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山西方言喜剧的新阶段——评太原莲花落轻喜剧《合浪浪许家》】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开启山西方言喜剧的新阶段——评太原莲花落轻喜剧《合浪浪许家》】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七一”前夕，《合浪浪许家》这部优秀的话剧又要在青年宫剧场演出了，而且即将连演五场。我想，作为文艺工作者，用这样的作品迎接党的生日，实际上就是为党和人民奉献的最好的精神礼物。我还想，在全市人民迎接“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这部作品，肯定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
《合浪浪许家》是什么？它是“胡同巷子”的太原方言说法，是对改革开放后城市变迁史的一段提炼，是用“太原莲花落”串联的一台轻喜剧，是由本省笑星、歌星组合而成的精粹创作班底共同推出的话剧作品，当然，它更是本剧的三位核心人物——导演柴京云、主演柴京海与编剧兼主演王名乐的师徒友爱结晶，是山西太原、大同两大城市曲艺家们的凝聚和结合，是本土编创力量象征性的崛起，是对古城民俗的一次亲切的叩问，是对“非遗”文化元素的一次深度挖掘，是对地域题材蕴含的无尽宝藏的一次快乐的提醒，是对先辈名师的一次致敬巡礼，是对三晋风情的一次艺术再现，是对本乡本土过去时代的一次乡愁回顾——当然，方言话剧《合浪浪许家》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力的喷发：它的创作是自觉的，表演团队的合力是自觉的，呈现出的感人魅力是自觉且自然的。我认为，本剧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一、巧妙的民俗切入以及方言的原生魅力体现。在本剧中，编导们展现出了特别珍贵的展示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将太原古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景象——沉淀较长的生活景象自然地成为了当地的民俗——一一呈现。诸如：一号人物许有福靠修自行车为生的职业，既说明了这位主人公在太原“合浪浪”（胡同）的阶层角色，又将过去时代标志性手工业修理的职业给予了亮相，虽然这一职业目前已有所衰微；还有许家养的鹦鹉，也将那个时代流行于市民中的玩鸟——一种准风俗给予了展示。还有，大杂院内各个家庭的纷乱关系与纠葛，以及太原酒厂“高粱白”、“宁化府的陈醋”、“认一力的饺子馅”等等元素的渗入，特别是太原莲花落曲艺形式的贯彻串联，将地域特色一览无余地灌输给了观众。太原莲花落是已故的曹强先生在60年前发掘、整理、创立的一个独特的曲艺品种，它以纯正的（其实亦是按照汉语拼音发声）太原话为基调，融合了说、唱于快板中，亦说亦唱、快说慢唱，与表演中保存与发展了诸多的地方性语言，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民族语言、地域方言迅速消失的时代，太原方言在这样一种形式的寄托之下生存繁衍，并且能够寄生于像王名乐这样的“90后一代”，堪称幸事一件。这也使我们想到：语言的承载与延续，其实就是民俗文化的承载与延续，而城市的记忆，既在固定的建筑中，也在流动的语汇里。珍惜每一种含有记忆的方言，不仅应该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曲艺家们特别是方言曲艺家们的责任。是的，本剧最重要的对太原民俗的展现，主要体现在了语言上——除了太原莲花落的曲艺元素之外，还包涵了太原话、五台话，同时也为了体现工业城市外地人多的特点，还加入了老师身份的标准普通话和调侃逗笑待业青年的山东话。舞台之上，语言的特别往往引发观众的笑点，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一台运用“晋方言”创作的好剧——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对“晋方言”话剧给予如此的关注与重视，是因为，它是山西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代表形式，是“晋商”先辈卧冰饮雪、艰难拓殖的文化沉淀，它也是晋剧、二人台、晋陕蒙黄河三角州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最重要的语言基础。商路即戏路，商路即歌路，商路即艺路，这其中，太原方言，因了省城所在地的缘故，成为或应当成为“晋语区”的核心。事实上，细心人可以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方言，与太原的方言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太原北上，在跨越了忻州、雁北地区等地的方言鸿沟之后，太原方言与呼和浩特方言近乎神奇地重叠了——而这，实际上是晋中一带晋商，用几百年“走西口”的血汗经历所开发与渗透的历史结果。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对太原方言的溯源、挖掘、推广、研究与比较，以及通过对《合浪浪许家》这样的方言话剧的宣传和介绍，我们应该捡回山西与陕北、山西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与张家口等区域的文化纽带，迎回飘泊在如上区域的晋商之魂，重新开通与这些区域的文化艺术交流，进而加强全面的经济贸易联系，找回历史的亲情与商情。
二、雄厚的创作班底以及集体创作组合的自发性。前面说了，《合浪浪许家》是太原、大同曲艺形式的融汇贯通，还是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经验的交流与碰撞。如果我们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颇多：一、二者都是本地艺术家创新的结果；二、二者皆用当地方言表演；三、最大的共同点，二者之所以在本地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都有过硬的作品，而在过硬的作品背后，是因为太原莲花落的创始人曹强与大同数来宝的创始人柴京云，本身就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曲艺作家。当观众欣赏并且喜爱这两种快板形式的地方艺术时，常常因为看到他们本人的精彩表演而忽略了他们的创作实力，而当我们在仔细分析二者的成功因素时，也才透过表演研究文本时感叹：曹强与柴京云两人的创作功力之深厚、提炼生活现象之精准。很难想像，假如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创作，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有如此深远的吸引力。曹强创作的太原莲花落小段，如《卖花生》《看车祸》《立竿见影》等等，柴京云创作的大同数来宝《工钱》《隔辈亲》《望子成龙》等等，无论从取材的角度上看，还是从内容的鲜活度上看，更或从语言的精彩度上看，都比一般的曲艺作家水平要高。对普通市民阶层平凡生活的深切的观察，以及独具匠心、巧妙构思的提纯和提炼，使得曹强与柴京云为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创作的诸多作品，饱含着城市的烟火气，接续着世间的地息气，散发着乡土的草根气，也抒发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表达着大千世界的变化多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上能获奖，下有市场——实际上，是生活基础和创作的视角一直站在群众的角度使然，更是超功利创作的意外收获。令人惊喜的是，相当年轻的“90后”编剧王名乐，在师从了曹强与柴京云之后，真正站在了艺术大家的肩膀上，承继了太原莲花落与大同数来宝以上的优秀基因，用回顾的眼光，为我们送上了《合浪浪许家》这盘民俗大菜，将太原古城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用喜剧的一角，给予了透视和表现。它的曲艺语言手法的运用，娴熟而轻巧；它的悲喜剧的揉合，贴切而无痕；它的人物身份的设置，照顾了各个层面；它的情节的回环、悬念的解扣，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创作的悟性。
三、省城文艺演出团体的内生动力及潜力挥发。《合浪浪许家》的出品单位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本身并不是常规性的演出话剧的剧团，但这个单位确实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它的上级单位——太原广播电视台的支持下，大胆地进行了跨界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换言之，这个剧团没有因为主业是歌舞和杂技，而排斥作为“非遗”元素的太原莲花落。相反，该团的领导充分地重视和发挥了王名乐的作用，大胆起用这位在曲艺界崭露头角的“90后”人才，并且使金辉等名演员适当转型，在本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辅助或配合王名乐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而歌舞及杂技的元素在全剧收尾时给予了体现，也使我们看到了该团综合性的表演实力。实际上，歌舞及杂技在本剧中出现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团体，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起用，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无论那一个行业，人才的竞争才是终极的竞争。用对一个人才，振兴一项事业，而这，也是我看《合浪浪许家》之后，最想发出的呼喊。
（作者：王 辉，为文旅部优秀专家，省政协委员，省文旅厅艺委会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宣传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一级编剧）
#这部港片让你记起最初的自己# #周末观影# “不要忘记你曾经是怎样的少年；不要忘记你曾希望变成怎样的大人。”
2003年非典之后，港片市场每况愈下，萎靡不振。到第二年周星驰自导自演的《功夫》上映时，出乎意外地，在全国掀起一阵收视狂潮。许多人以为，香港电影将要一改衰落趋势，重铸荣光。但是很遗憾，后面我们没能看到它再次崛起，而这部影片，也几乎成为了港片最后的辉煌。
《功夫》自面世距今，转眼近20年。从小到大，已记不清看过多少遍，可谓一部脍炙人口的经典影片。早年间看《功夫》，只觉得这部武打动作片，搭配周星驰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嬉戏浮夸的风格演绎，非常搞笑。若干年后再回顾，却怎么也笑不出来。或许是阅历不同于以往，如今重温，反而有了更深层次的感触。
剧情并不复杂，黑帮主题，亡命之徒四处寻衅闹事，拼杀恶斗抢占地盘；高手避世隐居，远离仇怨喧哗，寻得片刻安宁。结局也在意料之中——正义终战胜邪恶。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电影情节被大众熟知，但周星驰饰演的那个街头小混混，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提过名字。
直到最近，我才在片尾演员表里，找到这位籍籍无名的男主角叫星；而作为一条情感主线，贯穿影片，卖冰淇淋的女孩叫芳，甚至通篇没有一句台词。但那一双汗泪交加、楚楚可怜的眼睛，在我脑海中潆洄多年，向来无法忘怀。
有些电影，讲述的都是现实人生。
《功夫》里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桥段，阿星在路边买冰淇淋，丢了句“看什么，没见过吃东西不给钱啊”，随即跳上电车，有恃无恐地逃跑了。摊主芳儿认出了他，仓皇去追，而车厢里的他此刻正沾沾自喜，凝视着眼前那个狼狈不堪的身影，哈哈狂笑，连嘴里的冰淇淋都来不及咀嚼，顺着嘴角流出，生怕让自己的笑声停顿下来。
年少时词不达意，长大后言不由衷。许多年后，我在这段没心没肺、得意忘形的大笑中，品出一丝不可名状的心酸和悲哀。
故事背景，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这里总是呈现出一派花天锦地，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不过绚丽浮华背后，同时也充斥着弱肉强食、乱世纷飞的一面。生活在社会底层，穷困潦倒的阿星终日游荡在这座城市。他不甘平庸，总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大富大贵、出人头地，但是，能力又一直配不上自己的野心。
阿星自出场开始，便展示给我们一副偷奸耍滑，胡作非为，欺软怕硬的地痞流氓形象。可谁又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无赖，曾经却是无私无畏的正义少年。他的那句台词：“本来打算用这笔钱去读书，将来可以做个医生或者律师，但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让人觉得好笑，却又颇为感动。
周星驰说，他总以为他拍过很多悲剧电影，但在大部分观众眼里，看来都像喜剧。
电影里出现很多讽刺镜头。阿星蹲在路边，一边雄心壮志、口口声声说要做人上人，然而下一秒却在地上捡起了烟头抽；他走进贫民窟“猪笼城寨”，装腔作势冒充斧头帮，最后敲诈勒索不成，反被包租婆打得落荒而逃；电车上他碰到看似文弱的金丝眼镜文员，骄横跋扈地耍起威风，可等到动起手来，又被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命运似乎跟阿星开了个玩笑。他坏事做尽，却总是失败。唯一打劫成功的一次，是在闹市街头与哑巴女孩不期而遇——那个童年时期，他曾奋不顾己，不遗余力想要保护的人。
再相逢时，一个胆怯地做着坏人，一个勇敢地做着弱女子。阿星狠心拿刀挟持芳儿的姿势，与身后巨幅海报有着鲜明对比。海报上的电影，是好莱坞经典歌舞片《礼帽》，讲述了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但在《功夫》里，他与她却是两两相望，针锋相对。台上台下，形成莫大落差。
眼神不解、泪流满面的芳儿，彼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曾经用飞蛾投火般的勇气保护过她的小男孩，如今竟堕落成当年那群欺负她的人的模样。而她珍藏的七彩虹棒棒糖，彻底触碰到了这个男人的底线和良知——曾经引以为傲的正义，赤裸裸地打量着现在沉沦苟且、一无是处的自己，恍若隔世。
未能仗剑走天涯，平尽世间不轻事。这个小人物最大的悲哀，不是他那浑浑噩噩、流离无望的人生，而是没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却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长大以后，再也没有被人承认过。在这一瞬，他惊诧，自卑，恐惧。他一度认为，只要把昨日的善良美好全部忘却，就可以让自己平静接受今天烂掉的人生，只是想不到：当我步入歧途，一身罪恶失魂落魄，你却还记得我最初的善良。
剧情发展到此，阿星早已经认出了芳儿，但他又故作镇定，若无其事地倔强打掉棒棒糖，假装陌路人，头也没回地大步跑开了。
岁月更迭，物是人非。这看似满不在乎、装聋作哑的背后，真实原因是他不敢面对这一切，只有尽可能地去逃避。曾经犯下的错，他想弥补，想还清，到最后才发现根本无力回天。
就像被他甩开的棒棒糖，打碎之后，再拼凑不完整。就像他被魔头火云邪神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弥留之际用血手画的棒棒糖图案，是对自己一生的痛心疾首，忏悔中带着不甘和愧疚。
好在电影有一个圆满的结尾。芳儿的偶然出现，以及神雕侠侣夫妇的正义之举，渐渐唤醒了他心底几乎丧失殆尽的善良、信念与理想。他也有幸因祸得福，阴差阳错被火云邪神打通任督二脉，脱胎换骨，蜕变成一位真正的武林高手。
但有些谜底仍未解开。影片最后一幕，打斗平息，喧嚣散去，男主与哑女再次相遇，释然一笑随着旋转镜头，回到了童年时代；猪笼城寨的街坊牙医，正在马路中间指挥着交通；被阿星威胁过的小剃头匠，在角落里与女孩子搭讪；包租公和包租婆出现在来来往往人群中，手挽手走过街头......大家都是平凡人，过着最安逸普通的日子。
这段细节线索，又是不是印证了，当初那个为救受欺负的小女孩而被一群恶霸围殴羞辱的少年，命运并没有发生过反转，他的梦想本就是做一名律师或医生，但后来，不幸被乞丐骗光了全部积蓄，信仰崩塌，心灵蒙灰，迫于生计只能去糖果店里打工？
现实中，从来就没有什么如来神掌，也没有破茧重生。小男孩为填补心灵创伤，把周围的人们想象成各个不同角色，自己则是万中无一的绝世英雄，所有故事，都只是他在浪漫主义世界里编织的一场梦？
如此看来，那么电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当然，究竟是否为梦境，我们心有疑惑却无从知晓。或许，导演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这些一闪而过的画面，初衷不过是为了给观众留下一个发人深思的结局罢了。
想必每个人心中都做过英雄梦，梦里都曾驻着一个不平凡的自己，但现实往往是残酷而背离的，多少人被眼前的利益迷惑，被世俗的物质蒙蔽，渐渐妥协，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连做梦都变得小心翼翼。
多年以后，之所以会被《功夫》这部影片感动，是因为在小男孩心里，永远驻着一个成年人的美丽童话，他就是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那面镜子。要知道，不管多少梦老去死去，总还有人义无反顾，坚守着最初的向往与素愿。即使他们明白，美好的东西可能会被残酷无情的现实摧毁。
对了，年少时看不懂哑女那段手语，表达的是何涵义。后来知晓，她在说：你还记得我吗？以前你保护过我，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谢谢你。
《这部港片，希望你记起最初的自己》文｜半岛歌
2003年非典之后，港片市场每况愈下，萎靡不振。到第二年周星驰自导自演的《功夫》上映时，出乎意外地，在全国掀起一阵收视狂潮。许多人以为，香港电影将要一改衰落趋势，重铸荣光。但是很遗憾，后面我们没能看到它再次崛起，而这部影片，也几乎成为了港片最后的辉煌。
《功夫》自面世距今，转眼近20年。从小到大，已记不清看过多少遍，可谓一部脍炙人口的经典影片。早年间看《功夫》，只觉得这部武打动作片，搭配周星驰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嬉戏浮夸的风格演绎，非常搞笑。若干年后再回顾，却怎么也笑不出来。或许是阅历不同于以往，如今重温，反而有了更深层次的感触。
剧情并不复杂，黑帮主题，亡命之徒四处寻衅闹事，拼杀恶斗抢占地盘；高手避世隐居，远离仇怨喧哗，寻得片刻安宁。结局也在意料之中——正义终战胜邪恶。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电影情节被大众熟知，但周星驰饰演的那个街头小混混，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提过名字。
直到最近，我才在片尾演员表里，找到这位籍籍无名的男主角叫星；而作为一条情感主线，贯穿影片，卖冰淇淋的女孩叫芳，甚至通篇没有一句台词。但那一双汗泪交加、楚楚可怜的眼睛，在我脑海中潆洄多年，向来无法忘怀。
有些电影，讲述的都是现实人生。
《功夫》里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桥段，阿星在路边买冰淇淋，丢了句“看什么，没见过吃东西不给钱啊”，随即跳上电车，有恃无恐地逃跑了。摊主芳儿认出了他，仓皇去追，而车厢里的他此刻正沾沾自喜，凝视着眼前那个狼狈不堪的身影，哈哈狂笑，连嘴里的冰淇淋都来不及咀嚼，顺着嘴角流出，生怕让自己的笑声停顿下来。
年少时词不达意，长大后言不由衷。许多年后，我在这段没心没肺、得意忘形的大笑中，品出一丝不可名状的心酸和悲哀。
故事背景，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这里总是呈现出一派花天锦地，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不过绚丽浮华背后，同时也充斥着弱肉强食、乱世纷飞的一面。生活在社会底层，穷困潦倒的阿星终日游荡在这座城市。他不甘平庸，总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大富大贵、出人头地，但是，能力又一直配不上自己的野心。
阿星自出场开始，便展示给我们一副偷奸耍滑，胡作非为，欺软怕硬的地痞流氓形象。可谁又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无赖，曾经却是无私无畏的正义少年。他的那句台词：“本来打算用这笔钱去读书，将来可以做个医生或者律师，但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让人觉得好笑，却又颇为感动。
周星驰说，他总以为他拍过很多悲剧电影，但在大部分观众眼里，看来都像喜剧。
电影里出现很多讽刺镜头。阿星蹲在路边，一边雄心壮志、口口声声说要做人上人，然而下一秒却在地上捡起了烟头抽；他走进贫民窟“猪笼城寨”，装腔作势冒充斧头帮，最后敲诈勒索不成，反被包租婆打得落荒而逃；电车上他碰到看似文弱的金丝眼镜文员，骄横跋扈地耍起威风，可等到动起手来，又被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命运似乎跟阿星开了个玩笑。他坏事做尽，却总是失败。唯一打劫成功的一次，是在闹市街头与哑巴女孩不期而遇——那个童年时期，他曾奋不顾己，不遗余力想要保护的人。
再相逢时，一个胆怯地做着坏人，一个勇敢地做着弱女子。阿星狠心拿刀挟持芳儿的姿势，与身后巨幅海报有着鲜明对比。海报上的电影，是好莱坞经典歌舞片《礼帽》，讲述了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但在《功夫》里，他与她却是两两相望，针锋相对。台上台下，形成莫大落差。
眼神不解、泪流满面的芳儿，彼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曾经用飞蛾投火般的勇气保护过她的小男孩，如今竟堕落成当年那群欺负她的人的模样。而她珍藏的七彩虹棒棒糖，彻底触碰到了这个男人的底线和良知——曾经引以为傲的正义，赤裸裸地打量着现在沉沦苟且、一无是处的自己，恍若隔世。
未能仗剑走天涯，平尽世间不轻事。这个小人物最大的悲哀，不是他那浑浑噩噩、流离无望的人生，而是没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却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长大以后，再也没有被人承认过。在这一瞬，他惊诧，自卑，恐惧。他一度认为，只要把昨日的善良美好全部忘却，就可以让自己平静接受今天烂掉的人生，只是想不到：当我步入歧途，一身罪恶失魂落魄，你却还记得我最初的善良。
剧情发展到此，阿星早已经认出了芳儿，但他又故作镇定，若无其事地倔强打掉棒棒糖，假装陌路人，头也没回地大步跑开了。
岁月更迭，物是人非。这看似满不在乎、装聋作哑的背后，真实原因是他不敢面对这一切，只有尽可能地去逃避。曾经犯下的错，他想弥补，想还清，到最后才发现根本无力回天。
就像被他甩开的棒棒糖，打碎之后，再拼凑不完整。就像他被魔头火云邪神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弥留之际用血手画的棒棒糖图案，是对自己一生的痛心疾首，忏悔中带着不甘和愧疚。
好在电影有一个圆满的结尾。芳儿的偶然出现，以及神雕侠侣夫妇的正义之举，渐渐唤醒了他心底几乎丧失殆尽的善良、信念与理想。他也有幸因祸得福，阴差阳错被火云邪神打通任督二脉，脱胎换骨，蜕变成一位真正的武林高手。
但有些谜底仍未解开。影片最后一幕，打斗平息，喧嚣散去，男主与哑女再次相遇，释然一笑随着旋转镜头，回到了童年时代；猪笼城寨的街坊牙医，正在马路中间指挥着交通；被阿星威胁过的小剃头匠，在角落里与女孩子搭讪；包租公和包租婆出现在来来往往人群中，手挽手走过街头......大家都是平凡人，过着最安逸普通的日子。
这段细节线索，又是不是印证了，当初那个为救受欺负的小女孩而被一群恶霸围殴羞辱的少年，命运并没有发生过反转，他的梦想本就是做一名律师或医生，但后来，不幸被乞丐骗光了全部积蓄，信仰崩塌，心灵蒙灰，迫于生计只能去糖果店里打工？
现实中，从来就没有什么如来神掌，也没有破茧重生。小男孩为填补心灵创伤，把周围的人们想象成各个不同角色，自己则是万中无一的绝世英雄，所有故事，都只是他在浪漫主义世界里编织的一场梦？
如此看来，那么电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当然，究竟是否为梦境，我们心有疑惑却无从知晓。或许，导演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这些一闪而过的画面，初衷不过是为了给观众留下一个发人深思的结局罢了。
想必每个人心中都做过英雄梦，梦里都曾驻着一个不平凡的自己，但现实往往是残酷而背离的，多少人被眼前的利益迷惑，被世俗的物质蒙蔽，渐渐妥协，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连做梦都变得小心翼翼。
多年以后，之所以会被《功夫》这部影片感动，是因为在小男孩心里，永远驻着一个成年人的美丽童话，他就是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那面镜子。要知道，不管多少梦老去死去，总还有人义无反顾，坚守着最初的向往与素愿。即使他们明白，美好的东西可能会被残酷无情的现实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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