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怎么称呼不同的朝代】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
两周与两汉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年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两晋、两宋与两周类似，都是因异族入侵而陷入衰落和分裂。但是相比位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南”在正统之争中天然居于劣势。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前面对历代王朝的称谓变迁做了简单的梳理，实际上古代并无统一标准，很多时候是混杂并用的，甚至有史家在同一本书中对同一个政权使用不同的称呼方式。而如果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很多时候也是可以通过上下文来理解的。
今天我们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专属名称，但是这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称谓仍然是值得去了解的，每一次变化都体现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观念，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晚报副刊39版，有删改）
参考资料
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文：景行止 转引自： 历史学午餐）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国号”，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元代以前的国号，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还是源于发迹地名，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因此重名在所难免，比如，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所以后人谈及前朝，就不能只提国号，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那么，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
添加前缀“冠名”国号
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
所谓“冠名”法，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前后”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东西南北”，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如西周东周、北宋南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东西南北”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如南朝梁刘孝标《自江州还入石头》诗“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一句，“南楚”与“东汉”就不是实指。
有时候，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虽然比较少见，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炎汉”，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五德转移”，但随着国势日衰，仍不得不“竭力依傍五运说”，所以南朝宋（刘裕建立）和宋朝（赵匡胤建立）又分别被称为“水宋”、“火宋”。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大”、“皇”、“圣”等，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明代朱国桢认为“大元”、“大明”的“大”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我元”“皇明”这类称呼呢？实际上，自汉朝开始，“大”、“皇”、“圣”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人把“有汉”“有明”中的助词“有”解释为“有天下”，实际上“有”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除了“冠名”之外，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如“当涂”指曹魏，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而“典午”对应“司马”，是晋朝的代称。近代则喜欢用“天水一朝”代指赵宋，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如果不是旋起旋灭、影响不大的政权如“冉魏”(公元350-352年,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明夏”（公元1363-1371年，元末明玉珍建立），一般无此必要。
总体而言，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前”和“后”的区分，远不如按“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灵活。在“南朝”、“北朝”普遍使用之前，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魏”最初被称为“后魏”，而宇文氏的“周”则被称为“后周”，只有高氏的“齐”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北齐”。就连萧詧的“梁”，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都被唐人称为“后梁”。但是这样下去“后”就不够用了，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后”来冠名五代政权，而另外发明了“北魏”“北周”和“西梁”的称呼。不过，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比如直到清朝，“后汉”仍常常指刘秀政权。
两周与两汉
东西周原本指地名 东西汉本称“前后”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将“西周”、“东周”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则是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才开始的用法。在此之前，西周、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国语》记载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里的“西周”指的是镐京周围，而“三川”即泾、渭、洛。《春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公羊传》附注：“成周者何？东周也”，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
此外，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所以年代较接近的《战国策》、《史记》中，“西周”、“东周”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
按照通常的解释，之所以用“西周”、“东周”来区分二者，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西周都城镐京在西。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杜预的说法，“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更有说服力。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答案很简单，西周直接称周，而东周分成两段，即春秋与战国。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以鲁纪年，《竹书纪年》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
东周只是“苟延残喘”的续命，而东汉则是“浴火重生”的复兴。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反倒时常受到侵辱。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所以，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前）汉”和“后汉”来区分两汉。“后汉”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后汉书/纪”为名。
据范晔《后汉书》，东汉名士应劭著有《中汉辑序》以论时事，则“中汉”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或许不无“中兴”的寓意。此外，与杜预所谓“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类似，东汉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所以也常用“西京”“东京”代指西汉和东汉，顾炎武称“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而“西汉”“东汉”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宋书》，《天文志》中称“浑仪”是“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百官志》中则有“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的记载，但并不是主流说法。
东晋、南宋与蜀汉
南朝人自称“江左” 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
两晋、两宋与两周类似，都是因异族入侵而陷入衰落和分裂。但是相比位于“天下之中”的东周，东晋、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似乎称“南晋”、“东宋”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东”晋和“南”宋呢？
不用“南”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南”在正统之争中天然居于劣势。因此，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南北”，称西晋为“西朝”或“中朝”，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刘倓、王濛、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宋齐梁陈亦多用“江左”自称。直到唐宋时，人们仍常常以“江左”为南朝的代称。
而“东晋”这一称呼与“东汉”一样，最早见于《宋书》，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此外，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中晋”，如陶渊明《命子》诗云“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显然是模仿“中汉”的用法。
“南宋”和“东晋”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晋”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而“南宋”则不是。实际上，“南宋”这一称谓反倒比“南宋”这个朝代更早出现，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宋”政权的称呼，其后金、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元代以后，“南宋”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
历朝历代中，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魏室姓曹，名之“曹魏”，汉居蜀地，故称“蜀汉”，吴处东南，则为“东吴”，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所以也被称为“季汉”，如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他“建殊功于季汉”，季就是末的意思。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汉”，五代十国还有三个“汉”，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欧阳修《新五代史》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东汉”，这就更加混乱了。因此，“季汉”这个称呼就不如“蜀汉”合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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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专属名称，但是这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称谓仍然是值得去了解的，每一次变化都体现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观念，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北京晚报副刊39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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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街拍，我的信仰》（68元）。从荒木经惟的书中知道森山大道，入手推荐一下。从砂町、佃岛、银座、羽田等东京的街区，到闯遍北关东，本书收录了森山大道亲自挑选的百余幅街拍作品，还收录了他的多年好友仲本刚跟随他在日本各地拍摄时的对谈。在书中，他讲述了自己对抓拍的思考，以及对摄影师这门职业及其诀窍的认识。分享了他对人生、对事业、对周围的人和世界的感悟。本书既是摄影专业的学生和摄影爱好者必备的抓拍入门书，也是了解世界级摄影家森山大道的一把钥匙。
2. 《人类纪里的艺术》（30元）。本书囊括了斯蒂格勒教授受邀两次访问中国美术学院所作的关于数码时代普遍无产化状况下的审美判断和元电影、书写、屏幕与欲望之间的关系的系列讲座；以及在南京大学所作的关于如何克服我们身处其中的“人类纪”的讲座发言。这几场讲座既包含斯蒂格勒教授最新鲜的思考与批判，又牵引出他庞大深厚的哲学框架和系统。
3. 《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35元）。本书是素有 “诗人摄影师”之称的中国著名摄影家严明的首部影像随笔集，也是中国内地首部摄影师创作手札。本书收录了严明自2008年以来的代表作品，包括“我的码头”系列、“大国志”系列等（包括部分从未发表过的部分新作）。全书分四章，以“抉择”“思量”“因果”“恩典”为题，有故事的影像与影像背后的故事互为注脚，延伸出摄影家通过摄影，对各类主题的洞见，也是作者“预感到路走过一半”，对“沿途所受的周济和体恤”，以及“对被称为作品之外的那些万水千山”的一次整体思量。
4. 《电影中的历史传奇》（中英双语，18元）。英文花园系列。本书选取历史题材的电影，以年代为体例．介绍与之相关的古代、中世纪以及近代世界各国的历史传奇。选材浅显易懂、幽默风趣，适合爱好电影，也爱好历史及艺术的学生阅读。
5. 《好莱坞主义：影像民间及其工业化》（19.8元）。站在影像消费者立场，对大众美学观念在好莱坞电影影像中的积淀进行了充分的文化发掘，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思辨其对好莱坞影像生产的支配性影响。
6.《大象席地而坐》（58元）。拍电影时，他叫胡波；写小说时，他叫胡迁。这两个身份如同两条平行线，一直贯穿其创作生涯，构置了两条独具魅力的创作轨迹，直到在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中交叠重合。本书完整收录了这部非凡遗作的三万字电影拍摄剧本，从中可以看到胡迁对文学语言和影像语言敏锐的感知力和表现力。书中还收录了胡迁完成于2011年却从未发表的长篇处女作《小区》。正是这部小说开启了胡迁的文学创作之路，犀利的社会洞察、别具匠心的文本结构和叙事手法都呈现出高度浓缩的戏剧张力，而压抑的基调也铺垫出胡迁在其后小说写作中不断强化的主题：世界是一片荒原。阅读本书犹如观看一场无声电影，他的才华他的锐利他的锋芒，字字句句都是绽爆在白纸上的生命能量。虽然距离胡迁离开已经数年过去，但他仍在以他的缺席、对我们和对这个世界造成影响。为了向这部非凡杰作表达敬意，随书还特别制作了36页电影纪念别册，收集了百余幅《大象席地而坐》电影幕后花絮照片，供喜爱这部电影的读者珍藏。
7.《阅读浪漫小说》（69元）。女权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大众文化理论家总是忽视浪漫主义阅读。他们声称，“浪漫情节”会促进女性读者对男人的依赖，以及对流行文化所传达的压制性意识形态的接受。珍妮斯•拉德威挑战了这一说法，认为批评的注意力必须从孤立地考虑文本本身，转移到阅读背后那复杂的社会事件上。本书因其革新性、突破性的人种志调研方式而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在针对流行艺术的研究领域，本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意义。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破除了流行文化中的消费“神话”，并借此分析了女性读者这一特定群体的审美和消费倾向。
8.《生活的艺术家》（32元）。一直以来，李小龙都以一个功夫高手的形象闻名于世。但本书却告诉读者，李小龙绝不仅仅是一介武夫，他还是出色的哲学家、心理学家、作家、诗人、艺术家、演员、社会学家和灵魂的探求者。他有着明确的人生追求——就是在生活的每个层面都力求完美，成为一个生活的艺术家。在本书中，李小龙畅谈了他对功夫的独到看法和对人生的精妙洞见。这些鲜活的文字透过时空，将一代功夫之王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再现于读者面前。
9.《中日美术关联性研究》（48元）。本书讲述了《鸟毛立女屏风》是关联“丝绸之路文化”的日本东大寺正仓院的珍贵藏品，其鲜明的唐代风格在日本学术界倍受争议，最终定论为日本本土作品。虽疑点重重，作为文化源起国的中国在此项研究中却属于缺失状态。本书对此件屏风的样式、制作进行重新解读并试图以此个案展开更深入地中日美术比较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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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街拍，我的信仰》（68元）。从荒木经惟的书中知道森山大道，入手推荐一下。从砂町、佃岛、银座、羽田等东京的街区，到闯遍北关东，本书收录了森山大道亲自挑选的百余幅街拍作品，还收录了他的多年好友仲本刚跟随他在日本各地拍摄时的对谈。在书中，他讲述了自己对抓拍的思考，以及对摄影师这门职业及其诀窍的认识。分享了他对人生、对事业、对周围的人和世界的感悟。本书既是摄影专业的学生和摄影爱好者必备的抓拍入门书，也是了解世界级摄影家森山大道的一把钥匙。
2. 《人类纪里的艺术》（30元）。本书囊括了斯蒂格勒教授受邀两次访问中国美术学院所作的关于数码时代普遍无产化状况下的审美判断和元电影、书写、屏幕与欲望之间的关系的系列讲座；以及在南京大学所作的关于如何克服我们身处其中的“人类纪”的讲座发言。这几场讲座既包含斯蒂格勒教授最新鲜的思考与批判，又牵引出他庞大深厚的哲学框架和系统。
3. 《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35元）。本书是素有 “诗人摄影师”之称的中国著名摄影家严明的首部影像随笔集，也是中国内地首部摄影师创作手札。本书收录了严明自2008年以来的代表作品，包括“我的码头”系列、“大国志”系列等（包括部分从未发表过的部分新作）。全书分四章，以“抉择”“思量”“因果”“恩典”为题，有故事的影像与影像背后的故事互为注脚，延伸出摄影家通过摄影，对各类主题的洞见，也是作者“预感到路走过一半”，对“沿途所受的周济和体恤”，以及“对被称为作品之外的那些万水千山”的一次整体思量。
4. 《电影中的历史传奇》（中英双语，18元）。英文花园系列。本书选取历史题材的电影，以年代为体例．介绍与之相关的古代、中世纪以及近代世界各国的历史传奇。选材浅显易懂、幽默风趣，适合爱好电影，也爱好历史及艺术的学生阅读。
5. 《好莱坞主义：影像民间及其工业化》（19.8元）。站在影像消费者立场，对大众美学观念在好莱坞电影影像中的积淀进行了充分的文化发掘，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思辨其对好莱坞影像生产的支配性影响。
6.《大象席地而坐》（58元）。拍电影时，他叫胡波；写小说时，他叫胡迁。这两个身份如同两条平行线，一直贯穿其创作生涯，构置了两条独具魅力的创作轨迹，直到在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中交叠重合。本书完整收录了这部非凡遗作的三万字电影拍摄剧本，从中可以看到胡迁对文学语言和影像语言敏锐的感知力和表现力。书中还收录了胡迁完成于2011年却从未发表的长篇处女作《小区》。正是这部小说开启了胡迁的文学创作之路，犀利的社会洞察、别具匠心的文本结构和叙事手法都呈现出高度浓缩的戏剧张力，而压抑的基调也铺垫出胡迁在其后小说写作中不断强化的主题：世界是一片荒原。阅读本书犹如观看一场无声电影，他的才华他的锐利他的锋芒，字字句句都是绽爆在白纸上的生命能量。虽然距离胡迁离开已经数年过去，但他仍在以他的缺席、对我们和对这个世界造成影响。为了向这部非凡杰作表达敬意，随书还特别制作了36页电影纪念别册，收集了百余幅《大象席地而坐》电影幕后花絮照片，供喜爱这部电影的读者珍藏。
7.《阅读浪漫小说》（69元）。女权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大众文化理论家总是忽视浪漫主义阅读。他们声称，“浪漫情节”会促进女性读者对男人的依赖，以及对流行文化所传达的压制性意识形态的接受。珍妮斯•拉德威挑战了这一说法，认为批评的注意力必须从孤立地考虑文本本身，转移到阅读背后那复杂的社会事件上。本书因其革新性、突破性的人种志调研方式而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在针对流行艺术的研究领域，本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意义。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破除了流行文化中的消费“神话”，并借此分析了女性读者这一特定群体的审美和消费倾向。
8.《生活的艺术家》（32元）。一直以来，李小龙都以一个功夫高手的形象闻名于世。但本书却告诉读者，李小龙绝不仅仅是一介武夫，他还是出色的哲学家、心理学家、作家、诗人、艺术家、演员、社会学家和灵魂的探求者。他有着明确的人生追求——就是在生活的每个层面都力求完美，成为一个生活的艺术家。在本书中，李小龙畅谈了他对功夫的独到看法和对人生的精妙洞见。这些鲜活的文字透过时空，将一代功夫之王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再现于读者面前。
9.《中日美术关联性研究》（48元）。本书讲述了《鸟毛立女屏风》是关联“丝绸之路文化”的日本东大寺正仓院的珍贵藏品，其鲜明的唐代风格在日本学术界倍受争议，最终定论为日本本土作品。虽疑点重重，作为文化源起国的中国在此项研究中却属于缺失状态。本书对此件屏风的样式、制作进行重新解读并试图以此个案展开更深入地中日美术比较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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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隋唐楷书百志——当代书法名家学术题跋展”偃师展开幕】17日，“隋唐楷书百志——当代书法名家学术题跋展”偃师展在张海书法艺术馆开幕，展品为千唐志斋博物馆隋唐墓志精品拓片加当代书法名家题跋100件，展期至7月30日。该展是千唐志斋博物馆近年推出的“千唐”文化研究重要成果，融合了古代石刻与现代墨迹两种艺术形式，刚与柔融为一炉、黑与白互为增色，是古今辉映，相得益彰的学术创新。自2020年在千唐志斋博物馆首次展出以来，收到良好的社会文化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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