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神通对吗？让我们看看佛经怎么说吧！
提到神通，佛教界马上就有人反对。有人说：“持神通者就是邪教”、“只有邪师才炫耀神通”、“佛讲法从不用神通”。甚至有人说神通谈都不能谈，“谈神通会成魔”等等。而初学佛者往往对“神通”二字，既充满好奇和探秘心理，又望而生畏，谈神通色变。
那么，佛教到底是否主张神通？佛弟子应如何看待神通？让我们看看佛经怎么说吧！
佛陀住世时亲说真谛妙理，佛陀灭度后，由弟子们集结，对佛陀的教言进行复述、整理、汇集而成佛经。佛经是佛教徒学佛的理论基础和修行指南，那么佛经中是否宣说过神通？又是怎么宣说神通的？
下面摘录几段佛经中有关神通的论述。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就有释迦世尊赞叹地藏王菩萨的神通不可思议的记载。《嘱累人天品第十三》有“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议”！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尔时世尊正知正念。从等持王安庠而起。以净天眼观察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举身怡悦。从两足下千辐轮相。各放六十百千俱胝那庾多光。”
《大波罗波罗蜜多经》初分缘起品第一之一：“皆阿罗汉，具足成就四无碍解，凡所演说辩才无碍，于五神通自在游戏。”而且明确有一句：“尔时，世尊现神通力。”
《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一切佛法，无不修行、无不证见；以神通力，用一毛发能举阎浮提，乃至四天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量百千世界；能于空中取种种宝，施诸众生。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皆悉住于不退转地，久已供养无量诸佛，……以自在神通游诸佛世界，放无量光明，说无尽妙法。”
《大宝积经》卷二十九：“时有菩萨名无希望垢藏。与九万二千诸菩萨众。恭敬围绕从空而来。……尔时无垢藏菩萨。手持七宝千叶莲花。至如来所头面礼足。白佛言。世尊。……致问无量。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行不。作是语已。即升虚空结跏趺坐。”
《毗婆尸佛经》：“如是彼佛为彼二人现三种神通。令发精进趣向佛慧。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一》：“诸贤比丘，神通远达，威力弘大……”
《妙法莲花经》卷一：“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靡不周遍。”
《修行本起经卷上现变品第一》赞叹到场的都是阿罗汉：“已从先佛。净修梵行。三神满具。六通已达……”
《杂阿含经》四九四经中更为直截了当说：“比丘当知，比丘禅思，神通境界，不可思议，是故比丘当勤禅思，学诸神通。”……
以上摘录的内容只是佛经记载佛陀在度化众生过程中宣说神通、示现神通的沧海一粟。
几乎每一部佛经中都有神通与佛陀圣迹的记载，并明确要求弟子要“学诸神通”。经中明明记载了佛陀宣说神通、运用神通的诸多实例，又怎么可以说“佛讲法从不用神通？”如果谈神通、展现神通就是魔，那么，佛经三藏十二部岂不成了最大的教众生成魔的邪书了？佛教岂不是成为最大魔教和邪教了？娑婆世界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岂不是成为最大的魔头和邪教头目了？!
显然，以邪见说“神通不可持”“持神通者就是邪教”的人，已经在严重谤佛谤法，实则其自己就是邪魔妖人却不自知了。
诚然，佛陀为防止佛弟子执着神通境界，产生执相偏见，故告诫弟子不可执着神通。如《楞严经》中，针对五十阴魔出显，世尊告诫弟子：“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这段经文是指行者在禅修过程，在快要证入空性真如阶段，对自然生发的各种境界，不可执着和贪恋，不可作为证得圣道之解，此时要“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否则，“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就会给邪魔以可乘之机而妄失正道。《楞严经》中讲的正是对治“受群邪”，避免入魔的方法，并不是说没有幻化神通现象，更不是否定神通、反对神通。
这犹如我们煮饭。吃到香喷喷的米饭是我们的目的。但煮饭过程中会出现水开、冒泡，蒸汽从锅盖蒸腾而出，还伴随着米饭的香味。这些都是米粒变为熟饭过程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否我们可以说，煮饭过程中这些水蒸气，锅里飘出的饭香味等现象是不能有的，否则所煮的饭就不能吃呢？估计只有那种“白马非马”论的愚人会如此说吧。
同理，神通现象是修行人由凡转圣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中段现象，没什么可怕，也没什么好执着好奇和神秘兮兮的。执着神通会入魔犹如愚人煮饭只喜欢看蒸汽，闻香味而忘记自己目的是把饭煮熟，吃到饭，最终不仅饿肚子，还会将饭烧焦，锅烧坏一样。
佛弟子当知，不执着神通与不讲神通、不持神通、不显神通是绝然不同的概念，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成就解脱，绝对不是为了神通变化，但是如果没有中间阶段的神通现象，我们是无法成就解脱的！犹如我们煮饭目的是为了吃到饭，而不是执着煮饭过程的蒸汽现象和飘出的饭香。是故，若一知半解，把不执着神通误认为是不讲神通、不显神通、没有神通，那就大错特错了。
佛弟子当知，现在是末法时期，名声大、地位高而实际上并未证圣的“高僧大德”太多太多，他们往往乱解经义却到处“讲经说法”、出书发碟，佛弟子千万不可轻易听而信之，随而从之，以讹传讹，人云亦云，以免无明造业，犯下谤佛、谤法之罪。
敬请关注下一篇《反对神通对吗？让我们看看古今高僧怎么做吧！》
提到神通，佛教界马上就有人反对。有人说：“持神通者就是邪教”、“只有邪师才炫耀神通”、“佛讲法从不用神通”。甚至有人说神通谈都不能谈，“谈神通会成魔”等等。而初学佛者往往对“神通”二字，既充满好奇和探秘心理，又望而生畏，谈神通色变。
那么，佛教到底是否主张神通？佛弟子应如何看待神通？让我们看看佛经怎么说吧！
佛陀住世时亲说真谛妙理，佛陀灭度后，由弟子们集结，对佛陀的教言进行复述、整理、汇集而成佛经。佛经是佛教徒学佛的理论基础和修行指南，那么佛经中是否宣说过神通？又是怎么宣说神通的？
下面摘录几段佛经中有关神通的论述。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就有释迦世尊赞叹地藏王菩萨的神通不可思议的记载。《嘱累人天品第十三》有“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议”！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尔时世尊正知正念。从等持王安庠而起。以净天眼观察十方殑伽沙等诸佛世界。举身怡悦。从两足下千辐轮相。各放六十百千俱胝那庾多光。”
《大波罗波罗蜜多经》初分缘起品第一之一：“皆阿罗汉，具足成就四无碍解，凡所演说辩才无碍，于五神通自在游戏。”而且明确有一句：“尔时，世尊现神通力。”
《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一切佛法，无不修行、无不证见；以神通力，用一毛发能举阎浮提，乃至四天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量百千世界；能于空中取种种宝，施诸众生。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皆悉住于不退转地，久已供养无量诸佛，……以自在神通游诸佛世界，放无量光明，说无尽妙法。”
《大宝积经》卷二十九：“时有菩萨名无希望垢藏。与九万二千诸菩萨众。恭敬围绕从空而来。……尔时无垢藏菩萨。手持七宝千叶莲花。至如来所头面礼足。白佛言。世尊。……致问无量。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行不。作是语已。即升虚空结跏趺坐。”
《毗婆尸佛经》：“如是彼佛为彼二人现三种神通。令发精进趣向佛慧。
《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一》：“诸贤比丘，神通远达，威力弘大……”
《妙法莲花经》卷一：“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靡不周遍。”
《修行本起经卷上现变品第一》赞叹到场的都是阿罗汉：“已从先佛。净修梵行。三神满具。六通已达……”
《杂阿含经》四九四经中更为直截了当说：“比丘当知，比丘禅思，神通境界，不可思议，是故比丘当勤禅思，学诸神通。”……
以上摘录的内容只是佛经记载佛陀在度化众生过程中宣说神通、示现神通的沧海一粟。
几乎每一部佛经中都有神通与佛陀圣迹的记载，并明确要求弟子要“学诸神通”。经中明明记载了佛陀宣说神通、运用神通的诸多实例，又怎么可以说“佛讲法从不用神通？”如果谈神通、展现神通就是魔，那么，佛经三藏十二部岂不成了最大的教众生成魔的邪书了？佛教岂不是成为最大魔教和邪教了？娑婆世界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岂不是成为最大的魔头和邪教头目了？!
显然，以邪见说“神通不可持”“持神通者就是邪教”的人，已经在严重谤佛谤法，实则其自己就是邪魔妖人却不自知了。
诚然，佛陀为防止佛弟子执着神通境界，产生执相偏见，故告诫弟子不可执着神通。如《楞严经》中，针对五十阴魔出显，世尊告诫弟子：“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这段经文是指行者在禅修过程，在快要证入空性真如阶段，对自然生发的各种境界，不可执着和贪恋，不可作为证得圣道之解，此时要“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否则，“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就会给邪魔以可乘之机而妄失正道。《楞严经》中讲的正是对治“受群邪”，避免入魔的方法，并不是说没有幻化神通现象，更不是否定神通、反对神通。
这犹如我们煮饭。吃到香喷喷的米饭是我们的目的。但煮饭过程中会出现水开、冒泡，蒸汽从锅盖蒸腾而出，还伴随着米饭的香味。这些都是米粒变为熟饭过程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否我们可以说，煮饭过程中这些水蒸气，锅里飘出的饭香味等现象是不能有的，否则所煮的饭就不能吃呢？估计只有那种“白马非马”论的愚人会如此说吧。
同理，神通现象是修行人由凡转圣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中段现象，没什么可怕，也没什么好执着好奇和神秘兮兮的。执着神通会入魔犹如愚人煮饭只喜欢看蒸汽，闻香味而忘记自己目的是把饭煮熟，吃到饭，最终不仅饿肚子，还会将饭烧焦，锅烧坏一样。
佛弟子当知，不执着神通与不讲神通、不持神通、不显神通是绝然不同的概念，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成就解脱，绝对不是为了神通变化，但是如果没有中间阶段的神通现象，我们是无法成就解脱的！犹如我们煮饭目的是为了吃到饭，而不是执着煮饭过程的蒸汽现象和飘出的饭香。是故，若一知半解，把不执着神通误认为是不讲神通、不显神通、没有神通，那就大错特错了。
佛弟子当知，现在是末法时期，名声大、地位高而实际上并未证圣的“高僧大德”太多太多，他们往往乱解经义却到处“讲经说法”、出书发碟，佛弟子千万不可轻易听而信之，随而从之，以讹传讹，人云亦云，以免无明造业，犯下谤佛、谤法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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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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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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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钞》B“不观孟子之论命乎，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方为真命。则不依道义而得，不依道义而失，皆非所谓命也”！
《太上感应篇》心得分享10-2-70
还是接着昨天的内容，在这里是比较圣贤之说与非圣贤之说。都是古代的传说，有正统及非正统，正统者，孔孟之道；非正统者，我们不敢说是邪门歪道，起码不正统，不是文化主流。
《易经·说卦》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大意是，穷究天下万物的根本原理，彻底洞明人类的心体自性，以达到改变人类命运的崇高目标，从而使人类行为与自然规律能够和谐平衡、生生不息。这是后代的说法，是不是正统的说法，不得而知。
佛法不这么说，佛法说明心见性，命运就改了。大概就是他们说穷理尽性的意思。怎么明心见性？不像上面说的，广学多闻向外求，那条路是错误的，不可能得到他们说的结果的。而是打掉妄想分别执着向内求，这些障碍自性的东西，众生本具的性德，就开显出来。三世诸佛得道成佛，都是依着戒定慧，这条路走上来的，除此不可能成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戒定慧者，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戒，绝不是广学多闻。定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慧是烦恼轻，智慧长。
这里说的很具体，都是这个时代锲理锲机的说法，不会耽误人。
“列子论力，多属于机械变诈之才智，圣贤之所不言。圣贤所言者，皆克己复礼之修持也”。
变诈biànzhà，欺诈。西方工业革命中机械制造比我们中国早几百年，大概日本基本跟西方的工业革命同步，差不多。机械里面没有人情味，没有伦常道德，没有孝悌忠信，都是些冷冰冰的技术，金属。机械变诈，这样看来就是很冷酷的欺诈，当然在这里有聪明人的利用，让你看不出来，让你乖乖受骗。
这些圣贤当然不说，实在无耻，就连廉耻之心都没有了。欺狂老百姓，欺骗老实人，就是你聪明，也难免被骗，你只要比不上他们聪明。架不住他们一天到晚研究这些邪门歪道，你怎么会不受骗？你看兵书《孙子兵法》里说，兵不厌诈，这还得了，都是不法行为，孔孟等这些重视道德之人，怎么会附和他们说呢？
克己复礼的修持，确实令人心向往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专门引以赞美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真正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
这些东西作为民族文化复兴的实质内容，多么美好。
“1唯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2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3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4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5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6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7欲寡其过而未能。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8人皆可以为尧舜。9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大师在这里选了九条，都是古人克己复礼修行的明显内容。圣人是因为克服自己的不善念头，狂人是因为没有这些修持。
积善之家是长期不敢作恶，又能不断积善。不善之家，就相反了。作善有吉祥，作恶有灾殃等等。
每一条能做到，或者说能做到一条，都是趋吉避凶，遇难呈祥。现在这些都是听说了，没见到有人在落实了。在佛门有这样的人，也不多见了。就是因果一条，能不能处处落实，能不能在生活中落实，恐怕不多见了。能说的人太多了，能做到的人不多。
“皆力也，此儒者之言也。至于佛教，则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令其忏悔往业，改恶修善，必期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戒执身，不行非礼。以定摄心，不起妄念。以慧断惑，明见本性”。
一旦谈到佛法，就离不开戒定慧，离开戒定慧，就不是佛法了。你到真正佛门道场住久了，就看他这一条，他们能做到，那是真正正法道场。否则你一眼就识破它了。他们所作所为，给你提供这件事的条件。他们是要成就你了，否则，你还是早点走吧。
这个地方谁说了算数，他所代表的就是他信佛的程度，修道的路数，他有没有成就，他有没有道行，都在这一点上看。
听经闻法，也是这个方法。这个法师有没有真本事，有没有修行，也在这里识破他。
“皆克己复礼修持之力，依是力而行，尚可以上成佛道，况其下焉者。故楞严经云，求妻得妻，（求妻者，求贤慧贞静之妻也，否则妻何得向菩萨求，）求子得子，求长寿得长寿，求三昧得三昧，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大涅槃者，究竟佛果，皆由依教修持而得其力之大，何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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