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天台宗第十八代祖师临海市东掖山白莲讲寺神照本如大师略传
神照本如大师（981或982年～1050或1051年），族姓林氏，乃四明句章（今宁波慈溪）人。
初受业剃度于本郡国宁寺（今宁波鄞州区国宁寺），后依止天台宗十七祖四明知礼法智大师座下，为知礼大师座下三位最出色弟子之一，修为高深，敏慧博知，不仅广受世人称颂，也普受同门的尊重。《佛祖统纪·本如传》赞其“初依法智，于千众中，有少俊声，史典词翰有法则，为世所爱。”
据《释门正统》所载，本如大师初依止知礼大师时，曾向知礼大师“请益经王义”，知礼大师回答说：“为我作三年监院，却向汝道。”本如大师即谨遵知礼大师旨意，勤勤恳恳履行职责，一心一意服务常住。
待三年期满，又向其师请益，其时知礼大师厉声一喝，复呼云：本如。师豁然有悟，即说颂曰：“处处逢归路，头头复故乡；本来成现事，何必待思量！”知礼大师直下印可说：“向来若为汝说，岂有今日？”
本如大师虽是天台宗僧人，属于教下，然考本如大师悟道的经历，则其悟处实与禅宗门下，别无二致，这完全可以从他的这首悟道偈中看得出来。
北宋宋真宗祥符四年（1011 年），遵式大师应杭州刺史薛颜之命，入主灵山精庐（古天竺寺）。不久灵山忏讲不绝，法务繁忙，四远来归的繁荣境况，使他再无暇旁顾东掖山弘法事务，故遵式大师专程赴知礼大师会下，求其举荐才俊，继席东掖。
关于此一求荐情节，《佛祖统纪》记载云：“祥符四年（1011 年），慈云（遵式大师）迁灵山，亲往法智（知礼大师）会下，求可为继。法智（知礼大师）曰：当于众中自择之。慈云（遵式大师）阅视至师（本如大师），即云：斯人可也。”
本如大师旋即被遵式大师“授以东山学者”。自始本如大师即在东掖山能仁寺大开法筵，历三十年，众常五六百。在此期间，先后宣说《妙法莲华经》、《涅槃经》、《金光明经》、《观无量寿经》、《请观音经》、《摩诃止观》、《观心论》、《金刚錍》、《观音别行玄记》等经论，皆讲解了六、七遍。
本如大师勤于讲说的同时，还非常注重修忏，尝集百僧修法华忏，长达一年，瑞验屡见，北宋庆历二年（1042）七月，驸马李遵勗（xù）奏请朝廷，宋仁宗感念其德，赐“神照法师”之号及紫衣袈裟，并智者之教文四千五百卷，以资讲说。
本如大师除讲忏之外，其晚年则专行净土，慕庐山之风，与丞相章郇公及诸贤于能仁寺西南隅，结白莲社，一心念佛，宋仁宗钦其道，遂赐“白莲庵院”匾额。
白莲庵院始由本如大师结屋为庵，仅六七年遂成巨剎。后乃以能仁（寺）山林三分其一，指岭为界，以供白莲庵院樵薪。据《佛祖统纪》云：“（本如大师）尝于寺西南隅，见一虎睡，以杖击之曰：此非汝睡处。虎俛（fǔ俯）首而去，后于虎卧处结屋为菴，归闲其中。”
关于白莲庵院，除为虎卧奇特之地外，另尚别有神奇故事。据《佛祖统纪》云：“先是有五通神居于此，师每禅坐，必连床升行空中，师未尝问。一日，五神请曰：师既踞吾居，乞于此向山冈，建祠塑像，已备泥在山矣。师往视冈上，有新泥一垛，以之塑像无所余。”
本如大师也圆寂辞世于白莲庵院，但关于其辞世具体年份，宋代天台宗学者所作史籍记载却存有异说。其中，南宋宗鉴法师编撰的《释门正统》卷六，认为本如大师圆寂于皇祐二年（1050年）；成书稍晚，由南宋志磬法师编撰的《佛祖统纪》卷十二，则认为是皇祐三年（1051年），两者相较仅差一年。虽成书较早的《释门正统》所载似更为可靠，但也不足以证明《佛祖统纪》的记载有误，所以本如大师圆寂于公元1050年或公元1051年似皆有可能。
若按《佛祖统纪》记载，本如大师逝于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及世寿70岁来推算，其应出生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而若按《释门正统》所载，其寂于皇祐二年来推算，则其当生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至于二书皆谓大师“腊五十三”，到底是僧腊，还是戒腊，则难以判定。
本如大师圆寂前后，曾出现诸多祥瑞异象，据《佛祖统纪》云：“皇祐三年（1051年），五月十八日微疾，即升座说法，与众诀别。其夕，法堂藏阁、方丈栋梁皆折，锺鼓击之无声。江上渔人见云端有僧，西向而去。诘旦，右脇安庠而逝，时天气盛热，异香非常。明年（1052年）三月，塔全身于寺北，门人启钥，视尊容如生，爪发俱长，有大莲华，产于塔前。”故后天台宗诗僧梵才大师祭文有“圆寂经岁，肉体如生”语。
《释门正统》云：“师轻乐财施，弘教为己任，敝衾坏衲，裕然以老。”仅此一言，可说是对本如大师一生最为客观的评价了。
本如大师著有《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义疏》二卷及《仁王忏仪》，后者今已不存。《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义疏》则注释至十种境界时停笔，后由其高弟处咸大师续而全之，镂版施印达万卷，此书现存于《卍续藏》第35卷之中。
本如大师一生嗣法弟子甚多，著名者如法真处咸、神悟处谦、楂庵有严、天台元璪、承天择仁、永嘉元掺、天台宝织、杭州义全、台州怀雅、承天法宝等诸师。
本如大师一生另尚显有诸多神异境界，如据《佛祖统纪》所载：“师尝于天台邑中，为众施戒，方秉羯磨，忽有光明，自智者塔、国清寺、赤城山，交射于法座之上。”“又因供千佛、饭一千贫人，置华于席下，佛座华应不萎而反萎，贫人座华应萎而反不萎，举众为之叹异。”
附 记：
问宣子记曰：（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春，住山鉴堂谓：师塔当方丈后，狃（niǔ）于风水非宜之说，将迁之。破土数寸，香气袭人，棺上产莲华一茎，光明奕奕。暨发函，慈颜俨然，须发长垂，衣被不坏，舍利满龛，一众惊叹，于是亟掩藏之。
镜菴论之曰：法师血肉之身，衣被之饰，在土二百年而不坏，非夫戒定慧三昧之力所持，畴能若是。人或以轻发祖塔，咎鉴堂者，非夫假此日之启视之，曷足以知法师正报亲依、坚固不坏之瑞？为此举者，其祖冥使之乎(《观经疏》以华座观为亲依，今以衣被例之)。
神照本如大师（981或982年～1050或1051年），族姓林氏，乃四明句章（今宁波慈溪）人。
初受业剃度于本郡国宁寺（今宁波鄞州区国宁寺），后依止天台宗十七祖四明知礼法智大师座下，为知礼大师座下三位最出色弟子之一，修为高深，敏慧博知，不仅广受世人称颂，也普受同门的尊重。《佛祖统纪·本如传》赞其“初依法智，于千众中，有少俊声，史典词翰有法则，为世所爱。”
据《释门正统》所载，本如大师初依止知礼大师时，曾向知礼大师“请益经王义”，知礼大师回答说：“为我作三年监院，却向汝道。”本如大师即谨遵知礼大师旨意，勤勤恳恳履行职责，一心一意服务常住。
待三年期满，又向其师请益，其时知礼大师厉声一喝，复呼云：本如。师豁然有悟，即说颂曰：“处处逢归路，头头复故乡；本来成现事，何必待思量！”知礼大师直下印可说：“向来若为汝说，岂有今日？”
本如大师虽是天台宗僧人，属于教下，然考本如大师悟道的经历，则其悟处实与禅宗门下，别无二致，这完全可以从他的这首悟道偈中看得出来。
北宋宋真宗祥符四年（1011 年），遵式大师应杭州刺史薛颜之命，入主灵山精庐（古天竺寺）。不久灵山忏讲不绝，法务繁忙，四远来归的繁荣境况，使他再无暇旁顾东掖山弘法事务，故遵式大师专程赴知礼大师会下，求其举荐才俊，继席东掖。
关于此一求荐情节，《佛祖统纪》记载云：“祥符四年（1011 年），慈云（遵式大师）迁灵山，亲往法智（知礼大师）会下，求可为继。法智（知礼大师）曰：当于众中自择之。慈云（遵式大师）阅视至师（本如大师），即云：斯人可也。”
本如大师旋即被遵式大师“授以东山学者”。自始本如大师即在东掖山能仁寺大开法筵，历三十年，众常五六百。在此期间，先后宣说《妙法莲华经》、《涅槃经》、《金光明经》、《观无量寿经》、《请观音经》、《摩诃止观》、《观心论》、《金刚錍》、《观音别行玄记》等经论，皆讲解了六、七遍。
本如大师勤于讲说的同时，还非常注重修忏，尝集百僧修法华忏，长达一年，瑞验屡见，北宋庆历二年（1042）七月，驸马李遵勗（xù）奏请朝廷，宋仁宗感念其德，赐“神照法师”之号及紫衣袈裟，并智者之教文四千五百卷，以资讲说。
本如大师除讲忏之外，其晚年则专行净土，慕庐山之风，与丞相章郇公及诸贤于能仁寺西南隅，结白莲社，一心念佛，宋仁宗钦其道，遂赐“白莲庵院”匾额。
白莲庵院始由本如大师结屋为庵，仅六七年遂成巨剎。后乃以能仁（寺）山林三分其一，指岭为界，以供白莲庵院樵薪。据《佛祖统纪》云：“（本如大师）尝于寺西南隅，见一虎睡，以杖击之曰：此非汝睡处。虎俛（fǔ俯）首而去，后于虎卧处结屋为菴，归闲其中。”
关于白莲庵院，除为虎卧奇特之地外，另尚别有神奇故事。据《佛祖统纪》云：“先是有五通神居于此，师每禅坐，必连床升行空中，师未尝问。一日，五神请曰：师既踞吾居，乞于此向山冈，建祠塑像，已备泥在山矣。师往视冈上，有新泥一垛，以之塑像无所余。”
本如大师也圆寂辞世于白莲庵院，但关于其辞世具体年份，宋代天台宗学者所作史籍记载却存有异说。其中，南宋宗鉴法师编撰的《释门正统》卷六，认为本如大师圆寂于皇祐二年（1050年）；成书稍晚，由南宋志磬法师编撰的《佛祖统纪》卷十二，则认为是皇祐三年（1051年），两者相较仅差一年。虽成书较早的《释门正统》所载似更为可靠，但也不足以证明《佛祖统纪》的记载有误，所以本如大师圆寂于公元1050年或公元1051年似皆有可能。
若按《佛祖统纪》记载，本如大师逝于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及世寿70岁来推算，其应出生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而若按《释门正统》所载，其寂于皇祐二年来推算，则其当生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至于二书皆谓大师“腊五十三”，到底是僧腊，还是戒腊，则难以判定。
本如大师圆寂前后，曾出现诸多祥瑞异象，据《佛祖统纪》云：“皇祐三年（1051年），五月十八日微疾，即升座说法，与众诀别。其夕，法堂藏阁、方丈栋梁皆折，锺鼓击之无声。江上渔人见云端有僧，西向而去。诘旦，右脇安庠而逝，时天气盛热，异香非常。明年（1052年）三月，塔全身于寺北，门人启钥，视尊容如生，爪发俱长，有大莲华，产于塔前。”故后天台宗诗僧梵才大师祭文有“圆寂经岁，肉体如生”语。
《释门正统》云：“师轻乐财施，弘教为己任，敝衾坏衲，裕然以老。”仅此一言，可说是对本如大师一生最为客观的评价了。
本如大师著有《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义疏》二卷及《仁王忏仪》，后者今已不存。《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义疏》则注释至十种境界时停笔，后由其高弟处咸大师续而全之，镂版施印达万卷，此书现存于《卍续藏》第35卷之中。
本如大师一生嗣法弟子甚多，著名者如法真处咸、神悟处谦、楂庵有严、天台元璪、承天择仁、永嘉元掺、天台宝织、杭州义全、台州怀雅、承天法宝等诸师。
本如大师一生另尚显有诸多神异境界，如据《佛祖统纪》所载：“师尝于天台邑中，为众施戒，方秉羯磨，忽有光明，自智者塔、国清寺、赤城山，交射于法座之上。”“又因供千佛、饭一千贫人，置华于席下，佛座华应不萎而反萎，贫人座华应萎而反不萎，举众为之叹异。”
附 记：
问宣子记曰：（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春，住山鉴堂谓：师塔当方丈后，狃（niǔ）于风水非宜之说，将迁之。破土数寸，香气袭人，棺上产莲华一茎，光明奕奕。暨发函，慈颜俨然，须发长垂，衣被不坏，舍利满龛，一众惊叹，于是亟掩藏之。
镜菴论之曰：法师血肉之身，衣被之饰，在土二百年而不坏，非夫戒定慧三昧之力所持，畴能若是。人或以轻发祖塔，咎鉴堂者，非夫假此日之启视之，曷足以知法师正报亲依、坚固不坏之瑞？为此举者，其祖冥使之乎(《观经疏》以华座观为亲依，今以衣被例之)。
那天看到这个就觉得很好笑，完全没有办法认同和接受，或者冷静，或者理智，我必须主观地阐述我的恶心。怎么会有人看完这本书了之后再说出这样的话，至少你看完复乐园的最后几页（第226页第八行开始），你但凡只是看了（就算你没有读懂）没有说我自己读得很懂的意思）你也不该说这样的话，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你没有礼貌。以为说出了一种事实真相而觉得自己很看得透彻吗？ 可事实是，如果她没有她的文学，或者所谓“文艺病”，她或许根本撑不到那么遥远的后来，错的就是老师，错的只有老师，犯罪的从始至终就只有老师一个人，你怪父母的性教育，怪怡婷的迟钝，怪伊纹的退缩，甚至怪她本人，你都没有办法改变施暴者只有老师一个人，因为只要他不这样做，一切就不会发生。我不知道大家对一件事情作出评判的时候是否会去“知人论世”，或者只是做到尊重，或许这很难，但我更认为“自以为是的剖析”比“随口一说的嘲讽”更让人感到不适，因为后者是轻蔑的无知，而前一种是愚蠢的无知，甚至会给作者带来最大最大的伤害，我该说幸好她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受到伤害了吗？ 难道她这种结果对她来说真的是一种解脱？ 所以你到底知不知道文学才是她的命？ 你到底知不知道无论是一个“小小年纪就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孩还是一个“相对正常”的小孩，她们遭受了这种程度的性侵所受到的伤害都是一样的啊？ 表面上说理解别人痛苦的同时又去指责别人是“因为过早接触文学”而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那么，你可以试一下，你不妨一试。
#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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