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治理看江西# 【打击盗版 擦亮瓷都金字招牌——景德镇珠山区人民法院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做瓷都文化守护者】
“一座景德镇，半部制瓷史”，可见千年瓷都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底蕴有多么深厚。
9月9日，全国省级法治报“红色治理看江西”采访团记者一行，走进景德镇，在领略陶瓷文化魅力的同时，以法治视角聚焦当地陶瓷知识产权保护，成了此行的重要目的。
自2019年10月正式启动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竟成人民法庭，作为知识产权审判庭承担全市的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工作，充分发挥对知识产权案件的集中审理优势，不断健全完善专业化审判机制，与跨部门联动协同合作，积极开展诉源治理，促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措施，着重加大对陶瓷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审理机制效果进一步凸显，营造了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氛围，为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障。
亮剑直指侵权瓷著作权
前不久，从最高法院传来消息，景德镇知识产权法庭审理的一起陶瓷著作权纠纷案件，入选中国法院50件知识产权典型案例，这是江西法院唯一入选案例。
原告深圳某公司为“西湖牡丹系列花面”美术作品著作权人并注册获得“夫人瓷”商标。被告景德镇某公司在淘宝开网店，展示、销售与原告涉案美术作品近似的陶瓷制品，并使用“夫人瓷”字样进行宣传。原告认为被告未经其许可擅自生产、销售涉案侵权产品，涉嫌侵犯著作权，向法院起诉维权。法院经比对，认为被告销售的陶瓷产品与原告的美术作品构成实质相似。被告未经授权销售被诉陶瓷产品，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竟成法庭副庭长万军介绍说，自2019年10月至2022年6月底，珠山区人民法院竟成人民法庭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405件。全部知识产权案件的平均审理周期为46.2天，结案率为95.59%，上诉率为3.52%，调解撤诉率为75.88%。在审判过程中注重加强涉民生涉陶瓷知识产权保护，审理的128件恒安集团的卫生用品侵害商标权案件，进一步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审理的23件涉陶瓷知识产权案件，涉诉标的额达169.7万元，有效维护了陶瓷产业市场秩序，有助于陶瓷产业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同时，注重裁判激励，加大赔偿力度，审理的“长城葡萄酒”、“小米电器”等一系列著名商标侵权案件，维护了广大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品牌的健康发展。
据介绍，近三年该庭审理的8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已结案6件，涉案总人数7人，判处实刑 4人，判处缓刑3人，共处罚金65万元。通过“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坚决追根溯源、循线深挖，斩断非法利益链条，有效发挥了刑罚惩治和震慑知识产权犯罪的功能，充分维护了市场竞争秩序。
重庆法治报融媒体采访中心主任陈富勇表示:“知识产权是企业无形的资产，也是企业实力的象征。竟成法庭法官立足审判职能、贡献审判力量，以知识产权保护来推进社会治理，对于陶瓷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更是推进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试验区建设的有力举措。”
打造“三大平台”保护知识产权
竟成法庭通过打造“三大平台”，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司法保障。
打造跨部门联动协同平台。为强化落实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司法确认”解纷协作机制，珠山区法院竟成法庭先后与景德镇市文广新局签署版权保护协议，与景德镇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签订商标权合作协议。同时，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召开打击知识产权犯罪联席会议，开展知识产权业务交流、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构建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衔接机制，健全联动协同的“大保护”工作体系。
打造多力量纠纷化解平台。珠山法院汇聚市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市文化执法支队、陶瓷协会等各类调解力量，搭建交流平台，将知识产权保护关口前移，并召开了景德镇市知识产权保护律师座谈会，推进知识产权“法院＋N”多元解纷模式，建立知识产权争议诉调对接机制，确保知识产权问题发现在早，纠纷化解在小，调解处理在好。2021年审结的211起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调撤149件，调撤率达70.62%。
打造知识产权法治宣传平台。以“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和陶瓷博览会为依托，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普法宣传活动常态化开展知识产权服务入校、走访陶瓷企业、拜访陶瓷大师、集中销毁侵权产品等活动，举办法律讲座、企业座谈会，宣讲法律知识，提供法律咨询，指导企业建立风险防范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同时征询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和保护水平。
同时，为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珠山法院立足“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审判职能，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结合陶瓷知识产权保护案件审查受理与执行的实际，制定《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助力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在景德镇陶溪川设立巡回审判点、在洛克设计谷设立知识产权保护法官工作室，满足企业和群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高效能、低成本的司法需求。
珠山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姚明虎表示，今后将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公检法机关协调，确保司法行政协调联动更加默契、案件审理更加公正高效，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案件质效。充分运用第三方数据，依法确定侵权获利情况，确保赔偿数额能够平衡权利人经济利益的诉求与侵权人的侵权责任。同时，积极参与区域社会治理，探索建设知识产权诉讼诚信体系，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法治宣传、市场培育同频共振，精准服务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切实加强陶瓷等重点领域保护力度，为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建设现代化强市、陶瓷产业创新高地作出新的贡献。
（通讯员 新宣）
“一座景德镇，半部制瓷史”，可见千年瓷都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底蕴有多么深厚。
9月9日，全国省级法治报“红色治理看江西”采访团记者一行，走进景德镇，在领略陶瓷文化魅力的同时，以法治视角聚焦当地陶瓷知识产权保护，成了此行的重要目的。
自2019年10月正式启动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竟成人民法庭，作为知识产权审判庭承担全市的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工作，充分发挥对知识产权案件的集中审理优势，不断健全完善专业化审判机制，与跨部门联动协同合作，积极开展诉源治理，促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措施，着重加大对陶瓷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审理机制效果进一步凸显，营造了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氛围，为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障。
亮剑直指侵权瓷著作权
前不久，从最高法院传来消息，景德镇知识产权法庭审理的一起陶瓷著作权纠纷案件，入选中国法院50件知识产权典型案例，这是江西法院唯一入选案例。
原告深圳某公司为“西湖牡丹系列花面”美术作品著作权人并注册获得“夫人瓷”商标。被告景德镇某公司在淘宝开网店，展示、销售与原告涉案美术作品近似的陶瓷制品，并使用“夫人瓷”字样进行宣传。原告认为被告未经其许可擅自生产、销售涉案侵权产品，涉嫌侵犯著作权，向法院起诉维权。法院经比对，认为被告销售的陶瓷产品与原告的美术作品构成实质相似。被告未经授权销售被诉陶瓷产品，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竟成法庭副庭长万军介绍说，自2019年10月至2022年6月底，珠山区人民法院竟成人民法庭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405件。全部知识产权案件的平均审理周期为46.2天，结案率为95.59%，上诉率为3.52%，调解撤诉率为75.88%。在审判过程中注重加强涉民生涉陶瓷知识产权保护，审理的128件恒安集团的卫生用品侵害商标权案件，进一步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审理的23件涉陶瓷知识产权案件，涉诉标的额达169.7万元，有效维护了陶瓷产业市场秩序，有助于陶瓷产业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同时，注重裁判激励，加大赔偿力度，审理的“长城葡萄酒”、“小米电器”等一系列著名商标侵权案件，维护了广大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品牌的健康发展。
据介绍，近三年该庭审理的8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已结案6件，涉案总人数7人，判处实刑 4人，判处缓刑3人，共处罚金65万元。通过“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坚决追根溯源、循线深挖，斩断非法利益链条，有效发挥了刑罚惩治和震慑知识产权犯罪的功能，充分维护了市场竞争秩序。
重庆法治报融媒体采访中心主任陈富勇表示:“知识产权是企业无形的资产，也是企业实力的象征。竟成法庭法官立足审判职能、贡献审判力量，以知识产权保护来推进社会治理，对于陶瓷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更是推进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试验区建设的有力举措。”
打造“三大平台”保护知识产权
竟成法庭通过打造“三大平台”，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司法保障。
打造跨部门联动协同平台。为强化落实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司法确认”解纷协作机制，珠山区法院竟成法庭先后与景德镇市文广新局签署版权保护协议，与景德镇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签订商标权合作协议。同时，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召开打击知识产权犯罪联席会议，开展知识产权业务交流、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构建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衔接机制，健全联动协同的“大保护”工作体系。
打造多力量纠纷化解平台。珠山法院汇聚市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市文化执法支队、陶瓷协会等各类调解力量，搭建交流平台，将知识产权保护关口前移，并召开了景德镇市知识产权保护律师座谈会，推进知识产权“法院＋N”多元解纷模式，建立知识产权争议诉调对接机制，确保知识产权问题发现在早，纠纷化解在小，调解处理在好。2021年审结的211起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调撤149件，调撤率达70.62%。
打造知识产权法治宣传平台。以“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和陶瓷博览会为依托，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普法宣传活动常态化开展知识产权服务入校、走访陶瓷企业、拜访陶瓷大师、集中销毁侵权产品等活动，举办法律讲座、企业座谈会，宣讲法律知识，提供法律咨询，指导企业建立风险防范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同时征询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和保护水平。
同时，为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珠山法院立足“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审判职能，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结合陶瓷知识产权保护案件审查受理与执行的实际，制定《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助力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在景德镇陶溪川设立巡回审判点、在洛克设计谷设立知识产权保护法官工作室，满足企业和群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高效能、低成本的司法需求。
珠山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姚明虎表示，今后将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公检法机关协调，确保司法行政协调联动更加默契、案件审理更加公正高效，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案件质效。充分运用第三方数据，依法确定侵权获利情况，确保赔偿数额能够平衡权利人经济利益的诉求与侵权人的侵权责任。同时，积极参与区域社会治理，探索建设知识产权诉讼诚信体系，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法治宣传、市场培育同频共振，精准服务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切实加强陶瓷等重点领域保护力度，为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建设现代化强市、陶瓷产业创新高地作出新的贡献。
（通讯员 新宣）
【电商直播产业链现状调查：多数主播挣不到钱】要说目前什么行业最火，直播带货肯定是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随着直播带货销售成绩不断创新高，带货主播们纷纷蹿红，这种新业态逐渐走出新高度。但在行业爆发背后，直播带货业内经历了怎样的变革？行业未来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快速增长的行业规模能否延续？被不少人羡慕的电商直播，是否能不断创造财富奇迹？请看记者的调查。
前不久，“口红一哥”李佳琦再次登上网络热搜，只不过这次不是因为网络直播销售业绩，而是作为特殊人才落户上海。如今，热闹非凡的直播产业，吸引了大众、明星乃至各领域精英争相涌入，直播带货这趟“快车”已经对市场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直播带货多彩炫目的“滤镜”背后，资本如何开展商业运作？直播间里又有什么操作“门道”？带着读者对这个行业的好奇和疑问，记者近期展开了调查采访。
多数主播挣不到钱
于海宁，播音主持专业科班出身、研究生学历，担任过电视台主持人，形象、口才、综合能力都很不错。可即便如此，直播带货3个多月来，她还是真切体验到了新主播的“痛苦”。
“直播行业的头部效应很强，一些厂家就算亏本也要挤到知名主播的直播间，新主播想获得人气和流量非常难。”于海宁告诉记者，她的“宁后Carmen”淘宝直播间现有3600多个粉丝。跟她一同签约机构的15个主播，现在只剩下三四个了。做直播能不能成功，三五个月就能见分晓，人员更新节奏非常快。
于海宁所说的机构是指MCN(多频道网络产品形态)机构，一种把专业内容和生产联合起来，利用资本支持，保障内容持续输出，从而实现稳定变现的商业模式。“现在直播平台上，大多数带货主播更愿意签约MCN机构。”于海宁说。
据她介绍，主播与机构佣金基本是对半分成，机构主要负责对接供应链、提供线下场地、为主播配备助理和运营，提供的是资金、人员和行业资源。主播会参与选品，在直播中讲解并及时互动，把控节奏，主要投入的是时间、经验及综合能力。
“一个人根本玩不转，必须依靠团队。”于海宁感叹，直播带货涉及商家、机构、平台、主播等多方主体，包括前期的选品、直播环境搭建、流程脚本设计、主播讲品互动、流量运营、售后服务等，整个产业链比较长、环节多，哪一环掉链子都会影响结果。
以拍摄搞笑短视频为业的河南小伙任豪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团队的重要性。去年，他说动5个好友成立6人直播小团队，分别负责剪辑、拍摄、营销、直播等工作，在抖音开设“吃货姐妹”账号，做起了直播带货。“主要带货零食和水果，商家都以河南本地为主。账号流量不算大，很少有企业主动找上门，大多还得靠我们自己主动寻找商家。”任豪说，一年过去了，如今账号已拥有近25万粉丝，前不久带货一款蛋黄酥，一场直播就卖出8000多单。
谈到主播收入，任豪告诉记者，直播看上去热闹，但实际收入并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高。他算了一笔账，一场直播佣金一般为销售额的20%至30%，其中，直播平台要扣除6%左右服务费，电商平台再扣除10%左右，最后主播拿到手中的钱可能不到10%。“真正赚钱的主播并不多，大部分主播还处于不赚不赔甚至是赔钱状态。”任豪说。
相比之下，一些有流量基础的博主直播带货就容易多了。“一级公共营养师、美容师、健康管理师、陕西省养生协会副会长、知名健康养生博主”——这是拥有420多万粉丝的张淋琳在新浪微博上的认证头衔。她告诉记者，2016年，她在映客直播时，1个小时结束后，6部手机都被好友“加爆”了。由于她直播的健康养生信息深受观众喜爱，因此粉丝忠诚度很高。
“我带货的产品有的是厂家主动推介给我的，有的是我主动找厂家联系的。不论哪种方式，我都会以专业态度筛选。价格虽然不会比其他渠道便宜，但我会给客户提供售前及售后的专业辅导，用专业知识和服务为产品增值。”张淋琳说，这种精准、专业化的带货模式让她从来不怕“掉粉”，一场直播下来实现10万元以上成交额很简单，平均每人消费可达600元到800元。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认为，客观而言，直播带货行业符合现代商业发展规律，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为客户提供良好体验，最大化实现商品价值。直播带货不仅可以刺激内需，同时作为一种销售渠道，可以让客户成为粉丝，保障产销链条，易实现长期复购。
系列问题浮出水面
“等了一个月都没发货，实在等不及了，咨询店家，才发现店铺已经关闭，客服也消失了……”一位网友在网络上这样吐糟自己的直播购物经历。6月29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直播带货类吐槽信息112384条。“槽点”包括部分主播特别是“明星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涉嫌存在夸大宣传产品功效或使用极限词，产品货不对板，平台主播向网民兜售“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商品，直播粉丝数据、销售量数据造假等违规问题。
“电商直播改变了传统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让‘人’找‘货’变成了‘货’找‘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在市场上存在大量同质化产品的情况下，直播可以帮助消费者筛选，更快捷地匹配供需关系，有助于拉动消费。但与此同时，监管滞后、行业门槛低带来的产品质量差、售后服务跟不上、乱收费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深耕电商领域多年的奥利给传媒MCN创始人张浩也认同这一观点，“目前很多厂家绕过经销商等传统中间渠道自己开播卖货，他们有很强的议价权，推出大量‘9.9元包邮’‘6.9元包邮’的低价产品，可质量却无法保障，导致一些消费者购买低价劣质商品后无法退货退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张浩介绍，“坑位费+佣金”是目前众多带货主播采用的收费模式，其中坑位费一般在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企业交了坑位费才能获得被带货的资格，但大部分主播无法保证销售额，导致很多企业交了坑位费但销售情况不佳。不难想象，企业坑位费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整个行业发展，还会产生更多低质低价产品。
在由平台、MCN、商家和主播组成的直播带货生态链上，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盘和林表示，如今一些头部主播基本掌控了超过80%的流量，而其他绝大多数主播只能去争夺剩下的20%。虽然说头部主播能够为产品背书，但其也会对厂家征收更高佣金、要求更低价格，实际上商家并没有获利太多。
“这个行业目前看似门槛低，但能赚钱的参与者只有1%，99%都是不赚钱甚至赔钱。”创客街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直播行业天使投资人莫嵘说，目前的行业赢家主要是主流直播平台、带货能力强的直播团队、特殊的大流量网红以及部分产品性价比高的商户。莫嵘认为，随着直播带货火热发展，其对实体商业也可能带来冲击，在这方面还需要做一些前瞻性的谋划。
主播们也对行业问题感受很深。“目前直播带货门槛还是太低，个人和商家想要进入直播带货圈非常容易。”任豪认为，当前直播平台对产品质量普遍缺乏明确的准入门槛和规范标准，“三无”产品和小作坊产品趁机进入，导致行业乱象不断。
规范发展空间广阔
VR直播卖房、“脱口秀+直播+情景剧”、直播综艺……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在直播带货领域，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越来越丰富。“毫无疑问，直播带货前途光明。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甚至可以与20年前电商时代发展前期比拟。而且目前行业已从鱼龙混杂阶段逐步趋向规范，尤其是平台管理，一天比一天规范。”莫嵘认为，在行业成长中要对参与者多一些包容，让市场机制起到应有作用。
目前，多地也在加速布局直播产业。比如，四川出台全国首个省级直播行业发展计划，计划在2022年实现直播带货销售额100亿元；安徽发布《关于促进线上经济发展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直播带货，鼓励开展社交电商、社群电商等智能营销新业态。
“当前多地在积极推动电商直播，但是否适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每个地区、每个行业，还得因地制宜。”武汉迅视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阿杜认为，商家也需要保持冷静，根据自身需要策划直播，不能为了一点销量就自乱阵脚打价格战，这将扰乱整个行业的生态环境。
“直播带货的发展方向应该坚持以价值观引导为主，在网络直播良莠不齐的现状下，坚守底线，打击恶性竞争，传导正确的竞争意识。”汤继强建议，应加强直播带货各主体的责任感，严格审核准入机制，监管交易合法性，严审线上商家资质，督促主播和直播平台在带货过程中诚信规范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在规范行业发展方面，已有相关机构在行动。近日，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这是国内首个关于网络直播营销的专门规范，对电商直播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不断涌现的行业新动向也令人们对其充满信心。于海宁说，目前直播带货正走向精细化，通过释放明星效应、内容制作、营造参与感、优化直播场景等方式不断升级，更多触达用户非计划性购物需求。下一阶段的直播电商，将会给消费者带来兼容娱乐社交的更优购物体验。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直播带货即将进入更具吸引力的下半场。“随着越来越多商家进入，直播平台策略、主播套路、MCN玩法都被熟悉了解，商家将开始掌握主动权，在直播领域唱主角。”阿杜说，VR等新技术的应用也将带来“云逛街”等新的直播形式，进一步把消费者的双腿双手解放出来，引领新购物潮流。
在张淋琳看来，把知识和交易有效结合，精准面向客户传递专业信息应该是直播带货的一个重要方向。拼低价、泛流量的带货模式不可持续，更多的是一锤子买卖，有专业内容支撑才能走得长远。
“未来将有更多有实力的参与者进入行业，尤其是大品牌生产商，因此竞争肯定会更激烈。同时，直播团队的重要性也会越发凸显，单打独斗的机会越来越小，具备综合实力的团队才有机会。”莫嵘说。
对于团队作战这一点，任豪也很赞同，即使很多商家也开始加入直播，但并不是所有工厂都具有直播能力。专业直播团队更懂市场、懂消费者、懂营销，知道如何拉近产品与消费者的距离，未来还有更大想象空间。
盘和林认为，目前的电商直播带货依然停留在最终产品的销售上，未来这个产业链环节可以逐步上移，进入中间产品领域，帮助企业进行原材料采购和中间产品销售，建成一个中间产品交易平台，这样有助于“润滑”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传动，降低交易成本，带动产业链整体发展，提升产业链整体生产效率。链接: https://t.cn/A6yOTlc7
前不久，“口红一哥”李佳琦再次登上网络热搜，只不过这次不是因为网络直播销售业绩，而是作为特殊人才落户上海。如今，热闹非凡的直播产业，吸引了大众、明星乃至各领域精英争相涌入，直播带货这趟“快车”已经对市场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直播带货多彩炫目的“滤镜”背后，资本如何开展商业运作？直播间里又有什么操作“门道”？带着读者对这个行业的好奇和疑问，记者近期展开了调查采访。
多数主播挣不到钱
于海宁，播音主持专业科班出身、研究生学历，担任过电视台主持人，形象、口才、综合能力都很不错。可即便如此，直播带货3个多月来，她还是真切体验到了新主播的“痛苦”。
“直播行业的头部效应很强，一些厂家就算亏本也要挤到知名主播的直播间，新主播想获得人气和流量非常难。”于海宁告诉记者，她的“宁后Carmen”淘宝直播间现有3600多个粉丝。跟她一同签约机构的15个主播，现在只剩下三四个了。做直播能不能成功，三五个月就能见分晓，人员更新节奏非常快。
于海宁所说的机构是指MCN(多频道网络产品形态)机构，一种把专业内容和生产联合起来，利用资本支持，保障内容持续输出，从而实现稳定变现的商业模式。“现在直播平台上，大多数带货主播更愿意签约MCN机构。”于海宁说。
据她介绍，主播与机构佣金基本是对半分成，机构主要负责对接供应链、提供线下场地、为主播配备助理和运营，提供的是资金、人员和行业资源。主播会参与选品，在直播中讲解并及时互动，把控节奏，主要投入的是时间、经验及综合能力。
“一个人根本玩不转，必须依靠团队。”于海宁感叹，直播带货涉及商家、机构、平台、主播等多方主体，包括前期的选品、直播环境搭建、流程脚本设计、主播讲品互动、流量运营、售后服务等，整个产业链比较长、环节多，哪一环掉链子都会影响结果。
以拍摄搞笑短视频为业的河南小伙任豪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团队的重要性。去年，他说动5个好友成立6人直播小团队，分别负责剪辑、拍摄、营销、直播等工作，在抖音开设“吃货姐妹”账号，做起了直播带货。“主要带货零食和水果，商家都以河南本地为主。账号流量不算大，很少有企业主动找上门，大多还得靠我们自己主动寻找商家。”任豪说，一年过去了，如今账号已拥有近25万粉丝，前不久带货一款蛋黄酥，一场直播就卖出8000多单。
谈到主播收入，任豪告诉记者，直播看上去热闹，但实际收入并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高。他算了一笔账，一场直播佣金一般为销售额的20%至30%，其中，直播平台要扣除6%左右服务费，电商平台再扣除10%左右，最后主播拿到手中的钱可能不到10%。“真正赚钱的主播并不多，大部分主播还处于不赚不赔甚至是赔钱状态。”任豪说。
相比之下，一些有流量基础的博主直播带货就容易多了。“一级公共营养师、美容师、健康管理师、陕西省养生协会副会长、知名健康养生博主”——这是拥有420多万粉丝的张淋琳在新浪微博上的认证头衔。她告诉记者，2016年，她在映客直播时，1个小时结束后，6部手机都被好友“加爆”了。由于她直播的健康养生信息深受观众喜爱，因此粉丝忠诚度很高。
“我带货的产品有的是厂家主动推介给我的，有的是我主动找厂家联系的。不论哪种方式，我都会以专业态度筛选。价格虽然不会比其他渠道便宜，但我会给客户提供售前及售后的专业辅导，用专业知识和服务为产品增值。”张淋琳说，这种精准、专业化的带货模式让她从来不怕“掉粉”，一场直播下来实现10万元以上成交额很简单，平均每人消费可达600元到800元。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认为，客观而言，直播带货行业符合现代商业发展规律，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为客户提供良好体验，最大化实现商品价值。直播带货不仅可以刺激内需，同时作为一种销售渠道，可以让客户成为粉丝，保障产销链条，易实现长期复购。
系列问题浮出水面
“等了一个月都没发货，实在等不及了，咨询店家，才发现店铺已经关闭，客服也消失了……”一位网友在网络上这样吐糟自己的直播购物经历。6月29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直播带货类吐槽信息112384条。“槽点”包括部分主播特别是“明星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涉嫌存在夸大宣传产品功效或使用极限词，产品货不对板，平台主播向网民兜售“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商品，直播粉丝数据、销售量数据造假等违规问题。
“电商直播改变了传统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让‘人’找‘货’变成了‘货’找‘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在市场上存在大量同质化产品的情况下，直播可以帮助消费者筛选，更快捷地匹配供需关系，有助于拉动消费。但与此同时，监管滞后、行业门槛低带来的产品质量差、售后服务跟不上、乱收费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深耕电商领域多年的奥利给传媒MCN创始人张浩也认同这一观点，“目前很多厂家绕过经销商等传统中间渠道自己开播卖货，他们有很强的议价权，推出大量‘9.9元包邮’‘6.9元包邮’的低价产品，可质量却无法保障，导致一些消费者购买低价劣质商品后无法退货退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张浩介绍，“坑位费+佣金”是目前众多带货主播采用的收费模式，其中坑位费一般在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企业交了坑位费才能获得被带货的资格，但大部分主播无法保证销售额，导致很多企业交了坑位费但销售情况不佳。不难想象，企业坑位费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整个行业发展，还会产生更多低质低价产品。
在由平台、MCN、商家和主播组成的直播带货生态链上，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盘和林表示，如今一些头部主播基本掌控了超过80%的流量，而其他绝大多数主播只能去争夺剩下的20%。虽然说头部主播能够为产品背书，但其也会对厂家征收更高佣金、要求更低价格，实际上商家并没有获利太多。
“这个行业目前看似门槛低，但能赚钱的参与者只有1%，99%都是不赚钱甚至赔钱。”创客街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直播行业天使投资人莫嵘说，目前的行业赢家主要是主流直播平台、带货能力强的直播团队、特殊的大流量网红以及部分产品性价比高的商户。莫嵘认为，随着直播带货火热发展，其对实体商业也可能带来冲击，在这方面还需要做一些前瞻性的谋划。
主播们也对行业问题感受很深。“目前直播带货门槛还是太低，个人和商家想要进入直播带货圈非常容易。”任豪认为，当前直播平台对产品质量普遍缺乏明确的准入门槛和规范标准，“三无”产品和小作坊产品趁机进入，导致行业乱象不断。
规范发展空间广阔
VR直播卖房、“脱口秀+直播+情景剧”、直播综艺……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在直播带货领域，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越来越丰富。“毫无疑问，直播带货前途光明。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甚至可以与20年前电商时代发展前期比拟。而且目前行业已从鱼龙混杂阶段逐步趋向规范，尤其是平台管理，一天比一天规范。”莫嵘认为，在行业成长中要对参与者多一些包容，让市场机制起到应有作用。
目前，多地也在加速布局直播产业。比如，四川出台全国首个省级直播行业发展计划，计划在2022年实现直播带货销售额100亿元；安徽发布《关于促进线上经济发展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直播带货，鼓励开展社交电商、社群电商等智能营销新业态。
“当前多地在积极推动电商直播，但是否适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每个地区、每个行业，还得因地制宜。”武汉迅视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阿杜认为，商家也需要保持冷静，根据自身需要策划直播，不能为了一点销量就自乱阵脚打价格战，这将扰乱整个行业的生态环境。
“直播带货的发展方向应该坚持以价值观引导为主，在网络直播良莠不齐的现状下，坚守底线，打击恶性竞争，传导正确的竞争意识。”汤继强建议，应加强直播带货各主体的责任感，严格审核准入机制，监管交易合法性，严审线上商家资质，督促主播和直播平台在带货过程中诚信规范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在规范行业发展方面，已有相关机构在行动。近日，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这是国内首个关于网络直播营销的专门规范，对电商直播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不断涌现的行业新动向也令人们对其充满信心。于海宁说，目前直播带货正走向精细化，通过释放明星效应、内容制作、营造参与感、优化直播场景等方式不断升级，更多触达用户非计划性购物需求。下一阶段的直播电商，将会给消费者带来兼容娱乐社交的更优购物体验。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直播带货即将进入更具吸引力的下半场。“随着越来越多商家进入，直播平台策略、主播套路、MCN玩法都被熟悉了解，商家将开始掌握主动权，在直播领域唱主角。”阿杜说，VR等新技术的应用也将带来“云逛街”等新的直播形式，进一步把消费者的双腿双手解放出来，引领新购物潮流。
在张淋琳看来，把知识和交易有效结合，精准面向客户传递专业信息应该是直播带货的一个重要方向。拼低价、泛流量的带货模式不可持续，更多的是一锤子买卖，有专业内容支撑才能走得长远。
“未来将有更多有实力的参与者进入行业，尤其是大品牌生产商，因此竞争肯定会更激烈。同时，直播团队的重要性也会越发凸显，单打独斗的机会越来越小，具备综合实力的团队才有机会。”莫嵘说。
对于团队作战这一点，任豪也很赞同，即使很多商家也开始加入直播，但并不是所有工厂都具有直播能力。专业直播团队更懂市场、懂消费者、懂营销，知道如何拉近产品与消费者的距离，未来还有更大想象空间。
盘和林认为，目前的电商直播带货依然停留在最终产品的销售上，未来这个产业链环节可以逐步上移，进入中间产品领域，帮助企业进行原材料采购和中间产品销售，建成一个中间产品交易平台，这样有助于“润滑”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传动，降低交易成本，带动产业链整体发展，提升产业链整体生产效率。链接: https://t.cn/A6yOTlc7
【买鹅收到鸭！直播带货频翻车，这事归哪个“法”管？】随着直播带货的兴起，货不对板、质量堪忧、售后维权难等投诉逐渐增多。业内人士透露，直播间刷单炒信已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一些主播带货前不看商品质量，和商家一起欺骗消费者，而平台为了保流量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前针对直播带货还存在缺乏监管、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
号称卖的是“草原鹅”，到货后才发现是普通鸭；热销的阳澄湖大闸蟹其实是口感并不相同的“状元蟹”；主播在直播里称推荐的产品获得“诺贝尔化妆学奖”……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直播带货又火了一把。而抛开滤镜、卸掉美颜后的一些网红单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上后，出现货不对板、质量堪忧、售后维权难等广受诟病的问题。直播带货频频“翻车”，主播、商家、平台，谁来担责？直播带货中的乱象如何规范和监管？
80克的蛋黄酥到手变45克
6月3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一知名网红直播间看到其展示的蛋黄酥个大饱满、色泽光鲜，但该网友购买后收到的实物却是“卖家秀与买家秀的区别”：货不对板，大小严重缩水。
对此，商家解释称，6月3日售卖的是45克/颗定制款，与常规款80克/颗不同，价格也便宜了许多。不少网友并不买账，有人评论认为该直播存在虚假宣传，称收到的蛋黄酥不仅外皮破碎且味道不好，找到客服投诉后也没有下文。目前该商品在淘宝店铺上已下架。
此类事件并非个例。记者在互联网投诉平台发现，针对直播带货的投诉包括品质没有保障、虚假宣传、一直不发货、售后退款难等问题。来自中消协5月发布的《“五一”小长假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集网络购物类负面信息66798条，网红带货、直播带货成为网络购物新方式，虚假发货、商品质量问题、售后服务问题反映较为集中。
湖南的沈女士经常通过直播买鲜花。她告诉记者，主播会通过下架商品，换个店家或新的链接等方式，使消费者看不到之前的评价，“只能去直播间发言，有的主播让找客服售后，有的主播装作看不见，而有的还会说些难听的话，说你是来捣乱的。”上海的张女士则遭遇一家卖鞋的直播间迟迟不发货，售后客服则玩起了消失。
防范、取证、监管都有难度
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达2.56亿，占网购用户的37.2%。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邱宝昌认为，互联网的聚集效应、粉丝效应、放大效应使网红主播带货推销商品的作用远超名人代言的广告效果。
“如果对直播带货不加以合理引导与规范，会对市场秩序有很大影响。”邱宝昌指出，一些刷评论、利用无理由退货刷单虚标成交量等行为屡禁不止。
夏雨(化名)在深圳从事MCN机构与商家品牌对接服务。他告诉记者，MCN机构以网红粉丝量、以往带货数据、活跃度等与商家谈合作报价，一般是先收“坑位费”，再加分成比例。
“交10万元的‘坑位费’就保证卖10万元的货，但是不保证退货率。”夏雨说，“有一条黑色产业链专门刷人气和刷单。本质上赚的就是商家的品牌推广钱，然后以带货为幌子让商家入局。”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QQ群里都发现有提供刷单服务的交易，业务多样，分门别类“明码标价”。“各种直播间业务，一手价格，低于市场价，真人粉丝互动，刷动态评分……”“真人慢刷粉丝1000个130元，热门播放量每1000个3元，真人评论4元10个”。
种种乱象的背后反映出直播带货缺乏监管、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有主播带货前不看商品质量，和商家一起欺骗消费者，“即便事后发现做了封号处罚，也可以很快换个号卷土重来，而平台为了确保流量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也指出，主播和商家法律意识薄弱，违法成本较低。此外，直播具有即时性，事前很难防范，事中也很难取证，更多的是事后通过举报、投诉等解决，监管起来也有难度，缺少监管手段和经验。
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界定
直播带货涉及主播、商家以及平台等多个主体，出现售后问题，消费者到底该找谁？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目前，直播带货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界定，业界也有不同解读。
赵占领认为，直播带货本身虽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但是按照直播带货的表现形式来看，符合电子商务法中所规定的电子商务的概念，受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等约束。
直播带货“翻车”，主播有没有责任？赵占领分析了主播承担法律责任的两种情况：“一是为自己经营的产品宣传，这种情况下，其角色是产品销售者，若宣传内容虚假，则涉嫌构成欺诈，需承担假一赔三的法律责任；二是为其他商家做宣传，这种情况下，其角色是广告经营者及广告发布者，需要对作为广告主的商家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尽到审查义务，否则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在朱巍看来，现有的电子商务法没有区分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他认为，直播平台表面上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但在实际操作中，一定程度上可转化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主播身份也从网络服务使用者成为平台内经营者。
“但这一部分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销售行为中的宣传是否算广告行为、平台责任如何划定也有争议。”朱巍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牵头制定具体的实施规范，将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等新业态纳入，按类别详细划分，对平台进行分类监管。
今年4月，58名网络主播被禁止5年内在全行业注册和直播，黑名单制度成为拉紧行业规范的第一道防线。6月5日，国家网信办、全国“扫黄打非”等8部门表示将启动为期半年的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行动，其中包括对网络直播带货管理规则的探索和实施。
近日，中商联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将牵头起草行业内首部全国性社团标准《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和《网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指南》两项标准，或使直播带货有规可循，迎来标准化发展。
“在法律出台之前，行业制定规范和标准规范从业者行为是好的开始。”邱宝昌表示，“但是更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不断完善修订相应的法律法规，使之能适应技术的发展和交易形式的变化。”链接: https://t.cn/A6LMT4O6
号称卖的是“草原鹅”，到货后才发现是普通鸭；热销的阳澄湖大闸蟹其实是口感并不相同的“状元蟹”；主播在直播里称推荐的产品获得“诺贝尔化妆学奖”……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直播带货又火了一把。而抛开滤镜、卸掉美颜后的一些网红单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上后，出现货不对板、质量堪忧、售后维权难等广受诟病的问题。直播带货频频“翻车”，主播、商家、平台，谁来担责？直播带货中的乱象如何规范和监管？
80克的蛋黄酥到手变45克
6月3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一知名网红直播间看到其展示的蛋黄酥个大饱满、色泽光鲜，但该网友购买后收到的实物却是“卖家秀与买家秀的区别”：货不对板，大小严重缩水。
对此，商家解释称，6月3日售卖的是45克/颗定制款，与常规款80克/颗不同，价格也便宜了许多。不少网友并不买账，有人评论认为该直播存在虚假宣传，称收到的蛋黄酥不仅外皮破碎且味道不好，找到客服投诉后也没有下文。目前该商品在淘宝店铺上已下架。
此类事件并非个例。记者在互联网投诉平台发现，针对直播带货的投诉包括品质没有保障、虚假宣传、一直不发货、售后退款难等问题。来自中消协5月发布的《“五一”小长假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集网络购物类负面信息66798条，网红带货、直播带货成为网络购物新方式，虚假发货、商品质量问题、售后服务问题反映较为集中。
湖南的沈女士经常通过直播买鲜花。她告诉记者，主播会通过下架商品，换个店家或新的链接等方式，使消费者看不到之前的评价，“只能去直播间发言，有的主播让找客服售后，有的主播装作看不见，而有的还会说些难听的话，说你是来捣乱的。”上海的张女士则遭遇一家卖鞋的直播间迟迟不发货，售后客服则玩起了消失。
防范、取证、监管都有难度
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达2.56亿，占网购用户的37.2%。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邱宝昌认为，互联网的聚集效应、粉丝效应、放大效应使网红主播带货推销商品的作用远超名人代言的广告效果。
“如果对直播带货不加以合理引导与规范，会对市场秩序有很大影响。”邱宝昌指出，一些刷评论、利用无理由退货刷单虚标成交量等行为屡禁不止。
夏雨(化名)在深圳从事MCN机构与商家品牌对接服务。他告诉记者，MCN机构以网红粉丝量、以往带货数据、活跃度等与商家谈合作报价，一般是先收“坑位费”，再加分成比例。
“交10万元的‘坑位费’就保证卖10万元的货，但是不保证退货率。”夏雨说，“有一条黑色产业链专门刷人气和刷单。本质上赚的就是商家的品牌推广钱，然后以带货为幌子让商家入局。”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QQ群里都发现有提供刷单服务的交易，业务多样，分门别类“明码标价”。“各种直播间业务，一手价格，低于市场价，真人粉丝互动，刷动态评分……”“真人慢刷粉丝1000个130元，热门播放量每1000个3元，真人评论4元10个”。
种种乱象的背后反映出直播带货缺乏监管、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有主播带货前不看商品质量，和商家一起欺骗消费者，“即便事后发现做了封号处罚，也可以很快换个号卷土重来，而平台为了确保流量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也指出，主播和商家法律意识薄弱，违法成本较低。此外，直播具有即时性，事前很难防范，事中也很难取证，更多的是事后通过举报、投诉等解决，监管起来也有难度，缺少监管手段和经验。
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界定
直播带货涉及主播、商家以及平台等多个主体，出现售后问题，消费者到底该找谁？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目前，直播带货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界定，业界也有不同解读。
赵占领认为，直播带货本身虽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但是按照直播带货的表现形式来看，符合电子商务法中所规定的电子商务的概念，受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等约束。
直播带货“翻车”，主播有没有责任？赵占领分析了主播承担法律责任的两种情况：“一是为自己经营的产品宣传，这种情况下，其角色是产品销售者，若宣传内容虚假，则涉嫌构成欺诈，需承担假一赔三的法律责任；二是为其他商家做宣传，这种情况下，其角色是广告经营者及广告发布者，需要对作为广告主的商家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尽到审查义务，否则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在朱巍看来，现有的电子商务法没有区分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他认为，直播平台表面上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但在实际操作中，一定程度上可转化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主播身份也从网络服务使用者成为平台内经营者。
“但这一部分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销售行为中的宣传是否算广告行为、平台责任如何划定也有争议。”朱巍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牵头制定具体的实施规范，将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等新业态纳入，按类别详细划分，对平台进行分类监管。
今年4月，58名网络主播被禁止5年内在全行业注册和直播，黑名单制度成为拉紧行业规范的第一道防线。6月5日，国家网信办、全国“扫黄打非”等8部门表示将启动为期半年的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行动，其中包括对网络直播带货管理规则的探索和实施。
近日，中商联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将牵头起草行业内首部全国性社团标准《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和《网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指南》两项标准，或使直播带货有规可循，迎来标准化发展。
“在法律出台之前，行业制定规范和标准规范从业者行为是好的开始。”邱宝昌表示，“但是更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不断完善修订相应的法律法规，使之能适应技术的发展和交易形式的变化。”链接: https://t.cn/A6LMT4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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