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浪漫的雪花
我是一朵飘过春飘过夏的雪花，
邂逅秋的蝴蝶谷里采野菊的你，
已是你千年修的奇缘……
你的狂喜，我能理解。
但我很疲惫，
不能为你亭亭玉立在温柔的秋风里，
不能为你跳孔雀东南飞。
山谷里蝴蝶翩翩起舞，
野花锦簇，风过摇头晃脑……
你可以去打鱼，也可以去砍柴，
为我干这些灵碎，
也是一种圣洁的浪漫。
我一个人就在这山谷里懒懒的小憩一秋，
待北风起，
我在风口里为你跳一曲完美的"孔雀东南飞"！
你可以在一旁篝火烤鱼，
你也可以悠闲的吹口哨合拍……
一个洁白的冬，我们就浪漫在这向南的山谷里！
情盛处，我们也可"雪水煮梅″，你端起杯，我穿红的纱衣，站在北边吹来的风里……
(打更作品，乱潮
我是一朵飘过春飘过夏的雪花，
邂逅秋的蝴蝶谷里采野菊的你，
已是你千年修的奇缘……
你的狂喜，我能理解。
但我很疲惫，
不能为你亭亭玉立在温柔的秋风里，
不能为你跳孔雀东南飞。
山谷里蝴蝶翩翩起舞，
野花锦簇，风过摇头晃脑……
你可以去打鱼，也可以去砍柴，
为我干这些灵碎，
也是一种圣洁的浪漫。
我一个人就在这山谷里懒懒的小憩一秋，
待北风起，
我在风口里为你跳一曲完美的"孔雀东南飞"！
你可以在一旁篝火烤鱼，
你也可以悠闲的吹口哨合拍……
一个洁白的冬，我们就浪漫在这向南的山谷里！
情盛处，我们也可"雪水煮梅″，你端起杯，我穿红的纱衣，站在北边吹来的风里……
(打更作品，乱潮
【华胥氏之国】
华胥氏，伏羲女娲之母，感雷迹而生太昊。《列子。黄帝游话胥》
黄帝即位十五年了，因受到普天下爱戴而沾沾自喜，就一心调养身体，娱乐耳目，满足口鼻欲望，结果弄得面色焦黄，憔悴不堪，头昏眼花，情志迷乱。又过了十五年，他因社会的动乱而忧心忡忡，就竭尽聪明才智，管理百姓，结果还是弄得面色焦黄，憔悴不堪，头昏眼花，情志迷乱。黄帝便高声叹气说：“我的过错太严重啦！颐养自己造成这样的过患；治理天下也造成这样的过患。”于是，抛弃纷繁的政务，舍弃华丽的宫殿，裁去贴身的侍从，取消娱乐的钟鼓，减少美味的膳食，隐退到外庭的简陋房舍里独自居住，清心反省，消除肉体的欲念，三个月都不亲自过问政事。
有一天，他白日睡觉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华胥氏之国漫游。华胥氏之国在弇州的西面、台州的北面，不知道距离中原有几千万里路；不是舟车脚力所能到达的，只是神游罢了。这个国家没有君主官长，一切听其自然；人民没有嗜好欲望，一切听其自然。他们不知迷恋生存，不知讨厌死亡，所以没有夭亡；不知偏爱自己，不知疏远外物，所以没有爱憎情感；不知违背，不知顺从，所以没有利害；他们没有什么偏爱，没有什么畏惧。投入水里不会淹死，跳进火中不感灼热。刀砍鞭打无伤痛，指甲搔挠无痛痒。升到天上如同脚踏实地，睡在虚空好似躺在床榻。云雾不能妨碍他们的视线，雷霆不能扰乱他们的听觉，美恶不能迷惑他们的心境，山谷不能绊倒他们的脚步，这都是神游而已。黄帝梦醒，洋洋自得，把他的辅佐大臣天老、力牧和太山稽召来，告诉他们说：“我闲居了三个月，清心反省，消除欲念，潜心思考调养身心治理天下的道理，但没有想出好方法。后来我疲倦而入睡，就做了这样一个梦。现在我明白了，最高深的道是不能根据常理求得的。我知道它啦！我取得它啦！但是我无法把它告诉你们啊！”
又过了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几乎像华胥氏之国，黄帝却逝世了，黎民百姓为怀念他痛哭，二百多年都没有停止。
所以华胥国无礼乐之制，无仁义道德之化，保持着原始自然质朴的民风。《庄子・齐物论》谓：“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跛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堤跛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 人之过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引清人俞樾说：“赫胥，疑即列子书所称华胥氏。华与赫，一声之转耳。《广雅・释器》：赫，赤也。而古人名赤者多字华。羊舌赤字伯华，公西赤字子华，是也。是华亦赤也。赤谓之赫，亦谓之华。可证赫胥之即华胥矣。”据此，“赫胥氏之时”，即华胥之时。庄子把该时代与后来有了圣人的文明时代做了比较，说华胥之时是“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而有了圣人之后则是“屈折礼乐”。“县跛仁义”，由此而导致人“好知”、“争归于利”。显然华胥之时，是中国古史三代之前曾有过的母系社会状态，其民风质朴，无奸巧之智。无利害之争，既不需要以礼法制度去“匡天下之形”，也不需要以“仁义”道德教化以“慰天下之心”，人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恰好就是老子、庄子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
其次，华胥文化倡导无欲无争。自然无为。《列子・黄帝篇》以寓言记述说，黄帝即位十五年时，曾追求“娱耳目，供鼻口”等感官刺激，竟至“昏然五情爽惑”，又过了十五年，忧天下之不治。于是又“竭聪明，进智力。营百姓”，即用聪明智慧治之，以身役物，结果不仅未能致治，反而“昏然五情爽惑”。造成精神惑乱。于是自我反省：“养己…治万物”其误在于“过淫”，于是乃“放万机，舍宫寝，去直侍，彻钟悬，减厨膳，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通过这种“斋心”、无为的体验，乃有所觉悟。直到其在位三十年后的一天，他经历了“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的“神游”体验，方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社会和精神的归宿，此即“华胥之国”，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天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憎)，都无所畏忌。”又经过二十八年的治理，“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显然，华胥氏之国有着曾为黄帝所向往的无亲疏远近、无贵贱尊卑、无制度安排、无利害之争、无爱憎怨恨的自然淳朴、原始和谐的社会状态。《列子》说黄帝神游华胥之后，“怡然自得”，懂得了真正的“养身治物之道”，这就是“不可以情求”，亦即一切事情切不可刻意为之。应该自然无为，恬淡无欲。这既是黄帝从“神游华胥”而得到的关于生活态度的体验，同时也是关于治国之道的深刻启示。 https://t.cn/ROPYv2F
华胥氏，伏羲女娲之母，感雷迹而生太昊。《列子。黄帝游话胥》
黄帝即位十五年了，因受到普天下爱戴而沾沾自喜，就一心调养身体，娱乐耳目，满足口鼻欲望，结果弄得面色焦黄，憔悴不堪，头昏眼花，情志迷乱。又过了十五年，他因社会的动乱而忧心忡忡，就竭尽聪明才智，管理百姓，结果还是弄得面色焦黄，憔悴不堪，头昏眼花，情志迷乱。黄帝便高声叹气说：“我的过错太严重啦！颐养自己造成这样的过患；治理天下也造成这样的过患。”于是，抛弃纷繁的政务，舍弃华丽的宫殿，裁去贴身的侍从，取消娱乐的钟鼓，减少美味的膳食，隐退到外庭的简陋房舍里独自居住，清心反省，消除肉体的欲念，三个月都不亲自过问政事。
有一天，他白日睡觉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华胥氏之国漫游。华胥氏之国在弇州的西面、台州的北面，不知道距离中原有几千万里路；不是舟车脚力所能到达的，只是神游罢了。这个国家没有君主官长，一切听其自然；人民没有嗜好欲望，一切听其自然。他们不知迷恋生存，不知讨厌死亡，所以没有夭亡；不知偏爱自己，不知疏远外物，所以没有爱憎情感；不知违背，不知顺从，所以没有利害；他们没有什么偏爱，没有什么畏惧。投入水里不会淹死，跳进火中不感灼热。刀砍鞭打无伤痛，指甲搔挠无痛痒。升到天上如同脚踏实地，睡在虚空好似躺在床榻。云雾不能妨碍他们的视线，雷霆不能扰乱他们的听觉，美恶不能迷惑他们的心境，山谷不能绊倒他们的脚步，这都是神游而已。黄帝梦醒，洋洋自得，把他的辅佐大臣天老、力牧和太山稽召来，告诉他们说：“我闲居了三个月，清心反省，消除欲念，潜心思考调养身心治理天下的道理，但没有想出好方法。后来我疲倦而入睡，就做了这样一个梦。现在我明白了，最高深的道是不能根据常理求得的。我知道它啦！我取得它啦！但是我无法把它告诉你们啊！”
又过了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几乎像华胥氏之国，黄帝却逝世了，黎民百姓为怀念他痛哭，二百多年都没有停止。
所以华胥国无礼乐之制，无仁义道德之化，保持着原始自然质朴的民风。《庄子・齐物论》谓：“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跛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堤跛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 人之过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引清人俞樾说：“赫胥，疑即列子书所称华胥氏。华与赫，一声之转耳。《广雅・释器》：赫，赤也。而古人名赤者多字华。羊舌赤字伯华，公西赤字子华，是也。是华亦赤也。赤谓之赫，亦谓之华。可证赫胥之即华胥矣。”据此，“赫胥氏之时”，即华胥之时。庄子把该时代与后来有了圣人的文明时代做了比较，说华胥之时是“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而有了圣人之后则是“屈折礼乐”。“县跛仁义”，由此而导致人“好知”、“争归于利”。显然华胥之时，是中国古史三代之前曾有过的母系社会状态，其民风质朴，无奸巧之智。无利害之争，既不需要以礼法制度去“匡天下之形”，也不需要以“仁义”道德教化以“慰天下之心”，人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恰好就是老子、庄子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
其次，华胥文化倡导无欲无争。自然无为。《列子・黄帝篇》以寓言记述说，黄帝即位十五年时，曾追求“娱耳目，供鼻口”等感官刺激，竟至“昏然五情爽惑”，又过了十五年，忧天下之不治。于是又“竭聪明，进智力。营百姓”，即用聪明智慧治之，以身役物，结果不仅未能致治，反而“昏然五情爽惑”。造成精神惑乱。于是自我反省：“养己…治万物”其误在于“过淫”，于是乃“放万机，舍宫寝，去直侍，彻钟悬，减厨膳，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通过这种“斋心”、无为的体验，乃有所觉悟。直到其在位三十年后的一天，他经历了“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的“神游”体验，方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社会和精神的归宿，此即“华胥之国”，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天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憎)，都无所畏忌。”又经过二十八年的治理，“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显然，华胥氏之国有着曾为黄帝所向往的无亲疏远近、无贵贱尊卑、无制度安排、无利害之争、无爱憎怨恨的自然淳朴、原始和谐的社会状态。《列子》说黄帝神游华胥之后，“怡然自得”，懂得了真正的“养身治物之道”，这就是“不可以情求”，亦即一切事情切不可刻意为之。应该自然无为，恬淡无欲。这既是黄帝从“神游华胥”而得到的关于生活态度的体验，同时也是关于治国之道的深刻启示。 https://t.cn/ROPYv2F
【 林 岫 ：闲中悟道莫过棋】
香港人说“能忙是福”，这话有点道理，但未必尽然。能闲，就不是福吗？人生忙碌，为公为私，劳累了大半辈子，歇下来，上公园遛遛，练嗓儿，跳舞，下棋，就是啥也不干，瞧瞧春花秋叶，看看人家跳舞下棋，那也是福。什么福？清福。
当然也有人不认这理儿。宋代那位有“鹤妻梅子”之誉的隐士林逋就说世上有两件事不好做，一是担粪，一是看下棋。担粪，先不讨论。下棋，为啥不能看？因为下棋有输赢之争。肚量大的，赢不得意，输不倒胃，一笑走人；遇到小家子气的，赢者喜形于色，输者拂盘骂人，免不了生出是非；观棋的呢，生怕人家当他不懂，总喜欢评论几句显露高明，过分投入的，甚至喧宾夺主地跳过楚河汉界去打架，那还了得。所以，古人训教子弟常念叨两句：“自有省心闲去处，观花观叶莫观棋。”
那么，这棋还要不要观呢？
要观。正可谓“忙里读诗惟举扇，闲中悟道莫过棋”。有社会，就有是是非非，如果只是为了免生是非，躲过了看棋，也躲不过其他。看棋打架，只是涵养问题，不能归咎于看棋本身。做个“不动心”的旁观者，如明代郭登《观棋》诗中说的“怕败贪赢错认真，运筹多少费精神。看来总是争闲气，笑煞旁观袖手人”，养眼亦养心，当然洵非易事。
杜甫有“清簟疏帘看奕棋”,何其清雅；白居易有“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何其悠闲。其实，棋法阴阳，道为经纬，看棋能解法悟道，个中颇有学问。《五代史》中有这样意思的一段话：治国类同下棋，那治国者是棋手，棋子就是手下的人才。垂败乱阵者大都不解棋子（人才）的各种作用，使用不当，临棋注目，都是干瞪眼，白费苦心。如果让大手笔的善奕者来观棋势，只须挪挪棋子，用之得当，举重若轻，便可转败为胜。如此看，“胜棋多败势，败势伏生机。舍得用心苦，惜乎当局迷”，还真有点禅机的味道。
若从古今观棋诗开一洞天，笔者认为，观棋至少有三道可悟。
一曰运智之道。唐代刘禹锡《观棋歌》的“因君临棋看斗智，不觉迟景沉西墙”，宋代石介《观棋》的“试坐观胜败，黑白何分明。运智奇复诈，用心险且倾。嗟哉一坪上，奚足劳经营”，皆说观棋可见奇智斗巧。唐朝时，日本王子来朝对弈，宣宗召棋师顾思言与之对，久战不分胜负。王子棋艺不凡，棋师不敢轻易落子。王子久等心烦，问他究竟是中华第几手，棋师诡对“第三手而已”，王子大惊，掩局而叹：“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再不求战。
对弈运智，应该包括局上智和局外智。大小相对而言，如果步步用智算小智，那全局用智就是大智；如果局上智局外智都算小智，那局上局外一统用智就是大智。当然，智有机智、急智、黠智、奸智等，“临危稳如岳，握胜喜无惊”，来点心理战，也未尝不可。观棋者呢，既然“妙算心机巧，般般局外明”，看人用智，给自己长点智慧，也是一种收获。
二曰用兵之道。宋初敢直言进谏又满腹韬略的王禹偁观棋，写过“乃知棋法通军法，既戒贪心又嫌怯。惟宜静胜守封疆，不乐穷兵用戈甲”四句诗，说下棋如同对阵，贪者急躁，怯者犹豫，非时冒进和贻误战机，都必败无疑。善战者如善奕，以守为攻，不用穷兵也可取胜。这诗，分明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怪不得宋代黄山谷说“席上谈兵校两棋”，以玩围棋坐论兵法，是“夜读枰盘日披甲，心中兵法手中棋”的意思。
唐代杜牧《赠国手王逢》诗曰：“玉子文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羸形暗去春泉长，拔势横来野火烧。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羡霍嫖姚。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当时杜牧四十二岁，若至七十，算来应有万日。宋马永卿《懒真子》评论此诗有“棋贪必败，怯又无功。羸形暗去，则不贪也。拔势横来，则不怯也。周伏柱以喻不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棋诗也”，可谓知诗善奕。
《蜀志》载，三国时，魏军扎营兴平，派光禄大夫来敏借大将费祎助战。来敏去后，大事不谈，只求下围棋。当时羽檄交驰，费祎著子沉着，如统三军，来敏观其棋，知其用兵有道，慧眼识得大才。后来费祎领兵上阵，果然旗开得胜。
宋代刘克庄写过一首专论棋艺的五言古风《象奕》，俨然一篇兵论：“小艺无难精，上智有未解。君看橘中戏，妙不出局外。屹然两国立，限以大河界。……先等如挑敌，分布如备塞。尽锐贾吾勇，持重伺彼怠。……宁为握节守，安肯屈膝拜？有时横槊吟，句法犹雄迈。愚虑仅一得，君才乃十倍。霸图务并弱，兵志贵攻昧。虽然屡克获，讵可自侈汰”，十分精彩。读者诵之味之，再将那局上与史上的鏖战对应想来，料对强弱胜败、善恶智愚，甚至恩怨知遇等都会有新的认识。
三曰相察之道。观棋者在局外可以识察下棋者。这种识察，往往比平常的认识要真切。东坡下棋“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足见其旷达。宋代王安石论观棋者须有涵养，说得头头是道，但自己每逢局危，则以手拂局，未免有点小样儿。钜公重臣言行不一，无异于自毁颜面，肯定让人小看。
史称“文景之治”，指的是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二朝的社会安定。因为借了文帝的光，古今不少人都以为景帝刘启大约也是圣明之君，其实走眼了。细读《史记·景帝本纪》，将刘启跟前后昏君与贤君对比一番，方知这位帝德欠佳又治世无方的主儿，能吃定文帝“无为而治天下足”的余荫，是因为天生命根福瑞。刘启当太子时，曾与堂兄弟、吴王刘濞的儿子下棋，因互不谦让，争执起来，刘启随即举棋盘砸将过去，竟砸死了堂兄弟。刘濞痛失骨肉，怒不可遏，就此埋下了日后吴楚七国兵乱的仇根。
因下棋输赢急眼，已属小器，倘若借此凶狠取命，其度量之狭窄，待人之恶毒刻薄，亦可想而知。后来践祚为帝，刘启果然趋逐师长、收拾列公后代、怂恿酷吏骄恣，其种种劣行，应该说，俱事先印证在猛砸棋盘事上。偶然性后面都有必然因子，一砸本应通得一察，只是朝臣诺诺，明眼皆作假寐，成就了这个混混而已。
明代《逊国臣传》载刘璟文与文皇对弈事，颇堪细究。当时两阵对圆，互不相让，但刘璟文屡占上风，文皇急了，说“卿独不让我耶”，居然欲以权势威慑刘公。没承想，偏偏遇着一个不买账、不听邪、不怕下岗的。刘公正色道，“可让则让，不可让则不让”，语出山响，颇见清骨。
又《世说补》说，宋明帝赐王景文饮鸩（毒酒）死，死令至时，王景文正下棋，兴致酣然，随手将死令搁置一边，依旧神色不乱。待棋毕，方以死令示客，众客大惊，而王景文笑曰“此酒不让”，便当场饮鸩而死。
权势压顶，大难临头，还能从容下棋，这得多大胆魄？非真豪杰不能如此。可惜文皇、明帝不悟相察之道，使人才失之交臂。昔日笔者的 “君有龙颜臣有骨，输赢不让理为先”、 “千秋闻此君应痛，痛失枢衡蔺相如”等诗，说的就是这两件事。
看棋能长学问见识，不也是福吗？记住，以后见到老头儿们扎堆儿看棋，千万别小瞧了他们。
（来自：林岫《紫竹斋诗话》）
香港人说“能忙是福”，这话有点道理，但未必尽然。能闲，就不是福吗？人生忙碌，为公为私，劳累了大半辈子，歇下来，上公园遛遛，练嗓儿，跳舞，下棋，就是啥也不干，瞧瞧春花秋叶，看看人家跳舞下棋，那也是福。什么福？清福。
当然也有人不认这理儿。宋代那位有“鹤妻梅子”之誉的隐士林逋就说世上有两件事不好做，一是担粪，一是看下棋。担粪，先不讨论。下棋，为啥不能看？因为下棋有输赢之争。肚量大的，赢不得意，输不倒胃，一笑走人；遇到小家子气的，赢者喜形于色，输者拂盘骂人，免不了生出是非；观棋的呢，生怕人家当他不懂，总喜欢评论几句显露高明，过分投入的，甚至喧宾夺主地跳过楚河汉界去打架，那还了得。所以，古人训教子弟常念叨两句：“自有省心闲去处，观花观叶莫观棋。”
那么，这棋还要不要观呢？
要观。正可谓“忙里读诗惟举扇，闲中悟道莫过棋”。有社会，就有是是非非，如果只是为了免生是非，躲过了看棋，也躲不过其他。看棋打架，只是涵养问题，不能归咎于看棋本身。做个“不动心”的旁观者，如明代郭登《观棋》诗中说的“怕败贪赢错认真，运筹多少费精神。看来总是争闲气，笑煞旁观袖手人”，养眼亦养心，当然洵非易事。
杜甫有“清簟疏帘看奕棋”,何其清雅；白居易有“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何其悠闲。其实，棋法阴阳，道为经纬，看棋能解法悟道，个中颇有学问。《五代史》中有这样意思的一段话：治国类同下棋，那治国者是棋手，棋子就是手下的人才。垂败乱阵者大都不解棋子（人才）的各种作用，使用不当，临棋注目，都是干瞪眼，白费苦心。如果让大手笔的善奕者来观棋势，只须挪挪棋子，用之得当，举重若轻，便可转败为胜。如此看，“胜棋多败势，败势伏生机。舍得用心苦，惜乎当局迷”，还真有点禅机的味道。
若从古今观棋诗开一洞天，笔者认为，观棋至少有三道可悟。
一曰运智之道。唐代刘禹锡《观棋歌》的“因君临棋看斗智，不觉迟景沉西墙”，宋代石介《观棋》的“试坐观胜败，黑白何分明。运智奇复诈，用心险且倾。嗟哉一坪上，奚足劳经营”，皆说观棋可见奇智斗巧。唐朝时，日本王子来朝对弈，宣宗召棋师顾思言与之对，久战不分胜负。王子棋艺不凡，棋师不敢轻易落子。王子久等心烦，问他究竟是中华第几手，棋师诡对“第三手而已”，王子大惊，掩局而叹：“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再不求战。
对弈运智，应该包括局上智和局外智。大小相对而言，如果步步用智算小智，那全局用智就是大智；如果局上智局外智都算小智，那局上局外一统用智就是大智。当然，智有机智、急智、黠智、奸智等，“临危稳如岳，握胜喜无惊”，来点心理战，也未尝不可。观棋者呢，既然“妙算心机巧，般般局外明”，看人用智，给自己长点智慧，也是一种收获。
二曰用兵之道。宋初敢直言进谏又满腹韬略的王禹偁观棋，写过“乃知棋法通军法，既戒贪心又嫌怯。惟宜静胜守封疆，不乐穷兵用戈甲”四句诗，说下棋如同对阵，贪者急躁，怯者犹豫，非时冒进和贻误战机，都必败无疑。善战者如善奕，以守为攻，不用穷兵也可取胜。这诗，分明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怪不得宋代黄山谷说“席上谈兵校两棋”，以玩围棋坐论兵法，是“夜读枰盘日披甲，心中兵法手中棋”的意思。
唐代杜牧《赠国手王逢》诗曰：“玉子文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羸形暗去春泉长，拔势横来野火烧。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羡霍嫖姚。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当时杜牧四十二岁，若至七十，算来应有万日。宋马永卿《懒真子》评论此诗有“棋贪必败，怯又无功。羸形暗去，则不贪也。拔势横来，则不怯也。周伏柱以喻不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棋诗也”，可谓知诗善奕。
《蜀志》载，三国时，魏军扎营兴平，派光禄大夫来敏借大将费祎助战。来敏去后，大事不谈，只求下围棋。当时羽檄交驰，费祎著子沉着，如统三军，来敏观其棋，知其用兵有道，慧眼识得大才。后来费祎领兵上阵，果然旗开得胜。
宋代刘克庄写过一首专论棋艺的五言古风《象奕》，俨然一篇兵论：“小艺无难精，上智有未解。君看橘中戏，妙不出局外。屹然两国立，限以大河界。……先等如挑敌，分布如备塞。尽锐贾吾勇，持重伺彼怠。……宁为握节守，安肯屈膝拜？有时横槊吟，句法犹雄迈。愚虑仅一得，君才乃十倍。霸图务并弱，兵志贵攻昧。虽然屡克获，讵可自侈汰”，十分精彩。读者诵之味之，再将那局上与史上的鏖战对应想来，料对强弱胜败、善恶智愚，甚至恩怨知遇等都会有新的认识。
三曰相察之道。观棋者在局外可以识察下棋者。这种识察，往往比平常的认识要真切。东坡下棋“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足见其旷达。宋代王安石论观棋者须有涵养，说得头头是道，但自己每逢局危，则以手拂局，未免有点小样儿。钜公重臣言行不一，无异于自毁颜面，肯定让人小看。
史称“文景之治”，指的是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二朝的社会安定。因为借了文帝的光，古今不少人都以为景帝刘启大约也是圣明之君，其实走眼了。细读《史记·景帝本纪》，将刘启跟前后昏君与贤君对比一番，方知这位帝德欠佳又治世无方的主儿，能吃定文帝“无为而治天下足”的余荫，是因为天生命根福瑞。刘启当太子时，曾与堂兄弟、吴王刘濞的儿子下棋，因互不谦让，争执起来，刘启随即举棋盘砸将过去，竟砸死了堂兄弟。刘濞痛失骨肉，怒不可遏，就此埋下了日后吴楚七国兵乱的仇根。
因下棋输赢急眼，已属小器，倘若借此凶狠取命，其度量之狭窄，待人之恶毒刻薄，亦可想而知。后来践祚为帝，刘启果然趋逐师长、收拾列公后代、怂恿酷吏骄恣，其种种劣行，应该说，俱事先印证在猛砸棋盘事上。偶然性后面都有必然因子，一砸本应通得一察，只是朝臣诺诺，明眼皆作假寐，成就了这个混混而已。
明代《逊国臣传》载刘璟文与文皇对弈事，颇堪细究。当时两阵对圆，互不相让，但刘璟文屡占上风，文皇急了，说“卿独不让我耶”，居然欲以权势威慑刘公。没承想，偏偏遇着一个不买账、不听邪、不怕下岗的。刘公正色道，“可让则让，不可让则不让”，语出山响，颇见清骨。
又《世说补》说，宋明帝赐王景文饮鸩（毒酒）死，死令至时，王景文正下棋，兴致酣然，随手将死令搁置一边，依旧神色不乱。待棋毕，方以死令示客，众客大惊，而王景文笑曰“此酒不让”，便当场饮鸩而死。
权势压顶，大难临头，还能从容下棋，这得多大胆魄？非真豪杰不能如此。可惜文皇、明帝不悟相察之道，使人才失之交臂。昔日笔者的 “君有龙颜臣有骨，输赢不让理为先”、 “千秋闻此君应痛，痛失枢衡蔺相如”等诗，说的就是这两件事。
看棋能长学问见识，不也是福吗？记住，以后见到老头儿们扎堆儿看棋，千万别小瞧了他们。
（来自：林岫《紫竹斋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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