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进士地图
明代，长沙府岳阳常德进士数量排前三
在今天的周南中学，曾经有个私家园林蜕园。有一个闻名古今的故事与这里有关。刘蜕，唐宣宗大中四年(850)中进士。在此以前50年里，湖南地区虽每年有举人赴进士试，却从未有人及第录取，故称刘蜕“破天荒进士”。
一门三进士的养成路径
科举史，湖南算不上灿烂，据萧源锦先生《中国历科状进士人数统计表》所统计出的中国历代进士，共745榜106855人，而湖南只有2367名（数据来源：湖南教育简史），这样算来，茶陵的陈光问一门三进士，在湖南，并不多见。
陈光问是茶陵史载的第一位进士，生于公元832年，作为一个博取功名的举子，实在是没有赶上好时候。唐朝还没有完全摆脱前朝察举制的影响，所以，虽然科举已开，还是讲究推荐、门第的，所以王维也会去为公主弹琵琶。唐朝289年间，湖南只有25位进士。除了长沙人欧阳稚是开元十八年（730年）及第外，其余都在永泰元年（765年）后，这是安史之乱北人南迁的影响。而五代的四个进士都来自于湘南，三名是郴州人，一名是道州人。湘江上游的湘南，因为秦汉经略岭南而成为了重要的交通线，开发早于其他地区。
在唐朝，湖南人考进士实在太过艰难，陈光问自17岁从潭州迁到茶陵后，就在灵岩石窟开设私学，一边教学，一边准备科举考试，据说，为了节约灯油，以月当灯。尽管如此，等他中进士时，已经是69岁的老人了，也就是说，他考了52年，才进士及第，而在这一榜中，陈光问还不算年纪最大的，还有73岁的曹松、70岁的刘象，与他同岁的柯提和郑希颜，五个老人被称为“五老榜”。可惜的是，时局不稳，年岁已高，他只能放弃了这次出仕的机会，重新回到了灵岩教书育人。
他的孙子陈可伊就比他幸运得多，赶上了好时候，北宋建立后，重文轻武，统治者极力提倡科举，陈可伊及第的那一年是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对，就是那个亲自为科举代言的皇帝，宋真宗，为了激励学子们积极投身科举事业，他特意写了一首《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极具吸引力。两宋共举行118次科举考试中，湖南考中进士908名，虽然在全国范围来看，相对落后，但是相比于唐朝已经有了明显的飞跃。在考取进士后，陈可伊悉心教导儿子陈延凤，儿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也考取了进士，而且“政治有声”。宋代湖南的进士主要集中在湘江上游的永道地区，其中道州195名、永州172名，居于一、二位。唐宋时，永州是官员贬谪的主要放逐地，柳宗元、苏轼、黄庭坚、胡安国……这些被放逐的文人，也承担了教化边地的责任，而本地区周敦颐一门七进士的事迹，和他思想学说的确立，起到了模范作用。
南北分闱，举人进士录取增加明显
元初不重视科举，直到1315年才开科取士。元朝共进行过16次进士科考试，湖南进士数量100人左右。虽然元朝的科举中，湖南中进士的人数不多，但是横向比较，湖南的进士总量占汉族进士的1/6以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事，进士主要集中在湘东，茶陵、浏阳、攸县一带。湘东地区邻近江西，在宋元时，江西就开始向湖南湘东移民，这个阶段的移民一般以书香门第和官宦之家为主，移民修建书院，带动了当地的文化。
明代湖南隶属湖广省，湖南士子必须到武昌参加乡试，在明朝举行的86次科举考试中，湖南共考中459名进士，排名全国倒数第三位。在进士空间分布上，长沙(明朝长沙府辖11县1州：长沙县、善化县、湘潭县、湘阴县、宁乡县、浏阳县、醴陵县、益阳县、湘乡县、攸县、安化县、茶陵州)、岳阳、常德排在前三位，长沙、岳阳是因为明代人口增长，洞庭湖开发，而常德的崛起则得益于明代对滇、黔的开发，常德恰在军屯、民屯迁移路线上。
湖南士子必须到武昌参加乡试，这就意味着，湖南离考场有一两千公里，参加乡试，要提前出发，做好风餐露宿，甚至是葬身洞庭的准备，阻碍了湖南人应试的热情，而且遇上风雨天气，就有可能耽误了考试时间。于是，湖南的学子们开始大声疾呼，要求两湖分闱，在湖南设立考场，湖南的官员也加入进来，不过，这场疾呼时间长达近20年，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才获得批准，第二年，在湖南举行了乡试。
据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张伟然在《历代湘籍进士的分布》一文中统计，清朝，湖南考中进士708人。清朝进士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其中长沙府进士人数高达238人，排在第二位的衡州，只有73人。清朝后期，长沙开埠，成为湖南对外贸易中心，南北分闱，岳麓书院湖湘文化的兴起，让长沙成为科举重镇。文/唐兵兵
制图中进士数量根据现有行政区划所统计。
https://t.cn/RBTK0zk
明代，长沙府岳阳常德进士数量排前三
在今天的周南中学，曾经有个私家园林蜕园。有一个闻名古今的故事与这里有关。刘蜕，唐宣宗大中四年(850)中进士。在此以前50年里，湖南地区虽每年有举人赴进士试，却从未有人及第录取，故称刘蜕“破天荒进士”。
一门三进士的养成路径
科举史，湖南算不上灿烂，据萧源锦先生《中国历科状进士人数统计表》所统计出的中国历代进士，共745榜106855人，而湖南只有2367名（数据来源：湖南教育简史），这样算来，茶陵的陈光问一门三进士，在湖南，并不多见。
陈光问是茶陵史载的第一位进士，生于公元832年，作为一个博取功名的举子，实在是没有赶上好时候。唐朝还没有完全摆脱前朝察举制的影响，所以，虽然科举已开，还是讲究推荐、门第的，所以王维也会去为公主弹琵琶。唐朝289年间，湖南只有25位进士。除了长沙人欧阳稚是开元十八年（730年）及第外，其余都在永泰元年（765年）后，这是安史之乱北人南迁的影响。而五代的四个进士都来自于湘南，三名是郴州人，一名是道州人。湘江上游的湘南，因为秦汉经略岭南而成为了重要的交通线，开发早于其他地区。
在唐朝，湖南人考进士实在太过艰难，陈光问自17岁从潭州迁到茶陵后，就在灵岩石窟开设私学，一边教学，一边准备科举考试，据说，为了节约灯油，以月当灯。尽管如此，等他中进士时，已经是69岁的老人了，也就是说，他考了52年，才进士及第，而在这一榜中，陈光问还不算年纪最大的，还有73岁的曹松、70岁的刘象，与他同岁的柯提和郑希颜，五个老人被称为“五老榜”。可惜的是，时局不稳，年岁已高，他只能放弃了这次出仕的机会，重新回到了灵岩教书育人。
他的孙子陈可伊就比他幸运得多，赶上了好时候，北宋建立后，重文轻武，统治者极力提倡科举，陈可伊及第的那一年是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对，就是那个亲自为科举代言的皇帝，宋真宗，为了激励学子们积极投身科举事业，他特意写了一首《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极具吸引力。两宋共举行118次科举考试中，湖南考中进士908名，虽然在全国范围来看，相对落后，但是相比于唐朝已经有了明显的飞跃。在考取进士后，陈可伊悉心教导儿子陈延凤，儿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也考取了进士，而且“政治有声”。宋代湖南的进士主要集中在湘江上游的永道地区，其中道州195名、永州172名，居于一、二位。唐宋时，永州是官员贬谪的主要放逐地，柳宗元、苏轼、黄庭坚、胡安国……这些被放逐的文人，也承担了教化边地的责任，而本地区周敦颐一门七进士的事迹，和他思想学说的确立，起到了模范作用。
南北分闱，举人进士录取增加明显
元初不重视科举，直到1315年才开科取士。元朝共进行过16次进士科考试，湖南进士数量100人左右。虽然元朝的科举中，湖南中进士的人数不多，但是横向比较，湖南的进士总量占汉族进士的1/6以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事，进士主要集中在湘东，茶陵、浏阳、攸县一带。湘东地区邻近江西，在宋元时，江西就开始向湖南湘东移民，这个阶段的移民一般以书香门第和官宦之家为主，移民修建书院，带动了当地的文化。
明代湖南隶属湖广省，湖南士子必须到武昌参加乡试，在明朝举行的86次科举考试中，湖南共考中459名进士，排名全国倒数第三位。在进士空间分布上，长沙(明朝长沙府辖11县1州：长沙县、善化县、湘潭县、湘阴县、宁乡县、浏阳县、醴陵县、益阳县、湘乡县、攸县、安化县、茶陵州)、岳阳、常德排在前三位，长沙、岳阳是因为明代人口增长，洞庭湖开发，而常德的崛起则得益于明代对滇、黔的开发，常德恰在军屯、民屯迁移路线上。
湖南士子必须到武昌参加乡试，这就意味着，湖南离考场有一两千公里，参加乡试，要提前出发，做好风餐露宿，甚至是葬身洞庭的准备，阻碍了湖南人应试的热情，而且遇上风雨天气，就有可能耽误了考试时间。于是，湖南的学子们开始大声疾呼，要求两湖分闱，在湖南设立考场，湖南的官员也加入进来，不过，这场疾呼时间长达近20年，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才获得批准，第二年，在湖南举行了乡试。
据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张伟然在《历代湘籍进士的分布》一文中统计，清朝，湖南考中进士708人。清朝进士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其中长沙府进士人数高达238人，排在第二位的衡州，只有73人。清朝后期，长沙开埠，成为湖南对外贸易中心，南北分闱，岳麓书院湖湘文化的兴起，让长沙成为科举重镇。文/唐兵兵
制图中进士数量根据现有行政区划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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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秘卷》不再仅仅是试卷，黄冈作家把他写成了长篇小说】
继《天行者》《蟠虺》后，著名作家刘醒龙推出又一部长篇力作《黄冈秘卷》，日前，《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2期，用整整一期的规模选载了这部32万字的作品。长江日报记者9日获悉，著名作家刘醒龙这部新作的单行本，今年6月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作展现一位典型黄冈人一辈子的命运
湖南文艺出版社责编汤亚竹9日下午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黄冈秘卷》有如一幅山水画卷，将黄冈地区的人文地理、文化基因和红色基因立体呈现。作品塑造了耿直性格的主人公“老十哥”革命、反腐、退休的一生，展现了一位典型黄冈人一辈子的命运，通过修组织史、修族谱两条线索，反映出“老十哥”对党的事业、对自己信仰的矢志不渝的忠诚。
9日晚，刘醒龙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黄冈秘卷》首要的，是要提起人们的重新回忆。黄冈大地人文品格与众不同，历史上的“五水蛮”留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别样的血脉，也是因为“五水蛮”恶名远播，才有当年朝廷将失宠与失意的杜牧、王禹偁、苏轼等人谪贬到作为蛮荒之地的黄州。这种历史的恶作剧，无意之中将黄冈这块土地打造成壮心与诗意并存的贤良辈出所在。一个小小村落中人的壮心与贤良，是这部小说的筋骨。
刘醒龙表示，写《黄冈秘卷》，不需要有太多想法，处处随着直觉的性子就行，“全书终了，再补写后记，才明白那所谓的直觉，分明是我对以黄州为中心的家乡原野的又一场害羞。”
父辈的情怀，远比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和高尚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刘醒龙用了“我们的父亲”这种特别的人称。刘醒龙说：“2012年深秋，父亲在八十八岁上病逝，这个年纪也算是高寿了，但在我心里还是没有丁点准备。这个准备不是说后事什么的，而是自写小说以来，一直觉得父亲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说，至于是不是真的写写父亲，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在给父亲守灵到最后送别的几十个小时里，我流着泪写了一篇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那样的文字是后辈对长辈的纪念与情怀，真的用它来言说父亲这辈子，是远远不够的。”
刘醒龙回忆，每次回到那叫张家寨村和比张家寨村更小的名叫郑仓的小地方，将车在路边停好，依次听着拉上手刹的咔嚓声和拔下车钥匙后发动机的停歇声，伸手去开车门时，自己内心总会有些犹豫。有时候犹豫得长一些，有时候犹豫得短一些。这要看停车处那家小杂货店门前有没有人，若有人时，是人多还是人少，是陌生还是熟悉。
那时候，自己虽然非常成年了，跟在父亲身后走进这片原野的感觉与模样，百分之百是个孩子。那些冲着父亲走过来的人，以及父亲冲着走过去的人，将所有问候与笑容，全部交给了父亲，父亲同样将自己的问候与笑容给了人家。不待别人问起身后的自己，父亲就主动地将刘醒龙介绍给与他寒暄的人，并骄傲地大声说，这是我的大儿子。
刘醒龙说，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放在时间的长河里观看，有着很大的不同。越是用心去写，越是发现父亲他们这一代，看上去平凡普通，貌不惊人，但在他们所面对的一百年里，其心其意，其行其为，远比通常所见的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和高尚。而用“我们的父亲”这样的称谓，也是为了表达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90年代的“写实”，在又一个一百年的背景下，为“父亲”树一尊令我们问心无愧的文学雕塑，理应成为与“父亲”最亲近的“我们”的天职。
写作延续了刘醒龙一贯的真诚与宏阔
刘醒龙说，自父亲去世后，他用了几年时间，先沉淀，再迸发，最终顺利完成了三十二万字的写作。唯一与他过不去的是腱鞘炎，一开始只是右手，很快弄得左手也疼起来，严重时夜里会疼醒两三次。为了对付这个坏家伙，依症状轻重，他先后用了夹板等四种护具，此外再用扶他林按摩，前后用了整整一百支。他说：“很多事都能放下，写小说一旦上手了，强行放下，等于要了我半条命。”
至于以《黄冈秘卷》作为小说名字，用意是什么?刘醒龙说，前几天，他去黄州安国寺，送去他们约自己撰写的《黄州安国寺重修记》文章及书法，其中有句话说了这样的一组数字，“安国寺旁边的青云塔又称文峰塔，明朝万历二年建塔之后，明清两朝，各中进士二百七十六员和三百三十五员”。刘醒龙说，春野秋山，必留圣贤风范。黄冈中学的赫赫声名，应当有着源远流长的根脉，《黄冈秘卷》的言说，都是这类风范的延续。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孔令燕评价，《黄冈秘卷》是一部向父辈、向传统精神致敬的作品，它延续了刘醒龙一贯的真诚与宏阔，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与深入思考，探索当前社会关切的根本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艺术性。刘醒龙的作品一直在关注现实和普通人，对底层和普通人抱有同情和关切，是“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表现。
来源：长江网
https://t.cn/RmHsqEw
(出处: 遗爱网)
继《天行者》《蟠虺》后，著名作家刘醒龙推出又一部长篇力作《黄冈秘卷》，日前，《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2期，用整整一期的规模选载了这部32万字的作品。长江日报记者9日获悉，著名作家刘醒龙这部新作的单行本，今年6月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作展现一位典型黄冈人一辈子的命运
湖南文艺出版社责编汤亚竹9日下午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黄冈秘卷》有如一幅山水画卷，将黄冈地区的人文地理、文化基因和红色基因立体呈现。作品塑造了耿直性格的主人公“老十哥”革命、反腐、退休的一生，展现了一位典型黄冈人一辈子的命运，通过修组织史、修族谱两条线索，反映出“老十哥”对党的事业、对自己信仰的矢志不渝的忠诚。
9日晚，刘醒龙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黄冈秘卷》首要的，是要提起人们的重新回忆。黄冈大地人文品格与众不同，历史上的“五水蛮”留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别样的血脉，也是因为“五水蛮”恶名远播，才有当年朝廷将失宠与失意的杜牧、王禹偁、苏轼等人谪贬到作为蛮荒之地的黄州。这种历史的恶作剧，无意之中将黄冈这块土地打造成壮心与诗意并存的贤良辈出所在。一个小小村落中人的壮心与贤良，是这部小说的筋骨。
刘醒龙表示，写《黄冈秘卷》，不需要有太多想法，处处随着直觉的性子就行，“全书终了，再补写后记，才明白那所谓的直觉，分明是我对以黄州为中心的家乡原野的又一场害羞。”
父辈的情怀，远比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和高尚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刘醒龙用了“我们的父亲”这种特别的人称。刘醒龙说：“2012年深秋，父亲在八十八岁上病逝，这个年纪也算是高寿了，但在我心里还是没有丁点准备。这个准备不是说后事什么的，而是自写小说以来，一直觉得父亲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说，至于是不是真的写写父亲，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在给父亲守灵到最后送别的几十个小时里，我流着泪写了一篇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那样的文字是后辈对长辈的纪念与情怀，真的用它来言说父亲这辈子，是远远不够的。”
刘醒龙回忆，每次回到那叫张家寨村和比张家寨村更小的名叫郑仓的小地方，将车在路边停好，依次听着拉上手刹的咔嚓声和拔下车钥匙后发动机的停歇声，伸手去开车门时，自己内心总会有些犹豫。有时候犹豫得长一些，有时候犹豫得短一些。这要看停车处那家小杂货店门前有没有人，若有人时，是人多还是人少，是陌生还是熟悉。
那时候，自己虽然非常成年了，跟在父亲身后走进这片原野的感觉与模样，百分之百是个孩子。那些冲着父亲走过来的人，以及父亲冲着走过去的人，将所有问候与笑容，全部交给了父亲，父亲同样将自己的问候与笑容给了人家。不待别人问起身后的自己，父亲就主动地将刘醒龙介绍给与他寒暄的人，并骄傲地大声说，这是我的大儿子。
刘醒龙说，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放在时间的长河里观看，有着很大的不同。越是用心去写，越是发现父亲他们这一代，看上去平凡普通，貌不惊人，但在他们所面对的一百年里，其心其意，其行其为，远比通常所见的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和高尚。而用“我们的父亲”这样的称谓，也是为了表达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90年代的“写实”，在又一个一百年的背景下，为“父亲”树一尊令我们问心无愧的文学雕塑，理应成为与“父亲”最亲近的“我们”的天职。
写作延续了刘醒龙一贯的真诚与宏阔
刘醒龙说，自父亲去世后，他用了几年时间，先沉淀，再迸发，最终顺利完成了三十二万字的写作。唯一与他过不去的是腱鞘炎，一开始只是右手，很快弄得左手也疼起来，严重时夜里会疼醒两三次。为了对付这个坏家伙，依症状轻重，他先后用了夹板等四种护具，此外再用扶他林按摩，前后用了整整一百支。他说：“很多事都能放下，写小说一旦上手了，强行放下，等于要了我半条命。”
至于以《黄冈秘卷》作为小说名字，用意是什么?刘醒龙说，前几天，他去黄州安国寺，送去他们约自己撰写的《黄州安国寺重修记》文章及书法，其中有句话说了这样的一组数字，“安国寺旁边的青云塔又称文峰塔，明朝万历二年建塔之后，明清两朝，各中进士二百七十六员和三百三十五员”。刘醒龙说，春野秋山，必留圣贤风范。黄冈中学的赫赫声名，应当有着源远流长的根脉，《黄冈秘卷》的言说，都是这类风范的延续。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孔令燕评价，《黄冈秘卷》是一部向父辈、向传统精神致敬的作品，它延续了刘醒龙一贯的真诚与宏阔，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与深入思考，探索当前社会关切的根本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艺术性。刘醒龙的作品一直在关注现实和普通人，对底层和普通人抱有同情和关切，是“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表现。
来源：长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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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遗爱网)
【黄龙溪三县衙门 见证清朝衙门历史的活标本】正在火热评选的“天府十大文化地标”引起了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李勇先的关注，他一口气推荐了双流区黄龙溪三县衙门、彭镇观音阁会馆、东升街双流中学老钟楼三处地方。
他认为，三县衙门是成都市内仅存的清代衙门建筑，里面的诸多元素体现了古代清廉为官、执政为民的理念，有遗址有底蕴，是典型的孝廉文化地标。
他认为，三县衙门是成都市内仅存的清代衙门建筑，里面的诸多元素体现了古代清廉为官、执政为民的理念，有遗址有底蕴，是典型的孝廉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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