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更要“养海”】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也是天津至今唯一仍保持传统打鱼作业的的渔村。
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传统与巨变并存。
一早出海打鱼，涨潮回港卖海货，大神堂村的渔民依然保持着传统渔业的诸多风俗。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
昔日的小渔港如今变身现代化码头；过去身披油布衣、划着小木船的渔民住进楼房、开上了小车……靠海吃海的渔民从“捕鱼达人”变身为“旅游业者”。
大神堂村民搬进了楼房
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清晨，位于滨海新区的大神堂在曙光中醒来，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这是天津市150多公里海岸线上最后的一个渔村，也是天津的最东面，“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在这里。
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
每年5月到9月是休渔期，数十条渔船有序地停靠在岸边，有的渔民在梳理修补渔网，有的检查机器设备，休渔期的大神堂码头一片宁静，渔民们休养生息，等待开海的那一天。
大神堂码头上，一条钢壳渔船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艘船长31米，宽5.7米，是这个码头上最大的船。2021年12月，渔民李永全花费280万元购置了这个新型“重器”。
“这是探鱼器，利用3D成像技术能直接看到海底有没有礁石、海产品量大不大、自己的网撒在了哪里，如果有断网还能利用探鱼器找回来。这是北斗卫星，遇险时可以发射信号，救援部门就知道你在哪个方位了。” 在驾驶舱里，李永全“讲解”着他的新船，颇为兴奋，数字雷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李永全的这艘安全系数极高的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49岁的李永全是大神堂村人，18岁便和父亲开着木质捕捞渔船出海打鱼。大神堂是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捕鱼是大神堂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但捕鱼太苦，很多村民转做其他行业，目前大神堂还剩下60多条渔船，100多人靠打鱼为生。
从事了30年的捕鱼生涯，捕鱼的辛苦、危险都是李永全的经历，他曾转行卖过海鲜产品，但在大海上的自由吸引他重回渔民的身份。
“过去用的是无动力帆船，没有天气预报，只凭指南针出海，必须靠经验看好风向算好潮期，有时风大怕危险，更不敢出海作业，极大地制约捕捞效益。现在渔船安装了先进的卫星导航、通讯系统，在海上还能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知，渔民等于有了‘护身符’。”从最初的小木渔船，到现在的钢制渔船，李永全见证了渔业的巨大变化。
海洋环境的改善也是吸引李永全坚持下来的原因，常年与大海为伍，李永全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喜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渔民出海一趟能捕2000多斤鱼，一斤重的海螃蟹也不稀罕。但是由于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渤海的渔业资源一度减少，渔民出海打捞的鱼虾产量越来越低。”
靠海吃海，更要“养海”。随着近年来伏季休渔政策的推行，海洋生态得到修复，渔民捕捞量有所上升。“鱼多了、虾蟹多了，休渔才能捕到更多的鱼，现在每次出海都能捕捞1000多斤。”李永全说。
渔村的昨日
“我是刘翠波，出海打鱼哥，家在汉沽住，文化了解多。”在刘翠波的抖音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
57岁的刘翠波可谓大神堂的“网红”，他写渔家故事，拍短视频，教做渔家菜，办渔家故事和汉沽非遗展览，出版《渔民笔下渔家事》《蔡家堡记忆》等多部著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讲述着大神堂的故事和变化。
刘翠波自小在渔村里长大，儿时，他走出家门十几步就是海边，游泳、在岸边捉小鱼小虾，刘翠波在海边自由快乐地成长。
在刘翠波的印象中，从记事起，爸爸就靠用渔具在海边捕捞海鲜养活一家人，“在海边拉网，落潮的时候网里能收获很多鱼虾海鲜。”刘翠波渐渐长大，十几岁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捕鱼。
出海打鱼很苦。满潮出海满朝归是出海捕鱼的规律，渔民常常在深夜出发，一出海就是几天或十几天，“为了在鱼汛期多捞鱼，一出海就是连轴转，基本上睡不了觉。”刘翠波说，辛苦之外，渔民的“职业病”很多，风湿病、腰腿疼，渔民每天的衣服都是湿答答的。
虽然辛苦，但那个年代，捕鱼的收益颇丰，“一网子下去最多能捞上千万渔获，一天就能赚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海面上几百艘船打着灯连夜干，把海面都照亮了。”
昔日，刘翠波捕鱼的丰收
“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改革开放后，大神堂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的万元户很多，“当时有个笑话，媒婆介绍对象，问对方是想找拿镰刀的，还是拉渔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给渔民，那会儿的渔民都能娶到漂亮媳妇。”
但渐渐的，刘翠波也体会到了海洋环境的变化，由于过度捕捞，大海透支了，刘翠波出海的收获越来越少。“渔船越来越大，渔网越来越细，没过几年，鱼就少多了。”刘翠波说，有时一天捕的鱼几个篮子就装完，最难的时候，连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网红”渔民
我国在东海、黄渤海海域实行全面伏季休渔制度后，大神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李永全用改善渔具的方式提高捕捞量，坚持以捕鱼为生。
刘翠波则换了思路，做起渔业旅游。“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过要换个吃法。”刘翠波说。
上世纪90年代，海产品销售、加工业、出海一日游等产业在沿海区域逐渐发展起来，“我们300多户的小村庄，最多的时候开了20多个海鲜餐馆，顾客吃完了去出海游，观光休闲船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大。”
刘翠波简单改造，把自家木船变成观光休闲船，带着游客出海。游客们拼团出海，基本十个人一条船，除了出海，刘翠波还会给游客展示在船上撒网捕鱼的方式，再熬上一条鲜美的海鱼、做上皮皮虾、虾酱炒鸡蛋等渔家饭，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
刘翠波带着游客出海
目前，大神堂有20多条观光船，与其他的观光船相比，在刘翠波的游船上，可以感受到地道的风土人情。“来我船上的很多外地游客，有时候我唱上几句‘渔家号子’，他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直都想把那些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渔家谚语’‘渔家号子’传承下去，现在还会这些的太少了，我们不能让传统民俗枯竭了。”
2017年，天津市政府要求加强对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改造休闲渔船。刘翠波趁着“渔船更新改造资金补贴”的好政策，贷款投资了70万元，让船厂定制了一艘钢制渔船，“这些年国家对渔民的政策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有贴息贷款，70多万元的新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017年，刘翠波贷款定制的钢制渔船
刘翠波的生活透着海风，透着民俗，每到鱼汛期，很多人慕名去坐刘翠波的渔船。黝黑的面容、纯正的汉沽方言，笑容里透着朴实，刘翠波成了渔民的“形象代言人”，在渔船上，他给游客讲渔家的故事，故事生动细致，让游客了解渔家的生活。
休渔期的时候，刘翠波也不闲着，他拍视频讲渔家故事，收集民俗历史，如今，刘翠波的孩子已经成年，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把更多的经历投入收集传播特色渔家民俗文化上。
休渔期，渔民们修船捕网
刘翠波说，经历了渤海综合治理带来的变化，曾经的风景回来了，如今的生活有滋有味，这些故事，他们还要讲给孩子们听，一起守护海洋，这个蓝色家园。
渔民的新生活
靠海吃海，大神堂有过光辉的历史，也经历了失落。渔民们也意识到，只有让眼前的这片海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才有可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2018年，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响，天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实施了“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禁止非法捕捞等，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随着增殖放流和伏期休渔等措施的深入落实，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
“养海”换回了海洋资源，渔民的思路转变了，有了新想法，纷纷投资水产养殖、开饭店、办冷库、从事海产品加工、水产批发等多种经营模式。
“客悦居海鲜馆”的老板刘宝菊是大神堂村人，父亲也是当地渔民，刘宝菊成年后在村里的网厂上班。
十多年前，看到大神堂村的新变化，刘宝菊盖了三间房，办起了这家饭店。“想要吃海鲜的，北京人经常往天津跑，天津人经常往大神堂跑。”“客悦居海鲜馆”离大神堂码头只有100多米距离，开海的季节，渔船每天能捕获新鲜的海鲜，刘宝菊和渔民商定好，渔民会把当天捕捞的海鲜送来，鲜美的海鲜、渔家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刘宝菊的饭店很是火爆。几年前，刘宝菊又将饭店扩建出10多个包间，“到了开海季，周末或假期都是满的，包间坐不下，我在大厅尽量多摆上桌子，也都坐满了人。”
刘宝菊经营“客悦居海鲜馆”已经20多年了
“大神堂村2000多口人，传统的渔民还剩下100多人，60多条渔船，部分村民充实到二产、三产，有的村民干修船，有的干养殖、育苗，还有的村民开起了渔家乐。靠海吃海，大家还是更愿意做和海有关的事情。”大神堂村所属寨上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寨上街现有现代设施渔业繁育养成企业13家，2021年全街渔业生产总值13458万元，其中海洋捕捞收入5634万元，渔业产业转型收入占比远高于传统捕捞收入。
此外，休闲渔业已成为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动农渔民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神堂将拟推动大神堂渔港提升改造项目：对大神堂外港进行扩建，将渔港建成集渔船停靠、上水、上油、渔船维修和海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渔港。同时，对内港进行提升改造，发展游客休闲、购物、观光、娱乐等项目。
根据规划，大神堂和周边几个渔村进行了整体拆迁。村民们通过宅基地换房，以及补贴等政策，纷纷就近搬入了汉沽城区。对于搬迁出来的人们，政府帮着安置就业；放不下渔船的人，继续拿着捕捞许可证，在近海规定的渔业水域捕捞。
刘翠波从没有想过，自己能住进两室一厅的高楼，社区还有健身广场、小花园。每天晚上，刘翠波都要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去锻炼身体，“以前住的平房又旧又潮，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知足着呢。”
2021年，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坚的首战告捷，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70.4%，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水清滩净，鱼鸥翔集，刘翠波说，他看见过白腰杓鹬等临危鸟类在近海岸的潮间带上栖息觅食……
https://t.cn/A6SP9cBa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也是天津至今唯一仍保持传统打鱼作业的的渔村。
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传统与巨变并存。
一早出海打鱼，涨潮回港卖海货，大神堂村的渔民依然保持着传统渔业的诸多风俗。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
昔日的小渔港如今变身现代化码头；过去身披油布衣、划着小木船的渔民住进楼房、开上了小车……靠海吃海的渔民从“捕鱼达人”变身为“旅游业者”。
大神堂村民搬进了楼房
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清晨，位于滨海新区的大神堂在曙光中醒来，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这是天津市150多公里海岸线上最后的一个渔村，也是天津的最东面，“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在这里。
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
每年5月到9月是休渔期，数十条渔船有序地停靠在岸边，有的渔民在梳理修补渔网，有的检查机器设备，休渔期的大神堂码头一片宁静，渔民们休养生息，等待开海的那一天。
大神堂码头上，一条钢壳渔船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艘船长31米，宽5.7米，是这个码头上最大的船。2021年12月，渔民李永全花费280万元购置了这个新型“重器”。
“这是探鱼器，利用3D成像技术能直接看到海底有没有礁石、海产品量大不大、自己的网撒在了哪里，如果有断网还能利用探鱼器找回来。这是北斗卫星，遇险时可以发射信号，救援部门就知道你在哪个方位了。” 在驾驶舱里，李永全“讲解”着他的新船，颇为兴奋，数字雷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李永全的这艘安全系数极高的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49岁的李永全是大神堂村人，18岁便和父亲开着木质捕捞渔船出海打鱼。大神堂是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捕鱼是大神堂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但捕鱼太苦，很多村民转做其他行业，目前大神堂还剩下60多条渔船，100多人靠打鱼为生。
从事了30年的捕鱼生涯，捕鱼的辛苦、危险都是李永全的经历，他曾转行卖过海鲜产品，但在大海上的自由吸引他重回渔民的身份。
“过去用的是无动力帆船，没有天气预报，只凭指南针出海，必须靠经验看好风向算好潮期，有时风大怕危险，更不敢出海作业，极大地制约捕捞效益。现在渔船安装了先进的卫星导航、通讯系统，在海上还能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知，渔民等于有了‘护身符’。”从最初的小木渔船，到现在的钢制渔船，李永全见证了渔业的巨大变化。
海洋环境的改善也是吸引李永全坚持下来的原因，常年与大海为伍，李永全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喜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渔民出海一趟能捕2000多斤鱼，一斤重的海螃蟹也不稀罕。但是由于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渤海的渔业资源一度减少，渔民出海打捞的鱼虾产量越来越低。”
靠海吃海，更要“养海”。随着近年来伏季休渔政策的推行，海洋生态得到修复，渔民捕捞量有所上升。“鱼多了、虾蟹多了，休渔才能捕到更多的鱼，现在每次出海都能捕捞1000多斤。”李永全说。
渔村的昨日
“我是刘翠波，出海打鱼哥，家在汉沽住，文化了解多。”在刘翠波的抖音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
57岁的刘翠波可谓大神堂的“网红”，他写渔家故事，拍短视频，教做渔家菜，办渔家故事和汉沽非遗展览，出版《渔民笔下渔家事》《蔡家堡记忆》等多部著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讲述着大神堂的故事和变化。
刘翠波自小在渔村里长大，儿时，他走出家门十几步就是海边，游泳、在岸边捉小鱼小虾，刘翠波在海边自由快乐地成长。
在刘翠波的印象中，从记事起，爸爸就靠用渔具在海边捕捞海鲜养活一家人，“在海边拉网，落潮的时候网里能收获很多鱼虾海鲜。”刘翠波渐渐长大，十几岁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捕鱼。
出海打鱼很苦。满潮出海满朝归是出海捕鱼的规律，渔民常常在深夜出发，一出海就是几天或十几天，“为了在鱼汛期多捞鱼，一出海就是连轴转，基本上睡不了觉。”刘翠波说，辛苦之外，渔民的“职业病”很多，风湿病、腰腿疼，渔民每天的衣服都是湿答答的。
虽然辛苦，但那个年代，捕鱼的收益颇丰，“一网子下去最多能捞上千万渔获，一天就能赚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海面上几百艘船打着灯连夜干，把海面都照亮了。”
昔日，刘翠波捕鱼的丰收
“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改革开放后，大神堂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的万元户很多，“当时有个笑话，媒婆介绍对象，问对方是想找拿镰刀的，还是拉渔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给渔民，那会儿的渔民都能娶到漂亮媳妇。”
但渐渐的，刘翠波也体会到了海洋环境的变化，由于过度捕捞，大海透支了，刘翠波出海的收获越来越少。“渔船越来越大，渔网越来越细，没过几年，鱼就少多了。”刘翠波说，有时一天捕的鱼几个篮子就装完，最难的时候，连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网红”渔民
我国在东海、黄渤海海域实行全面伏季休渔制度后，大神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李永全用改善渔具的方式提高捕捞量，坚持以捕鱼为生。
刘翠波则换了思路，做起渔业旅游。“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过要换个吃法。”刘翠波说。
上世纪90年代，海产品销售、加工业、出海一日游等产业在沿海区域逐渐发展起来，“我们300多户的小村庄，最多的时候开了20多个海鲜餐馆，顾客吃完了去出海游，观光休闲船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大。”
刘翠波简单改造，把自家木船变成观光休闲船，带着游客出海。游客们拼团出海，基本十个人一条船，除了出海，刘翠波还会给游客展示在船上撒网捕鱼的方式，再熬上一条鲜美的海鱼、做上皮皮虾、虾酱炒鸡蛋等渔家饭，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
刘翠波带着游客出海
目前，大神堂有20多条观光船，与其他的观光船相比，在刘翠波的游船上，可以感受到地道的风土人情。“来我船上的很多外地游客，有时候我唱上几句‘渔家号子’，他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直都想把那些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渔家谚语’‘渔家号子’传承下去，现在还会这些的太少了，我们不能让传统民俗枯竭了。”
2017年，天津市政府要求加强对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改造休闲渔船。刘翠波趁着“渔船更新改造资金补贴”的好政策，贷款投资了70万元，让船厂定制了一艘钢制渔船，“这些年国家对渔民的政策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有贴息贷款，70多万元的新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017年，刘翠波贷款定制的钢制渔船
刘翠波的生活透着海风，透着民俗，每到鱼汛期，很多人慕名去坐刘翠波的渔船。黝黑的面容、纯正的汉沽方言，笑容里透着朴实，刘翠波成了渔民的“形象代言人”，在渔船上，他给游客讲渔家的故事，故事生动细致，让游客了解渔家的生活。
休渔期的时候，刘翠波也不闲着，他拍视频讲渔家故事，收集民俗历史，如今，刘翠波的孩子已经成年，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把更多的经历投入收集传播特色渔家民俗文化上。
休渔期，渔民们修船捕网
刘翠波说，经历了渤海综合治理带来的变化，曾经的风景回来了，如今的生活有滋有味，这些故事，他们还要讲给孩子们听，一起守护海洋，这个蓝色家园。
渔民的新生活
靠海吃海，大神堂有过光辉的历史，也经历了失落。渔民们也意识到，只有让眼前的这片海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才有可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2018年，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响，天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实施了“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禁止非法捕捞等，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随着增殖放流和伏期休渔等措施的深入落实，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
“养海”换回了海洋资源，渔民的思路转变了，有了新想法，纷纷投资水产养殖、开饭店、办冷库、从事海产品加工、水产批发等多种经营模式。
“客悦居海鲜馆”的老板刘宝菊是大神堂村人，父亲也是当地渔民，刘宝菊成年后在村里的网厂上班。
十多年前，看到大神堂村的新变化，刘宝菊盖了三间房，办起了这家饭店。“想要吃海鲜的，北京人经常往天津跑，天津人经常往大神堂跑。”“客悦居海鲜馆”离大神堂码头只有100多米距离，开海的季节，渔船每天能捕获新鲜的海鲜，刘宝菊和渔民商定好，渔民会把当天捕捞的海鲜送来，鲜美的海鲜、渔家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刘宝菊的饭店很是火爆。几年前，刘宝菊又将饭店扩建出10多个包间，“到了开海季，周末或假期都是满的，包间坐不下，我在大厅尽量多摆上桌子，也都坐满了人。”
刘宝菊经营“客悦居海鲜馆”已经20多年了
“大神堂村2000多口人，传统的渔民还剩下100多人，60多条渔船，部分村民充实到二产、三产，有的村民干修船，有的干养殖、育苗，还有的村民开起了渔家乐。靠海吃海，大家还是更愿意做和海有关的事情。”大神堂村所属寨上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寨上街现有现代设施渔业繁育养成企业13家，2021年全街渔业生产总值13458万元，其中海洋捕捞收入5634万元，渔业产业转型收入占比远高于传统捕捞收入。
此外，休闲渔业已成为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动农渔民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神堂将拟推动大神堂渔港提升改造项目：对大神堂外港进行扩建，将渔港建成集渔船停靠、上水、上油、渔船维修和海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渔港。同时，对内港进行提升改造，发展游客休闲、购物、观光、娱乐等项目。
根据规划，大神堂和周边几个渔村进行了整体拆迁。村民们通过宅基地换房，以及补贴等政策，纷纷就近搬入了汉沽城区。对于搬迁出来的人们，政府帮着安置就业；放不下渔船的人，继续拿着捕捞许可证，在近海规定的渔业水域捕捞。
刘翠波从没有想过，自己能住进两室一厅的高楼，社区还有健身广场、小花园。每天晚上，刘翠波都要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去锻炼身体，“以前住的平房又旧又潮，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知足着呢。”
2021年，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坚的首战告捷，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70.4%，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水清滩净，鱼鸥翔集，刘翠波说，他看见过白腰杓鹬等临危鸟类在近海岸的潮间带上栖息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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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敦煌莫高窟壁画里的“冬奥会”】
《中国日报》2月8日三版，对敦煌莫高窟壁画与冬季运动的相似性进行了报道。
此前，《中国日报》对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进行了采访。
问：敦煌壁画上都有哪些运动场景？这些运动有部分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您认为这对敦煌文化的传播有哪些影响？
答：壁画中保存了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我国古代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场景，包括竞技类的射箭、摔跤、相扑、体操、技巧、游泳、跳水、跳跃、举重、棋弈、投掷、马术、马球、击剑，以及健身养生类的对弈、气功、武术和杂技玩耍、智力游戏等活动场景的画面，内容几乎涵盖现代体育的各个门类，反映出古代的体育文化，这是敦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运动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部分运动项目，这是敦煌文化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鲜活实例。而且这对敦煌文化接近普通百姓，拉进敦煌文化与人的距离感是很有帮助的。
问:敦煌莫高窟第249窟上的类似运动的场景刻画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当时是为了什么画的？
答：这个洞窟是北魏末到西魏时候的，换成时间的话是在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初，它顶上画的最初原型是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它的功能用途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一种认为它是中国传统道家的神话人物形象，另一种认为它是佛教的“天神”、“飞天”的中国式的形象。我更倾向于它表达的是佛教的思想，因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是有采纳和吸收的。所以，它们在洞窟中是脱离了原来的中国传统神话的语境被佛教吸收，成为佛教的护法神明，还是中国传统的神像思想和佛教信仰融合，这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天人有各种动作，有的在手持乐器，有的在弹奏，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歌唱，如果在佛教的语境下的话，他们都是歌舞娱佛，也是一种供养佛的一种形式。如果把他们具体的姿势动作解读成从事体育运动，因为没有放在具体语境下，所以是不太严谨的，也有点过度解读。
问：之前有看到您2008年写的文章。您有写到249和290这两个窟运动元素比较多，那您是否能够帮我们解读一下当时人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壁画？
答：290窟比249窟要晚一点，290窟顶壁画是画的是佛传故事。我们知道释迦摩尼在历史上它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那么他后来涅槃以后，因为佛教信仰传播的需要，他的这些弟子们要把他的这些真实的经验进一步神化，其中就牵扯到说他年轻的时候是力大无穷，他的妻子是貌美无比，邻国的公主他们好多人都在慕名而来，比武招亲。这个过程中，他就有好多射箭、摔跤等等这些，甚至还有马术上的一些场景。画面中的表现也就神化了，像一箭射七鼓，一只箭把七面铜鼓一箭穿透，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但是它的画面画出来了。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些基本动作，拉弓射箭的基本动作，或者那种架子上挂靶子等这些又在反映生活，就是反映了古代的时候体育生活的一些元素，那么包括290窟的摔跤画面，两个人在那发力的时候，虽然是背对着观者的，但是能看出来是真实的。比如我们在看摔跤比赛的一下子肌肉隆起，后背脊线，就有画家就很浓重的一笔感觉在发力，他把这个瞬间刻画出来了，像249窟窟顶，还有骑在马上投标枪，还有反身射虎的拉弓拉满弓的那一瞬间，这些我们不能说是它是一种单纯的体育，它就是体育也来源于生活。
它是从人类基本的日常生活中，给它提炼出来，这些画面中我们看到了跟体育活动，后来成为奥林匹克体育的一种相似的这种画面。
当然有些东西随着古代奥林匹克或者健身运动的兴趣，就从这里头进一步剥离升华起来了。290窟实际上表现释迦摩尼佛传记的窟顶，它的窟顶是一个像人字披一样横着的人字披，定东披西披，它用87个画面表现释迦摩尼从他母亲怀胎，一直到他涅槃，一生的故事就用87个画面，其中表现他在出家前在这成长过程中和在求婚过程中，这些里头就有一些这种表现竞技的画面，体育田径甚至跟体操这些相似的这些画面。
到后五代时期的第61窟也是为了表现他的传记里面就有拿剑一剑下去以后，他那一箭下去就7只竹子就断了，他给你动作的时候，好像那种定格似的，那种击剑的那种场面，还有夸张的马上的马术，还有站着马上左右开弓的那些。它与我们的奥林匹克的“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追求的愿望是一致的。这种冲破人体自身限制这种理想和这种愿景跟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的一样的，它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后，它的最终目的也是跟信仰敬神的一种，后来慢慢成为一种娱乐化。所以这个上面有一些东西它还是有一些共通的，从这个角度上，不是单纯的就是为了体育，敦煌壁画中，他画的这些他都要围着宣传佛教思想，这些场景里面除去宗教外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好多生活的方法。
问：那些形象您觉得他当时是对一种生活上的记录，或者说是对于生活上的一些期待，您觉得这个方面应该怎么解释呢？
答：这个它是表现造神运动之中，画工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一方面是经文中他要需要，另一方面他要画出形象，他肯定跟他自己熟悉的生活中的这些健身体育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画出来了，所以这里头有一定的现实性，但他不是为了单纯的表现体育场景，在生活中的这些东西是他观察到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健身运动、武术这种“百戏”里的这些，动作和场景它是有的。所以就是说投射到壁画中，今天来说，这是反映了当时很大程度体育的场景是没问题的。
问:也就是说这种形象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的是吗？
答：对，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甚至这有些像角抵、摔跤或相扑场景还是写实的，基本上也就是一种形象的场景的一种定格。有些是高于生活的，可能就想象表现你打过去的时候，他手上驮的一个小象，经文中也说他把一个象就扔出城来了，那画面就画一个就是右手托一个象，还有托的一个鼎，一个大锅一样的顶，那么这就是高于生活了，但是他反映他的这种举重的意识的力量感，他还是跟生活中的这种意愿还是相通的。
问：我们知道冬奥会的滑雪跳台还有火炬的设计都有飞天壁画的元素，那么您可以给我们讲一下飞天壁画它的一些创作的过程包括背后的寓意吗？
答：“飞天”这个词从名称，到对他的理解到他的表现其实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飞天”本身它这个词是中国人创造的，最早出现在杨炫之的《洛阳迦南纪》里面。第一次出现飞天这个词，这个它原本在佛教里面它是佛教的供养天人，在佛国世界里面，通过歌舞美妙的歌音、歌声、歌舞用来供养佛的这些天人，它很早在印度佛教艺术就出现了。
然后佛教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以后，把这些形象吸收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印度佛教艺术时候，印度里头它形象它就是天人，他跟基督教里面天使不一样，基督教天使都是有翅膀的，但是佛教的天人他没有翅膀。最早在印度的时候，这种天人已经出现了，但是印度式的肥臀、丰胸、细腰等这种感官性很强的，沿着丝路一路向东传，经得到经过新疆以后，又吸收了一些西亚、波斯的甚至更西边的一些这种文化，所以我们在新疆的时候能看到这些飞天的时候，它的形体还比较僵硬，体态还是略微丰满，但是已经那种感官性已经不像在印度那么强了。早期它还是像一个大写的U字型那种到传到敦煌早期的时候，从北朝晚期到隋代开始，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也是进一步受中国传统的神仙的思想，中国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比较含蓄的审美观影响。那么就那些丰胸、肥臀这种很具感官力的东西，慢慢就简化了。到隋代的时候已经变成敦煌壁画中的这种、体现出中国式的这种飞天的形象了。
通过飘扬的飘带和翻转的衣裙来衬托，我们中国式的飞天到敦煌壁画到隋代开始，我们往往看不出他的身材，这时候只看到它长长的飘带和翻转的衣裙，它就是营造这种轻盈、凌空飞翔的姿态，是这种变化。所以飞天里头那么在敦煌的时候已经逐渐中国化了，身材修长，衣裙飘带也刻意表达了。
还有一些在莲花中间，那么现在经过少年岁月的洗涤，有些变色了，有些褪色了，所以给人感觉出来好像把她的当初的线描的那些东西进一步突出了，她身上的那些晕染那些色块，有红的变黑了，浅的就变淡了，所以我们感觉出来有些动作就很夸张了。
问：在今年的奥运会火炬上面，它设计的是有敦煌相关元素在里边，比如说像祥云这些的，您怎么看待这种创意？
答：可以把飞天跟火炬结合起来这种创意也挺好的，从把历史和当代联合，飞天本身也寄托的，人自由和美的这种象征，对人生冲破人类极限，像这种这跟奥运这种更快更高更强的这种意愿也可以结合起来。
因为这个东西毕竟不是搞学术研究，我们只要不要过度的解决，但是它里头像这个设计的意念上，我觉得很好，这也是对这种传统文化的一种创新性发展，创造性继承。
问：您觉得这些壁画对于当代的这些美学上面的贡献有哪些呢？
答：我觉得这些灵感元素都很好，敦煌文化与敦煌壁画的元素不仅仅在体育上，你看在服装上，在传统图案上，当年常莎娜设计的人民大会堂的装饰图案，包括甘肃厅好多，我觉得这就是佛教本身它是否定现实的对吧？
对人类情感它是要灭欲是吧？咱们都知道要追求一种空的进行灭欲，但是佛教在传播佛教艺术的时候，他这也是个悖论，他最美的形象最美的图案，一切能打动人的心灵和审美的才能传播，他的宗教理想是一种否定现实情感，但是他的传播过程中它也是用最具情感的方式，那么最情感的方式是美。人类对美的这种追求和对美的这种愉悦感，这是共同的。
那么所以这个里头它就有最美的元素，那么今天我们抛开这些宗教的外衣，看这些图案它本身体现出这种质朴的这种美感，或者是人类对这种美的向往，这种创造和现在今天的对奥运理想的追求。人类不同的民族不同文化，通过奥运来在一起达到这种包容与理解，这种是共同的这个东西还是依然有生命力的。
来源：中国日报网
《中国日报》2月8日三版，对敦煌莫高窟壁画与冬季运动的相似性进行了报道。
此前，《中国日报》对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进行了采访。
问：敦煌壁画上都有哪些运动场景？这些运动有部分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您认为这对敦煌文化的传播有哪些影响？
答：壁画中保存了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我国古代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场景，包括竞技类的射箭、摔跤、相扑、体操、技巧、游泳、跳水、跳跃、举重、棋弈、投掷、马术、马球、击剑，以及健身养生类的对弈、气功、武术和杂技玩耍、智力游戏等活动场景的画面，内容几乎涵盖现代体育的各个门类，反映出古代的体育文化，这是敦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运动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部分运动项目，这是敦煌文化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鲜活实例。而且这对敦煌文化接近普通百姓，拉进敦煌文化与人的距离感是很有帮助的。
问:敦煌莫高窟第249窟上的类似运动的场景刻画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当时是为了什么画的？
答：这个洞窟是北魏末到西魏时候的，换成时间的话是在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初，它顶上画的最初原型是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它的功能用途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一种认为它是中国传统道家的神话人物形象，另一种认为它是佛教的“天神”、“飞天”的中国式的形象。我更倾向于它表达的是佛教的思想，因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是有采纳和吸收的。所以，它们在洞窟中是脱离了原来的中国传统神话的语境被佛教吸收，成为佛教的护法神明，还是中国传统的神像思想和佛教信仰融合，这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天人有各种动作，有的在手持乐器，有的在弹奏，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歌唱，如果在佛教的语境下的话，他们都是歌舞娱佛，也是一种供养佛的一种形式。如果把他们具体的姿势动作解读成从事体育运动，因为没有放在具体语境下，所以是不太严谨的，也有点过度解读。
问：之前有看到您2008年写的文章。您有写到249和290这两个窟运动元素比较多，那您是否能够帮我们解读一下当时人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壁画？
答：290窟比249窟要晚一点，290窟顶壁画是画的是佛传故事。我们知道释迦摩尼在历史上它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那么他后来涅槃以后，因为佛教信仰传播的需要，他的这些弟子们要把他的这些真实的经验进一步神化，其中就牵扯到说他年轻的时候是力大无穷，他的妻子是貌美无比，邻国的公主他们好多人都在慕名而来，比武招亲。这个过程中，他就有好多射箭、摔跤等等这些，甚至还有马术上的一些场景。画面中的表现也就神化了，像一箭射七鼓，一只箭把七面铜鼓一箭穿透，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但是它的画面画出来了。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些基本动作，拉弓射箭的基本动作，或者那种架子上挂靶子等这些又在反映生活，就是反映了古代的时候体育生活的一些元素，那么包括290窟的摔跤画面，两个人在那发力的时候，虽然是背对着观者的，但是能看出来是真实的。比如我们在看摔跤比赛的一下子肌肉隆起，后背脊线，就有画家就很浓重的一笔感觉在发力，他把这个瞬间刻画出来了，像249窟窟顶，还有骑在马上投标枪，还有反身射虎的拉弓拉满弓的那一瞬间，这些我们不能说是它是一种单纯的体育，它就是体育也来源于生活。
它是从人类基本的日常生活中，给它提炼出来，这些画面中我们看到了跟体育活动，后来成为奥林匹克体育的一种相似的这种画面。
当然有些东西随着古代奥林匹克或者健身运动的兴趣，就从这里头进一步剥离升华起来了。290窟实际上表现释迦摩尼佛传记的窟顶，它的窟顶是一个像人字披一样横着的人字披，定东披西披，它用87个画面表现释迦摩尼从他母亲怀胎，一直到他涅槃，一生的故事就用87个画面，其中表现他在出家前在这成长过程中和在求婚过程中，这些里头就有一些这种表现竞技的画面，体育田径甚至跟体操这些相似的这些画面。
到后五代时期的第61窟也是为了表现他的传记里面就有拿剑一剑下去以后，他那一箭下去就7只竹子就断了，他给你动作的时候，好像那种定格似的，那种击剑的那种场面，还有夸张的马上的马术，还有站着马上左右开弓的那些。它与我们的奥林匹克的“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追求的愿望是一致的。这种冲破人体自身限制这种理想和这种愿景跟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的一样的，它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后，它的最终目的也是跟信仰敬神的一种，后来慢慢成为一种娱乐化。所以这个上面有一些东西它还是有一些共通的，从这个角度上，不是单纯的就是为了体育，敦煌壁画中，他画的这些他都要围着宣传佛教思想，这些场景里面除去宗教外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好多生活的方法。
问：那些形象您觉得他当时是对一种生活上的记录，或者说是对于生活上的一些期待，您觉得这个方面应该怎么解释呢？
答：这个它是表现造神运动之中，画工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一方面是经文中他要需要，另一方面他要画出形象，他肯定跟他自己熟悉的生活中的这些健身体育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画出来了，所以这里头有一定的现实性，但他不是为了单纯的表现体育场景，在生活中的这些东西是他观察到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健身运动、武术这种“百戏”里的这些，动作和场景它是有的。所以就是说投射到壁画中，今天来说，这是反映了当时很大程度体育的场景是没问题的。
问:也就是说这种形象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的是吗？
答：对，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甚至这有些像角抵、摔跤或相扑场景还是写实的，基本上也就是一种形象的场景的一种定格。有些是高于生活的，可能就想象表现你打过去的时候，他手上驮的一个小象，经文中也说他把一个象就扔出城来了，那画面就画一个就是右手托一个象，还有托的一个鼎，一个大锅一样的顶，那么这就是高于生活了，但是他反映他的这种举重的意识的力量感，他还是跟生活中的这种意愿还是相通的。
问：我们知道冬奥会的滑雪跳台还有火炬的设计都有飞天壁画的元素，那么您可以给我们讲一下飞天壁画它的一些创作的过程包括背后的寓意吗？
答：“飞天”这个词从名称，到对他的理解到他的表现其实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飞天”本身它这个词是中国人创造的，最早出现在杨炫之的《洛阳迦南纪》里面。第一次出现飞天这个词，这个它原本在佛教里面它是佛教的供养天人，在佛国世界里面，通过歌舞美妙的歌音、歌声、歌舞用来供养佛的这些天人，它很早在印度佛教艺术就出现了。
然后佛教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以后，把这些形象吸收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印度佛教艺术时候，印度里头它形象它就是天人，他跟基督教里面天使不一样，基督教天使都是有翅膀的，但是佛教的天人他没有翅膀。最早在印度的时候，这种天人已经出现了，但是印度式的肥臀、丰胸、细腰等这种感官性很强的，沿着丝路一路向东传，经得到经过新疆以后，又吸收了一些西亚、波斯的甚至更西边的一些这种文化，所以我们在新疆的时候能看到这些飞天的时候，它的形体还比较僵硬，体态还是略微丰满，但是已经那种感官性已经不像在印度那么强了。早期它还是像一个大写的U字型那种到传到敦煌早期的时候，从北朝晚期到隋代开始，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也是进一步受中国传统的神仙的思想，中国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比较含蓄的审美观影响。那么就那些丰胸、肥臀这种很具感官力的东西，慢慢就简化了。到隋代的时候已经变成敦煌壁画中的这种、体现出中国式的这种飞天的形象了。
通过飘扬的飘带和翻转的衣裙来衬托，我们中国式的飞天到敦煌壁画到隋代开始，我们往往看不出他的身材，这时候只看到它长长的飘带和翻转的衣裙，它就是营造这种轻盈、凌空飞翔的姿态，是这种变化。所以飞天里头那么在敦煌的时候已经逐渐中国化了，身材修长，衣裙飘带也刻意表达了。
还有一些在莲花中间，那么现在经过少年岁月的洗涤，有些变色了，有些褪色了，所以给人感觉出来好像把她的当初的线描的那些东西进一步突出了，她身上的那些晕染那些色块，有红的变黑了，浅的就变淡了，所以我们感觉出来有些动作就很夸张了。
问：在今年的奥运会火炬上面，它设计的是有敦煌相关元素在里边，比如说像祥云这些的，您怎么看待这种创意？
答：可以把飞天跟火炬结合起来这种创意也挺好的，从把历史和当代联合，飞天本身也寄托的，人自由和美的这种象征，对人生冲破人类极限，像这种这跟奥运这种更快更高更强的这种意愿也可以结合起来。
因为这个东西毕竟不是搞学术研究，我们只要不要过度的解决，但是它里头像这个设计的意念上，我觉得很好，这也是对这种传统文化的一种创新性发展，创造性继承。
问：您觉得这些壁画对于当代的这些美学上面的贡献有哪些呢？
答：我觉得这些灵感元素都很好，敦煌文化与敦煌壁画的元素不仅仅在体育上，你看在服装上，在传统图案上，当年常莎娜设计的人民大会堂的装饰图案，包括甘肃厅好多，我觉得这就是佛教本身它是否定现实的对吧？
对人类情感它是要灭欲是吧？咱们都知道要追求一种空的进行灭欲，但是佛教在传播佛教艺术的时候，他这也是个悖论，他最美的形象最美的图案，一切能打动人的心灵和审美的才能传播，他的宗教理想是一种否定现实情感，但是他的传播过程中它也是用最具情感的方式，那么最情感的方式是美。人类对美的这种追求和对美的这种愉悦感，这是共同的。
那么所以这个里头它就有最美的元素，那么今天我们抛开这些宗教的外衣，看这些图案它本身体现出这种质朴的这种美感，或者是人类对这种美的向往，这种创造和现在今天的对奥运理想的追求。人类不同的民族不同文化，通过奥运来在一起达到这种包容与理解，这种是共同的这个东西还是依然有生命力的。
来源：中国日报网
#苏大康##苏大爱# 健康就是❤️！爱运动就是爱生活！
苑海燕坚持游泳锻炼十多年了，第一次来到南京五台山游泳馆，场馆张贴的一张《全国游泳锻炼等级标准》吸引了苑海燕和同行伙伴的注意，他们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游泳水平应该能符合“银海豚”标准，而闪耀的金海豚标准，则激起了他们提高泳技、一举摘金的斗志。
苑海燕和泳友给自己的小团队命名五台山金银海豚队，追求“教科书”般泳姿的苑海燕很快成为了团队的标杆和训练“教官”。这是一支走“技术流”的高水平民间泳队，他们购置了智能手环来记录平均配速、划距及划频等运动数据，还借来了简易水下摄影机，捕捉每个人的水下泳姿，用数据对比标准精准改进。经过两个月的科学训练，在2020年8月8日全民健身日五台山游泳馆组织的游泳等级达标测试中，苑海燕和泳友们一举斩获5个一级金海豚、3个二级银海豚证书。“很欣慰，游泳这么多年，终于在五台山这个专业环境中，得到了金、银海豚的认定”苑海燕感慨道。
苑海燕队伍精益求精的态度感染了其他泳客，他们与苑海燕等人共同畅游、相互切磋。金银海豚队队员的孙辈也纷纷受到鼓舞，立志摆脱“旱鸭子”成为五台山游泳馆的小小金银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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