”理论，佛医形成了“身、心、灵”理论，而西医则是病菌、病毒学理论，物理、化学、生物等理论。
3、整体生命观。中医和佛医，都是把人体看成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观念，而西医则是分门别类，分科分目，局部、片面地去分析人体的疾病规律。
4、自愈理论。西医基本忽略或不承认人体自身的自我医治功能，认为疾病靠外在的药品直接医治，治疗的重点是杀毒、杀菌；中医和佛医都认为，疾病可以依靠人体自身的愈合功能治好，药品和其它手段只是激活、激励自身的愈合能力。佛医和中医的不同还在于使用“心药”——慈悲与智慧，可以不用外在的药品。
5、自我治疗。佛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可以不需要外在的医生，外在的药品，自我治疗，自我康复，这和中医、西医是完全不同的。
6、佛力加持。当诚心忏悔业障，诵经念咒时，可以感应道交，获得法界力量的支持，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感应，从而消除业障、离苦得乐。
二、佛医是最彻底的医学
关于疾病的原因，不同的医学理论有不同的解释。
中医理论认为，疾病的根源，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外在的方面就是“外感六淫”，“六淫”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致病因素。内在的方面就是“七情致病”，“喜、怒、忧、思、悲、恐、惊，谓之七情，七情过度则带来疾病：“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惊伤心肝”。
西医理论认为，疾病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人体感染了病菌、病毒所致，认为主要的疾病都是这“外源性”疾病，次要的疾病是“内源性”疾病，如精神病、遗传病等。
佛医理论认为，疾病的最主要、最根本原因是人心的“三毒”：贪、嗔、痴，因为这无量的“三毒”造成了无量的业力、业障，从而导致疾病，其它原因是生活环境与自身生理上不相适应的“四大不调”。
按佛教理论，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法由心想生，“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万法唯心，由此，疾病也是“心”的生灭法——病由心生，病从心灭。
佛教所说的“心”，是指“心识”，即“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比中医所说的“七情”，比西医理论的“心理”更深入、更彻底。
1、眼识：我们的眼睛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眼识的功能。注意，眼睛只能看见，而不会分别；如果你在区别这个是书、那个是笔，这已经是意识在作用了。
2、耳识：耳朵具有听的功能，同样耳朵只是具有听见的功能，而不会区分这个是长笛的声音、那个是小号的声音。一区分，就是意识在作用了。
3、鼻识：鼻子具有嗅觉，但它也只是具有嗅觉功能，一区分香臭，就已经是意识在作用了。
4、舌识：舌头具有味觉，同样它也只是具有味觉的功能，一区分甜和咸，就已经是意识在作用了。
5、身识：身体具有触觉的功能。
前五识是感识，认识具体对象。
6、意识：意识是第六识，具有认识抽象概念的功能。前五识中有一识起作用，意识便同时俱起。
现在心理学上，研究到前六识为止。但是在佛法上的分析，还有第七、第八——末那识和阿赖耶识的存在。
7、末那识：末那是梵语音译。末那识是意识的根本，又称为“我识”。这基本上是一种我执的作用，由此而形成烦恼的根本。
末那识属于潜意识的范围，它本身并不造作善恶之业，但因它执着自我，所以成为一切众生自私自利的根源。
末那识所执着的我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一个阿赖耶识。
8、阿赖耶识：阿赖耶是梵音，又称为藏识，含能藏、所藏、执藏三义，是本性与妄心的和合体。
一切众生，每一个起心动念，或是语言行为，都会造成一个业种，这种子在未受报前都藏在阿赖耶识中，所以此识有能藏的含义。
佛教“八识”理论，是最高、最彻底的宇宙、人生真相的学说，揭示了一切生命“生、老、病、死”的真相。
另外，对于疾病的载体——人体，不同的医学理论也有不同的看法。
中医理论认为，人体是由三宝：“精、气、神”构成，这“三宝”充足、和谐、平衡，人体就健康，否则就生病。
西医理论认为，“人是机器”，人在本质上与山河大地等外在物质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比较复杂一点而已，只是一部复杂的机器，本质上还是机器，不承认“精、气、神”等学说，更不承认佛教的“八识”理论。
佛教理论认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人体是自己“心识”在六道中的“应报身”，人体是“身、心、灵”三位一体的存在。这里的“灵”即“心”，不同于中医理论“精、气、神”所说的“神”，更不同于西医理论的“心理”。
佛教的因果律，深刻、彻底地揭示了疾病的原因：人心的三毒：“贪、嗔、痴”。
佛教“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博大精深理论，打造了佛医理论的精髓——病由心生，病从心灭。
佛教是生死解脱的学说，是最彻底的生命理论，佛医的目标，是拯救众生超越三界、解脱生死，这是中医、西医无法做到的。
三、佛医是最完整的医学
西医的最大特点是“临床医学”，都是研究睡在床上的病人，而对于“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并没有表现出突出优点。而佛医是非常完整的，既是“预防医学”，又是“临床医学、康复医学”，佛医最强调的是“预防医学”。佛门有言：“菩萨畏因，凡夫畏果”，佛菩萨所做的就是防微杜渐，在“因”上下工夫，告诉众生因果的道理，让人戒恶从善，离苦得乐，往往在“因”上就把病排除了，就防止了疾病的开花结果，酿成苦果。这方面，佛医比中医、西医做得最彻底、最完整。
四、佛医是最上等的医学
中国有“上医治未病”的说法，早在1500年前，药圣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提出了“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这一论述充分强调了预防医学的重要性。佛医“治未病”的理论比中医完善、彻底，和西医相比，更是显得无比优越，所以，佛医是“上医”、“大医”。
历史上有一个公案，秦国有一位神医，名叫扁鹊，他不需要把脉，只是看看你的神情，马上就知道你的病。扁鹊有一次为齐桓侯（桓公午）看病，他对桓侯说：“你现在有病了，应该要吃药。”桓侯讲：“我那里有病，我身体很健康，身强力壮的，那里有病？”再过一段时间，这扁鹊一看，这病愈来愈深了，扁鹊就跟桓侯说：“你的病以前是在皮肤上面，现在是到皮肤里面、血管里面去了，要赶快医治喔！”桓侯说：“我那里有病？我没有病。”再过一段时间，桓侯知道自己病重的时候，去找扁鹊，扁鹊已经不在了，桓侯就病死了。
这个案例说明“上医”的重要性。
五、佛医是最广义的医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大医治国、中医治人、小医治病”的说法，按这个说法，佛医则是“大医”，佛陀是“大医王”，佛陀医治的不仅仅是人体疾病本身，还医治社会、人心，带领众生脱离生死苦海，是很广义的医学，不是像西医那样，是很狭义的医学理论。
佛医的最终目标，还不是象中医、西医只是治疗身体的疾病，而是解脱生死，超越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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