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爬起来把药吃了 真的好累啊 什么时候才能活得明白点啊 梦魇的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每次都有乱七八糟的虫子一窝蜂爬进我的耳朵 周围的鬼慢慢向我靠近…蛇在缠着我的身体…我却不能动弹 直到惊醒的那一刻。每晚二三十次的梦魇让我生不死 白天装着笑 晚上忍着不哭 想想几年前的我也是很快乐的啊 热爱生活 努力工作 充满希望 可现在是怎么了…想和以前一样好好爱这个世界 可我觉得自己被世界抛弃了 是我不配吧。我想写遗嘱 写遗言 我想把贵重的物品交给我信赖的朋友 我想知道死后的世界是不是如我所想的那样 怎么我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努力一次一次在绝望中把崩塌的自己重建 我还在骗自己我很快乐…
老中医郭永来先生的带状疱疹特效方
带状疱疹，中医称为缠腰火丹，民间俗称“蛇丹疮”等，西医认为属于病毒性感染，至今尚无特效疗法。中医外科书中介绍的治法很多，但有特效者也并不多见，内服方多倡用《龙胆泻肝汤》之类的处方来治疗，我刚学医时也曾数次应用过，效果也并不理想。后来见王渭川老中医介绍带状疱疹特效方，试用几例，效果确实很好，一般3-7天左右结疤，10天左右痊愈。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此方就是《医宗金鉴》外科中的二味拔毒散。
方用：白矾，雄黄各等份，研为细末，凉开水调涂，一日数次。（郭按，干则再涂）《医宗金鉴》称：此散治风湿诸疮，红肿痛痒，疥痱等疾甚效，用鹅翎蘸扫患处，痛痒自止，红肿即消。但并未言及治带状疱疹（缠要火丹）
我自从得此方，屡屡用于临床而收效甚捷，88年12月，我在福洞，患者常xx，女，43岁。93年10月4日八家子丛xx，女，50岁。葛xx，男，15岁，症状更重，前胸，后背，上臂几处同时大片疱疹，火灼样疼痛，当时我都用此方治愈。95年至96年，我在皮防站，共治疗近二十名带状疱疹，其中数例症状都很重，用此药都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通过十几年的应用来看，如果在刚起的阶段就快用此药，基本上可以不必配用其他药物，但对治疗不及时，已经形成较大面积疱疹和溃疡者，应结合其他疗法（比如西医的常规疗法）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此方可以称得上是药简效宏的一个好处方，使用时用香油调涂也可以，但我的经验不如用凉开水，因为用水涂上干的快，有利于快点结疤，且不宜弄脏衣服。
至于用香油还是用凉开水来调药，有时也要看具体情况，比如刚开始，皮肤没有化脓，用凉开水调药，结疤快，好的也快。但如果皮肤已经化脓，用凉开水调药往往在皮肤上结成一层厚疤，就会形成疤下化脓更加厉害，所以在头几天应该用香油调药，待炎证消退后，脓液渐清，再用凉开水调药，效果才好。治疗中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其它情况，我也不能一一预料，相信大家会随证处理的，我就不多说了。 2001年8月6日，我到书店闲玩，偶翻邹孟成老中医所箸《三十年临床探研录》一书，见书中论及治疗此证之内服验方一首，乃是遵照孙一奎《医旨绪余》一书中治胁痛（此案乃典型的带状疱疹）的验方，并说自得此方后，治带状疱疹几无不验者，无论患者症状有多严重，都在3天左右即愈，并节录《医旨绪余》一书原案以证明之。余归家后急检四库全书光盘，果见此案，今也录之于下，以资参考。
胁痛： 余弟於六月赴邑，途行受热且过劳，性多躁暴，忽左胁痛，皮肤上一片红如碗大，发水泡疹三五点，脉七至而弦，夜重于昼，医作肝经郁火，治之以黄连、青皮、香附、川芎、柴胡之类，进一服，其夜痛极且增热，次早看之，其皮肤上红大如盘，水泡疮又加至三十余粒，医教以白矾研未，井水调敷，仍于前方加青黛，龙胆草进之，其夜痛苦不已，叫号之声彻于四邻，胁中痛如钩摘之状，次早观之，其红已及半身矣，水泡疮又增至百数。（郭按：百数，是用百做单位来数，不是一百个，显然有点夸张） 予心甚不怿，乃载归以询先师黄古潭先生。先生观脉案药方，哂曰：切脉认证则审矣，（郭按，审矣，在这里是对的意思）制药定方则末也，夫用药如用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病势有烧眉之急，磊卵之危，岂可执寻常泻肝之剂正治耶？是谓驱羊搏虎矣。且苦寒之药，愈资其燥，以故痛转增剧。水泡发于外者，肝郁既久，不得发越乃传其所不胜，故皮腠为之溃也，至于自焚即死矣，可惧之甚。
为定一方，以大瓜蒌一枚，重一二两者，连皮捣烂，加粉草二钱，红花五分，戌时进药，少顷就得睡，至子丑时方醒，问之，已不痛矣。乃索食。予禁止之，思邪火未尽退也。急煎药渣与之。又睡至天明时，微利一度，复睡至辰时，起视，皮肤之红皆已冰释，而水泡疮也尽敛矣，后也不服他药。 夫病重三日，饮食不进，呻吟不辍口，一剂而愈，真可谓之神矣。夫瓜蒌味甘寒，经云：泻其肝者缓其中，且其为物，柔而滑润，於郁不逆，甘缓润下，又如油之洗物，未尝不洁，考之本草，瓜蒌能治插胁之痛，盖为其缓中润燥以至于流通，故痛自然止也。
以上是孙氏原案,(按：以上医案在续名医类案一书中也有转载，我也看过数遍，也知道是现代的带状疱疹，但因为没有重复验证的医案，所以我在临床上一直没有用过）。 邹孟城说：余得此方，喜不自禁，盖“医家之病，病道少”。为医者能多一治病法门，则病家少一份痛苦。……未几，疱疹流行，余于数日内接治五六人，无论证之轻重，皆以上方加板兰根15克予服，惟全瓜蒌不用如许之多，改为重者30克，轻者15克，中者21－24克，其收效之速，“真可谓之神矣”。轻者二三日，重者四五日，率皆痊可。 后凡遇此证者，概以此方投之，无一例不效者。余所治病例中，病灶面积最大者几达胸部之半，理疗一月未愈，服上方一周即退净。而其得效之迟速，与瓜蒌用量极有关系，故凡体质壮实者，瓜蒌用量宜适当加重，药后若轻泻一二次，则见效尤速。……关于甘草，余有时仅用3克，同样有效，而红花每以1•5克为率，并不多用，而屡收捷效。 郭按：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这确实是一则典型的带状疱疹患者，而孙氏以胁痛命名此案，古人的认识，当时也只限于此，而他的师傅也认不出此病就是带状疱疹（缠腰火丹），可见对于皮外科也并不精通。虽然如此，但并未妨碍他用中医的理论来指导并治愈了此病。（虽然他引用的五行理论来解释此病比较牵强）。 用现代的知识来解释此病，带状疱疹是由病毒感染而引起，那么现代的医生在治疗此病的时候，第一就是要抗病毒，既使是古代的中医，对于此病，也是认为属于火毒和湿热，治疗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清热解毒，我不知道这位黄老先生为什么就选用了瓜蒌来治疗如此厉害的“炎证”。若要说是取瓜蒌的柔润兼清热作用，那么中药里面有此作用的决不止瓜蒌一味。且瓜蒌，中医用此并不在清热解毒一面，中药学中也不把它归之于清热解毒类中，正如案中所述，若只从理论上来讲，前医所用方药并无差错，并外用白矾水调涂，也应是顺理成章的方法，但都不见效，可见此病确非一般的方药所能奏效的。这一点在我们现在的临床上也能证实，现在虽然已有不少的抗病毒药，但治疗此病效果并不理想，中医治疗此病的内服方药也不少，但也收效甚微。瓜蒌一药，可以用来治疗乳痈之类的“炎证”，但也多与蒲公英，皂角刺，乳香，没药之类配合应用，在皮外科中用治“热游丹赤肿”：栝楼未二大两，酽醋调敷之（产乳集验方）我也仅于《中药大辞典》中一见而已。而黄老先生径用瓜蒌来治此病，且胸有成竹，不再剂而愈，是偶然呢？殆别有秘授耶？
虽然以上所述我也作不出很好的解释，但有一点是能肯定的，那就是治疗带状疱疹必须有专方专药，本篇一开始介绍的二味拨毒散，我在临床上经常使用，效果很好，但在此案中，前医也曾用白矾外用调敷，并不见效，我在临床治疗此病时，也曾碰到过数例单用雄黄调敷不效，而我继用二味拨毒散收效仍很好的病例，似乎也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药物的配伍，是很重要的，有时甚至缺一不可（当然也有单味药即可奏功的）由此而论，“瓜蒌甘草红花汤”大概也可以算是一首治疗带状疱疹的专方，而邹孟成老中医于此方中加板兰根，这也可以算是古今医学思想（或说是用药方法）I我学用此方之后，曾按邹老所论，治过一例，该患者的疱疹长于面部，延及头顶及头发内都是，在医院中住院一周，症状越来越重，后来找我治疗，我见情况很重，加用了此方，感觉效果很好，但由于病例太少，不足以说明什么，希望大家在临床中继续验证之。 带状疱疹虽然已好，但留下了后遗证，患处局部仍然疼痛的十分严重，此时可以用治带状疱疹后遗证方：方用丁香9克，郁金9克，柴胡9克，枳壳9克，川芎9克，赤芍9克，板兰根30克，甘草9克（疼痛严重者可加用五灵脂，蒲黄，冰片少许共为未，装胶囊，一次3－5克，水送服。按：这是学了邓铁涛老先生的五灵止痛散方意）曾用此方治疗数例，效果还算满意，方中郁金与丁香属于十九畏，一般的方书中不让一起应用，但我已试治过五六例患者，并无明显副作用，可以使用
文源 郭永来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带状疱疹，中医称为缠腰火丹，民间俗称“蛇丹疮”等，西医认为属于病毒性感染，至今尚无特效疗法。中医外科书中介绍的治法很多，但有特效者也并不多见，内服方多倡用《龙胆泻肝汤》之类的处方来治疗，我刚学医时也曾数次应用过，效果也并不理想。后来见王渭川老中医介绍带状疱疹特效方，试用几例，效果确实很好，一般3-7天左右结疤，10天左右痊愈。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此方就是《医宗金鉴》外科中的二味拔毒散。
方用：白矾，雄黄各等份，研为细末，凉开水调涂，一日数次。（郭按，干则再涂）《医宗金鉴》称：此散治风湿诸疮，红肿痛痒，疥痱等疾甚效，用鹅翎蘸扫患处，痛痒自止，红肿即消。但并未言及治带状疱疹（缠要火丹）
我自从得此方，屡屡用于临床而收效甚捷，88年12月，我在福洞，患者常xx，女，43岁。93年10月4日八家子丛xx，女，50岁。葛xx，男，15岁，症状更重，前胸，后背，上臂几处同时大片疱疹，火灼样疼痛，当时我都用此方治愈。95年至96年，我在皮防站，共治疗近二十名带状疱疹，其中数例症状都很重，用此药都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通过十几年的应用来看，如果在刚起的阶段就快用此药，基本上可以不必配用其他药物，但对治疗不及时，已经形成较大面积疱疹和溃疡者，应结合其他疗法（比如西医的常规疗法）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此方可以称得上是药简效宏的一个好处方，使用时用香油调涂也可以，但我的经验不如用凉开水，因为用水涂上干的快，有利于快点结疤，且不宜弄脏衣服。
至于用香油还是用凉开水来调药，有时也要看具体情况，比如刚开始，皮肤没有化脓，用凉开水调药，结疤快，好的也快。但如果皮肤已经化脓，用凉开水调药往往在皮肤上结成一层厚疤，就会形成疤下化脓更加厉害，所以在头几天应该用香油调药，待炎证消退后，脓液渐清，再用凉开水调药，效果才好。治疗中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其它情况，我也不能一一预料，相信大家会随证处理的，我就不多说了。 2001年8月6日，我到书店闲玩，偶翻邹孟成老中医所箸《三十年临床探研录》一书，见书中论及治疗此证之内服验方一首，乃是遵照孙一奎《医旨绪余》一书中治胁痛（此案乃典型的带状疱疹）的验方，并说自得此方后，治带状疱疹几无不验者，无论患者症状有多严重，都在3天左右即愈，并节录《医旨绪余》一书原案以证明之。余归家后急检四库全书光盘，果见此案，今也录之于下，以资参考。
胁痛： 余弟於六月赴邑，途行受热且过劳，性多躁暴，忽左胁痛，皮肤上一片红如碗大，发水泡疹三五点，脉七至而弦，夜重于昼，医作肝经郁火，治之以黄连、青皮、香附、川芎、柴胡之类，进一服，其夜痛极且增热，次早看之，其皮肤上红大如盘，水泡疮又加至三十余粒，医教以白矾研未，井水调敷，仍于前方加青黛，龙胆草进之，其夜痛苦不已，叫号之声彻于四邻，胁中痛如钩摘之状，次早观之，其红已及半身矣，水泡疮又增至百数。（郭按：百数，是用百做单位来数，不是一百个，显然有点夸张） 予心甚不怿，乃载归以询先师黄古潭先生。先生观脉案药方，哂曰：切脉认证则审矣，（郭按，审矣，在这里是对的意思）制药定方则末也，夫用药如用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病势有烧眉之急，磊卵之危，岂可执寻常泻肝之剂正治耶？是谓驱羊搏虎矣。且苦寒之药，愈资其燥，以故痛转增剧。水泡发于外者，肝郁既久，不得发越乃传其所不胜，故皮腠为之溃也，至于自焚即死矣，可惧之甚。
为定一方，以大瓜蒌一枚，重一二两者，连皮捣烂，加粉草二钱，红花五分，戌时进药，少顷就得睡，至子丑时方醒，问之，已不痛矣。乃索食。予禁止之，思邪火未尽退也。急煎药渣与之。又睡至天明时，微利一度，复睡至辰时，起视，皮肤之红皆已冰释，而水泡疮也尽敛矣，后也不服他药。 夫病重三日，饮食不进，呻吟不辍口，一剂而愈，真可谓之神矣。夫瓜蒌味甘寒，经云：泻其肝者缓其中，且其为物，柔而滑润，於郁不逆，甘缓润下，又如油之洗物，未尝不洁，考之本草，瓜蒌能治插胁之痛，盖为其缓中润燥以至于流通，故痛自然止也。
以上是孙氏原案,(按：以上医案在续名医类案一书中也有转载，我也看过数遍，也知道是现代的带状疱疹，但因为没有重复验证的医案，所以我在临床上一直没有用过）。 邹孟城说：余得此方，喜不自禁，盖“医家之病，病道少”。为医者能多一治病法门，则病家少一份痛苦。……未几，疱疹流行，余于数日内接治五六人，无论证之轻重，皆以上方加板兰根15克予服，惟全瓜蒌不用如许之多，改为重者30克，轻者15克，中者21－24克，其收效之速，“真可谓之神矣”。轻者二三日，重者四五日，率皆痊可。 后凡遇此证者，概以此方投之，无一例不效者。余所治病例中，病灶面积最大者几达胸部之半，理疗一月未愈，服上方一周即退净。而其得效之迟速，与瓜蒌用量极有关系，故凡体质壮实者，瓜蒌用量宜适当加重，药后若轻泻一二次，则见效尤速。……关于甘草，余有时仅用3克，同样有效，而红花每以1•5克为率，并不多用，而屡收捷效。 郭按：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这确实是一则典型的带状疱疹患者，而孙氏以胁痛命名此案，古人的认识，当时也只限于此，而他的师傅也认不出此病就是带状疱疹（缠腰火丹），可见对于皮外科也并不精通。虽然如此，但并未妨碍他用中医的理论来指导并治愈了此病。（虽然他引用的五行理论来解释此病比较牵强）。 用现代的知识来解释此病，带状疱疹是由病毒感染而引起，那么现代的医生在治疗此病的时候，第一就是要抗病毒，既使是古代的中医，对于此病，也是认为属于火毒和湿热，治疗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清热解毒，我不知道这位黄老先生为什么就选用了瓜蒌来治疗如此厉害的“炎证”。若要说是取瓜蒌的柔润兼清热作用，那么中药里面有此作用的决不止瓜蒌一味。且瓜蒌，中医用此并不在清热解毒一面，中药学中也不把它归之于清热解毒类中，正如案中所述，若只从理论上来讲，前医所用方药并无差错，并外用白矾水调涂，也应是顺理成章的方法，但都不见效，可见此病确非一般的方药所能奏效的。这一点在我们现在的临床上也能证实，现在虽然已有不少的抗病毒药，但治疗此病效果并不理想，中医治疗此病的内服方药也不少，但也收效甚微。瓜蒌一药，可以用来治疗乳痈之类的“炎证”，但也多与蒲公英，皂角刺，乳香，没药之类配合应用，在皮外科中用治“热游丹赤肿”：栝楼未二大两，酽醋调敷之（产乳集验方）我也仅于《中药大辞典》中一见而已。而黄老先生径用瓜蒌来治此病，且胸有成竹，不再剂而愈，是偶然呢？殆别有秘授耶？
虽然以上所述我也作不出很好的解释，但有一点是能肯定的，那就是治疗带状疱疹必须有专方专药，本篇一开始介绍的二味拨毒散，我在临床上经常使用，效果很好，但在此案中，前医也曾用白矾外用调敷，并不见效，我在临床治疗此病时，也曾碰到过数例单用雄黄调敷不效，而我继用二味拨毒散收效仍很好的病例，似乎也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药物的配伍，是很重要的，有时甚至缺一不可（当然也有单味药即可奏功的）由此而论，“瓜蒌甘草红花汤”大概也可以算是一首治疗带状疱疹的专方，而邹孟成老中医于此方中加板兰根，这也可以算是古今医学思想（或说是用药方法）I我学用此方之后，曾按邹老所论，治过一例，该患者的疱疹长于面部，延及头顶及头发内都是，在医院中住院一周，症状越来越重，后来找我治疗，我见情况很重，加用了此方，感觉效果很好，但由于病例太少，不足以说明什么，希望大家在临床中继续验证之。 带状疱疹虽然已好，但留下了后遗证，患处局部仍然疼痛的十分严重，此时可以用治带状疱疹后遗证方：方用丁香9克，郁金9克，柴胡9克，枳壳9克，川芎9克，赤芍9克，板兰根30克，甘草9克（疼痛严重者可加用五灵脂，蒲黄，冰片少许共为未，装胶囊，一次3－5克，水送服。按：这是学了邓铁涛老先生的五灵止痛散方意）曾用此方治疗数例，效果还算满意，方中郁金与丁香属于十九畏，一般的方书中不让一起应用，但我已试治过五六例患者，并无明显副作用，可以使用
文源 郭永来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中西音乐美感特征比较
中国音乐在审美品格上的第一个特征，是它那惊人的幽婉、深邃，听起来有一种“追魂击魄”的效果，它直接透过你的感官，钻入你心灵的底部，去轻轻地撩拨你那根最隐秘、最微妙的神经，使你有不能自禁、徒唤“奈何”之感。
从乐思的深度方面说，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都一样地具备这一品格。不同的是，西方音乐的深度主要表现为“深刻”，中国音乐则表现为“深邃”。这两者虽都属于乐思的深度，但其内容和效果均很不相同。西乐的深刻主要是指音乐思维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种情感，是就音乐所表现的主题而言的；中乐的深邃则主要是指音乐思维中所体现出的一种体验、一种感受、一种领悟，是就音乐所特有的韵味而言。西乐的“深刻”是静态的、固定的、明晰的，是可以诉诸理性观念的；中乐的“深遂”则是动态的、游移不定的、含蓄神秘的，它不可以诉诸理性观念，而只能借助于悟性直觉，它是主题之外的一种审美特质。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是深刻的，其深刻来自乐曲中所表现的革命斗争形象和英雄主题，来自作者对那个革命时代的敏锐把握和强有力的表现；而中国的《梅花三弄》是深邃的，其深邃是来自作者对梅花那高洁的内在气质的理解和感受，并用简洁、从容的旋律，清脆、晶莹的音色将其表现出来。《第三交响曲》的深刻主要通过听者的感官来引发他的想象、思考和情感的体验，而《梅花三弄》的深邃则是透过感官直达心底，在你心的深处回旋、激荡，使你觉得好象有一股正气在你的心胸升起，缕缕不绝，韵味无穷。
深刻与深邃确实是中西音乐的一大不同，但若进一步加以比较，它们在另一方面的差异可能更为明显。这个差异是：西乐以强度胜，中乐以深度胜。中乐与西乐都有自己的“力度”，但造成这力度的方式和内含却很不相同。西乐的“力度”是由强度而来，是“强而有力”，中乐则是由深度而来，是“深而有力”，前者是一种阳刚之力，后者属于阴柔之力。从音响上说，西方音乐特别追求音响的厚实、丰满和立体感，追求一种对人心的震撼力，所以，在乐曲的织体上，它不太使用复调音乐，而多用主调式的结构，追求旋律进行时的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立体效果；在音色上不追求乐器的独特音色，而重视乐器音色上有较好的渗透力和融和性，使乐曲的音响更为绵密厚实；在配器与乐队组成上，也不太喜欢采用小型乐队，而是多为大型的交响乐、奏鸣曲、协奏曲等，在合奏中，也很少有由单个乐器独奏的机会，而总是以合奏中的强弱来表达特别的情绪需要。中国音乐则不同。中国音乐不仅并不追求音响的立体效果，不追求合奏中的音响的厚实、丰满，而且还尽量地避免它。所以，中国音乐的织体不是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而是作横向线型的延伸、展开，其旋律的抑扬起伏，如同一条蜿蜒而行的蛇，它能无声无息地就进入你心的底部，能达到立体状的西方音乐所达不到的地方，起到西方音乐所无法起到的效果。同时，中国音乐也就特别重视每一种乐器的独特音色，并注意在乐队中予以适当而又充分的发挥。所以中国音乐的演奏很少用大型乐队，最常用的是独奏和几样乐器相搭配的小型合奏。在这种合奏中，也很少作西乐那样的齐奏，而是在齐奏中留出更多的机会让特色乐器独奏或领奏，以发挥该乐器的独特音色。单个乐器在音响 效果上显然不以强度胜，但从感觉上仍有力度，这力度即来自独奏中音色的单纯和旋律的线型展开，即来自由单纯的音响和线型旋律所带来的深邃感。所以说，这是由深度而显出力度。
因为西方音乐以强度胜，中国音乐以深度胜，故而其美感体验的方式亦很不相同。西方音乐的魅力在于它那强烈的震撼力和裹胁力。聆听西方音乐，受到震动的不仅是心灵，而且还有自己的全部感官，整个身体。听着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你就会感到有一股生力顿时灌注你的全身，使你产生身体上作出某种姿态的倾向。即使是非常优美柔和的轻音乐，它也倾向于使你动作起来。例如，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其旋律的轻柔优美和谐，不是使你沉静下去，而是使你顿然产生翩翩欲舞的冲动。所以说，西方音乐的感染力作用于身、心两个方面。中国音乐则不是这样。中国音乐的力度因为来自其深度，故中国音乐的魅力在于它只给你深心的陶醉，而很少会给你付诸形体动作的冲动。西方音乐是作用于听觉器官然后带及心灵作出共鸣震动，中国音乐则是“穿过”，或者说是“超越”感官（听觉器官）而直接作用于你的心灵，而且是心灵的最底层、最深处，故它的美感状态完全是内在的陶醉，封闭的玩味。清代大诗论家叶燮在论诗时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元垠，思考微渺，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吴调公认为所谓“思致微渺”，实质上就是“心灵的‘穿透力’”。有这种穿透力，才会有意境的深邃，才会有作品的神韵。用他的话来说，“__形而得‘神’是穿透，写出味外之味而得‘韵’，也还是穿透。”而“离形象”，“穷思维”，“冥漠恍惚”等，也正是我们所强调的“内在的陶醉”和“封闭的玩味”。实际上，在中国，诗中如此，音乐中也无不如此。《春江花月夜》、《月儿高》以及《梅花三弄》等经典名曲，无不具有这样的审美品格；即使是用来伴舞的《月儿高》，听时也绝不会使你产生翩翩起舞的欲念或冲动，它只会让你静静地去欣赏，去品味，去领悟。
二、虚与实
中国音乐在审美品格上的第二个特征，是它那特有的疏阔、空灵的意境，听起来有一种“荡胸涤腑”的感觉，它直接把这空灵的意境装进你的胸腔，或把你的胸腔扩大为宇宙之境，使自然界中的空灵之境与你的心灵中的空灵感受融合一体，使你真切而深刻地体验到自己心胸的阔大、空灵和洁净，从而忘却世间的一切烦恼，感受一下心灵的绝对自由和轻松。
就中西音乐均要表现一个主题来说，它们是一致的，但它们主题的意义取向则很不相同。西方音乐的主题往往趋向于表现“实有”，制造“意义”；中国音乐则趋向于展示“虚无”，取消“意义”。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就是执着于“实有”，致力于给无意义的东西创造出意义。在西方文化中，自然始终是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存在的。因为是有意义的实体，故倾向于对它进行观察、研究，试图揭示其奥秘，倾向于把它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来对待，从而也就会萌生“征服”、“支配”的意识和欲念；即使当人们发现穷尽这个自然是不可能的时候，也没有遁入虚无主义，而是把它列入人的理性无法抵达的“彼在”，承认它的独立自足性，亦即其实在性。西方的近代科学，正是西方文化的这一追求实有的精神的丰硕果实。基于这一点，西方音乐总是倾向于表现一个观念、一种情感等单一性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之外，很少能够再挖掘出什么来，特别是中国音乐中的意境、韵味，就更是稀有之物。所以，西方音乐的乐思总是实在、固定而且明晰，很少有空灵的效果。再加上西乐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织体，更加重并突出了它的实在性。
中国音乐则不同。中国音乐即使在表现一个实在的主题，这个主题也往往不是乐曲的真正核心，也就是说，乐曲的魅力主要不是来自主题本身，而是在表现主题的旋律进行中所生发出的特殊韵味。在中国文化中，其主导精神与西方正好相反，不是追求实有，而是追求虚无。中国佛教的宗旨可用一个字概括：“空”，中国道教的宗旨是一个字：“无”，中国儒教的宗旨亦为一个字：“仁”。“空”与“无”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人对人生自然宇宙的总看法：一切均为虚无，一切均无绝对意义，一切均无绝对差别，总之，一切均是混沌为一的。这样既消除了这个主体与自然万物这个客体的界线，同时也消除了自然宇宙、万事万物的实有性。儒家的“仁”表面上看与“空”、“无”截然不同，但它同样也是务虚，而不是务实，其目的也是消除人我的界限，达到天下大同，万物为一。中国文化中的这种致虚、求同，表现在音乐上，就有了“空灵”。中国人对自然不是理解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更不是不可企及的“彼在”，而就是“此在”，就是与人自己息息相通，并全息着人的全部精神特征的第二自我。自然是中国人最终结的感情归宿和精神寄托，只有在自然的怀抱中，在自然的境界中，中国人的心灵才能安宁，才能感受到和谐，才能使人生轻松自如，自由自在。庄子所说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禅宗所说的“如桶底子脱”，都是对人生中这一境界的描绘。中国音乐中的“空灵”，虽然不一定有“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的效果，然而确实能够产生扩大自己的胸襟、洗清心头的杂念、使自我的心灵与宇宙的心灵融合为一的感觉。“荡胸涤腑”既是“空灵”的条件，同时也是“空灵”的结果。
正因为西方音乐追求实有，中国音乐追求空灵，所以才会有音乐表现形式的不同。吴调公在论及诗歌中的“空灵”时，曾描述过这类作品的表现形式的特点，那就是：“在密度上以少胜多，在色彩上以淡写浓，在时间上从片刻见永恒，在空间上从咫尺见千里，在力度上求飘洒而避豪健，特别是粗犷。”[3]与之相似，中国音乐中的空灵追求也导致了它的独特的表现形式。正因为西乐的追求实有，故而其音乐织体才是纵横交叉、网状铺叠型的，因为这样才能加强其实有感；中乐追求空灵，故而其织体是单线型向前延伸，旋律以单纯、简洁为贵，因为这样才能突出其空灵感。追求实有，故西乐的旋律只是着眼于组成旋律的一个个乐音及其和声，而不在这些实在的乐音之外去追求其它什么；中国音乐则不然，它的追求空灵决定了中乐的旋律在一个个的乐音之外，还潜藏着、脉动着一股气韵在旋律之中，构成中乐的特殊的“音”外之“味”。追求实有，故西乐和西画一样，几乎从不用空白作艺术表现的手段，因为在西人的观念中，空白就是“无”，这个“无”是什么也没有，和中国文化中的“无”不一样。而中国音乐和中国绘画一样都很善于使用“空白”，常常在旋律的进行中制造一些无声的空白。
中国音乐在审美品格上的第一个特征，是它那惊人的幽婉、深邃，听起来有一种“追魂击魄”的效果，它直接透过你的感官，钻入你心灵的底部，去轻轻地撩拨你那根最隐秘、最微妙的神经，使你有不能自禁、徒唤“奈何”之感。
从乐思的深度方面说，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都一样地具备这一品格。不同的是，西方音乐的深度主要表现为“深刻”，中国音乐则表现为“深邃”。这两者虽都属于乐思的深度，但其内容和效果均很不相同。西乐的深刻主要是指音乐思维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种情感，是就音乐所表现的主题而言的；中乐的深邃则主要是指音乐思维中所体现出的一种体验、一种感受、一种领悟，是就音乐所特有的韵味而言。西乐的“深刻”是静态的、固定的、明晰的，是可以诉诸理性观念的；中乐的“深遂”则是动态的、游移不定的、含蓄神秘的，它不可以诉诸理性观念，而只能借助于悟性直觉，它是主题之外的一种审美特质。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是深刻的，其深刻来自乐曲中所表现的革命斗争形象和英雄主题，来自作者对那个革命时代的敏锐把握和强有力的表现；而中国的《梅花三弄》是深邃的，其深邃是来自作者对梅花那高洁的内在气质的理解和感受，并用简洁、从容的旋律，清脆、晶莹的音色将其表现出来。《第三交响曲》的深刻主要通过听者的感官来引发他的想象、思考和情感的体验，而《梅花三弄》的深邃则是透过感官直达心底，在你心的深处回旋、激荡，使你觉得好象有一股正气在你的心胸升起，缕缕不绝，韵味无穷。
深刻与深邃确实是中西音乐的一大不同，但若进一步加以比较，它们在另一方面的差异可能更为明显。这个差异是：西乐以强度胜，中乐以深度胜。中乐与西乐都有自己的“力度”，但造成这力度的方式和内含却很不相同。西乐的“力度”是由强度而来，是“强而有力”，中乐则是由深度而来，是“深而有力”，前者是一种阳刚之力，后者属于阴柔之力。从音响上说，西方音乐特别追求音响的厚实、丰满和立体感，追求一种对人心的震撼力，所以，在乐曲的织体上，它不太使用复调音乐，而多用主调式的结构，追求旋律进行时的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立体效果；在音色上不追求乐器的独特音色，而重视乐器音色上有较好的渗透力和融和性，使乐曲的音响更为绵密厚实；在配器与乐队组成上，也不太喜欢采用小型乐队，而是多为大型的交响乐、奏鸣曲、协奏曲等，在合奏中，也很少有由单个乐器独奏的机会，而总是以合奏中的强弱来表达特别的情绪需要。中国音乐则不同。中国音乐不仅并不追求音响的立体效果，不追求合奏中的音响的厚实、丰满，而且还尽量地避免它。所以，中国音乐的织体不是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而是作横向线型的延伸、展开，其旋律的抑扬起伏，如同一条蜿蜒而行的蛇，它能无声无息地就进入你心的底部，能达到立体状的西方音乐所达不到的地方，起到西方音乐所无法起到的效果。同时，中国音乐也就特别重视每一种乐器的独特音色，并注意在乐队中予以适当而又充分的发挥。所以中国音乐的演奏很少用大型乐队，最常用的是独奏和几样乐器相搭配的小型合奏。在这种合奏中，也很少作西乐那样的齐奏，而是在齐奏中留出更多的机会让特色乐器独奏或领奏，以发挥该乐器的独特音色。单个乐器在音响 效果上显然不以强度胜，但从感觉上仍有力度，这力度即来自独奏中音色的单纯和旋律的线型展开，即来自由单纯的音响和线型旋律所带来的深邃感。所以说，这是由深度而显出力度。
因为西方音乐以强度胜，中国音乐以深度胜，故而其美感体验的方式亦很不相同。西方音乐的魅力在于它那强烈的震撼力和裹胁力。聆听西方音乐，受到震动的不仅是心灵，而且还有自己的全部感官，整个身体。听着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你就会感到有一股生力顿时灌注你的全身，使你产生身体上作出某种姿态的倾向。即使是非常优美柔和的轻音乐，它也倾向于使你动作起来。例如，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其旋律的轻柔优美和谐，不是使你沉静下去，而是使你顿然产生翩翩欲舞的冲动。所以说，西方音乐的感染力作用于身、心两个方面。中国音乐则不是这样。中国音乐的力度因为来自其深度，故中国音乐的魅力在于它只给你深心的陶醉，而很少会给你付诸形体动作的冲动。西方音乐是作用于听觉器官然后带及心灵作出共鸣震动，中国音乐则是“穿过”，或者说是“超越”感官（听觉器官）而直接作用于你的心灵，而且是心灵的最底层、最深处，故它的美感状态完全是内在的陶醉，封闭的玩味。清代大诗论家叶燮在论诗时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元垠，思考微渺，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吴调公认为所谓“思致微渺”，实质上就是“心灵的‘穿透力’”。有这种穿透力，才会有意境的深邃，才会有作品的神韵。用他的话来说，“__形而得‘神’是穿透，写出味外之味而得‘韵’，也还是穿透。”而“离形象”，“穷思维”，“冥漠恍惚”等，也正是我们所强调的“内在的陶醉”和“封闭的玩味”。实际上，在中国，诗中如此，音乐中也无不如此。《春江花月夜》、《月儿高》以及《梅花三弄》等经典名曲，无不具有这样的审美品格；即使是用来伴舞的《月儿高》，听时也绝不会使你产生翩翩起舞的欲念或冲动，它只会让你静静地去欣赏，去品味，去领悟。
二、虚与实
中国音乐在审美品格上的第二个特征，是它那特有的疏阔、空灵的意境，听起来有一种“荡胸涤腑”的感觉，它直接把这空灵的意境装进你的胸腔，或把你的胸腔扩大为宇宙之境，使自然界中的空灵之境与你的心灵中的空灵感受融合一体，使你真切而深刻地体验到自己心胸的阔大、空灵和洁净，从而忘却世间的一切烦恼，感受一下心灵的绝对自由和轻松。
就中西音乐均要表现一个主题来说，它们是一致的，但它们主题的意义取向则很不相同。西方音乐的主题往往趋向于表现“实有”，制造“意义”；中国音乐则趋向于展示“虚无”，取消“意义”。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就是执着于“实有”，致力于给无意义的东西创造出意义。在西方文化中，自然始终是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存在的。因为是有意义的实体，故倾向于对它进行观察、研究，试图揭示其奥秘，倾向于把它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来对待，从而也就会萌生“征服”、“支配”的意识和欲念；即使当人们发现穷尽这个自然是不可能的时候，也没有遁入虚无主义，而是把它列入人的理性无法抵达的“彼在”，承认它的独立自足性，亦即其实在性。西方的近代科学，正是西方文化的这一追求实有的精神的丰硕果实。基于这一点，西方音乐总是倾向于表现一个观念、一种情感等单一性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之外，很少能够再挖掘出什么来，特别是中国音乐中的意境、韵味，就更是稀有之物。所以，西方音乐的乐思总是实在、固定而且明晰，很少有空灵的效果。再加上西乐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织体，更加重并突出了它的实在性。
中国音乐则不同。中国音乐即使在表现一个实在的主题，这个主题也往往不是乐曲的真正核心，也就是说，乐曲的魅力主要不是来自主题本身，而是在表现主题的旋律进行中所生发出的特殊韵味。在中国文化中，其主导精神与西方正好相反，不是追求实有，而是追求虚无。中国佛教的宗旨可用一个字概括：“空”，中国道教的宗旨是一个字：“无”，中国儒教的宗旨亦为一个字：“仁”。“空”与“无”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人对人生自然宇宙的总看法：一切均为虚无，一切均无绝对意义，一切均无绝对差别，总之，一切均是混沌为一的。这样既消除了这个主体与自然万物这个客体的界线，同时也消除了自然宇宙、万事万物的实有性。儒家的“仁”表面上看与“空”、“无”截然不同，但它同样也是务虚，而不是务实，其目的也是消除人我的界限，达到天下大同，万物为一。中国文化中的这种致虚、求同，表现在音乐上，就有了“空灵”。中国人对自然不是理解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更不是不可企及的“彼在”，而就是“此在”，就是与人自己息息相通，并全息着人的全部精神特征的第二自我。自然是中国人最终结的感情归宿和精神寄托，只有在自然的怀抱中，在自然的境界中，中国人的心灵才能安宁，才能感受到和谐，才能使人生轻松自如，自由自在。庄子所说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禅宗所说的“如桶底子脱”，都是对人生中这一境界的描绘。中国音乐中的“空灵”，虽然不一定有“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的效果，然而确实能够产生扩大自己的胸襟、洗清心头的杂念、使自我的心灵与宇宙的心灵融合为一的感觉。“荡胸涤腑”既是“空灵”的条件，同时也是“空灵”的结果。
正因为西方音乐追求实有，中国音乐追求空灵，所以才会有音乐表现形式的不同。吴调公在论及诗歌中的“空灵”时，曾描述过这类作品的表现形式的特点，那就是：“在密度上以少胜多，在色彩上以淡写浓，在时间上从片刻见永恒，在空间上从咫尺见千里，在力度上求飘洒而避豪健，特别是粗犷。”[3]与之相似，中国音乐中的空灵追求也导致了它的独特的表现形式。正因为西乐的追求实有，故而其音乐织体才是纵横交叉、网状铺叠型的，因为这样才能加强其实有感；中乐追求空灵，故而其织体是单线型向前延伸，旋律以单纯、简洁为贵，因为这样才能突出其空灵感。追求实有，故西乐的旋律只是着眼于组成旋律的一个个乐音及其和声，而不在这些实在的乐音之外去追求其它什么；中国音乐则不然，它的追求空灵决定了中乐的旋律在一个个的乐音之外，还潜藏着、脉动着一股气韵在旋律之中，构成中乐的特殊的“音”外之“味”。追求实有，故西乐和西画一样，几乎从不用空白作艺术表现的手段，因为在西人的观念中，空白就是“无”，这个“无”是什么也没有，和中国文化中的“无”不一样。而中国音乐和中国绘画一样都很善于使用“空白”，常常在旋律的进行中制造一些无声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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