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较为青睐的花】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花卉植物，花卉大国”之桂冠或许非中国莫属。不论是花卉种类、名品数量，还是价值利用、盆景开发，中国都曾领先世界。其中，原产品种梅、兰、菊、牡丹最具代表性，为古人最爱。
　　梅花被古人称为“天下尤物”
　　如果问历代古人都青睐的花卉是哪种，梅花堪称第一。用宋代文人范成大在《梅谱》中的说法，叫“梅，天下尤物”。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梅子最晚在五六千年前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在新石器早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上，便曾发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梅核。《诗经·召南·摽有梅》一诗已有：“摽有梅，其实七兮。”意思是，用竹竿去打梅子吧，树上只剩七个梅子了。
　　先秦人视梅与盐一样的重要，梅子是上等酸味调料。《尚书·商书·绝命上》中称：“若作和羹，尔唯盐梅。”但是，将梅作一种名贵花卉来栽植应在汉代。据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西汉皇家园林上林苑内有“梅七：朱梅、紫叶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
　　梅作一种观赏花卉是在汉魏以后。据南宋文人、赏梅专家杨万里考证，在南北朝时，梅花“始一日以花闻天下”（《洮湖和梅诗序》）。到唐代，梅花已全面受宠，明张之象所编的《唐诗类苑》中咏梅唐诗达52首，仅次于牡丹。
　　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原创花艺一绝的“盆景”已经出现，时称“盆栽”，被移植进花盆里的梅花称为“盆梅”。被误传为苏东坡妹婿、苏小妹丈夫的秦少游就非常喜欢盆梅，曾作《梅花百咏》，其中《盆梅》诗称：“花发圆盆妙入神，静观意思一团真……”
　　在宋代，梅花成为养花人一致的首选品种。范成大《梅谱》称：“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这有无多少，绵不系重轻。”大概意思是，家里养花，其他品种可有可无，多点少点都不要紧，但不能少了梅花。宋人爱梅几至痴迷，北宋诗人林逋便号称“梅妻鹤子”。
　　明清时期，梅的文化内涵被进一步发掘，清嘉庆时文人苏灵曾将盆景植物分为“四大家”、“七贤”、“十八学士”和“花草四雅”等四大类，梅花被排在“十八学士”之首。
　　到了近现代，梅花仍为群芳之首。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内政部呈行政院为拟定梅花为国花请核转鉴核施行文》中，拟定梅花为国花的理由之一，是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概，颇足为国民独立自由精神之矜式”。这，或许就是古今中国人均爱梅花的重要原因！
　　兰花被古人誉为“天下第一香”
　　在古人所喜爱的花卉中，以香味独特而受到青睐的首推兰花。古人认为，兰花姿态秀美，芳香馥郁，故誉之为“香祖”，又有“天下第一香”的说法。北宋文人、书法家黄庭坚在《书幽芳亭》中称：“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
　　其实，兰花的“国香说”，最早并非出自黄庭坚之口，《左传·宣公三年》里便出现“兰有国香”之语。其典为：郑穆公的母亲燕姞未被郑文公宠幸前，仅是一名贱妾，一次她的祖先托梦给她，告诉她将有“兰”这个儿子。并提醒她，兰花的香味在全国数第一，佩带兰花，别人就会像爱兰花一样地爱上你。果然燕姞不久后即受郑文公宠幸，并生下了儿子，取名“兰”，此即郑穆公。
　　先秦名人中，给兰花评价最高的名人是儒家圣人孔子。《孔子家语》一书里，多处提到孔子对兰花的赞美：“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兰花的人工栽植也是到唐宋时才趋于普遍。在唐代文人中，对兰花最有心得的当是诗人王维。王维是制作兰花盆景的高手，他对花盆特讲究，后唐冯贽《云仙杂记》中“贮兰蕙”条称：“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
　　北宋黄庭坚也是兰花专家，他主张种兰必须选用沙石，其在《幽芳亭》中写道：“兰蕙丛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由于兰花的普及，宋代画兰之风遂兴，郑所南便是一位以画兰花出名的南宋画家。宋代宁波人赵时庚还写出了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漳谱》，同时期类似的著作还有《兰谱》、《兰易》等。但兰花最受人们欢迎、研究最深入的时代是在明清时期，《兰史》、《罗篱斋兰谱》、《第一香笔记》、《兰蕙同心录》、《兰蕙镜》、《兰言述略》、《艺兰四说》等研究兰花的论著，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古人为何这么推崇兰花？原因大概全在孔子的话里——兰花“不以无人而不芳”，这是优秀人品的象征。
　　菊花是古人最早开发药用功能的花卉
　　相对来说，在古人喜爱的花卉中，比较平民化的是菊花。春、夏、秋、冬四皆可赏菊，但什么样的菊花为贵，古人有相对一致的标准，这就是清初陈淏子《花镜》中的观点：菊花“究竟开于秋冬者为正，以黄为贵”。
　　菊花的别称很多，有近20种，女华、延年客、更生、朱赢、女茎、金蕊等，都是菊花的异名。菊花也是先秦时即进入人们生活的，《礼记·月令》中称，晚秋“鞠有黄华”；“鞠”通“菊”，意思是晚秋时节，菊开出黄花。
　　与梅花一样，古人之所以很早就认识菊花，与对其食用价值的较早开发和利用有关。早期，古人更看重菊花的食用价值，而非用于观赏。屈原《楚辞·离骚》中便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到了汉代，菊花的药用功能得到进一步认识。《神农本草经》中即称，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其别称“延年客”，即因此而来。
　　魏晋时，菊花的观赏价值得到肯定。这一时期，把菊花赏出品位和境界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文人陶渊明。其在《饮酒》诗之五中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菊花的身价和地位暴涨，菊花从此成为中国文人赏玩的珍贵花卉。“九华菊”是陶渊明最为欣赏的菊花良品之一，《花镜》一书释名菊达152种，其中就有九华菊。此菊，花大心黄，白瓣，花朵达两寸半，清香异常，越人又称为“大笑菊”。
　　到了宋代，菊花已由室外露天栽培发展到室内盆栽，成为“盆菊”，中国第一部菊花专著《菊谱》即为宋人刘蒙所撰。明清时期，人们对菊花的研究更有热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中，记菊达270种，分为黄、白、红，粉红、异品等种类。
　　牡丹是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
　　在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是“花中之王”牡丹花。古时有“南梅花，北牡丹”的说法，牡丹在隋唐以后，备受北方贵族的喜爱，并以唐人为最。
　　“牡丹”一名最早出现在曾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的东晋山水诗人、世称“谢康乐”的谢灵运笔下，《谢康乐集》中有这样的说法：“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
　　牡丹得名，说法不一。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称：“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事实上，牡丹初无名，秦汉依芍药名，称为木芍药，且始有木、草之分，芍药则对应地称为草芍药，后人誉它们为“花中二绝”。
　　牡丹正式当上“花中之王”并获“国色天香”之美誉，是在隋唐时期。唐代诗人刘禹锡《赏牡丹》一诗，最能代表唐人对牡丹的喜爱之情：“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开花时节动京城。”
　　牡丹的“百两金”、“富贵花”等别称，都是隋唐时叫开的。栽植、观赏牡丹，以唐开元年间为盛，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杨玉环最爱牡丹花，李白《清平调》中咏牡丹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是李隆基带着杨玉环月下赏花时，应诏进宫的李白即景随性而作。
　　到了宋代，长安牡丹输给了洛阳牡丹。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称，“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称“洛阳花”，即源于此。
　　洛阳牡丹之盛，民间认为要感谢武则天。传说，有一年武则天雪中赏梅，一时心血来潮，希望“冬天百花开”。手书圣旨一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次日，御花园里啥花都开，独牡丹不放。一怒之下，武则天把牡丹贬出长安，扔于洛阳北郊邙山上。
　　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但让牡丹及其他花卉反季节开放在唐代已完全可能。据《续仙传》记载，有一个叫殷七七的唐代道士就有调节花期的技术，“能开非时花”。当时，为花木建温室或是将花卉放在浴堂里养已不鲜见，李白《春葺新居》诗句：“看惯温室树，饱识浴堂花”，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

古典文学作品选读93：有甲欲谒见邑宰，问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语曰：＂好巜公羊传》。＂后入见，令问：＂君读何书？＂答曰：＂惟业巜公羊传》。＂试问：＂谁杀陈他者？＂甲良久对曰：＂平生实不杀陈他。＂令察谬误，因复戏之曰：＂君不杀陈他，请是谁杀？＂于是大怖，徒跣出走。 人问其故，乃大语曰：＂见明府，便以死事见访，后直不敢复来，遇赦当出耳。
---《魏晋南北朝小说•笑林．谁杀陈他.邯郸淳》

从前有一位（路人甲）打算拜见县官，便向县官身边的人打探道：＂县令大人有什么爱好？＂有人告诉甲说：＂喜欢读巜公羊传》。＂后来甲进县衙见到县令，县令问道：＂先生平时读什么书？＂甲回答说：＂专门研究巜公羊传》。＂县令问：＂是谁杀了陈他？＂甲思忱好长时间想了个答案：＂我确实是从来都没有杀过陈他。＂县令觉察到此人的荒唐可笑，借机又开玩笑地问道：＂先生如果没有杀陈他，那请问到底是什么人杀了陈他？＂甲这时候已经非常害怕，吓得连鞋子都没穿，光着脚就落荒而逃。

人们问甲这是怎么回事，甲又吹大话告诉大家：＂我跟县令大人见了个面，县令一上来就询问我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要案，谈到我简直不敢再回答县令的问话，亏得当场免除了我的刑罚才能出这县衙的大门！

#親君笧##古代言情##竹林七贤# 《親君笧》隨筆（46）：「竹林七賢」是歷代畫家喜愛的繪畫題材，最著名的是唐代畫家孫位畫的《高逸圖》。其實，所有畫家畫的「竹林七賢圖」都是僅就「竹林七賢」的字面意義作出圖解式的描繪，未能畫出「竹林七賢」真正的本義。唯有在書法藝術的表現上真正體現了「玄學清談」的精神，這種精神在後來的元人繪畫裡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竹林七賢指的是三國魏正始年間（240—249），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賢之稱。因常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輝縣一帶）竹林之下，喝酒、縱歌，肆意酣暢，世謂七賢，後與地名竹林合稱。
對此王曉毅先生在《竹林七賢考》（《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通過檢索佛教經典《大正藏》的相關譯名，認為「竹林」系東晉士人附會佛教經典的觀點值得商榷。韓格平先生在《竹林七賢名義考辨》（《文學遺產》，2003年第2期）一文中也認為，「竹林七賢」的命名與僧徒解經的格義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格義」之說不足為信。衛紹生在《竹林七賢若干問題考辨》（《中州學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竹林」應該在七賢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陽縣。而陳寅恪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三篇清談誤國）中認為，先有「七賢」而後有「竹林」。「七賢」所取為《論語》「作者人」（《憲問》）之數，意義與東漢末年「三君」、「八俊」等同。西晉末年，比附內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盛行，東晉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於「七賢」之上，成為「竹林七賢」。「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麼「竹林」。竹林七賢的作品基本上繼承了建安文學的精神，但由於當時的血腥統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採用比興、象徵、神話等手法，隱晦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他們一直受人們敬重。
竹林七賢，只是代表一種當時的「玄學清談」風尚，並非實指七個人的個體差異；一如揚州八怪之畫風，脫離道統，崇尚創作的自由，被世人稱之為「野狐禪」，並非僅指八個人，他們同樣只是一種時尚的代表。
在魏晉玄學的發展與勃興過程中，竹林七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影響主要表現在思想觀念上的提倡和行為方式上的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