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7——老钟碎碎念
今天文科班的男生又聚了一次，既是送别，也是叙旧。
吃完后，悄咪咪地进了宁中，与佩维，韦王，云飞唠了唠嗑。zd还表演了他的绝技，学符大大讲话。
宁中成就了我的梦想也埋藏了我的遗憾，回忆可敬，但又不能执拗于回忆。在前行路上，用奋斗延续成就，用付出去弥补遗憾。
附上我的书桌（高考结束后拍的）
那两句座右铭值得我终身牢记
“满招损 谦得溢”
“Cease to struggle，Cease to life ”
今天文科班的男生又聚了一次，既是送别，也是叙旧。
吃完后，悄咪咪地进了宁中，与佩维，韦王，云飞唠了唠嗑。zd还表演了他的绝技，学符大大讲话。
宁中成就了我的梦想也埋藏了我的遗憾，回忆可敬，但又不能执拗于回忆。在前行路上，用奋斗延续成就，用付出去弥补遗憾。
附上我的书桌（高考结束后拍的）
那两句座右铭值得我终身牢记
“满招损 谦得溢”
“Cease to struggle，Cease to life ”
#谁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用忠诚擦亮党徽── 追记滨海新区新城镇邓善沽村党总支委员张世林】2020年的春节，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注定令人刻骨铭心……
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滨海新区新城镇邓善沽村党总支委员张世林协助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玉选落实疫情防控工作，闺女张丽作为志愿者，忙着和爸爸一起发放“明白纸”。
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五。张世林的妻子李桂芬天刚黑就把锅里的水烧热，想着老伴儿进门就煮饺子。但是，直到开水变得冰凉，人也没回来……张世林值班期间突发脑溢血！
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七。邓善沽村里的大喇叭还在播着：少出门、别聚会；路边的大屏幕还在放着：怎么洗手、怎么戴口罩；卡口的村干部还在查着、验着。然而，晌午刚过，噩耗传来，张世林因抢救无效，生命永远定格在了57岁。
“卡口得有村干部在，我一会儿就回来。”
“可得盯住了，人命关天。”这是张世林在疫情防控一线，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邓善沽村隶属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城镇。疫情来袭，这个有着1700多户人家的村子马上进入了战时状态。
“疫情形势非常严峻，区里镇里都有具体要求，咱们两委必须高度重视，坚决守住第一道防线。”1月27日，书记吴玉选在全体村干部参加的防控会上说。
“口罩还是紧缺，我已经联系几个生产厂家了。卡口的消毒还要加强。”村党总支副书记蒋世和说。
“书记说得对，咱这是第一关，必须守好。我觉得从今天起，村里路口能堵都堵上吧，留下卡口让人守着。宁可绕点道，千万别出事。我跟他们都熟，一会儿骑车去村里走一圈，说一声就行。”张世林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一次检验党员干部践行使命担当的大考。作为村党总支委员，张世林主动请缨。从年三十开始，天天跑前跑后。用吴玉选的话说，“拉电线、堵路口、建卡口，嘛活儿都没含糊。”张世林告诉大家，天冷也得快点儿干，让大喇叭尽早响、大屏幕尽早亮、卡口尽早建起来。
一顶毛线帽、一件大棉袄、一个口罩，为他遮住了些许严寒，但没有为他减轻一丝劳累……
“卡口得有村干部在，你先守着，我等会儿就回来。”这是张世林在抗击疫情的岗位上，说的最后一句话。
正月初五那一幕，对于村委会副主任沙俊明来说，既不忍回首又挥之不去。“当天是我俩值班，为便于防控，卡口从八个减到村口这一个。晚饭前后车多人多，连续给几辆车检查、消毒之后，世林说身体不舒服，我就陪他回办公室，没想到进屋就吐了，只说头疼得厉害，汗珠儿直往下淌。我说送他去医院，哎……”沙俊明双手抱住了头，“他非说我不能动，晚上得守好了，叫闺女张丽送他去的医院。临走时还告诉我，一会儿就回来。”
话音未落，泪水已经流淌在这个五尺汉子的脸上。沙俊明告诉记者：“太扎心了，有时我甚至自己骗自己，这或许是一场梦，梦醒了，他还会回来。”
“作为一名党员，要像黄大年同志那样对党忠诚，不忘初心，心系祖国，牢记使命……”这是张世林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一篇《心得体会》里的文字。
新城镇党委书记窦广春对记者说：“这么多年，世林同志始终如一，为党工作，指哪打哪，任劳任怨。他走了，但精神永在，他就是我们身边的黄大年、我们身边的王传喜。”
采访期间，记者来到邓善沽村卡口的办公室，这是一个改造过的废旧集装箱。尽管后来配备了取暖设备，但也只挡风雪不挡严寒，更何况还要有人露天值守。吴玉选说：“前些天下大雪，确实太冷了，但大家说，世林连命都没了，我们挨冻又算什么。”
站在卡口，看着车辆来往、人员进出，看着这支由86名党员及志愿者组成的战“疫”团队，令人肃然起敬。手臂上“我是党员我做表率”的红色袖章、胸前闪耀的党徽，与路边晶莹剔透的冰雪交相辉映。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大考中，张世林同志用生命抒写答卷，诠释了对党如雪的初心、如铁的忠诚。邓善沽村这支战队，接续奋斗，用传承的力量闪耀党性的光芒。
“盯住大事小情，只为大伙儿踏实。”
平常时能看得出来；关键时能冲得出来；危难时能豁得出来──这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画像。张世林走了，消息在“朋友圈”刷屏，有哀伤、有惋惜，但最多的留言：“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干部。”
一摞记录本──边走边记、一日一清。
走进张世林的办公室，桌上、文件柜都摆放着一摞摞记录本、一排排资料盒。
蒋世和说：“世林每天第一个上班，雷打不动。你看，他特别仔细，工作档案曾经是新城镇的工作模板。”记者翻开一本本工作记录，《村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消防器材使用情况工作记录》《农地巡视情况》以及各种谈话和调研记录……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那么清晰，那么有序。
简洁的文字、细致的标记……尽管与张世林未曾谋面，但见物如见人，记者仿佛看到了他认真工作的样子。
1997年开始，张世林历任新城镇邓善沽村村委会委员、村两委委员，2018年换届选举后，担任村党总支委员。主要负责企业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大气环境巡查，“散乱污”企业治理等工作。
“世林管的工作大到消防安全、小到柴米油盐，但在他眼里都当大事看。他总说，小事管不好就会成天大的事。”吴玉选说，“他随身常带着小本儿，发现问题就记下来，一天一清，不清不踏实。有时晚上还给我打电话提醒我、督促我快解决。交给他的工作，就算急难险重也从不推脱，让组织放心。没了他，我就像断了支胳膊。”
一辆电动车──活地图“跑”出平安村。
“这是世林同志的电动车吧？”记者问。
“是，车还在，人走了。”在村委会一楼的拐角处，停着一辆半旧的电动车，蒋世和拍着车座说：“他天天骑车去村里转悠，没有不熟悉的企业，没有不认识的人家。‘活地图’是他这么多年‘跑’出来的。”
治理“散乱污”是场硬仗，张世林凭着“活地图”的本事，与企业交心，化解矛盾，有理有据，因企施策，配合镇党委关停“散乱污”企业30多家，有效防止反弹。多年来，辖区内从未发生任何安全生产事故及大气污染环境问题。2019年，邓善沽村被评为五星村。张世林被评为镇安全生产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社区消防宣传大使。
村民姚恩霞说：“他心细，啥事都管。特别是冬天，毛线帽子棉大衣，还有那辆车，老远就知道是张世林。那天看见我们扎堆闲聊，还乐呵呵喊一声，快过年了，都注意家里煤气水电啊。”
邓善沽村有着4000多常住人口，张世林这个“安全员”，从早到晚，走街串巷，用一腔热情、一份责任换来了百姓的平安、村庄的平安。
一副热心肠──舍小家为大家。
“天天不着家，外面的事总比家里的重要。”
“他答应初五一定回家吃饺子，他答应过完年就带我去看病……”
张世林去世的第七天，记者见到了他的妻子李桂芬和女儿张丽，娘儿俩依然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伤悲中，说话很少，但句句痛彻心扉。
记者在村里走访中了解到，张世林手巧且热心。他懂电路维修，过去村里线路老化总停电，谁家有事，不管白天黑夜，一个电话就过来帮忙，从未求回报。夏天防汛排涝，他担心村民庄稼被淹，常常冒雨去巡视排水，发现问题跟着一块抢修。
张丽告诉记者：“爸爸有时半夜想起事，拔腿就走，妈妈也着急生气。但他却说，咱家能有多大的事？村里不一样，我只要多跑、多想、多干就不会出事，这样大伙儿都能踏实过日子。”
“话糙理不糙，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关键要实干，让老百姓放心、让组织放心……”这是记者在村党支部2019年10月19日会议记录中摘抄的文字，是张世林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合格共产党员”主题作的发言。
张世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对党忠诚，不分职务高低，不分时间地点。只要人民需要，就是党的召唤，就是党员的责任。
“爸爸走了，我会坚守。”
2月12日8：30，邓善沽的村口和往常一样，只是值守的人们表情凝重。他们要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送张世林最后一程。
“爸爸生前就不麻烦人，更何况有疫情，丧事一切从简。当时就想让车开慢一点，我抱着爸爸的照片，让他再看一眼他的卡口、他的村庄、他的同志、他的乡亲……”张丽淌着泪水，一句话哽咽好久才能说完。
在对张丽的采访中，记者强烈感受到了她的坚强。“处理完家里的事，我会继续到卡口执勤，我没什么特长，但我是预备党员，疫情没结束，我要为村里做点事。”她说：“爸爸走了，我会坚守。守护好家庭，我就是妈妈的依靠。守护好组织交给我的防疫岗位，让爸爸放心。”
“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我一生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愿意为美好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是2003年，张世林递交的入党申请书。
“……我坚定了入党的信念，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为了人民、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民族默默奋斗的共产党员……”这是2016年，张丽在入党申请书中写下的文字。
父女俩对党的心声，都定格在“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人永恒的初心与忠诚，是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张世林同志生前用乐观朴实的品格树立了良好的家风。张丽的积极向上就是对世林同志最好的报答。我们新城镇所有党员干部更要以世林同志为榜样，疫情不除我们不退，要‘双胜双赢’，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新城镇党委书记窦广春的一席话，既是对张世林的告慰，更是基层党员干部坚定信心、众志成城的接力。
这是一个忠诚的团队。他们胸前的党徽一样光彩明亮！
记者手记
平凡即伟大
这是一次从声声不舍中，感受基层干部担当精神的采访。
“好干部走了，舍不得。”群众在不舍中追忆他的热心──家里的门坏了，能敞一天；村里的灯灭了，半夜也得修。领导在不舍中追忆他的尽责──任职多年，把小事当大事干，把工作当事业干。作为记者，感受到的则是一个共产党员“任劳更任怨”的担当。张世林的“任劳”不胜枚举，但平时那些关乎安全防控、环境治理的工作又怎会顺风顺水？然而，一句“只为大伙儿踏实”便是他“任怨”的答案。这是最朴素的忠诚。
这是一次从声声遗憾中，感受共产党员无私精神的采访。
“好爸爸走了，对不起。”这是女儿在心底的呼唤。张丽遗憾自己没能早点儿理解爸爸的忙与累，没能及时关注他的冷暖、他的健康。工作中的难，从不跟家人讲。亲人的抱怨，也用笑脸安慰。如果说忠诚是党员的立身之本，奉献则是干事之基。记者从片片追忆中，感受到了他“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底色，感受到了党徽虽小却重千斤的力量。
平凡孕育着伟大，伟大源自于平凡。在与疫情的搏斗中，共产党人越是艰险越向前。所有的坚守都是最美的逆行，所有的生命都为党旗党徽增添了光彩。这不仅是共产党员的品质，也是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当前，战斗还在继续。让我们用行动和胜利告慰英雄。https://t.cn/A672LtJc
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滨海新区新城镇邓善沽村党总支委员张世林协助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玉选落实疫情防控工作，闺女张丽作为志愿者，忙着和爸爸一起发放“明白纸”。
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五。张世林的妻子李桂芬天刚黑就把锅里的水烧热，想着老伴儿进门就煮饺子。但是，直到开水变得冰凉，人也没回来……张世林值班期间突发脑溢血！
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七。邓善沽村里的大喇叭还在播着：少出门、别聚会；路边的大屏幕还在放着：怎么洗手、怎么戴口罩；卡口的村干部还在查着、验着。然而，晌午刚过，噩耗传来，张世林因抢救无效，生命永远定格在了57岁。
“卡口得有村干部在，我一会儿就回来。”
“可得盯住了，人命关天。”这是张世林在疫情防控一线，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邓善沽村隶属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城镇。疫情来袭，这个有着1700多户人家的村子马上进入了战时状态。
“疫情形势非常严峻，区里镇里都有具体要求，咱们两委必须高度重视，坚决守住第一道防线。”1月27日，书记吴玉选在全体村干部参加的防控会上说。
“口罩还是紧缺，我已经联系几个生产厂家了。卡口的消毒还要加强。”村党总支副书记蒋世和说。
“书记说得对，咱这是第一关，必须守好。我觉得从今天起，村里路口能堵都堵上吧，留下卡口让人守着。宁可绕点道，千万别出事。我跟他们都熟，一会儿骑车去村里走一圈，说一声就行。”张世林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一次检验党员干部践行使命担当的大考。作为村党总支委员，张世林主动请缨。从年三十开始，天天跑前跑后。用吴玉选的话说，“拉电线、堵路口、建卡口，嘛活儿都没含糊。”张世林告诉大家，天冷也得快点儿干，让大喇叭尽早响、大屏幕尽早亮、卡口尽早建起来。
一顶毛线帽、一件大棉袄、一个口罩，为他遮住了些许严寒，但没有为他减轻一丝劳累……
“卡口得有村干部在，你先守着，我等会儿就回来。”这是张世林在抗击疫情的岗位上，说的最后一句话。
正月初五那一幕，对于村委会副主任沙俊明来说，既不忍回首又挥之不去。“当天是我俩值班，为便于防控，卡口从八个减到村口这一个。晚饭前后车多人多，连续给几辆车检查、消毒之后，世林说身体不舒服，我就陪他回办公室，没想到进屋就吐了，只说头疼得厉害，汗珠儿直往下淌。我说送他去医院，哎……”沙俊明双手抱住了头，“他非说我不能动，晚上得守好了，叫闺女张丽送他去的医院。临走时还告诉我，一会儿就回来。”
话音未落，泪水已经流淌在这个五尺汉子的脸上。沙俊明告诉记者：“太扎心了，有时我甚至自己骗自己，这或许是一场梦，梦醒了，他还会回来。”
“作为一名党员，要像黄大年同志那样对党忠诚，不忘初心，心系祖国，牢记使命……”这是张世林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一篇《心得体会》里的文字。
新城镇党委书记窦广春对记者说：“这么多年，世林同志始终如一，为党工作，指哪打哪，任劳任怨。他走了，但精神永在，他就是我们身边的黄大年、我们身边的王传喜。”
采访期间，记者来到邓善沽村卡口的办公室，这是一个改造过的废旧集装箱。尽管后来配备了取暖设备，但也只挡风雪不挡严寒，更何况还要有人露天值守。吴玉选说：“前些天下大雪，确实太冷了，但大家说，世林连命都没了，我们挨冻又算什么。”
站在卡口，看着车辆来往、人员进出，看着这支由86名党员及志愿者组成的战“疫”团队，令人肃然起敬。手臂上“我是党员我做表率”的红色袖章、胸前闪耀的党徽，与路边晶莹剔透的冰雪交相辉映。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大考中，张世林同志用生命抒写答卷，诠释了对党如雪的初心、如铁的忠诚。邓善沽村这支战队，接续奋斗，用传承的力量闪耀党性的光芒。
“盯住大事小情，只为大伙儿踏实。”
平常时能看得出来；关键时能冲得出来；危难时能豁得出来──这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画像。张世林走了，消息在“朋友圈”刷屏，有哀伤、有惋惜，但最多的留言：“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干部。”
一摞记录本──边走边记、一日一清。
走进张世林的办公室，桌上、文件柜都摆放着一摞摞记录本、一排排资料盒。
蒋世和说：“世林每天第一个上班，雷打不动。你看，他特别仔细，工作档案曾经是新城镇的工作模板。”记者翻开一本本工作记录，《村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消防器材使用情况工作记录》《农地巡视情况》以及各种谈话和调研记录……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那么清晰，那么有序。
简洁的文字、细致的标记……尽管与张世林未曾谋面，但见物如见人，记者仿佛看到了他认真工作的样子。
1997年开始，张世林历任新城镇邓善沽村村委会委员、村两委委员，2018年换届选举后，担任村党总支委员。主要负责企业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大气环境巡查，“散乱污”企业治理等工作。
“世林管的工作大到消防安全、小到柴米油盐，但在他眼里都当大事看。他总说，小事管不好就会成天大的事。”吴玉选说，“他随身常带着小本儿，发现问题就记下来，一天一清，不清不踏实。有时晚上还给我打电话提醒我、督促我快解决。交给他的工作，就算急难险重也从不推脱，让组织放心。没了他，我就像断了支胳膊。”
一辆电动车──活地图“跑”出平安村。
“这是世林同志的电动车吧？”记者问。
“是，车还在，人走了。”在村委会一楼的拐角处，停着一辆半旧的电动车，蒋世和拍着车座说：“他天天骑车去村里转悠，没有不熟悉的企业，没有不认识的人家。‘活地图’是他这么多年‘跑’出来的。”
治理“散乱污”是场硬仗，张世林凭着“活地图”的本事，与企业交心，化解矛盾，有理有据，因企施策，配合镇党委关停“散乱污”企业30多家，有效防止反弹。多年来，辖区内从未发生任何安全生产事故及大气污染环境问题。2019年，邓善沽村被评为五星村。张世林被评为镇安全生产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社区消防宣传大使。
村民姚恩霞说：“他心细，啥事都管。特别是冬天，毛线帽子棉大衣，还有那辆车，老远就知道是张世林。那天看见我们扎堆闲聊，还乐呵呵喊一声，快过年了，都注意家里煤气水电啊。”
邓善沽村有着4000多常住人口，张世林这个“安全员”，从早到晚，走街串巷，用一腔热情、一份责任换来了百姓的平安、村庄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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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不着家，外面的事总比家里的重要。”
“他答应初五一定回家吃饺子，他答应过完年就带我去看病……”
张世林去世的第七天，记者见到了他的妻子李桂芬和女儿张丽，娘儿俩依然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伤悲中，说话很少，但句句痛彻心扉。
记者在村里走访中了解到，张世林手巧且热心。他懂电路维修，过去村里线路老化总停电，谁家有事，不管白天黑夜，一个电话就过来帮忙，从未求回报。夏天防汛排涝，他担心村民庄稼被淹，常常冒雨去巡视排水，发现问题跟着一块抢修。
张丽告诉记者：“爸爸有时半夜想起事，拔腿就走，妈妈也着急生气。但他却说，咱家能有多大的事？村里不一样，我只要多跑、多想、多干就不会出事，这样大伙儿都能踏实过日子。”
“话糙理不糙，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关键要实干，让老百姓放心、让组织放心……”这是记者在村党支部2019年10月19日会议记录中摘抄的文字，是张世林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合格共产党员”主题作的发言。
张世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对党忠诚，不分职务高低，不分时间地点。只要人民需要，就是党的召唤，就是党员的责任。
“爸爸走了，我会坚守。”
2月12日8：30，邓善沽的村口和往常一样，只是值守的人们表情凝重。他们要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送张世林最后一程。
“爸爸生前就不麻烦人，更何况有疫情，丧事一切从简。当时就想让车开慢一点，我抱着爸爸的照片，让他再看一眼他的卡口、他的村庄、他的同志、他的乡亲……”张丽淌着泪水，一句话哽咽好久才能说完。
在对张丽的采访中，记者强烈感受到了她的坚强。“处理完家里的事，我会继续到卡口执勤，我没什么特长，但我是预备党员，疫情没结束，我要为村里做点事。”她说：“爸爸走了，我会坚守。守护好家庭，我就是妈妈的依靠。守护好组织交给我的防疫岗位，让爸爸放心。”
“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我一生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愿意为美好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是2003年，张世林递交的入党申请书。
“……我坚定了入党的信念，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为了人民、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民族默默奋斗的共产党员……”这是2016年，张丽在入党申请书中写下的文字。
父女俩对党的心声，都定格在“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人永恒的初心与忠诚，是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张世林同志生前用乐观朴实的品格树立了良好的家风。张丽的积极向上就是对世林同志最好的报答。我们新城镇所有党员干部更要以世林同志为榜样，疫情不除我们不退，要‘双胜双赢’，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新城镇党委书记窦广春的一席话，既是对张世林的告慰，更是基层党员干部坚定信心、众志成城的接力。
这是一个忠诚的团队。他们胸前的党徽一样光彩明亮！
记者手记
平凡即伟大
这是一次从声声不舍中，感受基层干部担当精神的采访。
“好干部走了，舍不得。”群众在不舍中追忆他的热心──家里的门坏了，能敞一天；村里的灯灭了，半夜也得修。领导在不舍中追忆他的尽责──任职多年，把小事当大事干，把工作当事业干。作为记者，感受到的则是一个共产党员“任劳更任怨”的担当。张世林的“任劳”不胜枚举，但平时那些关乎安全防控、环境治理的工作又怎会顺风顺水？然而，一句“只为大伙儿踏实”便是他“任怨”的答案。这是最朴素的忠诚。
这是一次从声声遗憾中，感受共产党员无私精神的采访。
“好爸爸走了，对不起。”这是女儿在心底的呼唤。张丽遗憾自己没能早点儿理解爸爸的忙与累，没能及时关注他的冷暖、他的健康。工作中的难，从不跟家人讲。亲人的抱怨，也用笑脸安慰。如果说忠诚是党员的立身之本，奉献则是干事之基。记者从片片追忆中，感受到了他“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底色，感受到了党徽虽小却重千斤的力量。
平凡孕育着伟大，伟大源自于平凡。在与疫情的搏斗中，共产党人越是艰险越向前。所有的坚守都是最美的逆行，所有的生命都为党旗党徽增添了光彩。这不仅是共产党员的品质，也是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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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他是《盛京赋》的法文翻译者——
钱德明，让万千欧洲人记住盛京
□荆绍福
2010年，沈阳市档案馆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将1770年出版的法文版《御制盛京赋》（以下称《盛京赋》）这部书进行了全文拍摄，240年后，法文版《盛京赋》东归沈阳。
2015年，沈阳出版社请外交学院龙云教授将法文版《盛京赋》翻译成汉文，作为法汉对照本出版。《盛京赋》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作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法文版《盛京赋》翻译者钱德明及其翻译特色，《盛京赋》出版后在法国乃至欧洲产生的重要影响。
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瑟夫-马里·亚密欧特（法语：Joseph-Marie Amiot），汉名钱德明。
钱德明于1718年2月8日出生在法国土伦，就读耶稣会办的学校，1737年19岁时加入耶稣会，1750年抵达澳门到中国传教。1751年8月22日后，钱德明定居北京，与其他传教士过着集体组织生活，1761年任法国在华传教区的司库，1779年出任法国在华传教区会长。1754年，钱德明发愿研究中华文化，他担任法国科学院的通讯记者、乾隆帝的御用西方语言翻译官，甚至是法国驻华使团的精神领袖。18世纪六七十年代，耶稣会遭到解散，但钱德明仍留在北京继续传教。自1750年踏上澳门的土地始，至1793年10月8日病逝，钱德明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成为在华生活时间最长的法国传教士之一。
在这漫长的四十余年中，钱德明逐渐使自己的汉语知识臻于完善。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音乐、美术、天文、地理、医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自然学科。他能用汉文、法文以及满文、蒙文等文字著书立说。他的成果以翻译和著述为主，也包括大量通信，数量较大。其中《盛京赋》和《中国兵法》影响最大。他是一位罕见的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钱德明撰写的满语辞典《鞑靼语-满语-法语辞典》于1789年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作品，在此辞典出版前，满语于欧洲可说是一种未知的语言。1772年，他将《孙子兵法》翻译成法文，这本书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直到138年后（1910年），完整英译版才公之于世。
钱德明将清朝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古乐经传》翻译成法文，著述了《中国古今音乐篇》。他将这两部著作连同关于中国音乐的一些其他零散著作及中国的一些乐曲、乐器寄往法国后，法国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音乐的热潮。钱德明被誉为“华乐西传方面贡献最大的人物”。
钱德明亲自参与和见证了18世纪后半期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他留下的大量法文著译作品从多个层面向法国和欧洲介绍了中国文化，引起了法国知识界和科学界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是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的通讯院士，是法国18世纪重要政治人物贝尔坦和诸多文人的笔友，《中国杂纂》的主要撰稿人，汉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钱德明将《盛京赋》翻译成法文
最早的《盛京赋》版本是乾隆八年（1743）至十三年（1748）之间，由清朝内府专门的刻书机构——武英殿木板刻印的，有满文和汉文两种版本。《盛京赋》的发放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并登记造册，所以能得到一部《盛京赋》非常不容易。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序言中写道：“我根本无法找到一份印刷版的《盛京赋》，印刷版数量非常少，除了皇宫、王府以及某些贵人的府邸外，别处无可寻觅。在那些主持印刷的官员的手里倒是可以找到该书未装订散页，但可惜它们要么粘有污墨，要么字迹不清，要么有其它类似的缺陷。于是人们就把这些散页集中起来，拼装成了若干本完整的《盛京赋》。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了其中一份，因为对《盛京赋》感兴趣的远不止我一个人。”
《盛京赋》一书到手，钱德明如获至宝。他被含义深刻、趣味高雅、具有重大诗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盛京赋》所折服，决定要对这部当时的文学杰作进行翻译，传播给法国。一是向西方展示中国皇帝乾隆勤政风雅的正面形象，传递在乾隆治理下寰宇中最大的国家形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信息；二是通过乾隆皇帝谒陵祭祖、对先人追思和感怀活动，向西方展示中国的传统礼仪；三是希望引起欧洲学者对满文的兴趣，让西方更多地了解满族文化，以便促进其提出的法国能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沈阳设立主教区的建议尽早实现。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当中很少有人涉及诗体翻译，但是钱德明却翻译了不少诗歌，其中《盛京赋》的翻译，开辟了前人不曾研究过的领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译序中言明了法文版《盛京赋》的翻译方法：“我主要的注意力就是尽可能跟随原文：我一页一页地，一句一句地，一行一行地跟随；我几乎都做到了；但我不敢妄自尊大说自己的翻译就没有毛病。不管怎样，我觉得已经说得够多了，能够给读者一个如实的赋和颂的看法。”这段话清楚地说明，钱德明遵循忠实和直接的翻译方法，希望让读者“如实”地了解中国文学中的赋和颂。但在实际翻译中，由于法、汉两种语言中实在没有完全价值等同的词语，尤其是关于满洲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的大量词汇在法语中没有相对应的替代词，译者不得不增加很多解释性的话语，另外，译者故意增加了很多原文中没有的内容，进行个人的创造和发挥，以传递更多的异文化因素，这大大增加了译文的篇幅。
法文版《盛京赋》除了书籍出版的序、跋和正文外，新增加了定鼎中原之大清帝王谱系、参与此文学工程之亲王和重臣姓名及官阶、三十二体篆书缘起、《盛京赋》注释、鞑靼—满洲发祥地概要、《三清茶》诗等部分，特别是《盛京赋》注释包含149个问题，解释文字之长超过全书总字数的三分之一。
钱德明于1769年将《盛京赋》法译稿寄往法国国王图书馆。该馆馆长比尼翁收到法文译稿后，委托东方学家德经审核这部著作。德经校对了译稿并撰写了前言。1770年，法文版《盛京赋》由巴黎提亚尔出版社出版，这是《盛京赋》在西方传播的开始，也是这部作品最早的外文版。法文版《盛京赋》出版5年后，即1775年，钱德明才收到从法国寄来的他翻译的这部图书。
《盛京赋》促发了欧洲新一轮“中国热”
18世纪的欧洲，流行着“中国热”，这种热延续的时间很长，前后大约将近一百年，由盛至衰的百余年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期。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欧洲的“中国热”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下至市井平民、上至王公贵族所表现的狂热。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了解有关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等。第二个方面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所表现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这一方面的“中国热”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作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之外，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的影响。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称空前。
18世纪70年代初《盛京赋》和《中国兵法》的出版，引起了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为欧洲“中国热”添加了新的动力之源，促发了新一轮“中国热”的到来。
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从《盛京赋》译文中解读出了符合自己想象的开明君主形象，一位爱好文艺和保护文艺的诗人皇帝。1770年，《盛京赋》出版后，他写道：“中国皇帝万岁，他写诗歌，与众人和睦相处。”随后，他写了题献给中国皇帝的诗歌。1776年，他评价乾隆是“一位比奥古斯丁还要伟大、让人敬畏、更加操劳的皇帝，他只为教化和人类的幸福而作诗”。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戏剧家狄德罗，对《盛京赋》整个译文做了忠实的摘要：第一部分是出版者前言，言及钱德明在北京已经居住二十余年，可以相信其翻译的准确度；第二部分是译者序言，译者称在法语中尽量忠实地保证思想的传递；第三部分是中方出版者献词，对诗歌的赞赏，对皇帝的尊崇；第四部分是圣旨，表达了履行该旨意和处理满文时的细致；第五部分是乾隆的序、赋、颂。狄德罗“以我的方式进行摘要”，但“是皇帝在言说”。这一摘要发表在欧洲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通讯》上。
法国启蒙思想家格里姆也赞扬了译文中所传达的道德理念和乾隆皇帝本人：“由这样的诗人（乾隆皇帝）治理的人民该多么幸福！”“这位君主在对子民父亲般的情感中教育长大，他将牢记品德高尚的祖先且将适时纪念他们视为自己的义务”。在赞美的同时，两人也对钱德明的翻译无法确切表达中国皇帝原著的意蕴和美感表示遗憾。
三位法国启蒙思想家不约而同地从法译本《盛京赋》中解读出一个符合他们理想的中国形象——开明的君主，幸福的子民，以及符合自然秩序的阐释和点评，极大地促进了这部著作在西方世界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古老中国在世界上的积极影响。
钱德明翻译的法文本《盛京赋》的出版，对其诞生地盛京（沈阳）来说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这是乾隆皇帝以塞外名城为题材作的唯一大赋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是大清陪都盛京（沈阳）发展历史在欧洲大地的第一次系统宣示。乘乾隆皇帝之势，盛京（沈阳）让万千欧洲人所了解，借《盛京赋》出版发行之东风，盛京（沈阳）这个名字在中法文化历史交流中久久回响。
他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他是《盛京赋》的法文翻译者——
钱德明，让万千欧洲人记住盛京
□荆绍福
2010年，沈阳市档案馆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将1770年出版的法文版《御制盛京赋》（以下称《盛京赋》）这部书进行了全文拍摄，240年后，法文版《盛京赋》东归沈阳。
2015年，沈阳出版社请外交学院龙云教授将法文版《盛京赋》翻译成汉文，作为法汉对照本出版。《盛京赋》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作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法文版《盛京赋》翻译者钱德明及其翻译特色，《盛京赋》出版后在法国乃至欧洲产生的重要影响。
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瑟夫-马里·亚密欧特（法语：Joseph-Marie Amiot），汉名钱德明。
钱德明于1718年2月8日出生在法国土伦，就读耶稣会办的学校，1737年19岁时加入耶稣会，1750年抵达澳门到中国传教。1751年8月22日后，钱德明定居北京，与其他传教士过着集体组织生活，1761年任法国在华传教区的司库，1779年出任法国在华传教区会长。1754年，钱德明发愿研究中华文化，他担任法国科学院的通讯记者、乾隆帝的御用西方语言翻译官，甚至是法国驻华使团的精神领袖。18世纪六七十年代，耶稣会遭到解散，但钱德明仍留在北京继续传教。自1750年踏上澳门的土地始，至1793年10月8日病逝，钱德明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成为在华生活时间最长的法国传教士之一。
在这漫长的四十余年中，钱德明逐渐使自己的汉语知识臻于完善。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音乐、美术、天文、地理、医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自然学科。他能用汉文、法文以及满文、蒙文等文字著书立说。他的成果以翻译和著述为主，也包括大量通信，数量较大。其中《盛京赋》和《中国兵法》影响最大。他是一位罕见的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钱德明撰写的满语辞典《鞑靼语-满语-法语辞典》于1789年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作品，在此辞典出版前，满语于欧洲可说是一种未知的语言。1772年，他将《孙子兵法》翻译成法文，这本书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直到138年后（1910年），完整英译版才公之于世。
钱德明将清朝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古乐经传》翻译成法文，著述了《中国古今音乐篇》。他将这两部著作连同关于中国音乐的一些其他零散著作及中国的一些乐曲、乐器寄往法国后，法国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音乐的热潮。钱德明被誉为“华乐西传方面贡献最大的人物”。
钱德明亲自参与和见证了18世纪后半期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他留下的大量法文著译作品从多个层面向法国和欧洲介绍了中国文化，引起了法国知识界和科学界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是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的通讯院士，是法国18世纪重要政治人物贝尔坦和诸多文人的笔友，《中国杂纂》的主要撰稿人，汉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钱德明将《盛京赋》翻译成法文
最早的《盛京赋》版本是乾隆八年（1743）至十三年（1748）之间，由清朝内府专门的刻书机构——武英殿木板刻印的，有满文和汉文两种版本。《盛京赋》的发放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并登记造册，所以能得到一部《盛京赋》非常不容易。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序言中写道：“我根本无法找到一份印刷版的《盛京赋》，印刷版数量非常少，除了皇宫、王府以及某些贵人的府邸外，别处无可寻觅。在那些主持印刷的官员的手里倒是可以找到该书未装订散页，但可惜它们要么粘有污墨，要么字迹不清，要么有其它类似的缺陷。于是人们就把这些散页集中起来，拼装成了若干本完整的《盛京赋》。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了其中一份，因为对《盛京赋》感兴趣的远不止我一个人。”
《盛京赋》一书到手，钱德明如获至宝。他被含义深刻、趣味高雅、具有重大诗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盛京赋》所折服，决定要对这部当时的文学杰作进行翻译，传播给法国。一是向西方展示中国皇帝乾隆勤政风雅的正面形象，传递在乾隆治理下寰宇中最大的国家形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信息；二是通过乾隆皇帝谒陵祭祖、对先人追思和感怀活动，向西方展示中国的传统礼仪；三是希望引起欧洲学者对满文的兴趣，让西方更多地了解满族文化，以便促进其提出的法国能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沈阳设立主教区的建议尽早实现。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当中很少有人涉及诗体翻译，但是钱德明却翻译了不少诗歌，其中《盛京赋》的翻译，开辟了前人不曾研究过的领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译序中言明了法文版《盛京赋》的翻译方法：“我主要的注意力就是尽可能跟随原文：我一页一页地，一句一句地，一行一行地跟随；我几乎都做到了；但我不敢妄自尊大说自己的翻译就没有毛病。不管怎样，我觉得已经说得够多了，能够给读者一个如实的赋和颂的看法。”这段话清楚地说明，钱德明遵循忠实和直接的翻译方法，希望让读者“如实”地了解中国文学中的赋和颂。但在实际翻译中，由于法、汉两种语言中实在没有完全价值等同的词语，尤其是关于满洲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的大量词汇在法语中没有相对应的替代词，译者不得不增加很多解释性的话语，另外，译者故意增加了很多原文中没有的内容，进行个人的创造和发挥，以传递更多的异文化因素，这大大增加了译文的篇幅。
法文版《盛京赋》除了书籍出版的序、跋和正文外，新增加了定鼎中原之大清帝王谱系、参与此文学工程之亲王和重臣姓名及官阶、三十二体篆书缘起、《盛京赋》注释、鞑靼—满洲发祥地概要、《三清茶》诗等部分，特别是《盛京赋》注释包含149个问题，解释文字之长超过全书总字数的三分之一。
钱德明于1769年将《盛京赋》法译稿寄往法国国王图书馆。该馆馆长比尼翁收到法文译稿后，委托东方学家德经审核这部著作。德经校对了译稿并撰写了前言。1770年，法文版《盛京赋》由巴黎提亚尔出版社出版，这是《盛京赋》在西方传播的开始，也是这部作品最早的外文版。法文版《盛京赋》出版5年后，即1775年，钱德明才收到从法国寄来的他翻译的这部图书。
《盛京赋》促发了欧洲新一轮“中国热”
18世纪的欧洲，流行着“中国热”，这种热延续的时间很长，前后大约将近一百年，由盛至衰的百余年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期。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欧洲的“中国热”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下至市井平民、上至王公贵族所表现的狂热。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了解有关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等。第二个方面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所表现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这一方面的“中国热”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作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之外，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的影响。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称空前。
18世纪70年代初《盛京赋》和《中国兵法》的出版，引起了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为欧洲“中国热”添加了新的动力之源，促发了新一轮“中国热”的到来。
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从《盛京赋》译文中解读出了符合自己想象的开明君主形象，一位爱好文艺和保护文艺的诗人皇帝。1770年，《盛京赋》出版后，他写道：“中国皇帝万岁，他写诗歌，与众人和睦相处。”随后，他写了题献给中国皇帝的诗歌。1776年，他评价乾隆是“一位比奥古斯丁还要伟大、让人敬畏、更加操劳的皇帝，他只为教化和人类的幸福而作诗”。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戏剧家狄德罗，对《盛京赋》整个译文做了忠实的摘要：第一部分是出版者前言，言及钱德明在北京已经居住二十余年，可以相信其翻译的准确度；第二部分是译者序言，译者称在法语中尽量忠实地保证思想的传递；第三部分是中方出版者献词，对诗歌的赞赏，对皇帝的尊崇；第四部分是圣旨，表达了履行该旨意和处理满文时的细致；第五部分是乾隆的序、赋、颂。狄德罗“以我的方式进行摘要”，但“是皇帝在言说”。这一摘要发表在欧洲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通讯》上。
法国启蒙思想家格里姆也赞扬了译文中所传达的道德理念和乾隆皇帝本人：“由这样的诗人（乾隆皇帝）治理的人民该多么幸福！”“这位君主在对子民父亲般的情感中教育长大，他将牢记品德高尚的祖先且将适时纪念他们视为自己的义务”。在赞美的同时，两人也对钱德明的翻译无法确切表达中国皇帝原著的意蕴和美感表示遗憾。
三位法国启蒙思想家不约而同地从法译本《盛京赋》中解读出一个符合他们理想的中国形象——开明的君主，幸福的子民，以及符合自然秩序的阐释和点评，极大地促进了这部著作在西方世界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古老中国在世界上的积极影响。
钱德明翻译的法文本《盛京赋》的出版，对其诞生地盛京（沈阳）来说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这是乾隆皇帝以塞外名城为题材作的唯一大赋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是大清陪都盛京（沈阳）发展历史在欧洲大地的第一次系统宣示。乘乾隆皇帝之势，盛京（沈阳）让万千欧洲人所了解，借《盛京赋》出版发行之东风，盛京（沈阳）这个名字在中法文化历史交流中久久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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