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神秘的三张纸”有意思了～～可以说是“宋钱精华”，恐怕至今也没有人集齐。 在圈里看到这样三张纸，据说是很早年吉田昭二先生在国内求购宋钱版别的“精华帖”，当时国内的参考资料基本就是《新订北宋符合泉志》和《古泉大全》丙集（《北宋铜钱》、《北宋钱币大词典》均未出版），三张纸》https://t.cn/A6S5gbNs

祝我们的万能调味料，橙色小太阳，关西甜妹，photoboy，小哭包——向井康二先生28岁生日快乐，新的一岁多多上剧多多上综艺多多拍照！承包snowman的烧普好嘛哈哈哈哈！
（到手的烧普有些少，桌子也小的有些摆不下，买的雪人雪媚娘被店家撑的白白胖胖丑丑，但是有点越看越可爱的感觉哈哈哈哈）
吃好喝好，kojikun吃不下的放着我来[笑而不语]

欧洲的精神危机对当时中国的影响

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在这些问题上责怪韦伯，应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如上所言，对“科学”（从建立价值的意义上说）和“民主”（由平庸大众和官僚化构成）感到失望的不惟韦伯一人所独有，而是他那个时代的特色。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中国开始标举“德、赛二先生”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发生在韦伯这两篇演说的同时。韦伯的演说发表后，曾在德国引发了一场论战，而就在四年之后，中国也发生了由张君劢和丁文江引发的“科玄之战”，这场论战的发生，被许多参与者不约而同地归咎于国人因欧战而对西方文明的失望。但仅仅一个尼采就可清楚地告诉我们，西欧的精神危机并不始自一战。

在这一点上张君劢倒是十分清楚：“此一问题（科学能支配人生乎？），自十九世纪之末，欧美人始有怀疑之者，今尚为一种新学说。”因为有了这一“新学说”，才使张君劢鼓起勇气要对科学“说不”。 

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该忽视的，中国人在学会“现代性思维”上同西方这种时序上的衔接或可提醒我们，“新文化运动”之困难重重，不但是我们文化人心焦气燥和民族救亡的压力使然，作为中国之“开放”背景的西欧文化当时的走向，无疑也应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是这种绝望的时代气氛，这个“愚陋不堪的世界”，使韦伯从价值中立更进一步，深深陷入了“权力政治”的智力运作，也使当时的中国人最终归附了民族主义和斗争哲学。康有为早在一九〇四年游历德国时的感慨，可视为一个中国重要目击者的最好见证：

“吾向以为中国微弱，动为欧人所凌侮……今乃知欧土诸强亦为至强之德所侮，其受凌忍气亦如我国，此皆就英、法、奥大国言之，若比、瑞、丹诸小国益顺受其侮，不足道也。盖强凌弱者，天道自然，人事自然，虽有圣者，只有自强发愤而已，无公理之可言也。”

这段逼使“圣者”也要服从弱肉强食定律的话，既说出了一个救世儒者的思想困境，也反映了当时欧洲强权政治的现实。而韦伯的演说，则从一位思想者的角度，为我们理解国人的困境揭示出另一个极紧要的事实：在那时的许多欧洲人看来，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最关键的价值科目——科学与民主，也已遭无情的除魅，成为最不具“精神品格”的货色了。

作为处于全球现代化过程中的边缘文化，中国思想界在两个世纪之交的文化和政治思考中是否具备逆大势而上的能力，建立完全独立的话语体系，是大可怀疑的。如果在那个时候，西方一度没落的思想（比如古典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等等）却可以在华夏大地上大放异彩，才会是最令人奇怪的事情。这种“中国意识的危机”之外，当时还有一个“欧洲意识的危机”，并不是与彼时的我们无不相干的。

因此，了解了韦伯同其论战者们在关涉到“现代性”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上的争执，我们或许不该一味责怪“五四”自由派学子的空疏与苍白，其中的一份帐，也应算在欧洲人的头上，才算是公道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