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戈：保障高质量就业的关键是稳定市场预期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
伍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一、高质量就业是中长期中国经济合理转型的关键方面

我认同奥肯定律揭示的经济内在运行的规律，尽管这个规律并不总是那么稳定，但总体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规律。

奥肯定律中增长和就业间的关系未必是当期的关系，可能在时间上存在着领先和滞后。当一个企业遇到困难时，并不会第一时间就裁员，也许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或者再“挣扎”一段时间，或者在其他地方寻求成本压缩，然后再进行人力资源重新配置。

在很多国家，裁员是很痛苦的事情，很多员工是企业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如果由于形势不好就裁员，是有很多沉没成本的。如日本有着终身雇佣的企业文化，所以他们的就业有很大的粘性。中国没有日本那么强的粘性，但从数据上也能够看出，中国的调查失业率大概滞后于名义GDP增速一到两个季度的时间。所以，失业率在今年上半年可能处于上升通道，原因很简单，因为经济整体下行的起点是在去年三四季度。按照过去的规律，我们能够感受到今年上半年滞后的就业压力。

最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从整个发力过程和市场情况来看，也许经济底部不会出现在一季度，而是要出现在二季度，使得今年上半年就业的压力依然比较大，失业率甚至是上升的，可能在下半年有所好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当前经济面临着供给冲击、需求收缩以及预期转弱，这里我特别强调最后一点，关于预期转弱的问题。

如果预期转弱，从内生动力而言，企业没有强烈的动机去雇佣新的劳动力，“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觉得未来是不确定的，当然不会去雇佣劳动力或者实现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发展。我相信在强力的逆周期调整下，需求短期内能够回升。但如果真正折射到劳动力市场上，在强大的逆周期政策之外预期的影响更为重要。我们观察到，去年下半年，国家对互联网行业进行了强化监管。对于投资者而言，互联网平台未来的业务范围目前是不清晰的，或者基于反垄断的一些考虑，这方面的政策和制度目前也不是非常清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资本“红绿灯”的问题，也特别强调了防范资本“野蛮生长”的问题，这些概念中央已经提出来，但落地的层面是什么？或者说对资本“红绿灯”的界定是否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规则？是否有一个正面或负面清单？如果还没有，或者说目前还不明确，就会产生不确定性。

除互联网行业外，其实对于很多其他行业，准入问题、资本“红绿灯”问题也急需进一步明确，否则大家的预期很难增强，对于未来就业也是一个很强的掣肘，这一点非常关键。

就业问题当然是民生问题，是重大问题。但我个人理解，在高质量增长的前提下，一个人有一份工作，这是起码的要求。除此之外，工作也要强调质量的问题，就像经济增长要有质量，就业是否也应该是高质量呢？疫情影响下没有办法，我们看到很多搞艺术的人，或者是硕士博士生，他们实在没有工作机会了，就选择去送快递，短期内当然解决了就业，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而言，这是不是一种高质量的就业呢？中国的高质量就业在什么领域呢？

第一个高质量就业的领域，毫无疑问是在高精尖、知识密集型的领域。如果人才能够很好地匹配，这些领域属于高质量的就业。

第二个高质量就业的领域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机器人和IT技术无法替代的，就是现代服务业，包括医疗和养老。我个人认为，现在谈劳动力，不可避免地需要谈劳动力年龄的问题。养老行业未来能够吸收就业，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机器人无法替代的。为了更长远地看待就业问题，我认为很多服务业方面的准入限制确实要放开。现在老百姓特别是城市居民生活的短板，不是手机制造，也不是汽车问题，而恰恰是养老、教育、医疗，这部分的劳动力供给是不足的，每万人的护工人数是远远不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业问题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短期的奥肯定律的问题，但从中长期的维度看，更是如何引导中国经济合理转型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在很多领域非常缺乏劳动力，相信我们这一代老的时候，找护工可能是比较困难的。虽然我们能够拿到养老金，但我们那时候的养老金，或者我们能够享受到的养老服务，能否是和高质量经济增长相匹配的高质量养老呢？这一点值得探索。

中国非常重视制造业，但我想强调一点，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中，服务业往往是吸收就业最大的门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短周期，要加强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在中长期，还是要让微观主体预期的信心更加坚定，知道什么领域存在机会后，我们就不用太担心一会儿是“红灯”，一会儿是“绿灯”。要给投资者或企业家有更多可持续的、可专注的领域，这些领域不需要担心过多资本“红绿灯”的问题，能够更专注于老百姓需求向往的行业，能够持续地做下去。让社会长治久安，不仅仅是简单带动就业人数，更多的是带动或提高就业的质量，从而服务于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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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料今年杠杆率增幅保持基本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表示，2017年以来中国宏观杠杆率年均增长约4.8个百分点，增幅总体稳定。从国际上看，与主要经济体相比，疫情以来中国杠杆率增幅相对可控，以相对较少的债务增量支持经济较快恢复增长。

人行称，2021年以来，中国疫情防控得力、经济稳步恢复、宏观政策有效等因素共同推动宏观杠杆率回到基本稳定的轨道，为加大政策跨周期调节力度、进一步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创造了空间。

人行称，2021年杠杆率为272.5%，回到基本稳定的轨道，预计2022年增幅保持基本稳定，为未来金融体系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创造了政策空间。#宏观经济#

读《2021年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2021年赤字规模为3.57万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安排3.65万亿元，我国关税总水平降至7.4%，记账式国债和储蓄国债分别发行6.49万亿元和3068亿元，为满足中央财政筹资需要提供坚实保障。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比上年增加83万人，今年计划修订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 《2021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从3季度的“做好跨周期调节”到“加大跨周期调节力度”，宏观杠杆率稳中有降。 未再提及物价约束，稳定银行负债成本，引导企业贷款利率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