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丨考古知今·透过文物看河南之二 车驾里的河南
引子：从一车一马到通达天下
在安阳殷墟博物苑车马坑展厅内，六辆商代“马车”完整有序地排列着，这是截至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车马坑遗迹。
车马坑的最南边，是一条8.35米宽、两边设有1.8米宽辅路的大道，其上，4条车辙痕迹清晰可见。仿佛带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商王朝的王公贵族驾着“香车宝马”，浩浩荡荡出行的场景。
3000多年后，2022年6月20日，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在全国率先成形，“横”贯东西、“竖”连南北、“点”通晋鲁、“撇”向川府、“捺”指江南，进一步厚植和巩固河南的全国交通重要枢纽地位。
联八方，通九州。目前，河南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7216公里，位列全国第一方阵；郑州机场国际（地区）通航城市增至42个，全货机航线增至48条，形成横跨欧美亚三大经济区、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多点支撑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钢铁驼队”来往奔忙，中欧班列畅行欧亚。河南，一个内畅外联、协同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加速成形。
从前车马很慢，路途遥远。而今车轮滚滚，一日千里。
奚仲制舆
任重材惟美，多工制不僭。七香参鹤驾，五色间鸾轩。
——宋·丁谓《车》
《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可见夏代已出现了适应不同用途的交通工具。
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伏羲氏、奚仲等造车传说，也记述夏启曾动用战车征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时曾动用不少战车，说明夏代造车及用车制度已相当发达。
关于“奚仲造车”，《左传》《荀子》《墨子》《说文解字》等均有记载。管仲《管子·形势解》一文中，盛赞奚仲的造车水平，“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认为，奚仲所造的“车”应该是具有一定技术标准、具有重大创新的马车。
有史料记述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夏王禹封为“车正”封地为薛国，在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
奚仲造车之地在今驻马店平舆县。平舆历史悠久，夏商时期为挚国。
平舆县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相传挚国国君奚仲看到族人拖曳重物靠肩扛手抬，很吃力。他观察后发现，把东西放滚木上移动会省力很多。他选择当地盛产的质地坚硬的槐木，做出圆木轮子，轮子中间掏孔，两轮孔中间穿一根横木，世界上第一辆靠两个轮子转动的木制车辆就这样诞生了，他命名为“舆”。他的这一发明创造，是人类解决交通问题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奚仲，堪称“大国工匠”。
因车称“舆”，又因当地地势平坦，后人以“平”字冠名，这也成为“平舆”地名之由来。平舆成为“中国车辆发源地”，名传古今。2008年1月，平舆县被中国民协公布为“中国车舆文化之乡”。
车舆无语，历史有痕。
穿行平舆县城，车舆文化元素满满。奚仲公园内，由著名画家、雕塑家娄家本设计的巨大雕塑“车舆创世”，令人印象深刻。
挚都民俗文化博物馆里，数十辆古老太平车引人注目。太平车由车厢、轸木、车轱辘、车轴等组成，古朴实用又足见巧思匠心。
“奚仲在平舆发明的车辆，经两千多年改进，宋代演变为太平车，一直沿用到近代。”我省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车舆文化的专家张振立说，太平车是中国古代造车工艺成熟的标志，因其保留夏代“车辀”雏形，有“中国车辆活化石”之誉。
太平车，中原一带称“轱辘头车”，亦称“牛车”，坚固耐用、行驶平稳，故曰“太平”。这是我国特别是中原地区古代最重要的农业生产、生活交通工具，农耕、播种、收获时，处处可见其身影。它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堪称我国古代造车史上的瑰宝。
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太平车逐渐被胶轮马车、架子车、拖拉机、汽车等交通工具取代。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造车技艺被保留了下来。2006年，平舆县“太平车手工制作工艺”，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平舆地方政府加大经费投入，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组建工匠队伍复制太平车，对太平车制作技艺抢救和保护。当地还规划了车舆文化园、奚仲宫、舆侯祠、古车舆博物馆等项目，全力打造“车舆文化”品牌。平舆，正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
车辙重现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先秦·《车邻》
史料记载夏代发明了车辆，却至今未发现夏代车的遗存。截至目前，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其结构牢固，工艺复杂，距发明时间很久远了。但中国车辆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处？具体什么模样？至今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真相也在一点点揭开。
周口淮阳平粮台遗址，继20世纪80年代发现中国最早的排水管道后，2019年又有了重要发现。考古人员在遗址南城门附近早期道路路面上，发现有车辙痕迹。其中一段车辙双条并进，间距0.8米，被专家推测为“双轮车”车辙印迹。
“经碳14测年，其绝对年代距今4200年。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对研究中国车轮的发明、车的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一发现，让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淮阳平粮台遗址项目负责人曹艳朋兴奋不已。
这表明，中原先民4000多年前就有了使用双轮车的传统，这为商代车马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前，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车辙，将中国用车历史上推至距今3700年左右。淮阳平粮台遗址车辙的发现，将中国用车的起源至少提前了500年。
走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上，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清晰可见。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最近又新发掘出超过5米的车辙，两辙间的轨距为1米左右。目前的车辙主要在宫殿区附近，可见双轮车只有最高贵族才能使用。
相较于安阳殷墟遗址发现的马车轨距为2.2米至2.4米，无论是平粮台遗址还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轨距显然窄得多。考古专家许宏认为，这基本上可以肯定它不是马车，而是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至于它是用人力还是畜力拉动，目前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了二里头文化陶盆残片上的“车”字形契刻符号——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中间由“十”字交叉直线串联，上方连接一个椭圆，从上往下看，类似车厢、两只车轮的样子。
这个刻符与甲骨文、金文中的“车”字颇相似，同样也有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以及类似车轴和车辀的交叉直线。有学者认为，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已发现了双轮车留下的车辙痕，刻符出现应非偶然，它应当是二里头时代的“车”字。
车辚辚马萧萧
天子乃驾雕轸，六骏驳。戴翠帽，倚金较。——东汉·张衡《西京赋》
殷墟车马坑、洛阳天子六驾车马坑、三门峡虢国车马坑、郑韩故城车马坑、徐阳墓地车马坑、南阳夏庄墓地车马坑……河南考古屡屡发现不同年代的陪葬车马坑，令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等级分化、礼仪制度，更为世人揭开一段由畜力车开启的漫长交通史。
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曾多次发现过商代车马坑。这是华夏考古发现的畜力车最早的实物标本。
很早以来，我们的先祖们就开始驯化动物为人类交通效劳了。古文献中多有商人先祖“乘马”、“服牛”的记载。《管子·轻重戊》曰：“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据专家考证，帛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服是驯服。善迁徙和经商的商人，很早驯服牛、马等牲畜驾车。这一创举，对商人大规模迁徙和频繁的经商活动如虎添翼。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在商朝，马车主要是贵族出行代步工具。到了周朝，马车是王公贵族权力的象征。到春秋战国时期，马车成为战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当时国力计算以“乘”为单位，有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区分。
这一切，在河南皆“有迹可循”。
虢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展厅内，原地陈列虢国国君虢季墓、虢季夫人墓和虢国太子墓三座陪葬车马坑，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早的地下车马军阵，规模庞大、气势恢宏。这让前来参观的游客们惊叹，如置身军阵，仿佛能听到战马嘶鸣。
随着车之结构形式逐渐固定，古人开始发挥“创新创造力”，比如加装伞盖、帷幔、防雨防晒等装置，不断提升体验感、舒适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历经战争洗礼后，车辆结构和性能日臻成熟。有的车，可立、可坐、可卧，乘用舒适，装饰奢华……
2017年7月，2400年前春秋时期郑国国君出行的“豪华房车”，呈现在新郑市郑国车马坑景区3号车马坑内。新发掘出的1号车，车长2.56米、宽1.66米，车舆顶部有防雨防晒设施，顶部周边装饰管状铜器、骨器，车篷上有彩席遗痕，车轮辐条多达26根，足见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主持发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俊才说：“这是迄今为止郑韩故城内所见形制最大、装饰最奢华的马车，为郑国国君出行的‘一号公车’”。
“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时礼制森严，出门坐马车要讲究礼仪规矩的。天子到底有没有“驾六”？天子如何“驾六”？自汉代以来，因缺乏实物佐证，夏商周三代天子是“驾六”还是“驾四”，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2002年，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
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馆长贾中宝说，当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周王城广场，发现397座东周墓葬和18个车马坑，震惊世界。这支“豪华车队”由北向南摆放，其中一辆马车车辕两旁成排对称摆放6匹马尸骨，正是天子之乘。
汉朝时，“贵者乘车，贱者徒行”，在南阳汉画馆，展厅有一幅极为壮观的车骑出行图像：图中心位置为两驾装饰华贵的马车，车前有七人骑马先导，车后又有八人骑马随行，再现了汉代贵族出则连车列骑的气派场景。
蒲轮辟四门，双縠似雷奔。唐宋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马车成了出行、货运的主要交通工具。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多处太平车身影。
车辚辚，马萧萧。“马车”驰骋中原数千年，催生了璀璨的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它见证了交通方式重大变革，为现代交通大发展大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
通九州联天下
大道南北出，车轮无停日。
——南宋·陆游《路傍曲》
晚清以后，随着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马车功能进一步弱化。
清朝末年，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京汉铁路应运而生，为中原腹地增添了便捷大通道。据《郑县志》记载：“郑州为古东里，自铁路开通后，粉华靡丽，不亚金陵六朝。”此后，随着陇海铁路通车，郑州成为全国铁路枢纽，商业日渐繁荣，快速发展成大城市。
“奚仲造车”数千年后，随着新中国成立，河南交通运输事业迎来历史性变革。1959年，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在洛阳诞生，至今它仍是中国农田耕作的主力军。
进入21世纪，河南的交通运输业更是走入蓬勃发展新时代。河南顶尖“王牌”宇通客车，全国市场占有率30%，是全球最大的商用客车生产基地。今年4月，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宇通客车再次担纲重任，连续17年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实力与民族品牌魅力。
无独有偶，上汽集团郑州发动机分公司一期项目4月份在郑投产。该项目年产能60万台，年产值超过50亿元，郑州成为上汽集团全国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基地。
郑州日产主销车型皮卡，多年稳居国内皮卡市场前三位；比亚迪去年落户郑州，主要生产新能源整车和零部件。
目前，河南有整车生产企业17家，产能145万辆左右。对于汽车产业发展前景，河南“志存高远”。到“十四五”末，河南乘用车产量达到300万辆，新能源汽车占比30%以上，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今年我省计划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800公里以上，通车总里程将突破8000公里。
6月16日，郑州东站迎来了“复兴号”家族中技术最前沿的新成员——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它们已伴随全国铁路新列车运行图的实施，投入到京广高铁京武段常态化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中。
6月20日，随着济郑高铁濮郑段的开通，河南“米”字形高铁最后一画终于完成，河南也率先在全国将“米”字画成。
车行天下，路通八方。构筑立体交通大格局，河南，将为交通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策划：魏剑
统筹：陈茁孙勇
（成员：温小娟张体义张冬云刘春香胡春娜）
图①郑州航空港站。王玮 摄
图②2003年，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双轮车辙印。本报资料图
图③游客在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的车马坑参观（2018年10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来源：河南日报
引子：从一车一马到通达天下
在安阳殷墟博物苑车马坑展厅内，六辆商代“马车”完整有序地排列着，这是截至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车马坑遗迹。
车马坑的最南边，是一条8.35米宽、两边设有1.8米宽辅路的大道，其上，4条车辙痕迹清晰可见。仿佛带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商王朝的王公贵族驾着“香车宝马”，浩浩荡荡出行的场景。
3000多年后，2022年6月20日，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在全国率先成形，“横”贯东西、“竖”连南北、“点”通晋鲁、“撇”向川府、“捺”指江南，进一步厚植和巩固河南的全国交通重要枢纽地位。
联八方，通九州。目前，河南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7216公里，位列全国第一方阵；郑州机场国际（地区）通航城市增至42个，全货机航线增至48条，形成横跨欧美亚三大经济区、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多点支撑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钢铁驼队”来往奔忙，中欧班列畅行欧亚。河南，一个内畅外联、协同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加速成形。
从前车马很慢，路途遥远。而今车轮滚滚，一日千里。
奚仲制舆
任重材惟美，多工制不僭。七香参鹤驾，五色间鸾轩。
——宋·丁谓《车》
《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可见夏代已出现了适应不同用途的交通工具。
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伏羲氏、奚仲等造车传说，也记述夏启曾动用战车征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时曾动用不少战车，说明夏代造车及用车制度已相当发达。
关于“奚仲造车”，《左传》《荀子》《墨子》《说文解字》等均有记载。管仲《管子·形势解》一文中，盛赞奚仲的造车水平，“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认为，奚仲所造的“车”应该是具有一定技术标准、具有重大创新的马车。
有史料记述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夏王禹封为“车正”封地为薛国，在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
奚仲造车之地在今驻马店平舆县。平舆历史悠久，夏商时期为挚国。
平舆县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相传挚国国君奚仲看到族人拖曳重物靠肩扛手抬，很吃力。他观察后发现，把东西放滚木上移动会省力很多。他选择当地盛产的质地坚硬的槐木，做出圆木轮子，轮子中间掏孔，两轮孔中间穿一根横木，世界上第一辆靠两个轮子转动的木制车辆就这样诞生了，他命名为“舆”。他的这一发明创造，是人类解决交通问题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奚仲，堪称“大国工匠”。
因车称“舆”，又因当地地势平坦，后人以“平”字冠名，这也成为“平舆”地名之由来。平舆成为“中国车辆发源地”，名传古今。2008年1月，平舆县被中国民协公布为“中国车舆文化之乡”。
车舆无语，历史有痕。
穿行平舆县城，车舆文化元素满满。奚仲公园内，由著名画家、雕塑家娄家本设计的巨大雕塑“车舆创世”，令人印象深刻。
挚都民俗文化博物馆里，数十辆古老太平车引人注目。太平车由车厢、轸木、车轱辘、车轴等组成，古朴实用又足见巧思匠心。
“奚仲在平舆发明的车辆，经两千多年改进，宋代演变为太平车，一直沿用到近代。”我省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车舆文化的专家张振立说，太平车是中国古代造车工艺成熟的标志，因其保留夏代“车辀”雏形，有“中国车辆活化石”之誉。
太平车，中原一带称“轱辘头车”，亦称“牛车”，坚固耐用、行驶平稳，故曰“太平”。这是我国特别是中原地区古代最重要的农业生产、生活交通工具，农耕、播种、收获时，处处可见其身影。它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堪称我国古代造车史上的瑰宝。
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太平车逐渐被胶轮马车、架子车、拖拉机、汽车等交通工具取代。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造车技艺被保留了下来。2006年，平舆县“太平车手工制作工艺”，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平舆地方政府加大经费投入，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组建工匠队伍复制太平车，对太平车制作技艺抢救和保护。当地还规划了车舆文化园、奚仲宫、舆侯祠、古车舆博物馆等项目，全力打造“车舆文化”品牌。平舆，正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
车辙重现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先秦·《车邻》
史料记载夏代发明了车辆，却至今未发现夏代车的遗存。截至目前，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其结构牢固，工艺复杂，距发明时间很久远了。但中国车辆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处？具体什么模样？至今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真相也在一点点揭开。
周口淮阳平粮台遗址，继20世纪80年代发现中国最早的排水管道后，2019年又有了重要发现。考古人员在遗址南城门附近早期道路路面上，发现有车辙痕迹。其中一段车辙双条并进，间距0.8米，被专家推测为“双轮车”车辙印迹。
“经碳14测年，其绝对年代距今4200年。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对研究中国车轮的发明、车的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一发现，让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淮阳平粮台遗址项目负责人曹艳朋兴奋不已。
这表明，中原先民4000多年前就有了使用双轮车的传统，这为商代车马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前，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车辙，将中国用车历史上推至距今3700年左右。淮阳平粮台遗址车辙的发现，将中国用车的起源至少提前了500年。
走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上，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清晰可见。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最近又新发掘出超过5米的车辙，两辙间的轨距为1米左右。目前的车辙主要在宫殿区附近，可见双轮车只有最高贵族才能使用。
相较于安阳殷墟遗址发现的马车轨距为2.2米至2.4米，无论是平粮台遗址还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轨距显然窄得多。考古专家许宏认为，这基本上可以肯定它不是马车，而是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至于它是用人力还是畜力拉动，目前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了二里头文化陶盆残片上的“车”字形契刻符号——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中间由“十”字交叉直线串联，上方连接一个椭圆，从上往下看，类似车厢、两只车轮的样子。
这个刻符与甲骨文、金文中的“车”字颇相似，同样也有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以及类似车轴和车辀的交叉直线。有学者认为，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已发现了双轮车留下的车辙痕，刻符出现应非偶然，它应当是二里头时代的“车”字。
车辚辚马萧萧
天子乃驾雕轸，六骏驳。戴翠帽，倚金较。——东汉·张衡《西京赋》
殷墟车马坑、洛阳天子六驾车马坑、三门峡虢国车马坑、郑韩故城车马坑、徐阳墓地车马坑、南阳夏庄墓地车马坑……河南考古屡屡发现不同年代的陪葬车马坑，令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等级分化、礼仪制度，更为世人揭开一段由畜力车开启的漫长交通史。
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曾多次发现过商代车马坑。这是华夏考古发现的畜力车最早的实物标本。
很早以来，我们的先祖们就开始驯化动物为人类交通效劳了。古文献中多有商人先祖“乘马”、“服牛”的记载。《管子·轻重戊》曰：“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据专家考证，帛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服是驯服。善迁徙和经商的商人，很早驯服牛、马等牲畜驾车。这一创举，对商人大规模迁徙和频繁的经商活动如虎添翼。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在商朝，马车主要是贵族出行代步工具。到了周朝，马车是王公贵族权力的象征。到春秋战国时期，马车成为战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当时国力计算以“乘”为单位，有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区分。
这一切，在河南皆“有迹可循”。
虢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展厅内，原地陈列虢国国君虢季墓、虢季夫人墓和虢国太子墓三座陪葬车马坑，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早的地下车马军阵，规模庞大、气势恢宏。这让前来参观的游客们惊叹，如置身军阵，仿佛能听到战马嘶鸣。
随着车之结构形式逐渐固定，古人开始发挥“创新创造力”，比如加装伞盖、帷幔、防雨防晒等装置，不断提升体验感、舒适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历经战争洗礼后，车辆结构和性能日臻成熟。有的车，可立、可坐、可卧，乘用舒适，装饰奢华……
2017年7月，2400年前春秋时期郑国国君出行的“豪华房车”，呈现在新郑市郑国车马坑景区3号车马坑内。新发掘出的1号车，车长2.56米、宽1.66米，车舆顶部有防雨防晒设施，顶部周边装饰管状铜器、骨器，车篷上有彩席遗痕，车轮辐条多达26根，足见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主持发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俊才说：“这是迄今为止郑韩故城内所见形制最大、装饰最奢华的马车，为郑国国君出行的‘一号公车’”。
“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时礼制森严，出门坐马车要讲究礼仪规矩的。天子到底有没有“驾六”？天子如何“驾六”？自汉代以来，因缺乏实物佐证，夏商周三代天子是“驾六”还是“驾四”，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2002年，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
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馆长贾中宝说，当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周王城广场，发现397座东周墓葬和18个车马坑，震惊世界。这支“豪华车队”由北向南摆放，其中一辆马车车辕两旁成排对称摆放6匹马尸骨，正是天子之乘。
汉朝时，“贵者乘车，贱者徒行”，在南阳汉画馆，展厅有一幅极为壮观的车骑出行图像：图中心位置为两驾装饰华贵的马车，车前有七人骑马先导，车后又有八人骑马随行，再现了汉代贵族出则连车列骑的气派场景。
蒲轮辟四门，双縠似雷奔。唐宋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马车成了出行、货运的主要交通工具。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多处太平车身影。
车辚辚，马萧萧。“马车”驰骋中原数千年，催生了璀璨的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它见证了交通方式重大变革，为现代交通大发展大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
通九州联天下
大道南北出，车轮无停日。
——南宋·陆游《路傍曲》
晚清以后，随着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马车功能进一步弱化。
清朝末年，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京汉铁路应运而生，为中原腹地增添了便捷大通道。据《郑县志》记载：“郑州为古东里，自铁路开通后，粉华靡丽，不亚金陵六朝。”此后，随着陇海铁路通车，郑州成为全国铁路枢纽，商业日渐繁荣，快速发展成大城市。
“奚仲造车”数千年后，随着新中国成立，河南交通运输事业迎来历史性变革。1959年，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在洛阳诞生，至今它仍是中国农田耕作的主力军。
进入21世纪，河南的交通运输业更是走入蓬勃发展新时代。河南顶尖“王牌”宇通客车，全国市场占有率30%，是全球最大的商用客车生产基地。今年4月，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宇通客车再次担纲重任，连续17年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实力与民族品牌魅力。
无独有偶，上汽集团郑州发动机分公司一期项目4月份在郑投产。该项目年产能60万台，年产值超过50亿元，郑州成为上汽集团全国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基地。
郑州日产主销车型皮卡，多年稳居国内皮卡市场前三位；比亚迪去年落户郑州，主要生产新能源整车和零部件。
目前，河南有整车生产企业17家，产能145万辆左右。对于汽车产业发展前景，河南“志存高远”。到“十四五”末，河南乘用车产量达到300万辆，新能源汽车占比30%以上，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今年我省计划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800公里以上，通车总里程将突破8000公里。
6月16日，郑州东站迎来了“复兴号”家族中技术最前沿的新成员——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它们已伴随全国铁路新列车运行图的实施，投入到京广高铁京武段常态化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中。
6月20日，随着济郑高铁濮郑段的开通，河南“米”字形高铁最后一画终于完成，河南也率先在全国将“米”字画成。
车行天下，路通八方。构筑立体交通大格局，河南，将为交通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策划：魏剑
统筹：陈茁孙勇
（成员：温小娟张体义张冬云刘春香胡春娜）
图①郑州航空港站。王玮 摄
图②2003年，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双轮车辙印。本报资料图
图③游客在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的车马坑参观（2018年10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来源：河南日报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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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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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哈哈，时不我待，华佗治病，我治天下”
“什么是德啊，临阵能制胜，不使将士枉死是德；治国能安民，不使百姓受冻馁之苦是德”
“乱世用人，论才不论德”
“你是君，我是臣，天下只有被含冤的臣，岂有含冤的天子啊”
“我杀人啦”
“委屈的人多啦，一将功成万骨枯，大江东去 尽是流不尽的英雄血”
“天下，皆错看我曹孟德，今日错，明日错，何日 不错”
“悔不该杀那华佗呦”
“为了他们汉室的天下，岂能由我曹操一人说了算”
“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一年年，兴师征战，一年年无功而返，孤今年 六十五喽。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你们都认为，孤 破不了江东 统一不了天下，对吗”
“若天命在孤，就让孤作周文王吧”
“这世上岂有万寿无疆之人寿，却有泽被万民之功业”
“二十年来，孤平黄巾，定河北，征乌桓，收荆州，天下九州得其六，方有今日中原之一统，四海之内英雄 可有谁能胜孤一筹”
“太平，孤看不到咯”
“英雄气概，应有尽时”
“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
“这天下谁也 带不走”
“孤可以终身奉养汉室，也可以永为汉臣，只是 孤原本以为，你我相交二十余载，是可以倾心托付的”
“爹走了你如何自处”
“屋里炭火烧旺些，暖则痛不发”
观《军师联盟之司马懿》有感
二十三集了，曹操去了，我也没有继续看的必要了，虽然有主观因素在内，在曹操还是这部剧是最喜欢的角色。下面感想均来自与电视剧，并非是史实，有可能与历史有差距。
其实之前对曹操的印象，只停留在“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一句话，只停留在他写的《龟虽寿》和《短歌行》，只停留在他喜欢抢别人老婆....
其实现在也是不甚了解的，但总还是觉得对他的印象是有改观的，还是向好的地方改观
应该说 是大有改观，还是向好的地方改观。曹操，曹阿瞒，从魏公到丞相到魏王，九州得其六，他真就做到了三国的第一人，是个英雄。之前知道他屠城的残忍，但现在也觉得他并不是完全把百姓不当回事，甚至说他想统一，让百姓得到一个太平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多疑雄猜，又心狠手辣，对二十年的亦臣亦友的荀彧荀令君痛下杀手，但又在之后哭晕在荀彧对棺上，他联合孙权杀关羽，又在关羽死后下跪痛哭，称其是天下第一义士。有人说他假惺惺的苦，哭荀彧，哭关羽，其实我倒不这么以为，我以为，他心狠是真 ，想杀是真，但痛心也是真，他和刘备不同， 他本就是一个率性而真的人。《赤壁赋》里说，方其破荆州，下江陵，舳舻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最后两集的横槊赋诗让我很受震撼，这是怎样的真英雄呢
自古以来，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最是让人心痛，但英雄迟暮也足以让人心痛。在他说“孤，今年六十五喽”，他说“你们都认为，孤破不了江东，统一不了天下了”，看着白发，想起出场时，他就是由病出场，因不信华佗而杀了华佗，最后也由病而终。在当时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六十五岁实在算高寿了，也就在那时，突然酒理解了他写的诗，比如“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在他得河北时，他说最大的收获是河北的贤才，又向天下广揽人才，以及与郭嘉，与荀彧之间的感情，又理解了他写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只是还是觉得很低落，大概是因为奉孝文若去后，再无可推心置腹之人...大概是因为那句，“郭奉孝在，孤不至于此”
大概是天意吧，天意让他为乱世之奸雄，天意让他九州得其六，天意让他统一不了天下，天意让他只能作了周文王，天意让三马共食一槽...
我知看待历史人物需要客观，我知电视剧有历史创作，但还是不免对他心生尊敬，他是个有英雄气概的人....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哈哈，时不我待，华佗治病，我治天下”
“什么是德啊，临阵能制胜，不使将士枉死是德；治国能安民，不使百姓受冻馁之苦是德”
“乱世用人，论才不论德”
“你是君，我是臣，天下只有被含冤的臣，岂有含冤的天子啊”
“我杀人啦”
“委屈的人多啦，一将功成万骨枯，大江东去 尽是流不尽的英雄血”
“天下，皆错看我曹孟德，今日错，明日错，何日 不错”
“悔不该杀那华佗呦”
“为了他们汉室的天下，岂能由我曹操一人说了算”
“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一年年，兴师征战，一年年无功而返，孤今年 六十五喽。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你们都认为，孤 破不了江东 统一不了天下，对吗”
“若天命在孤，就让孤作周文王吧”
“这世上岂有万寿无疆之人寿，却有泽被万民之功业”
“二十年来，孤平黄巾，定河北，征乌桓，收荆州，天下九州得其六，方有今日中原之一统，四海之内英雄 可有谁能胜孤一筹”
“太平，孤看不到咯”
“英雄气概，应有尽时”
“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
“这天下谁也 带不走”
“孤可以终身奉养汉室，也可以永为汉臣，只是 孤原本以为，你我相交二十余载，是可以倾心托付的”
“爹走了你如何自处”
“屋里炭火烧旺些，暖则痛不发”
观《军师联盟之司马懿》有感
二十三集了，曹操去了，我也没有继续看的必要了，虽然有主观因素在内，在曹操还是这部剧是最喜欢的角色。下面感想均来自与电视剧，并非是史实，有可能与历史有差距。
其实之前对曹操的印象，只停留在“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一句话，只停留在他写的《龟虽寿》和《短歌行》，只停留在他喜欢抢别人老婆....
其实现在也是不甚了解的，但总还是觉得对他的印象是有改观的，还是向好的地方改观
应该说 是大有改观，还是向好的地方改观。曹操，曹阿瞒，从魏公到丞相到魏王，九州得其六，他真就做到了三国的第一人，是个英雄。之前知道他屠城的残忍，但现在也觉得他并不是完全把百姓不当回事，甚至说他想统一，让百姓得到一个太平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多疑雄猜，又心狠手辣，对二十年的亦臣亦友的荀彧荀令君痛下杀手，但又在之后哭晕在荀彧对棺上，他联合孙权杀关羽，又在关羽死后下跪痛哭，称其是天下第一义士。有人说他假惺惺的苦，哭荀彧，哭关羽，其实我倒不这么以为，我以为，他心狠是真 ，想杀是真，但痛心也是真，他和刘备不同， 他本就是一个率性而真的人。《赤壁赋》里说，方其破荆州，下江陵，舳舻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最后两集的横槊赋诗让我很受震撼，这是怎样的真英雄呢
自古以来，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最是让人心痛，但英雄迟暮也足以让人心痛。在他说“孤，今年六十五喽”，他说“你们都认为，孤破不了江东，统一不了天下了”，看着白发，想起出场时，他就是由病出场，因不信华佗而杀了华佗，最后也由病而终。在当时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六十五岁实在算高寿了，也就在那时，突然酒理解了他写的诗，比如“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在他得河北时，他说最大的收获是河北的贤才，又向天下广揽人才，以及与郭嘉，与荀彧之间的感情，又理解了他写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只是还是觉得很低落，大概是因为奉孝文若去后，再无可推心置腹之人...大概是因为那句，“郭奉孝在，孤不至于此”
大概是天意吧，天意让他为乱世之奸雄，天意让他九州得其六，天意让他统一不了天下，天意让他只能作了周文王，天意让三马共食一槽...
我知看待历史人物需要客观，我知电视剧有历史创作，但还是不免对他心生尊敬，他是个有英雄气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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