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政治献金案曝光美国制度腐败真实面目 #起底美式黑金政治#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9月19日报道，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黑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政坛。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共和党人伦纳德·利奥主持的一家保守派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了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药都药市文化#【从文山药市到三七古道】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文山州）处于云贵高原东南部，是云南通往华南沿海地区和中国通往越南、东南亚的重要通道。几百年来文山渐次形成零散状态的药材交易集市，在文山道地药材的交易、集散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草医设摊到药农赶街

文山州蕴藏着丰富的药物资源，药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悠久的历史。由于文山州原住民没有留下传世的历史文本，因此目前尚未找到有关药材交易集市起源的文字记载。文山州所辖各市县，明代分别隶属临安府、广南府，清代分别隶属开化府、广南府、广西府维摩州。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由开化府知府汤大宾主持纂修的《开化府志》是该地的第一部综合性史志著作。因此，对于明代以前的药材集市状况，只能借助一些相关文献作出大致推断。

在医药没有明确分工的古代，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家传、师承途径成长起来的民间草医，同样是既采药又看病。《文山县志》认为，从古至今，草医都是看病兼售药，病家诊费药费一起交付，药材通常自采自售，赶街时则设摊看病售药。

宋仁宗皇祐年间，滇东南地区的哈尼族首领龙海基因为协助狄青部将杨文广平叛有功，得到朝廷“世领六诏山区”的奖励。此后，东部沿海和中原地区的铁制农具和铸造技术传入包括文山在内的六诏山区，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陆续形成定期举办的集市——草皮街或草坝街。有研究者由此推测，文山一带在宋代出现集市以后，因民族草医赶街时为人看病而将药材带进了草皮街集市。当药材的经济价值被人们认识，一部分山民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了辨别、采收药材的知识之后，上山采药者和集市卖药者逐渐多了起来。

文山州所辖各市县都先后出现了多个草皮街集市，相邻村镇举办集市的街日（街子天）通常按一定的间隔日期循序排开。草医每天出现在不同的集市，成为一定地域内的“走街医”。后来的一些卖药者也每天循集市而迁移售药地点，成为以售药为主业的“走街药商”。

在草皮街集市上进行交易售卖的物品多种多样，药材交易作为其中的一个大类，后来在集市上形成相对集中的交易区域。有少数集市演变成为以药材交易为主的药市，如文山恒丰药市（原佛寿街集市的一部分）和丘北县锦屏药市都是当地药材流量最大的中草药交易市场。马关县、麻栗坡县与越南相邻，两国边民肩挑马驮各种商品出入国境，以赶街的方式相互通商。几百年来，形成了都龙等多个边民互市点。每个街日，入境的越南边民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交易商品中包含品种繁多的应季中药材。药材交易成为边民互市的一大特色。来到集市上参与药材交易的摊贩，以当地药农为主体，有民族草医，还有少数长期经营药材生意的药商，苗族药农占摊贩的比例占七成以上。

南国神草“金不换”

文山州所辖一市七县都位于北半球热带与温带的交界线——北回归线上。这里特有的地形、地貌、土壤和低纬度高原气候特别适合三七的生长。三七与人参、西洋参同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是中国的特有物种。三七喜阴而畏冷寒，喜暖而忌强光，喜湿而怕积水，在文山一带长势最好。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探索和辛勤培育，文山成为享誉世界的“三七之乡”。

原生三七的分布地域比较狭窄，仅为云南与广西的交界处。这里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很少，因而至今尚未发现宋代以前有关三七的文字记载。明代初年，成书于1378年的《仙传外科秘方》（杨清叟撰著）一书中介绍了“飞龙夺命丹”，其中含有三七。这是“三七”之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文献中。明代《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曾说到三七药：“广南镇守带的那三七药……不拘妇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调五分末儿，吃下去即止。”这表明，明代后期在内陆某些地区已有不少人知晓三七的止血作用。

明代《本草纲目》第一次让世人对南国神草“金不换”——三七有了全面的了解。据传，在李时珍撰著《本草纲目》期间，广南府的两位军官千里迢迢将三七送到湖北蕲春，请李时珍予以鉴别。李时珍以前没有接触过三七，为验证其外用药效，特意在自己的手臂上划出一道伤口，然后涂敷三七粉末，结果伤口很快愈合。李时珍依据所获得的资料和自己的研究，在《本草纲目》中对三七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

在野生三七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云南文山一带的药农开始进行三七的人工栽培试验。清道光年间担任云南巡抚的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最早对三七的人工栽培作了确切记述。随着人工种植面积的扩大，三七不仅成为草皮街集市交易的主角，“不见三七不成市”，而且成为美味佳肴的配料，进入餐馆和寻常百姓家。清代初中期以后，三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越来越高。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载：“开化三七，在市出售，畅销全国。”

滇东南的“三七古道”

三七等文山地产药材外销的最大制约因素是运输。清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记载，文山三七在当时主要有三条销售渠道：一是在开化府、广南府的本地集市上销售；二是向西运往蒙自、昆明等地销售；三是向东经过广西思恩府（今百色市）中转，沿水路进入岭南，在长江以南和中原地区销售。文山向西和向东很多路段没有行车的道路，只能依靠马帮来驮运。马帮是大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一群赶马人及其骡马队按民间规约组织起来，运输民众需要的生活物资。

21世纪初，文山柳井彝族乡马边塘村进行新农村建设，拆除一栋颓败的老房子，在墙洞里发现一本已被烟气熏黑的布面账簿。其主人是出身民间中医世家的任树伯，账簿记录了他几次带领马帮运输、售卖三七的经历。

1907年，任树柏首次组建马帮，带领赶马人和13匹骡马，从文山柳井乡出发，驮运约半吨文山三七向中越边境进发。马帮一路上风餐露宿，遇山爬坡，过溪蹚水，穿过遍布荆棘、无人走过的原始密林，冒着遭遇猛兽攻击、土匪劫路的风险，经受断粮挨饿、蚊虫叮咬、疾病缠身等种种磨难，将药材运到红河畔的河口县。过口岸后，进入越南境内，马帮依然要走数百公里崎岖蜿蜒的山路。进入城市之前，任树柏将赶马人留在越南农村喂养骡马。最后，任树柏和随行的几个人将药材装上轮船，穿过琼州海峡，到达目的地香港。任树柏运到香港的文山三七大受欢迎，很快便销售一空，卖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价钱。

1910年3月，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后，任树柏和助手首先带领马帮将文山三七驮运到河口县老范寨火车站，装上火车，沿滇越铁路转运到越南海防港，然后再装上轮船，运往香港。其中有些三七经香港药材商之手，转卖到东南亚等地。任树柏等从文山出发经越南到香港，再从香港经越南返回文山，一来一回，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左右。这条集马帮、火车、轮船于一体，以马帮为前导、起点在文山、中转站在越南、终点在香港的文山三七外贸通道，一直延续到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前夕。今天的文山人，将这条记录着冒险精神、励志故事的“商道”同滇西的“茶马古道”相比类，将其称为滇东南的“三七古道”。（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

【导师介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段晓华老师

原河南广播电视台《晓华影吧》、《晓华探案》制片人、主持人。曾获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全国法制节目“十佳主持人”，“最佳制片人”，2016年以来，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七篇，2018年出版专著《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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