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职教视野下的高质量发展——访《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编委会执行副主任马树超】记者：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您主持过多个与职业教育质量相关的报告编写工作，例如《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等，这次是《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这些报告有哪些异同？
马树超：确实，我从2012年到2019年连续主持过8年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编写，最近两年担任《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写工作的总顾问。受国务院教育督导办的委托，我还在2016年主持《全国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的评估指标体系编制、发布、数据采集和评估报告编写工作，2018年和2020年作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参与评估报告的编制。这次受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作为编委会执行副主任和编写组总协调主持《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的研究与编制工作。这些报告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基于协助完善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考虑，目的是助推职业教育事业改革，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这些报告又都有着自己个性化的特点，比如这次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就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体现了第三方评价特色。职业院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的内部质量评价已逐渐走向制度化，但如何加强外部评价，建立健全政府、学校、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仍需探索与努力。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我国成立时间最早的职业教育专门机构，是党领导的群团组织之一，开展职业教育第三方评价既有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也是自身履职尽责的应有作为。二是提出了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模型。为了客观呈现各地职业教育发展差异，我们设计并计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指数。三是实现了全口径职业教育评价。早在1925年，我国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就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我们面向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教育，对全国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发展及相关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整体性评价，实现了全口径评价，具有“大职业教育主义”特色。
记者：翻看这本报告，我们发现，报告分为“机遇与挑战”“现状与评价”“分析与建议”三个部分，非常简洁，这种结构是基于什么考虑？
马树超：今年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是在去年《中华职业教育发展报告》基础上编写的，很多具体的数字和成就在发展报告里已经描述很清楚了，今年我们侧重评价，以省域为评价基本单位，从区域视角进行第三方评价。
报告第一部分“机遇与挑战”，其实是宏观背景评价。机遇偏重于“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挑战则从四个方面提出问题。第一是办学导向上，要直面民生与就业结构性矛盾，我们在专栏里清晰指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发生动摇；第二是资源配置上，要适应人力资源强国建设要求，在专栏里指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投入不乐观；第三是内涵提升上，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在专栏里指出了新技术革命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第四是增强适应性上，现代职教体系亟待自我完善，在专栏里指出了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几个质量问题。
第二部分“现状与评价”，主要从区域、院校、服务、环境四个维度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进行评价，是报告的主体部分。
第三部分“分析与建议”，我们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第一是聚精会神狠抓发展质量，主要想表达的是我们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行政部门要落实抓质量的主导责任，职业院校要明确抓质量的主体地位，教师队伍要发挥抓质量的关键作用。第二是内外合力优化发展环境，包括平衡供需结构，营造充分就业的社会环境；强化职教科研，改善教育教学的治理环境；落实政策保障，完善产教融合的制度环境；加大宣传力度，把正信息社会的舆论环境；提升技能价值，加强监督监管的法治环境。2021年是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元年，在这一节里，我们试图给出从学历型社会转向技能型社会的路径。
记者：在这本报告中，我们看到有很多观点都很值得深思。
马树超：确实是，我们可以在报告中找到10个“点睛”的观点。
第一个是回答什么是职业教育的高质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并非仅仅体现在学历高或层次高、项目多和获奖多，而应主要体现在面向合适的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上。”
第二个是分析升学趋势明显带来三大不利影响，“一是不利于缓解全国性‘技工荒’问题，导致中国制造质量难以提升；二是不利于企业获得技术技能人才红利，导致企业对校企合作失去信心；三是不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导致职业教育普教化、应试化，丧失类型特色。”
第三个是说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但不是另类教育，“既不能因为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就关起门来使其成为‘孤岛教育’；也不能因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就将其办成普通教育的‘影子教育’。”
第四个是关于职教本科，“发挥政策正向激励作用，避免政策偏差的‘逆向选择’。支持坚持就业导向、人才培养质量高的优质专科高职学校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支持优质专科高职学校中产教深度融合、办学特色鲜明、培养质量较高的专业实施职业本科教育，避免因政策偏差而影响职业本科教育的公信力。”
第五个是关于就业和升学，“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将由提高人口受教育年限转向提高劳动者职业能力，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建议要分别统计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升学率。
第六个是关于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要创造条件，组建由教学专家、企业专家、信息技术专家组成的‘三栖’教学团队。”
第七个是关于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根据社会发展理论，一个国家和社会并非大学生越多越好，也不是拥有高学历的人越多越好。”“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最高的前三个国家依次是土耳其、希腊、韩国，其毛入学率分别为107%、100%、100%左右，但这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并非世界前三。可见，把握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
第八个是为职业院校教师减负，“教师面对需要付出更多精力的学生群体，却经常被各种教学以外的要求弄得无所适从、精疲力尽，很难把各种改革落实到课堂上，所以出现外面锣鼓喧天、课堂波澜不惊的情况。”
第九个是建议加强职业教育正面宣传和正面引导，“强化主流媒体和中小学教材宣传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优秀技术技能人才案例的功能。同时，加强负面舆情管控，防止破窗效应发生，构建良好的职业教育舆论环境。”
第十个是建设技能型社会，要加快完善国家资格框架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打通劳动制度与教育制度、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之间的壁垒，推动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等值等效，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本报记者 翟帆）
马树超：确实，我从2012年到2019年连续主持过8年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编写，最近两年担任《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写工作的总顾问。受国务院教育督导办的委托，我还在2016年主持《全国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的评估指标体系编制、发布、数据采集和评估报告编写工作，2018年和2020年作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参与评估报告的编制。这次受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作为编委会执行副主任和编写组总协调主持《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的研究与编制工作。这些报告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基于协助完善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考虑，目的是助推职业教育事业改革，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这些报告又都有着自己个性化的特点，比如这次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就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体现了第三方评价特色。职业院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的内部质量评价已逐渐走向制度化，但如何加强外部评价，建立健全政府、学校、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仍需探索与努力。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我国成立时间最早的职业教育专门机构，是党领导的群团组织之一，开展职业教育第三方评价既有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也是自身履职尽责的应有作为。二是提出了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模型。为了客观呈现各地职业教育发展差异，我们设计并计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指数。三是实现了全口径职业教育评价。早在1925年，我国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就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我们面向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教育，对全国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发展及相关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整体性评价，实现了全口径评价，具有“大职业教育主义”特色。
记者：翻看这本报告，我们发现，报告分为“机遇与挑战”“现状与评价”“分析与建议”三个部分，非常简洁，这种结构是基于什么考虑？
马树超：今年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是在去年《中华职业教育发展报告》基础上编写的，很多具体的数字和成就在发展报告里已经描述很清楚了，今年我们侧重评价，以省域为评价基本单位，从区域视角进行第三方评价。
报告第一部分“机遇与挑战”，其实是宏观背景评价。机遇偏重于“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挑战则从四个方面提出问题。第一是办学导向上，要直面民生与就业结构性矛盾，我们在专栏里清晰指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发生动摇；第二是资源配置上，要适应人力资源强国建设要求，在专栏里指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投入不乐观；第三是内涵提升上，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在专栏里指出了新技术革命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第四是增强适应性上，现代职教体系亟待自我完善，在专栏里指出了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几个质量问题。
第二部分“现状与评价”，主要从区域、院校、服务、环境四个维度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进行评价，是报告的主体部分。
第三部分“分析与建议”，我们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第一是聚精会神狠抓发展质量，主要想表达的是我们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行政部门要落实抓质量的主导责任，职业院校要明确抓质量的主体地位，教师队伍要发挥抓质量的关键作用。第二是内外合力优化发展环境，包括平衡供需结构，营造充分就业的社会环境；强化职教科研，改善教育教学的治理环境；落实政策保障，完善产教融合的制度环境；加大宣传力度，把正信息社会的舆论环境；提升技能价值，加强监督监管的法治环境。2021年是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元年，在这一节里，我们试图给出从学历型社会转向技能型社会的路径。
记者：在这本报告中，我们看到有很多观点都很值得深思。
马树超：确实是，我们可以在报告中找到10个“点睛”的观点。
第一个是回答什么是职业教育的高质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并非仅仅体现在学历高或层次高、项目多和获奖多，而应主要体现在面向合适的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上。”
第二个是分析升学趋势明显带来三大不利影响，“一是不利于缓解全国性‘技工荒’问题，导致中国制造质量难以提升；二是不利于企业获得技术技能人才红利，导致企业对校企合作失去信心；三是不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导致职业教育普教化、应试化，丧失类型特色。”
第三个是说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但不是另类教育，“既不能因为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就关起门来使其成为‘孤岛教育’；也不能因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就将其办成普通教育的‘影子教育’。”
第四个是关于职教本科，“发挥政策正向激励作用，避免政策偏差的‘逆向选择’。支持坚持就业导向、人才培养质量高的优质专科高职学校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支持优质专科高职学校中产教深度融合、办学特色鲜明、培养质量较高的专业实施职业本科教育，避免因政策偏差而影响职业本科教育的公信力。”
第五个是关于就业和升学，“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将由提高人口受教育年限转向提高劳动者职业能力，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建议要分别统计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升学率。
第六个是关于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要创造条件，组建由教学专家、企业专家、信息技术专家组成的‘三栖’教学团队。”
第七个是关于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根据社会发展理论，一个国家和社会并非大学生越多越好，也不是拥有高学历的人越多越好。”“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最高的前三个国家依次是土耳其、希腊、韩国，其毛入学率分别为107%、100%、100%左右，但这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并非世界前三。可见，把握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
第八个是为职业院校教师减负，“教师面对需要付出更多精力的学生群体，却经常被各种教学以外的要求弄得无所适从、精疲力尽，很难把各种改革落实到课堂上，所以出现外面锣鼓喧天、课堂波澜不惊的情况。”
第九个是建议加强职业教育正面宣传和正面引导，“强化主流媒体和中小学教材宣传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优秀技术技能人才案例的功能。同时，加强负面舆情管控，防止破窗效应发生，构建良好的职业教育舆论环境。”
第十个是建设技能型社会，要加快完善国家资格框架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打通劳动制度与教育制度、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之间的壁垒，推动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等值等效，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本报记者 翟帆）
#网络安全#【防范网络诈骗，从你我做起】为积极响应2022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育泊公司在十五楼会议室观看了“2022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微视频展映”。此次观看为了增公司及自身的网络安全意识，全面提高网络素养，营造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良好的公司氛围，让“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的理念深入人心。注意网络“陷”饼，防范网络诈骗，从你我做起。
#杜绝高空抛物 守护“头顶上的安全”#【准确认定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
◆对抛物高度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抛物点与水平面的高度差作为标准，而应当以抛物点与实际落点的高度差作为标准。
◆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抛掷”行为既要从行为人的主观上判断是否存在故意，又需要从行为人的行动上判断是否主动对物品施加了外部力量。
◆在具体案件中对被抛掷物品的种类进行判断，基于空气阻力的存在，对于一些下落过程不会具有较大动能的物品，不应纳入高空抛物罪的物品范围。
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3条的规定，高空抛物罪是指“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就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言，法律规定得较为简单，其中包括“建筑物或者高空”“抛掷”“物品”及“情节严重”。实际上，在增设高空抛物罪的过程中存在着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条文放置位置，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第一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一审稿）之中，高空抛物罪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14条之下，而正式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该罪放置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之下。二是条文表述内容，一审稿对高空抛物罪的表述为“从高空抛掷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的”。而正式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高空抛物罪的表述为“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这样的变化意味着成立高空抛物罪不需要“危及公共安全”，即原则上任何一种在高空抛掷物品的行为，在符合“情节严重”要求后均可以认定为高空抛物罪。
“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是对行为人实施抛物行为场所的规定。与一审稿相比，正式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中专门添加了“建筑物”一词。从条文的词语使用来看，“或者”作为连接词，表示一种选择关系。从文理解释角度来说，高空抛物罪所规制的抛物行为的场所既可以是建筑物涉及的高空，也可以是其他高空。增加“建筑物”的规定，只是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只要符合高空要求的抛物场所均符合“建筑物或其他高空”的规定，判断的重点在于抛物行为发生地是否属于“高空”。而在“高空”的判断上，由于刑法或司法解释并未给出具体标准，可以参照国家标准《高处作业分级》的规定，以2米作为判断“高空”的标准。而且，此处对抛物高度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抛物点与水平面的高度差作为标准，而应当以抛物点与实际落点的高度差作为标准。如果仅从20楼抛掷物品到19楼的平台，且高度差小于2米，则不应认为符合高空的标准。例如，在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院审理的陈某高空抛物一案中，被告人陈某从自己居住的406房间阳台向405房间阳台扔砖块等杂物，本来这种没有相对高度差的抛物行为不属于高空抛物行为，而本案之所以被认定为高空抛物罪，是因为被告人抛掷物品中有1个砖块和1个空塑料食用油罐落到了地面上。
“抛掷”是对行为动作的描述。由此，高空抛物行为与高空坠物行为得以区分。“抛掷”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上看，行为人对“抛掷”行为明显存在故意。二是从行为人的行动上看，“抛掷”行为还强调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的一种主动状态，即存在人为地对物品施加的外部力量。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抛掷”行为既需要从行为人的主观上判断是否存在故意，又需要从行为人的行动上判断是否主动对物品施加了外部力量，即“抛物”行为仅能以故意且作为的方式加以实施。对于过失导致或者非行为人本身力量导致的物品坠落行为，不应当认为符合“抛掷”行为的要求，不构成高空抛物罪。例如，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法院审理的胡某过失致人死亡一案中，被告人胡某在装修9楼房屋的过程中，未将窗户关闭，导致被告人铲下的水泥块磕在窗沿上，从房内弹出，恰好击中在楼下玩耍儿童的头部，导致儿童抢救无效死亡。虽然该案发生于2016年7月12日，案发时尚未有高空抛物罪的规定，但在该案中，被告人胡某并未主动实施抛掷物品的行为，用现行刑法体系对该案进行评价，仍不能认定为高空抛物罪。
“物品”是指有形物，无形物不可以成为抛掷行为的对象。而且对有形物的范围也需要进行限定，高空抛物行为之所以能够造成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归根结底是因为该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基于这种行为的危险才会造成对公共秩序的损害。而高空抛物行为的危险是物品势能转化为动能的危险。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在具体案件中对被抛掷物品的种类进行判断，基于空气阻力的存在，对于一些下落过程不会具有较大动能的物品，例如羽毛、单片纸巾等，就不应当纳入高空抛物罪中的物品所涵盖的范围。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法院审理的卢某高空抛物一案中，法院在判决书中着重强调行为人抛掷的垃圾袋中内含厨余垃圾及一个380ml的玻璃质地空酱油瓶，这样对物品的描述主要是为了突出该物品从高处抛掷可能产生的危害性。
关于“情节严重”，此处的情节是指能够体现对社会公共秩序破坏程度的情节。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情节应当包括行为时物品坠落场所、物品坠落时的人员状况、抛物高度、物品类型等因素，对“情节严重”应当结合所有能够体现对社会公共秩序破坏程度的情节进行综合判断。未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破坏的高空抛物行为，则不应当认定为犯罪。例如，在本人封闭的院落内实施高空抛物行为，或者向完全不承载社会公共秩序的荒地实施高空抛物行为。另外，“情节严重”是罪量（成立犯罪所需要的量的因素，如数额犯的数额、情节犯的情节、结果犯的结果要求）的要求，起到限制犯罪成立范围的作用。不同于一般的客观构成要素，并不需要行为人对其具有主观上的认识。就此而言，成立高空抛物罪，并不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对于其抛物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有认识。
（作者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外国刑法与比较刑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对抛物高度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抛物点与水平面的高度差作为标准，而应当以抛物点与实际落点的高度差作为标准。
◆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抛掷”行为既要从行为人的主观上判断是否存在故意，又需要从行为人的行动上判断是否主动对物品施加了外部力量。
◆在具体案件中对被抛掷物品的种类进行判断，基于空气阻力的存在，对于一些下落过程不会具有较大动能的物品，不应纳入高空抛物罪的物品范围。
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3条的规定，高空抛物罪是指“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就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言，法律规定得较为简单，其中包括“建筑物或者高空”“抛掷”“物品”及“情节严重”。实际上，在增设高空抛物罪的过程中存在着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条文放置位置，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第一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一审稿）之中，高空抛物罪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14条之下，而正式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该罪放置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之下。二是条文表述内容，一审稿对高空抛物罪的表述为“从高空抛掷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的”。而正式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高空抛物罪的表述为“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这样的变化意味着成立高空抛物罪不需要“危及公共安全”，即原则上任何一种在高空抛掷物品的行为，在符合“情节严重”要求后均可以认定为高空抛物罪。
“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是对行为人实施抛物行为场所的规定。与一审稿相比，正式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中专门添加了“建筑物”一词。从条文的词语使用来看，“或者”作为连接词，表示一种选择关系。从文理解释角度来说，高空抛物罪所规制的抛物行为的场所既可以是建筑物涉及的高空，也可以是其他高空。增加“建筑物”的规定，只是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只要符合高空要求的抛物场所均符合“建筑物或其他高空”的规定，判断的重点在于抛物行为发生地是否属于“高空”。而在“高空”的判断上，由于刑法或司法解释并未给出具体标准，可以参照国家标准《高处作业分级》的规定，以2米作为判断“高空”的标准。而且，此处对抛物高度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抛物点与水平面的高度差作为标准，而应当以抛物点与实际落点的高度差作为标准。如果仅从20楼抛掷物品到19楼的平台，且高度差小于2米，则不应认为符合高空的标准。例如，在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院审理的陈某高空抛物一案中，被告人陈某从自己居住的406房间阳台向405房间阳台扔砖块等杂物，本来这种没有相对高度差的抛物行为不属于高空抛物行为，而本案之所以被认定为高空抛物罪，是因为被告人抛掷物品中有1个砖块和1个空塑料食用油罐落到了地面上。
“抛掷”是对行为动作的描述。由此，高空抛物行为与高空坠物行为得以区分。“抛掷”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上看，行为人对“抛掷”行为明显存在故意。二是从行为人的行动上看，“抛掷”行为还强调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的一种主动状态，即存在人为地对物品施加的外部力量。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抛掷”行为既需要从行为人的主观上判断是否存在故意，又需要从行为人的行动上判断是否主动对物品施加了外部力量，即“抛物”行为仅能以故意且作为的方式加以实施。对于过失导致或者非行为人本身力量导致的物品坠落行为，不应当认为符合“抛掷”行为的要求，不构成高空抛物罪。例如，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法院审理的胡某过失致人死亡一案中，被告人胡某在装修9楼房屋的过程中，未将窗户关闭，导致被告人铲下的水泥块磕在窗沿上，从房内弹出，恰好击中在楼下玩耍儿童的头部，导致儿童抢救无效死亡。虽然该案发生于2016年7月12日，案发时尚未有高空抛物罪的规定，但在该案中，被告人胡某并未主动实施抛掷物品的行为，用现行刑法体系对该案进行评价，仍不能认定为高空抛物罪。
“物品”是指有形物，无形物不可以成为抛掷行为的对象。而且对有形物的范围也需要进行限定，高空抛物行为之所以能够造成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归根结底是因为该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基于这种行为的危险才会造成对公共秩序的损害。而高空抛物行为的危险是物品势能转化为动能的危险。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在具体案件中对被抛掷物品的种类进行判断，基于空气阻力的存在，对于一些下落过程不会具有较大动能的物品，例如羽毛、单片纸巾等，就不应当纳入高空抛物罪中的物品所涵盖的范围。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法院审理的卢某高空抛物一案中，法院在判决书中着重强调行为人抛掷的垃圾袋中内含厨余垃圾及一个380ml的玻璃质地空酱油瓶，这样对物品的描述主要是为了突出该物品从高处抛掷可能产生的危害性。
关于“情节严重”，此处的情节是指能够体现对社会公共秩序破坏程度的情节。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情节应当包括行为时物品坠落场所、物品坠落时的人员状况、抛物高度、物品类型等因素，对“情节严重”应当结合所有能够体现对社会公共秩序破坏程度的情节进行综合判断。未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破坏的高空抛物行为，则不应当认定为犯罪。例如，在本人封闭的院落内实施高空抛物行为，或者向完全不承载社会公共秩序的荒地实施高空抛物行为。另外，“情节严重”是罪量（成立犯罪所需要的量的因素，如数额犯的数额、情节犯的情节、结果犯的结果要求）的要求，起到限制犯罪成立范围的作用。不同于一般的客观构成要素，并不需要行为人对其具有主观上的认识。就此而言，成立高空抛物罪，并不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对于其抛物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有认识。
（作者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外国刑法与比较刑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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