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拍到了梦境……
“秋天一定要住在北平，北平的秋便是天堂”
——老舍
奥森很大，只要你愿意往山上走，总能找到一片没人的适合拍照的秋季绝美树林。
无论南园还是北园，灿若朝霞的红枫，明媚如火的银杏。整个看过去就像上帝的染色盘，明黄、橙红、葱绿、颜色的碰撞又有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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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紫荆关城百战多 将士英名留青史】古老的紫荆关，对于年轻的易县文物保管所副所长贾国琳来说，太熟悉了。她每年来往多次，进行调查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史料。说起紫荆关的历史尤其在此发生的战事如数家珍。
隆冬时节，记者驱车到紫荆关采访。贾国琳热情地为我们讲解，目前紫荆关的关墙总长18160.5米，共有城门9座、水门4座、战台19处。雄关壮丽，地势险要，自古就是反复争夺的军事要地，素有“畿南第一雄关”之称。
今日之紫荆关，雄险不减，山峦叠翠，更显风骨。
顺着贾国琳手指的方向望去，紫荆关城门巍峨矗立，城门上方，“河山带砺”四字，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贾国琳介绍，紫荆关东汉时称“五阮关”，北魏时称“子庄关”，宋代称为“金坡关”，明代以后称为“紫荆关”。初为土石夯筑，后历经各代扩建、修葺，到明洪武初年，则改用石条作基础，以砖砌面封顶，并用石灰碎石灌注。自明成祖迁都北平（北京）后，更大兴土木，修城建关。在正统、景泰、弘治、嘉靖、万历、崇祯年间，都曾改筑、扩建关城，增设城堡、隘口，开凿盘山道等，使紫荆关形成了一个较完备的防御体系。
因紫荆关战略位置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史料记载，明将于谦说：“险有轻重，则守有缓急，居庸、紫荆并为畿辅咽喉，论者尝先居庸、而后紫荆，不知寇窥居庸其得入者十之三，寇窥紫荆其得入者十之七。”明末清初时期的思想家顾炎武描述：“居庸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喉也，猝有急则扼吾之喉而附吾之背。”凸显出紫荆关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登上城墙看紫荆关，关城四周群峦环抱，沟壑纵横，地势险峻。远处望去，拒马河从西边山谷缓缓而来，紫荆关偎依在拒马河边，起伏在丘岭之间，将山谷牢牢锁定。
紫荆关关城由五个大小不等的城圈组成，呈莲花形。它曾是军事防御指挥机关所在地，据《西关志》记载，明朝景泰二年，调保定右卫中千户所官军守御本关，景泰三年添设真定、神武二位官军，春秋两班轮流操守。清初紫荆关仍设参将驻守。“虽然紫荆关城门楼大都已经荒废，但古代这里有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少时几百人，最多的时候驻军3000余人。”贾国琳说，历史上，许多著名战事都与紫荆关有密切联系，据不完全统计，在紫荆关发生的战事有百余次。
紫荆关绵长的城墙雄姿犹在，望着紫荆关长城上厚重的墙体和一个个垛口，我们仿佛听到了战场上那阵阵喊杀声、战马的嘶鸣声，一段段逝去的历史浮现在眼前。
史料记载，宋嘉定六年（1213年）秋，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与金兵大战，金败，蒙古大军追至北口，攻打居庸关，因金兵严密镇守无法进入。于是蒙古大军又前往涿鹿至紫荆关，在紫荆关南百二十里的五回岭击败金兵进而轻取涿州、易州两地，进入内地。又到南口由内而外攻打居庸关，将居庸关攻破。
“这场战役是紫荆关历史上发生的百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一次。此后，紫荆关又多次成为蒙古军征战内地出入的重要关口。”贾国琳说。
由于紫荆关在军事进攻和防御上的重要位置，自古便于此设关口。明正统年间“土木之变”，瓦剌军攻陷紫荆关直逼京师。虽然通过“北京保卫战”最终击退瓦剌进攻，但明朝进一步认识到紫荆关一线的军事重要性。明朝在修复、扩大宣大（今宣化、大同）一线长城规模的同时，严密增加了居庸关以南，经紫荆关至倒马关一线的长城防守。今日之所谓“内三关”，即由此而来。
提起紫荆关的古战役战将，贾国琳提到了明军右副都御史孙祥和清军总统陕军山西布政使升允。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大军瓦剌部首领也先分兵四路对长城沿线侵扰。7月于土木堡(今怀来东南)击溃明军，俘获明英宗朱祁镇。瓦剌部经过短暂休整，于10月1日兵分三路。东路两万骑由古北口攻密云，从侧翼牵制明军，中路五万骑由兴和（今张北县）经宣府（今宣化）攻居庸关，做正面佯攻。瓦剌首领也先亲率十万骑为西路，自集宁经大同攻紫荆关，遭明军右副都御史孙祥、都指挥韩清的顽强抗击。10月9日，兵临关下，也先令太监喜宁向守军传达英宗旨意开城，遭明军拒绝。遂以主力在关城正面与明军对峙，另遣一部由喜宁带路，寻山涧小路偷越紫荆岭，绕至关南，拆毁边墙而入。
明军腹背受敌，因寡不敌众，孙祥等明军将士全部战死，关城被攻陷。也先率大军长驱直入，直逼北京城。
到了清代，关城已成腹地，但是兵额未减，清圣祖玄烨曾两次西巡，驻跸紫荆关，检阅军校，南天门曾立有“天子阅武处”碑。
史料记载，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8月14日攻占北京。10月，英、德、法、意四国联军直扑山西，进逼直隶、山西边界重关——紫荆关。紫荆关城池高深，嵯峨险峻，左右崖壁陡峭笔直，犹如天然屏障，是北京西南的重要关隘。当总统陕军山西布政使升允得知联军西犯时，立即率右翼马队进驻紫荆关，并派两营陕军分守紫荆关西南的五回岭、倒马关、走马驿等百里以内各要隘，留一营陕军镇守紫荆关。10月28日，升允照会联军指挥官，试图劝止敌军继续西犯，侵略军不予理睬。10月29日黎明，尖厉刺耳的枪炮声划破长城寂静的上空，配有坚枪利炮的联军突然向紫荆关发起猛烈进攻，升允遂率清军应战，清军将士英勇顽强坚守阵地，与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殊死战斗。经过激战，紫荆关失守，清军阵亡87位将士。
“紫荆关之战虽然失败了，但是，清军将土英勇无畏誓死抵抗到底的英雄气概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阻止了侵略军继续西犯。”贾国琳说。
1903年6月，已任山西巡抚的升允为了纪念那些在紫荆关战役中为国捐躯的英烈，下令在紫荆关盘道寺墙上镌刻了一段中国将士英勇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碑文，碑文中记录了87位捐躯的清军将士姓名。同年，受德国驻华公使的压力，清政府派人撤毁石碑。
“石碑虽然不在了，但中国将士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精神浩气长存。”贾国琳说。
“紫荆关边塞苦寒，多炼就侠肝义胆。历史上的紫荆关，每有烽烟起，战旗便在此地红。”贾国琳说，紫荆关及今“百战余生”，刀光剑影已经远去，但那些在紫荆关战役中的将士英名留青史，一直在世人中传颂。
（本期历史文化顾问：河北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教授 李文龙）
隆冬时节，记者驱车到紫荆关采访。贾国琳热情地为我们讲解，目前紫荆关的关墙总长18160.5米，共有城门9座、水门4座、战台19处。雄关壮丽，地势险要，自古就是反复争夺的军事要地，素有“畿南第一雄关”之称。
今日之紫荆关，雄险不减，山峦叠翠，更显风骨。
顺着贾国琳手指的方向望去，紫荆关城门巍峨矗立，城门上方，“河山带砺”四字，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贾国琳介绍，紫荆关东汉时称“五阮关”，北魏时称“子庄关”，宋代称为“金坡关”，明代以后称为“紫荆关”。初为土石夯筑，后历经各代扩建、修葺，到明洪武初年，则改用石条作基础，以砖砌面封顶，并用石灰碎石灌注。自明成祖迁都北平（北京）后，更大兴土木，修城建关。在正统、景泰、弘治、嘉靖、万历、崇祯年间，都曾改筑、扩建关城，增设城堡、隘口，开凿盘山道等，使紫荆关形成了一个较完备的防御体系。
因紫荆关战略位置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史料记载，明将于谦说：“险有轻重，则守有缓急，居庸、紫荆并为畿辅咽喉，论者尝先居庸、而后紫荆，不知寇窥居庸其得入者十之三，寇窥紫荆其得入者十之七。”明末清初时期的思想家顾炎武描述：“居庸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喉也，猝有急则扼吾之喉而附吾之背。”凸显出紫荆关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登上城墙看紫荆关，关城四周群峦环抱，沟壑纵横，地势险峻。远处望去，拒马河从西边山谷缓缓而来，紫荆关偎依在拒马河边，起伏在丘岭之间，将山谷牢牢锁定。
紫荆关关城由五个大小不等的城圈组成，呈莲花形。它曾是军事防御指挥机关所在地，据《西关志》记载，明朝景泰二年，调保定右卫中千户所官军守御本关，景泰三年添设真定、神武二位官军，春秋两班轮流操守。清初紫荆关仍设参将驻守。“虽然紫荆关城门楼大都已经荒废，但古代这里有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少时几百人，最多的时候驻军3000余人。”贾国琳说，历史上，许多著名战事都与紫荆关有密切联系，据不完全统计，在紫荆关发生的战事有百余次。
紫荆关绵长的城墙雄姿犹在，望着紫荆关长城上厚重的墙体和一个个垛口，我们仿佛听到了战场上那阵阵喊杀声、战马的嘶鸣声，一段段逝去的历史浮现在眼前。
史料记载，宋嘉定六年（1213年）秋，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与金兵大战，金败，蒙古大军追至北口，攻打居庸关，因金兵严密镇守无法进入。于是蒙古大军又前往涿鹿至紫荆关，在紫荆关南百二十里的五回岭击败金兵进而轻取涿州、易州两地，进入内地。又到南口由内而外攻打居庸关，将居庸关攻破。
“这场战役是紫荆关历史上发生的百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一次。此后，紫荆关又多次成为蒙古军征战内地出入的重要关口。”贾国琳说。
由于紫荆关在军事进攻和防御上的重要位置，自古便于此设关口。明正统年间“土木之变”，瓦剌军攻陷紫荆关直逼京师。虽然通过“北京保卫战”最终击退瓦剌进攻，但明朝进一步认识到紫荆关一线的军事重要性。明朝在修复、扩大宣大（今宣化、大同）一线长城规模的同时，严密增加了居庸关以南，经紫荆关至倒马关一线的长城防守。今日之所谓“内三关”，即由此而来。
提起紫荆关的古战役战将，贾国琳提到了明军右副都御史孙祥和清军总统陕军山西布政使升允。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大军瓦剌部首领也先分兵四路对长城沿线侵扰。7月于土木堡(今怀来东南)击溃明军，俘获明英宗朱祁镇。瓦剌部经过短暂休整，于10月1日兵分三路。东路两万骑由古北口攻密云，从侧翼牵制明军，中路五万骑由兴和（今张北县）经宣府（今宣化）攻居庸关，做正面佯攻。瓦剌首领也先亲率十万骑为西路，自集宁经大同攻紫荆关，遭明军右副都御史孙祥、都指挥韩清的顽强抗击。10月9日，兵临关下，也先令太监喜宁向守军传达英宗旨意开城，遭明军拒绝。遂以主力在关城正面与明军对峙，另遣一部由喜宁带路，寻山涧小路偷越紫荆岭，绕至关南，拆毁边墙而入。
明军腹背受敌，因寡不敌众，孙祥等明军将士全部战死，关城被攻陷。也先率大军长驱直入，直逼北京城。
到了清代，关城已成腹地，但是兵额未减，清圣祖玄烨曾两次西巡，驻跸紫荆关，检阅军校，南天门曾立有“天子阅武处”碑。
史料记载，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8月14日攻占北京。10月，英、德、法、意四国联军直扑山西，进逼直隶、山西边界重关——紫荆关。紫荆关城池高深，嵯峨险峻，左右崖壁陡峭笔直，犹如天然屏障，是北京西南的重要关隘。当总统陕军山西布政使升允得知联军西犯时，立即率右翼马队进驻紫荆关，并派两营陕军分守紫荆关西南的五回岭、倒马关、走马驿等百里以内各要隘，留一营陕军镇守紫荆关。10月28日，升允照会联军指挥官，试图劝止敌军继续西犯，侵略军不予理睬。10月29日黎明，尖厉刺耳的枪炮声划破长城寂静的上空，配有坚枪利炮的联军突然向紫荆关发起猛烈进攻，升允遂率清军应战，清军将士英勇顽强坚守阵地，与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殊死战斗。经过激战，紫荆关失守，清军阵亡87位将士。
“紫荆关之战虽然失败了，但是，清军将土英勇无畏誓死抵抗到底的英雄气概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阻止了侵略军继续西犯。”贾国琳说。
1903年6月，已任山西巡抚的升允为了纪念那些在紫荆关战役中为国捐躯的英烈，下令在紫荆关盘道寺墙上镌刻了一段中国将士英勇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碑文，碑文中记录了87位捐躯的清军将士姓名。同年，受德国驻华公使的压力，清政府派人撤毁石碑。
“石碑虽然不在了，但中国将士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精神浩气长存。”贾国琳说。
“紫荆关边塞苦寒，多炼就侠肝义胆。历史上的紫荆关，每有烽烟起，战旗便在此地红。”贾国琳说，紫荆关及今“百战余生”，刀光剑影已经远去，但那些在紫荆关战役中的将士英名留青史，一直在世人中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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