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与首钢齐名的京棉从文创C位出道#】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工业版图中曾有“一黑一白”之说，“一黑”指首钢，与其并肩的“一白”便是京棉。作为当时的新兴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打一出道，便是妥妥的C位。根据首都战略发展的需要，金字招牌京棉历经发展、转型、重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京棉旧址作为工业遗存转型文创园，再度“C位出道”。人们徜徉其中，既可感受其华丽转身，更可汲取其腾笼换鸟、再立潮头的改革勇气。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日本拟列装1000枚远程导弹 目标中国】据日本《读卖新闻》21日报道，日本政府正考虑列装1000枚以上的远程巡航导弹，以西南诸岛到九州为中心进行部署。
报道援引多名日本政府官员的话称，这千余枚远程导弹，将由日本陆上自卫队现有的12式岸基反舰导弹改进而成。改进后，导弹射程将从100公里扩大至1000公里，能够触及朝鲜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日本还计划将该导弹改进为可从水面舰艇和战斗机上发射。
此外，改进后的岸基导弹部署时间，将比原计划提前两年，最快将于2024年部署，未来将应用于对陆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从日媒爆料来看，日本又拿中国说事，声称此举是考虑到“台湾有事”，目标则是为了填补同中国之间的所谓“导弹鸿沟”。
岸田内阁改组以来，日本提升军事能力的目标加快推进。长安街知（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日本近年来不断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此次借“中国威胁”再为舆论造势，正是其谋求加速推进军事扩张的手段。
首先，日本加速推进其强化军力计划。
执政党自民党此前就提出日本国防预算翻倍、5年内“彻底强化防卫力”的目标，还写入了参院竞选承诺。不过，右翼政客对此仍不满意。
据《朝日新闻》报道，8月15日刚刚参拜靖国神社的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前首相安倍晋三亲信萩生田光一19日表示，防卫费增加到2%仍然不够，还称“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防卫力、提高威慑力，正是紧迫的课题”。
《读卖新闻》称，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大国防文件，提出拥有以自卫为目的攻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等目标的“反击能力”，而改进型导弹将成为这种能力的核心。
现有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三菱重工，1992年开始研发，2015年部署，最大射程200公里。日本政府2020年12月决定启动计划，从提高射程、拓展发射平台和升级打击性能等三方面进行升级改进。
此前，日本新任防卫大臣滨田靖一在就任仪式上称，为了从高度复杂化的安全风险中守卫日本，必须强化防卫力的质和量。而1000枚以上的数量，恰好对应了“量”这一说。
日本急于在远程导弹上实现“提前”部署，声称考虑“台湾有事”、与中国的“导弹鸿沟”只是表面文章，背后仍是右翼势力渴望系统化加速强化日本军事能力的野心。
第二，用“中国威胁”为日本军事扩张计划舆论造势。
《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政府之所以想拥有大量远程导弹，是因为“日美和中国的导弹攻击能力差距太大”。
按照日媒说法，日本受和平宪法约束，一直以来不能拥有“攻击敌人基地”的能力；美国此前则受《中导条约》限制，没有研发射程为500至5500公里的陆基导弹，虽然美国已退出该条约，但从重新研发到实际部署仍然需要时间。
报道还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分析称，中国拥有约1900枚射程可达日本的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约300枚中程巡航导弹。中国还在开发更难拦截的高超音速武器，日本自卫队仅靠拦截很难应对。
一套说辞下来，中国的军事能力竟成了日本这一计划“不得不”推进的理由，共同社的报道就直接说，日本此举为“抵御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
实际上，从首相岸田大谈中国军演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到新任防卫大臣在就职仪式上讨论“中国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客近期频频渲染“中国威胁”，与其接下来讨论提升军力计划的日程密不可分。
自民党强化军力的计划已经箭在弦上。共同社21日报道称，岸田文雄提出的“彻底强化防卫力”的具体讨论将在今年秋天全面展开，政府年底修订三大国防文件的工作也将同步推进。而军费规模、财源和是否应该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主要论点。
日本每日新闻和社会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岸田内阁的支持率仅为36%，这是自去年10月岸田内阁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不支持率高达54%，较上次增加了17个百分点。
每日新闻指出，岸田文雄8月10日改组内阁、调整自民党高层，而在内阁改组后的民调中支持率较改组前下降的情况，并不常见。
一群背离民意的右翼政客试图加速推进军事扩张，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就成了为舆论造势的手段。
第三，玩文字游戏，目的仍是突破“专守防卫”。
正如日媒所说，改进型导弹将成为攻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等目标的“反击能力”的核心。而是否应该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正是接下来日本三大国防文书要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
今年4月，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讨论了有关修改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事宜，所有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将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写入该文件。
受到包括日本国内广泛质疑和批评后，自民党向岸田建议，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称为“反击能力”。但日媒称，仍有人担心这一说法难以和“主动攻击”区别开。
无论名称怎么改，都难掩日本想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限制的真实目的。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发展攻击性军力上不断自我“松绑”。
自民党的上述会议中，就因“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说法可能有悖于日本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甚至提议将“专守防卫”更名为“积极防卫”。
路透社在援引日媒的相关报道中就指出，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声称放弃战争权利、只能将其军队用于自卫，但近年来日本加大了军费开支，并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战略。
《朝日新闻》今年5月底发文指出，早在2018年度预算中，日本政府就列入了远程巡航导弹的开发和部署相关预算，决定引进挪威产射程约500公里的联合攻击导弹（JSM）和美国产射程约900公里的联合防区外发射空地导弹（JASSM）等。
如果从日本领空发射这些导弹，朝鲜和中国也会进入其射程，因此这些导弹可以被转用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此予以否认。它们被称为“防区外导弹”，政府坚称是为了离岛防卫，属于专守防卫范畴。
报道称，日本政府不向国内外进行解释，就一步步构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这一态度固然成问题，但如果把拥有这一能力作为“政治宣言”，那就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如果自卫队也发挥“矛”的作用，其与“专守防卫”理念的一致性将受到质疑。
军事观察员邵永灵此前对央广军事表示，如果日本改变了“专守防卫”的原则，要在军事上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甚至要谋求修改宪法，必定会刺激周边国家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一个拥有强大进攻能力的日本，一个不再受和平宪法约束的日本，借着美日同盟这艘船走向世界，势必会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美国霸权的一个“帮凶”，全世界对此都应保持警惕。
报道援引多名日本政府官员的话称，这千余枚远程导弹，将由日本陆上自卫队现有的12式岸基反舰导弹改进而成。改进后，导弹射程将从100公里扩大至1000公里，能够触及朝鲜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日本还计划将该导弹改进为可从水面舰艇和战斗机上发射。
此外，改进后的岸基导弹部署时间，将比原计划提前两年，最快将于2024年部署，未来将应用于对陆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从日媒爆料来看，日本又拿中国说事，声称此举是考虑到“台湾有事”，目标则是为了填补同中国之间的所谓“导弹鸿沟”。
岸田内阁改组以来，日本提升军事能力的目标加快推进。长安街知（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日本近年来不断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此次借“中国威胁”再为舆论造势，正是其谋求加速推进军事扩张的手段。
首先，日本加速推进其强化军力计划。
执政党自民党此前就提出日本国防预算翻倍、5年内“彻底强化防卫力”的目标，还写入了参院竞选承诺。不过，右翼政客对此仍不满意。
据《朝日新闻》报道，8月15日刚刚参拜靖国神社的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前首相安倍晋三亲信萩生田光一19日表示，防卫费增加到2%仍然不够，还称“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防卫力、提高威慑力，正是紧迫的课题”。
《读卖新闻》称，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大国防文件，提出拥有以自卫为目的攻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等目标的“反击能力”，而改进型导弹将成为这种能力的核心。
现有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三菱重工，1992年开始研发，2015年部署，最大射程200公里。日本政府2020年12月决定启动计划，从提高射程、拓展发射平台和升级打击性能等三方面进行升级改进。
此前，日本新任防卫大臣滨田靖一在就任仪式上称，为了从高度复杂化的安全风险中守卫日本，必须强化防卫力的质和量。而1000枚以上的数量，恰好对应了“量”这一说。
日本急于在远程导弹上实现“提前”部署，声称考虑“台湾有事”、与中国的“导弹鸿沟”只是表面文章，背后仍是右翼势力渴望系统化加速强化日本军事能力的野心。
第二，用“中国威胁”为日本军事扩张计划舆论造势。
《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政府之所以想拥有大量远程导弹，是因为“日美和中国的导弹攻击能力差距太大”。
按照日媒说法，日本受和平宪法约束，一直以来不能拥有“攻击敌人基地”的能力；美国此前则受《中导条约》限制，没有研发射程为500至5500公里的陆基导弹，虽然美国已退出该条约，但从重新研发到实际部署仍然需要时间。
报道还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分析称，中国拥有约1900枚射程可达日本的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约300枚中程巡航导弹。中国还在开发更难拦截的高超音速武器，日本自卫队仅靠拦截很难应对。
一套说辞下来，中国的军事能力竟成了日本这一计划“不得不”推进的理由，共同社的报道就直接说，日本此举为“抵御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
实际上，从首相岸田大谈中国军演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到新任防卫大臣在就职仪式上讨论“中国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客近期频频渲染“中国威胁”，与其接下来讨论提升军力计划的日程密不可分。
自民党强化军力的计划已经箭在弦上。共同社21日报道称，岸田文雄提出的“彻底强化防卫力”的具体讨论将在今年秋天全面展开，政府年底修订三大国防文件的工作也将同步推进。而军费规模、财源和是否应该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主要论点。
日本每日新闻和社会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岸田内阁的支持率仅为36%，这是自去年10月岸田内阁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不支持率高达54%，较上次增加了17个百分点。
每日新闻指出，岸田文雄8月10日改组内阁、调整自民党高层，而在内阁改组后的民调中支持率较改组前下降的情况，并不常见。
一群背离民意的右翼政客试图加速推进军事扩张，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就成了为舆论造势的手段。
第三，玩文字游戏，目的仍是突破“专守防卫”。
正如日媒所说，改进型导弹将成为攻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等目标的“反击能力”的核心。而是否应该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正是接下来日本三大国防文书要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
今年4月，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讨论了有关修改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事宜，所有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将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写入该文件。
受到包括日本国内广泛质疑和批评后，自民党向岸田建议，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称为“反击能力”。但日媒称，仍有人担心这一说法难以和“主动攻击”区别开。
无论名称怎么改，都难掩日本想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限制的真实目的。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发展攻击性军力上不断自我“松绑”。
自民党的上述会议中，就因“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说法可能有悖于日本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甚至提议将“专守防卫”更名为“积极防卫”。
路透社在援引日媒的相关报道中就指出，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声称放弃战争权利、只能将其军队用于自卫，但近年来日本加大了军费开支，并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战略。
《朝日新闻》今年5月底发文指出，早在2018年度预算中，日本政府就列入了远程巡航导弹的开发和部署相关预算，决定引进挪威产射程约500公里的联合攻击导弹（JSM）和美国产射程约900公里的联合防区外发射空地导弹（JASSM）等。
如果从日本领空发射这些导弹，朝鲜和中国也会进入其射程，因此这些导弹可以被转用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此予以否认。它们被称为“防区外导弹”，政府坚称是为了离岛防卫，属于专守防卫范畴。
报道称，日本政府不向国内外进行解释，就一步步构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这一态度固然成问题，但如果把拥有这一能力作为“政治宣言”，那就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如果自卫队也发挥“矛”的作用，其与“专守防卫”理念的一致性将受到质疑。
军事观察员邵永灵此前对央广军事表示，如果日本改变了“专守防卫”的原则，要在军事上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甚至要谋求修改宪法，必定会刺激周边国家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一个拥有强大进攻能力的日本，一个不再受和平宪法约束的日本，借着美日同盟这艘船走向世界，势必会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美国霸权的一个“帮凶”，全世界对此都应保持警惕。
【#日本拟列装1000枚远程导弹目标中国#】据日本《读卖新闻》21日报道，日本政府正考虑列装1000枚以上的远程巡航导弹，以西南诸岛到九州为中心进行部署。
报道援引多名日本政府官员的话称，这千余枚远程导弹，将由日本陆上自卫队现有的12式岸基反舰导弹改进而成。改进后，导弹射程将从100公里扩大至1000公里，能够触及朝鲜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日本还计划将该导弹改进为可从水面舰艇和战斗机上发射。
此外，改进后的岸基导弹部署时间，将比原计划提前两年，最快将于2024年部署，未来将应用于对陆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从日媒爆料来看，日本又拿中国说事，声称此举是考虑到“台湾有事”，目标则是为了填补同中国之间的所谓“导弹鸿沟”。
岸田内阁改组以来，日本提升军事能力的目标加快推进。长安街知事记者注意到，日本近年来不断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此次借“中国威胁”再为舆论造势，正是其谋求加速推进军事扩张的手段。
首先，日本加速推进其强化军力计划。
执政党自民党此前就提出日本国防预算翻倍、5年内“彻底强化防卫力”的目标，还写入了参院竞选承诺。不过，右翼政客对此仍不满意。
据《朝日新闻》报道，8月15日刚刚参拜靖国神社的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前首相安倍晋三亲信萩生田光一19日表示，防卫费增加到2%仍然不够，还称“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防卫力、提高威慑力，正是紧迫的课题”。
《读卖新闻》称，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大国防文件，提出拥有以自卫为目的攻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等目标的“反击能力”，而改进型导弹将成为这种能力的核心。
现有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三菱重工，1992年开始研发，2015年部署，最大射程200公里。日本政府2020年12月决定启动计划，从提高射程、拓展发射平台和升级打击性能等三方面进行升级改进。
此前，日本新任防卫大臣滨田靖一在就任仪式上称，为了从高度复杂化的安全风险中守卫日本，必须强化防卫力的质和量。而1000枚以上的数量，恰好对应了“量”这一说。
日本急于在远程导弹上实现“提前”部署，声称考虑“台湾有事”、与中国的“导弹鸿沟”只是表面文章，背后仍是右翼势力渴望系统化加速强化日本军事能力的野心。
第二，用“中国威胁”为日本军事扩张计划舆论造势。
《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政府之所以想拥有大量远程导弹，是因为“日美和中国的导弹攻击能力差距太大”。
按照日媒说法，日本受和平宪法约束，一直以来不能拥有“攻击敌人基地”的能力；美国此前则受《中导条约》限制，没有研发射程为500至5500公里的陆基导弹，虽然美国已退出该条约，但从重新研发到实际部署仍然需要时间。
报道还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分析称，中国拥有约1900枚射程可达日本的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约300枚中程巡航导弹。中国还在开发更难拦截的高超音速武器，日本自卫队仅靠拦截很难应对。
一套说辞下来，中国的军事能力竟成了日本这一计划“不得不”推进的理由，共同社的报道就直接说，日本此举为“抵御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
实际上，从首相岸田大谈中国军演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到新任防卫大臣在就职仪式上讨论“中国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客近期频频渲染“中国威胁”，与其接下来讨论提升军力计划的日程密不可分。
自民党强化军力的计划已经箭在弦上。共同社21日报道称，岸田文雄提出的“彻底强化防卫力”的具体讨论将在今年秋天全面展开，政府年底修订三大国防文件的工作也将同步推进。而军费规模、财源和是否应该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主要论点。
日本每日新闻和社会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岸田内阁的支持率仅为36%，这是自去年10月岸田内阁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不支持率高达54%，较上次增加了17个百分点。
每日新闻指出，岸田文雄8月10日改组内阁、调整自民党高层，而在内阁改组后的民调中支持率较改组前下降的情况，并不常见。
一群背离民意的右翼政客试图加速推进军事扩张，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就成了为舆论造势的手段。
第三，玩文字游戏，目的仍是突破“专守防卫”。
正如日媒所说，改进型导弹将成为攻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等目标的“反击能力”的核心。而是否应该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正是接下来日本三大国防文书要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
今年4月，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讨论了有关修改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事宜，所有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将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写入该文件。
受到包括日本国内广泛质疑和批评后，自民党向岸田建议，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称为“反击能力”。但日媒称，仍有人担心这一说法难以和“主动攻击”区别开。
无论名称怎么改，都难掩日本想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限制的真实目的。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发展攻击性军力上不断自我“松绑”。
自民党的上述会议中，就因“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说法可能有悖于日本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甚至提议将“专守防卫”更名为“积极防卫”。
路透社在援引日媒的相关报道中就指出，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声称放弃战争权利、只能将其军队用于自卫，但近年来日本加大了军费开支，并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战略。
《朝日新闻》今年5月底发文指出，早在2018年度预算中，日本政府就列入了远程巡航导弹的开发和部署相关预算，决定引进挪威产射程约500公里的联合攻击导弹（JSM）和美国产射程约900公里的联合防区外发射空地导弹（JASSM）等。
如果从日本领空发射这些导弹，朝鲜和中国也会进入其射程，因此这些导弹可以被转用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此予以否认。它们被称为“防区外导弹”，政府坚称是为了离岛防卫，属于专守防卫范畴。
报道称，日本政府不向国内外进行解释，就一步步构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这一态度固然成问题，但如果把拥有这一能力作为“政治宣言”，那就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如果自卫队也发挥“矛”的作用，其与“专守防卫”理念的一致性将受到质疑。
军事观察员邵永灵此前对央广军事表示，如果日本改变了“专守防卫”的原则，要在军事上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甚至要谋求修改宪法，必定会刺激周边国家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一个拥有强大进攻能力的日本，一个不再受和平宪法约束的日本，借着美日同盟这艘船走向世界，势必会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美国霸权的一个“帮凶”，全世界对此都应保持警惕。
（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记者蒙江）
报道援引多名日本政府官员的话称，这千余枚远程导弹，将由日本陆上自卫队现有的12式岸基反舰导弹改进而成。改进后，导弹射程将从100公里扩大至1000公里，能够触及朝鲜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日本还计划将该导弹改进为可从水面舰艇和战斗机上发射。
此外，改进后的岸基导弹部署时间，将比原计划提前两年，最快将于2024年部署，未来将应用于对陆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从日媒爆料来看，日本又拿中国说事，声称此举是考虑到“台湾有事”，目标则是为了填补同中国之间的所谓“导弹鸿沟”。
岸田内阁改组以来，日本提升军事能力的目标加快推进。长安街知事记者注意到，日本近年来不断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此次借“中国威胁”再为舆论造势，正是其谋求加速推进军事扩张的手段。
首先，日本加速推进其强化军力计划。
执政党自民党此前就提出日本国防预算翻倍、5年内“彻底强化防卫力”的目标，还写入了参院竞选承诺。不过，右翼政客对此仍不满意。
据《朝日新闻》报道，8月15日刚刚参拜靖国神社的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前首相安倍晋三亲信萩生田光一19日表示，防卫费增加到2%仍然不够，还称“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防卫力、提高威慑力，正是紧迫的课题”。
《读卖新闻》称，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大国防文件，提出拥有以自卫为目的攻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等目标的“反击能力”，而改进型导弹将成为这种能力的核心。
现有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三菱重工，1992年开始研发，2015年部署，最大射程200公里。日本政府2020年12月决定启动计划，从提高射程、拓展发射平台和升级打击性能等三方面进行升级改进。
此前，日本新任防卫大臣滨田靖一在就任仪式上称，为了从高度复杂化的安全风险中守卫日本，必须强化防卫力的质和量。而1000枚以上的数量，恰好对应了“量”这一说。
日本急于在远程导弹上实现“提前”部署，声称考虑“台湾有事”、与中国的“导弹鸿沟”只是表面文章，背后仍是右翼势力渴望系统化加速强化日本军事能力的野心。
第二，用“中国威胁”为日本军事扩张计划舆论造势。
《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政府之所以想拥有大量远程导弹，是因为“日美和中国的导弹攻击能力差距太大”。
按照日媒说法，日本受和平宪法约束，一直以来不能拥有“攻击敌人基地”的能力；美国此前则受《中导条约》限制，没有研发射程为500至5500公里的陆基导弹，虽然美国已退出该条约，但从重新研发到实际部署仍然需要时间。
报道还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分析称，中国拥有约1900枚射程可达日本的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约300枚中程巡航导弹。中国还在开发更难拦截的高超音速武器，日本自卫队仅靠拦截很难应对。
一套说辞下来，中国的军事能力竟成了日本这一计划“不得不”推进的理由，共同社的报道就直接说，日本此举为“抵御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
实际上，从首相岸田大谈中国军演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到新任防卫大臣在就职仪式上讨论“中国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客近期频频渲染“中国威胁”，与其接下来讨论提升军力计划的日程密不可分。
自民党强化军力的计划已经箭在弦上。共同社21日报道称，岸田文雄提出的“彻底强化防卫力”的具体讨论将在今年秋天全面展开，政府年底修订三大国防文件的工作也将同步推进。而军费规模、财源和是否应该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主要论点。
日本每日新闻和社会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岸田内阁的支持率仅为36%，这是自去年10月岸田内阁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不支持率高达54%，较上次增加了17个百分点。
每日新闻指出，岸田文雄8月10日改组内阁、调整自民党高层，而在内阁改组后的民调中支持率较改组前下降的情况，并不常见。
一群背离民意的右翼政客试图加速推进军事扩张，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就成了为舆论造势的手段。
第三，玩文字游戏，目的仍是突破“专守防卫”。
正如日媒所说，改进型导弹将成为攻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等目标的“反击能力”的核心。而是否应该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正是接下来日本三大国防文书要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
今年4月，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讨论了有关修改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事宜，所有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将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写入该文件。
受到包括日本国内广泛质疑和批评后，自民党向岸田建议，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称为“反击能力”。但日媒称，仍有人担心这一说法难以和“主动攻击”区别开。
无论名称怎么改，都难掩日本想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限制的真实目的。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发展攻击性军力上不断自我“松绑”。
自民党的上述会议中，就因“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说法可能有悖于日本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甚至提议将“专守防卫”更名为“积极防卫”。
路透社在援引日媒的相关报道中就指出，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声称放弃战争权利、只能将其军队用于自卫，但近年来日本加大了军费开支，并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战略。
《朝日新闻》今年5月底发文指出，早在2018年度预算中，日本政府就列入了远程巡航导弹的开发和部署相关预算，决定引进挪威产射程约500公里的联合攻击导弹（JSM）和美国产射程约900公里的联合防区外发射空地导弹（JASSM）等。
如果从日本领空发射这些导弹，朝鲜和中国也会进入其射程，因此这些导弹可以被转用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此予以否认。它们被称为“防区外导弹”，政府坚称是为了离岛防卫，属于专守防卫范畴。
报道称，日本政府不向国内外进行解释，就一步步构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这一态度固然成问题，但如果把拥有这一能力作为“政治宣言”，那就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如果自卫队也发挥“矛”的作用，其与“专守防卫”理念的一致性将受到质疑。
军事观察员邵永灵此前对央广军事表示，如果日本改变了“专守防卫”的原则，要在军事上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甚至要谋求修改宪法，必定会刺激周边国家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一个拥有强大进攻能力的日本，一个不再受和平宪法约束的日本，借着美日同盟这艘船走向世界，势必会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美国霸权的一个“帮凶”，全世界对此都应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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