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新款iPhone，为何困于中国？
5月25日，《日经亚洲评论》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受中国大陆疫情封控影响，苹果今年至少一款新旗舰iPhone的开发已落后于原计划。而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加快产品开发进度，以弥补损失的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影响新手机的生产进度和初始产量。
而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26日援引岛内人士报道称，出现延误的机型是由台湾企业和硕代工、今年首度推出的iPhone14 Max，富士康负责的iPhone14 Pro与iPhone14 Pro Max不受影响，因此苹果要求富士康增加新机备货量，至少3000万部以上。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截图
上海地区自3月底开始实施严格封控，尽管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对供应链的影响仍在持续。“弥补失去的时间是具有挑战性的，苹果及其供应商正夜以继日地加快开发，”苹果供应商的一名高管表示，重新开放的步伐仍“相当缓慢”。
在2022年一季度财报会上，苹果CEO库克表示，供应链问题将使二季度的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冲击远大于上一季度。他还提到，供应链问题仍然持续在与5G芯片配套的其他芯片上。而苹果CFO梅斯特里表示，供应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与上海相关的一个供应链条上，反映了因疫情封锁而导致的芯片短缺。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苹果今年准备推出四款新iPhone，初步命名为iPhone14、14 Pro、14 Max和14 Pro Max。iPhone14和Pro系列将配备6.1英寸屏幕，而Max和Pro Max系列将配备6.7英寸屏幕。另外，该公司今年将停止5.4英寸的iPhone mini生产线。
iPhone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和和硕负责新产品导入（NPI）流程。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和供应商规划出制造流程，将最新的设计转化为实际的产品，用于大规模生产。NPI之后是一系列的验证过程，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以满足苹果希望量产的时间，这个时间大约在每年8月底。
前述日媒称，中国企业立讯精密虽然不负责新款iPhone的NPI流程，但今年已获得生产四款iPhone中两款的部分订单。该公司去年约拿到3%的iPhone13系列代工订单，并首次获得iPhone13 Pro的订单。对比来看，富士康去年获得约75%的iPhone13代工订单，且更高端的iPhone13 Pro Max由富士康独家代工。
5月25日，观察者网就目前疫情形势联系了立讯精密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对方表示，疫情虽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该公司在上海市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工厂，疫情发生后已严格执行防控政策，产能已转移到其他地区，苏州地区的工厂也在严格执行当地的防控政策。
苹果CEO库克 图源：英国《太阳报》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和硕在上海和昆山的iPhone代工厂，同时也是该公司与苹果业务相关的主要中心，在疫情影响下不得不停工数周，其中上海工厂于5月16日获准以闭环管理的方式恢复生产。
苹果曾希望今年新款iPhone的开发可以顺利进行，但知情人士称，由于最重要的电子产业链被疫情封控影响了一个月，让苹果感到措手不及。但好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形势已经得到控制，供应商也适应了在严格的封控措施下进行生产运营。
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计划今年发布的四款新手机已进入工程验证测试（EVT）阶段。在这个阶段，供应商为新款iPhone设计机械零部件和制造流程，并制定物料清单（BOM）来计算制造成本。
不过受疫情封控影响，其中一款机型的进度比正常计划晚了大约三周。通常情况下，所有新款iPhone都要在6月底完成EVT并进入验收阶段。这样就有时间在8月底或9月的第一个星期前为大规模生产做好准备。
“如果开发进程能够加快，并在6月底或7月初进入下一阶段，那么应该仍有可能赶上9月初的量产最后期限，”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但这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过程是否能进一步加速。”
台湾岛内供应链人士则透露，由于大陆东部地区防疫封控一段时间，确实导致某款iPhone新机开发进度有点落后，但问题不大。由于富士康产能主要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因此判断这次受耽误的新机是主要由和硕代工、今年首度亮相用来取代Mini版的Max机型。接近富士康的人士认为，基于苹果目前的产能顾虑，今年iPhone14系列的备货工作提前至少两个月，预计iPhone14备货量比上一代iPhone13的3000万部更多。
“恢复生产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因为上海及周边地区在生活和旅行方面仍然有很多限制，即使这些生产场所可以在一个闭环运行，”Isaiah Research的分析师埃迪·韩表示，“目前，我们认为这一延迟不会立即影响（苹果）产品发布的时间表，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是否存在一些隐藏的、长期的影响。”
台湾经济研究所资深供应链分析师赵世芳也持类似的谨慎态度。她表示，即使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开放，但整个大陆供应链的运营仍没有恢复正常。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还会影响新产品的开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供应链恢复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当在中国遇到问题，苹果和一些媒体总会想到印度和越南。
《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公司告诉一些合同制造商，希望增加在中国以外的生产。报道还提到，苹果已经在印度和越南建立了生产基地，分析师表示，包括iPhone、iPad和MacBook笔记本电脑在内，逾90%的苹果产品仍是由外包商在中国制造的。苹果CEO库克今年4月在回应苹果供应链面临的挑战时表示，“我们的供应链是真正的全球供应链，因此产品在各地生产。我们将继续进行优化。”
实是，苹果早在2017年就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 SE，但直到2020年，印度产iPhone的比例仅为苹果全球产能的1.3%，到2021年，iPhone在印度的产能达到了800万台，占比将将上升到3.1%。
更重要的是，由于苹果的整个产业链绝大多数在中国，在印度的“生产”更多是将从中国运来的零件进行组装和包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白热化时，苹果将其在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条生产线迁往中国，当时的一份统计显示，苹果供应商及工厂，90%都在中国，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不仅如此，美国的其他很多供应商也都有在中国投资生产。
一位在印度设厂的ODM厂商代表曾向媒体表示，印度当地劳动力充足，比越南劳动力成本更加廉价，适合从事大规模的组装、包装等相对较低的技术环节，很多精密部件从国内运往印度组装。
对此，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宁南山认为，与其过分关注所谓“产业链转移”，不如着眼中国大陆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他分享过三个观点：
第一，以代工制造为典型的低端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许多代工制造转移的例子可以看出，代工制造转移的主导方，是下游的强势品牌（耐克，阿迪，三星，苹果），而不是代工厂本身，品牌厂家的态度决定了工厂是否要迁移。
第二，发展中国的代工大厂，在转移出去的产能中分一杯羹。
在苹果向中国以外转移部分产能过程中，立讯精密和歌尔股份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可以通过零部件+组装代工技术的结合，在中国大陆实现本土公司替代台系代工厂实现价值提升。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
第三，中国应加强对上游电子零部件企业的扶持，着眼于提升产业链的价值。组装代工的利润在产品的产业链价值占比是非常低的，组装加工在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非常好看，大进大出，但是实际获取的利润是很低，希望中国大陆的电子零部件和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取代台系厂家。
5月25日，《日经亚洲评论》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受中国大陆疫情封控影响，苹果今年至少一款新旗舰iPhone的开发已落后于原计划。而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加快产品开发进度，以弥补损失的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影响新手机的生产进度和初始产量。
而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26日援引岛内人士报道称，出现延误的机型是由台湾企业和硕代工、今年首度推出的iPhone14 Max，富士康负责的iPhone14 Pro与iPhone14 Pro Max不受影响，因此苹果要求富士康增加新机备货量，至少3000万部以上。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截图
上海地区自3月底开始实施严格封控，尽管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对供应链的影响仍在持续。“弥补失去的时间是具有挑战性的，苹果及其供应商正夜以继日地加快开发，”苹果供应商的一名高管表示，重新开放的步伐仍“相当缓慢”。
在2022年一季度财报会上，苹果CEO库克表示，供应链问题将使二季度的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冲击远大于上一季度。他还提到，供应链问题仍然持续在与5G芯片配套的其他芯片上。而苹果CFO梅斯特里表示，供应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与上海相关的一个供应链条上，反映了因疫情封锁而导致的芯片短缺。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苹果今年准备推出四款新iPhone，初步命名为iPhone14、14 Pro、14 Max和14 Pro Max。iPhone14和Pro系列将配备6.1英寸屏幕，而Max和Pro Max系列将配备6.7英寸屏幕。另外，该公司今年将停止5.4英寸的iPhone mini生产线。
iPhone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和和硕负责新产品导入（NPI）流程。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和供应商规划出制造流程，将最新的设计转化为实际的产品，用于大规模生产。NPI之后是一系列的验证过程，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以满足苹果希望量产的时间，这个时间大约在每年8月底。
前述日媒称，中国企业立讯精密虽然不负责新款iPhone的NPI流程，但今年已获得生产四款iPhone中两款的部分订单。该公司去年约拿到3%的iPhone13系列代工订单，并首次获得iPhone13 Pro的订单。对比来看，富士康去年获得约75%的iPhone13代工订单，且更高端的iPhone13 Pro Max由富士康独家代工。
5月25日，观察者网就目前疫情形势联系了立讯精密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对方表示，疫情虽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该公司在上海市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工厂，疫情发生后已严格执行防控政策，产能已转移到其他地区，苏州地区的工厂也在严格执行当地的防控政策。
苹果CEO库克 图源：英国《太阳报》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和硕在上海和昆山的iPhone代工厂，同时也是该公司与苹果业务相关的主要中心，在疫情影响下不得不停工数周，其中上海工厂于5月16日获准以闭环管理的方式恢复生产。
苹果曾希望今年新款iPhone的开发可以顺利进行，但知情人士称，由于最重要的电子产业链被疫情封控影响了一个月，让苹果感到措手不及。但好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形势已经得到控制，供应商也适应了在严格的封控措施下进行生产运营。
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计划今年发布的四款新手机已进入工程验证测试（EVT）阶段。在这个阶段，供应商为新款iPhone设计机械零部件和制造流程，并制定物料清单（BOM）来计算制造成本。
不过受疫情封控影响，其中一款机型的进度比正常计划晚了大约三周。通常情况下，所有新款iPhone都要在6月底完成EVT并进入验收阶段。这样就有时间在8月底或9月的第一个星期前为大规模生产做好准备。
“如果开发进程能够加快，并在6月底或7月初进入下一阶段，那么应该仍有可能赶上9月初的量产最后期限，”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但这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过程是否能进一步加速。”
台湾岛内供应链人士则透露，由于大陆东部地区防疫封控一段时间，确实导致某款iPhone新机开发进度有点落后，但问题不大。由于富士康产能主要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因此判断这次受耽误的新机是主要由和硕代工、今年首度亮相用来取代Mini版的Max机型。接近富士康的人士认为，基于苹果目前的产能顾虑，今年iPhone14系列的备货工作提前至少两个月，预计iPhone14备货量比上一代iPhone13的3000万部更多。
“恢复生产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因为上海及周边地区在生活和旅行方面仍然有很多限制，即使这些生产场所可以在一个闭环运行，”Isaiah Research的分析师埃迪·韩表示，“目前，我们认为这一延迟不会立即影响（苹果）产品发布的时间表，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是否存在一些隐藏的、长期的影响。”
台湾经济研究所资深供应链分析师赵世芳也持类似的谨慎态度。她表示，即使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开放，但整个大陆供应链的运营仍没有恢复正常。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还会影响新产品的开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供应链恢复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当在中国遇到问题，苹果和一些媒体总会想到印度和越南。
《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公司告诉一些合同制造商，希望增加在中国以外的生产。报道还提到，苹果已经在印度和越南建立了生产基地，分析师表示，包括iPhone、iPad和MacBook笔记本电脑在内，逾90%的苹果产品仍是由外包商在中国制造的。苹果CEO库克今年4月在回应苹果供应链面临的挑战时表示，“我们的供应链是真正的全球供应链，因此产品在各地生产。我们将继续进行优化。”
实是，苹果早在2017年就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 SE，但直到2020年，印度产iPhone的比例仅为苹果全球产能的1.3%，到2021年，iPhone在印度的产能达到了800万台，占比将将上升到3.1%。
更重要的是，由于苹果的整个产业链绝大多数在中国，在印度的“生产”更多是将从中国运来的零件进行组装和包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白热化时，苹果将其在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条生产线迁往中国，当时的一份统计显示，苹果供应商及工厂，90%都在中国，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不仅如此，美国的其他很多供应商也都有在中国投资生产。
一位在印度设厂的ODM厂商代表曾向媒体表示，印度当地劳动力充足，比越南劳动力成本更加廉价，适合从事大规模的组装、包装等相对较低的技术环节，很多精密部件从国内运往印度组装。
对此，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宁南山认为，与其过分关注所谓“产业链转移”，不如着眼中国大陆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他分享过三个观点：
第一，以代工制造为典型的低端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许多代工制造转移的例子可以看出，代工制造转移的主导方，是下游的强势品牌（耐克，阿迪，三星，苹果），而不是代工厂本身，品牌厂家的态度决定了工厂是否要迁移。
第二，发展中国的代工大厂，在转移出去的产能中分一杯羹。
在苹果向中国以外转移部分产能过程中，立讯精密和歌尔股份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可以通过零部件+组装代工技术的结合，在中国大陆实现本土公司替代台系代工厂实现价值提升。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
第三，中国应加强对上游电子零部件企业的扶持，着眼于提升产业链的价值。组装代工的利润在产品的产业链价值占比是非常低的，组装加工在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非常好看，大进大出，但是实际获取的利润是很低，希望中国大陆的电子零部件和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取代台系厂家。
效率就是最大的公平
今天我给你讨论效率重要还是公平重要，而我们的结论是效率其实就是最大的公平。
公平至少有两个不同的起因：
第一个起因，是人们生来就有对公平的偏好、对公平的追求，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而人的公平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起源，那就是效率。
人们所认可的那些公平观念，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符合效率的原则。
其实它是因为有效率才变成社会的规范，才被人们认为是公平的，其实人类在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摇摆从来就没有停过。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效率与公平
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它们具有一致性，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和基础；公平是效率的保证，没有效率的公平是平均主义或普遍贫穷。另一方面，它们又有矛盾性。
1、含义
效率，指经济活动中产出与投入的比率，表示资源有效利用的程度。效率提高意味着资源的节约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收入分配公平，要求收入分配相对平等，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大，要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2、矛盾性
效率强调生产和财富的增加，要求把蛋糕做大；公平强调产品的分配和使用，要求把蛋糕分好。
3、一致性
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社会公平的逐步实现只有在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没有效率作为前一致性提和基础，对公平的追求会导致平均主义和普遍贫穷。
另一方面，公平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保证。只有公平分配，才能维护劳动者权益，激发劳动者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率的积极性。
4、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
（1）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要提高效率，又要促进公平。
（2）既要反对平均主义，也要防止收入悬殊；既要落实分配政策，也要提倡奉献精神；在鼓励人们创业致富的同时，倡导回报社会和先富帮后富，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二、无知之幕
推动人们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摇摆的背后力量，其中一个把人们推向公平一端的，是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所提出来的理论，叫无知之幕的理论，也就是无知的幕布的意思、无知的面纱的意思。
什么是无知之幕？
意思就是在人们商量给予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里的不同角色的成员的正当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在社会/组织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大家讨论针对某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如何对待他，无论是市长还是清洁工。
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也就可以避免“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置，因此这一过程下的决策一般能保证将来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当然，它也不会得到过多的利益，因为在定规则的时候，幕布下的人们会认同那是不必要的。
无知之幕与公正有关。罗尔斯提出，只有在每个人都受到无社会差异的对待时，正义才会出现。
罗尔斯主张，在一个问题中所涉及的所有各方，都应该被置于同一个标杆之后。在那儿没有角色之分，没有社会差异，每一个参与者都被作为整个社会的平等成员来对待。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揭示，我们应该用自己的行为来保护社会中最为弱小的成员。
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理论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只要我们讨论公平的问题，追求公平，我们就不可能绕过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理论。
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运用我们过去所掌握的经济学知识，我们还是可以对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作出批评的。
对无知之幕批评之一：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一样，罗尔斯的假设并没有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风险厌恶型的。
对无知之幕批评之二：有没有知识本身很重要，人们对由分工而带来的知识增长是看重的。
对无知之幕批评之三：人的积极性对财富增长至关重要，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够做多大。
对无知之幕批评之四：真的平均分配也做不到公平，有形的资源是比较容易均等化的，但每个人的时间被平均分配很难。
三、伊斯特林悖论
关于效率重要还是公平重要，在经济学里还有一个伊斯特林悖论，也是到今天还非常流行的。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通常在一个国家里面，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里面越有钱越快乐。
但如果进行跨国的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和富国的幸福水平几乎一样高。比方说他就发现美国的幸福水平居第一，而古巴则接近美国居第二。
伊斯特林悖论的含义是，在一个社会里面，幸福更主要地来自于相对的财富，而不是来自于绝对的财富。既然是这样，经济发展得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一个社会里面的人际收入拉平，让每个人都感觉到平等，有这种感觉他们就能够过得很幸福了。至于财富的绝对位置并不重要。
这种幸福理论也常常被人们用作反对物质主义和经济增长的理由。
伊斯特林的分析和解释是：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
首先，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
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
当然，这些年来有不少经济学家通过他们的研究，通过更广泛的数据取样反驳了伊斯特林的结论。这些研究当然都是很有意义的。
伊斯特林悖论的一个逻辑错误在于，他在制作问卷的时候，问人们幸福不幸福的时候，人们只能根据他们相对狭窄的经验，而且只能运用他们相对有限的语言来做描述。
这就好比在冰冷的国家，人们会说冷和热；在炎热的国家，人们也会说冷和热。但他们所说的冷和热在绝对意义上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在对不同富裕程度国家的人民进行关于幸福程度的问卷的时候，如果你只是问他们幸福和不幸福，那么你得出来的结论永远只是一个相对的结论。
这样来说伊斯特林悖论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只要人们看到了更美好的幸福生活，他们很可能就会展开追求。
写在最后
今天我和你聊了有关于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效率与公平，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既是相互对立的，又相互协调统一。
我还给你介绍了无知之幕，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与公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无知之幕也有它的局限性。
我们还聊了聊有关于什么是伊斯林悖论，他告诉我们幸福更主要地来自于相对的财富，而不是来自于绝对的财富。
其实无论是特定体制下的效率与公平，无知之幕，还是伊斯林悖论，我们通过今天的讨论，我希望你能够认识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效率就是最大的公
今天我给你讨论效率重要还是公平重要，而我们的结论是效率其实就是最大的公平。
公平至少有两个不同的起因：
第一个起因，是人们生来就有对公平的偏好、对公平的追求，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而人的公平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起源，那就是效率。
人们所认可的那些公平观念，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符合效率的原则。
其实它是因为有效率才变成社会的规范，才被人们认为是公平的，其实人类在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摇摆从来就没有停过。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效率与公平
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它们具有一致性，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和基础；公平是效率的保证，没有效率的公平是平均主义或普遍贫穷。另一方面，它们又有矛盾性。
1、含义
效率，指经济活动中产出与投入的比率，表示资源有效利用的程度。效率提高意味着资源的节约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收入分配公平，要求收入分配相对平等，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大，要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2、矛盾性
效率强调生产和财富的增加，要求把蛋糕做大；公平强调产品的分配和使用，要求把蛋糕分好。
3、一致性
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社会公平的逐步实现只有在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没有效率作为前一致性提和基础，对公平的追求会导致平均主义和普遍贫穷。
另一方面，公平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保证。只有公平分配，才能维护劳动者权益，激发劳动者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率的积极性。
4、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
（1）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要提高效率，又要促进公平。
（2）既要反对平均主义，也要防止收入悬殊；既要落实分配政策，也要提倡奉献精神；在鼓励人们创业致富的同时，倡导回报社会和先富帮后富，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二、无知之幕
推动人们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摇摆的背后力量，其中一个把人们推向公平一端的，是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所提出来的理论，叫无知之幕的理论，也就是无知的幕布的意思、无知的面纱的意思。
什么是无知之幕？
意思就是在人们商量给予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里的不同角色的成员的正当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在社会/组织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大家讨论针对某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如何对待他，无论是市长还是清洁工。
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也就可以避免“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置，因此这一过程下的决策一般能保证将来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当然，它也不会得到过多的利益，因为在定规则的时候，幕布下的人们会认同那是不必要的。
无知之幕与公正有关。罗尔斯提出，只有在每个人都受到无社会差异的对待时，正义才会出现。
罗尔斯主张，在一个问题中所涉及的所有各方，都应该被置于同一个标杆之后。在那儿没有角色之分，没有社会差异，每一个参与者都被作为整个社会的平等成员来对待。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揭示，我们应该用自己的行为来保护社会中最为弱小的成员。
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理论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只要我们讨论公平的问题，追求公平，我们就不可能绕过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理论。
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运用我们过去所掌握的经济学知识，我们还是可以对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作出批评的。
对无知之幕批评之一：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一样，罗尔斯的假设并没有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风险厌恶型的。
对无知之幕批评之二：有没有知识本身很重要，人们对由分工而带来的知识增长是看重的。
对无知之幕批评之三：人的积极性对财富增长至关重要，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够做多大。
对无知之幕批评之四：真的平均分配也做不到公平，有形的资源是比较容易均等化的，但每个人的时间被平均分配很难。
三、伊斯特林悖论
关于效率重要还是公平重要，在经济学里还有一个伊斯特林悖论，也是到今天还非常流行的。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通常在一个国家里面，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里面越有钱越快乐。
但如果进行跨国的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和富国的幸福水平几乎一样高。比方说他就发现美国的幸福水平居第一，而古巴则接近美国居第二。
伊斯特林悖论的含义是，在一个社会里面，幸福更主要地来自于相对的财富，而不是来自于绝对的财富。既然是这样，经济发展得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一个社会里面的人际收入拉平，让每个人都感觉到平等，有这种感觉他们就能够过得很幸福了。至于财富的绝对位置并不重要。
这种幸福理论也常常被人们用作反对物质主义和经济增长的理由。
伊斯特林的分析和解释是：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
首先，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
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
当然，这些年来有不少经济学家通过他们的研究，通过更广泛的数据取样反驳了伊斯特林的结论。这些研究当然都是很有意义的。
伊斯特林悖论的一个逻辑错误在于，他在制作问卷的时候，问人们幸福不幸福的时候，人们只能根据他们相对狭窄的经验，而且只能运用他们相对有限的语言来做描述。
这就好比在冰冷的国家，人们会说冷和热；在炎热的国家，人们也会说冷和热。但他们所说的冷和热在绝对意义上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在对不同富裕程度国家的人民进行关于幸福程度的问卷的时候，如果你只是问他们幸福和不幸福，那么你得出来的结论永远只是一个相对的结论。
这样来说伊斯特林悖论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只要人们看到了更美好的幸福生活，他们很可能就会展开追求。
写在最后
今天我和你聊了有关于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效率与公平，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既是相互对立的，又相互协调统一。
我还给你介绍了无知之幕，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与公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无知之幕也有它的局限性。
我们还聊了聊有关于什么是伊斯林悖论，他告诉我们幸福更主要地来自于相对的财富，而不是来自于绝对的财富。
其实无论是特定体制下的效率与公平，无知之幕，还是伊斯林悖论，我们通过今天的讨论，我希望你能够认识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效率就是最大的公
【@ 广东人，你想要的功能，这个APP都有！】5月13日，广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粤省事APP上线新闻发布会，介绍该APP的亮点功能及未来发展规划。
APP相比小程序具有3个新特点
省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杨鹏飞表示，群众对政务服务个性化、定制化、精细化的需求不断提升，APP的上线是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一个关键举措。
粤省事APP更具开放性，支持各地各部门现有政务服务一次开发、多终端复用，不仅支持微信支付、银联云闪付，还支持支付宝、数字人民币等支付方式接入；应用场景更加丰富，结合消息主动推送、视频展示等特有优势，在政务服务“找得到、办得成”方面拓展了更丰富的应用场景；赋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个人数字空间”率先在粤省事APP上线，首批包含92项常用证照和31项常用个人信息。
APP和小程序服务各有侧重。小程序重点提供轻量级的民生服务应用，APP则更加多元包容，支持接入各级各类政务服务平台和政务服务应用，重点在功能和场景拓展上下功夫。APP自动同步小程序的用户信息，在下载使用中不需要重新注册。
此外，粤省事APP包含“团体码”功能，可以自动汇总掌握单位员工健康码、核酸、疫苗等信息。具备“一键亮码”功能，在手机桌面直接长按粤省事图标即可一键亮码和扫码，提升了日常核验效率。核酸检测点“一键直达”功能让群众可在线查询核酸检测机构信息，直接启动导航服务，找到最近的核酸检测点。一键转换“关怀版”，便捷办理养老主题服务，一键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语音搜索升级支持23种方言，让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办事更容易。
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连续三年全国第一
杨鹏飞表示，广东目前已基本建成了数字政府“12345+N”工作业务体系。“1”是省政数局牵头推动“一个要素市场”，“2”是加快出台与数字政府建设紧密相关的《广东省政务服务条例》《广东省数据条例》“两个法规”，“3”是全面建成数字政府建设运营中心（数字广东公司）、省政务服务数据事务中心、广东数字政府研究院“三个支撑”，“4”是瞄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省域治理“一网统管”、政府运行“一网协同”、数据资源“一网共享”“四个主攻方向”，“5”是引领带动培育形成信创产业联盟、数字政府产业联盟、大数据发展联盟、数字政府安全产业联盟、省电子政务协会“五大产研带动”，“N”是若干个标志性成果。
其中，“粤省事”集成全省近2500项便民服务，实名用户超过1.64亿；“粤商通”平台汇聚利企服务1800多项，注册市场主体1195万户；“粤政易”是面向全省五级公务人员的移动协同办公平台；“粤省心”是12345政府热线平台；“粤智助”政府服务自助机共投放4万多台，近期实现了全省近2万个行政村全覆盖。在国家每年组织对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评估中，广东连续三年获得全国第一名。
180多项人社服务“指尖办”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葛国兴表示，2018年来，省人社厅在粤省事小程序建成了人社服务专区，目前共实现180多项人社服务“指尖办”，其中160多项支持“零跑腿”。全省共精简各种证明材料2300多项，办事企业和群众提供材料减少59.8%，压减办理环节56.8%，办理时限提速59.2%。省人社厅积极推动人社服务进驻粤省事APP，目前已进驻电子社保卡申领、参保证明下载等约50项高频服务。
省人社厅将持续发力，推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全面推动人社服务进驻粤省事APP；持续优化人社服务，精简申办材料、简化办事流程、减少跑动次数，实现“少填、少报、少走、快办”的效果。
公安政务累计服务超4.5亿人次
省公安厅二级巡视员张彬照表示，自2018年粤省事小程序上线后，省公安厅将高频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粤省事，至今已累计服务超过4.5亿人次，70%的进驻事项已实现全流程网办。此外，还推出居民身份电子凭证等数字化电子凭证，为线上政务服务办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省公安厅将粤省事小程序上线的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全量迁移至粤省事APP并进行优化。目前，总上线事项达300项，约占粤省事上线服务事项总量的八分之一。此外，省公安厅推出新车上牌“快捷办”“一证办”等“放管服”配套便民保障措施，重点地市交警部门将加大粤省事APP车辆注册登记类服务的预约量。
覆盖1.13亿人 医保服务跑出新速度
省医保局副局长刘碧茹表示，2020年广东率先上线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依托全省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去年10月广东实现所有统筹区的省内、跨省异地就医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提前一年实现国家局“2022年底前，每个县至少有一家定点医疗机构能够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的任务。2022年一季度，跨省异地就医备案人次为3.4万，同比增长26%，跨省和省内跨市就医结算人次为37万，同比增长56%。
粤省事APP上线了34项医保服务功能，涵盖了居民参保登记、医保缴费查询，异地就医备案等高频事项。实现“地域选择一键办、备案对象一键办”和“备案信息即时查、医疗机构即时查”。
“中山专区”集成1054项服务
中山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黄振球表示，粤省事“中山专区”，让中山政务服务个性化需求在全省的统一架构下得以落地。通过粤省事实现各部门业务的高效集成，目前中山专区可办理政务服务1054项，已有576万群众在使用，占中山常住人口的130.61%，日访问量超200万次。
下一步，中山将继续丰富粤省事专区功能。一是应用APP的定位功能，方便群众直达“中山专区”，个性化推荐政务和生活服务，打造“大众点评”式的服务平台；二是利用粤省事APP上线更多本地场景式服务，为群众提供“一件事、一站式”集成服务；三是围绕“个人数字空间”探索电子证照等数据要素的社会化使用场景。
APP相比小程序具有3个新特点
省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杨鹏飞表示，群众对政务服务个性化、定制化、精细化的需求不断提升，APP的上线是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一个关键举措。
粤省事APP更具开放性，支持各地各部门现有政务服务一次开发、多终端复用，不仅支持微信支付、银联云闪付，还支持支付宝、数字人民币等支付方式接入；应用场景更加丰富，结合消息主动推送、视频展示等特有优势，在政务服务“找得到、办得成”方面拓展了更丰富的应用场景；赋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个人数字空间”率先在粤省事APP上线，首批包含92项常用证照和31项常用个人信息。
APP和小程序服务各有侧重。小程序重点提供轻量级的民生服务应用，APP则更加多元包容，支持接入各级各类政务服务平台和政务服务应用，重点在功能和场景拓展上下功夫。APP自动同步小程序的用户信息，在下载使用中不需要重新注册。
此外，粤省事APP包含“团体码”功能，可以自动汇总掌握单位员工健康码、核酸、疫苗等信息。具备“一键亮码”功能，在手机桌面直接长按粤省事图标即可一键亮码和扫码，提升了日常核验效率。核酸检测点“一键直达”功能让群众可在线查询核酸检测机构信息，直接启动导航服务，找到最近的核酸检测点。一键转换“关怀版”，便捷办理养老主题服务，一键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语音搜索升级支持23种方言，让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办事更容易。
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连续三年全国第一
杨鹏飞表示，广东目前已基本建成了数字政府“12345+N”工作业务体系。“1”是省政数局牵头推动“一个要素市场”，“2”是加快出台与数字政府建设紧密相关的《广东省政务服务条例》《广东省数据条例》“两个法规”，“3”是全面建成数字政府建设运营中心（数字广东公司）、省政务服务数据事务中心、广东数字政府研究院“三个支撑”，“4”是瞄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省域治理“一网统管”、政府运行“一网协同”、数据资源“一网共享”“四个主攻方向”，“5”是引领带动培育形成信创产业联盟、数字政府产业联盟、大数据发展联盟、数字政府安全产业联盟、省电子政务协会“五大产研带动”，“N”是若干个标志性成果。
其中，“粤省事”集成全省近2500项便民服务，实名用户超过1.64亿；“粤商通”平台汇聚利企服务1800多项，注册市场主体1195万户；“粤政易”是面向全省五级公务人员的移动协同办公平台；“粤省心”是12345政府热线平台；“粤智助”政府服务自助机共投放4万多台，近期实现了全省近2万个行政村全覆盖。在国家每年组织对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评估中，广东连续三年获得全国第一名。
180多项人社服务“指尖办”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葛国兴表示，2018年来，省人社厅在粤省事小程序建成了人社服务专区，目前共实现180多项人社服务“指尖办”，其中160多项支持“零跑腿”。全省共精简各种证明材料2300多项，办事企业和群众提供材料减少59.8%，压减办理环节56.8%，办理时限提速59.2%。省人社厅积极推动人社服务进驻粤省事APP，目前已进驻电子社保卡申领、参保证明下载等约50项高频服务。
省人社厅将持续发力，推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全面推动人社服务进驻粤省事APP；持续优化人社服务，精简申办材料、简化办事流程、减少跑动次数，实现“少填、少报、少走、快办”的效果。
公安政务累计服务超4.5亿人次
省公安厅二级巡视员张彬照表示，自2018年粤省事小程序上线后，省公安厅将高频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粤省事，至今已累计服务超过4.5亿人次，70%的进驻事项已实现全流程网办。此外，还推出居民身份电子凭证等数字化电子凭证，为线上政务服务办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省公安厅将粤省事小程序上线的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全量迁移至粤省事APP并进行优化。目前，总上线事项达300项，约占粤省事上线服务事项总量的八分之一。此外，省公安厅推出新车上牌“快捷办”“一证办”等“放管服”配套便民保障措施，重点地市交警部门将加大粤省事APP车辆注册登记类服务的预约量。
覆盖1.13亿人 医保服务跑出新速度
省医保局副局长刘碧茹表示，2020年广东率先上线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依托全省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去年10月广东实现所有统筹区的省内、跨省异地就医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提前一年实现国家局“2022年底前，每个县至少有一家定点医疗机构能够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的任务。2022年一季度，跨省异地就医备案人次为3.4万，同比增长26%，跨省和省内跨市就医结算人次为37万，同比增长56%。
粤省事APP上线了34项医保服务功能，涵盖了居民参保登记、医保缴费查询，异地就医备案等高频事项。实现“地域选择一键办、备案对象一键办”和“备案信息即时查、医疗机构即时查”。
“中山专区”集成1054项服务
中山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黄振球表示，粤省事“中山专区”，让中山政务服务个性化需求在全省的统一架构下得以落地。通过粤省事实现各部门业务的高效集成，目前中山专区可办理政务服务1054项，已有576万群众在使用，占中山常住人口的130.61%，日访问量超200万次。
下一步，中山将继续丰富粤省事专区功能。一是应用APP的定位功能，方便群众直达“中山专区”，个性化推荐政务和生活服务，打造“大众点评”式的服务平台；二是利用粤省事APP上线更多本地场景式服务，为群众提供“一件事、一站式”集成服务；三是围绕“个人数字空间”探索电子证照等数据要素的社会化使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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