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雨及芒种，四海皆农桑”。在24节气中，芒种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务实节气。《二十四史》之《史记》全部走完：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一百三十篇。上起黄帝下至汉武，融会贯通三千年历史，包罗万象脉络分明。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工行。”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读书切实，悔之甚晚。宋朝的宰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想来把《论语》换为《史记》可能更有价值。并非儒家无用，而是《史记》太有用。宋人推《论语》，估计是为神化孔圣人而有意为之。宋代的理学家其实很可恶，他们以儒家为基础从道家拿一点从佛家借一点，堂而皇之据为己有，然后还要去指责道家和佛家的不是。过犹不及，宋儒的所谓义理最终把儒家教条化并为明代的心学埋下根源。历史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历史的意义都是后人所加。芒种之后开读《汉书》，不知道没有太史公曰的史书会是什么味道。#2020年度阅读·《二十四史》（10）#

【易理与佛理本无二致】《周易》作为儒家经典，有与佛学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许多基本观点和思想范畴难以融通。所以，易学与佛学这两大学术体系在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联系很不密切。那么，如何才能揭示易学与佛学之间的思想联系呢？明末高僧蕅益智旭《周易禅解》，通过对《周易》经传文本的禅学解释，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而被公认为援禅解《易》的代表作。智旭在解说《周易》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一个不变的思维导向，那就是如何证明易理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佛理，并力求通过阐释《周易》经传的文辞来肯定易理是在天地之先，具有本体的概念，证明易理与佛理是相通的，易道跟佛性是同样的，易学与禅学的本根是相通的。由此进一步表明以禅解《易》是行得通的，儒释道三教的关系是相通的。所以说，智旭在解说《周易》过程中所体现的独特的禅易相通思想倾向，在理解易佛关系问题上明显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周易禅解》的解《易》思想尽管颇具特色，但大多散布在《周易》经传的文辞阐释之中，必须加以梳理才能凸显思想的体系和脉络。
因此，必须深入分析和研究《周易禅解》的文本内容，才能更好地理解智旭是如何推论禅易相通思想的。智旭撰写《周易禅解》是先完成《系辞》以下五传之后，再去解上、下经的。从总体上看，智旭在解说《易传》和《易经》中各有特色，体现了一系列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创新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有鉴于此，本文拟先侧重以解《系辞》等五传的内容为主，并结合《灵峰宗论》中与易学相关的内容，探讨智旭在易理与佛理关系问题上的思想创新。
一、易即易理贯彻始终。 “易”即“易理”、“易理”即本体的思想，是智旭解《易》思想的基础和前提，具有鲜明的禅易相通思想倾向，也是《周易禅解》创新思想理论的一大体现。
这一思想理论来源于智旭运用理学思想对《易传》文辞的推导，如其在解《乾·彖》“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一句时指出：“圣人见万物之资始，便能即始见终。知其由终有始，始终是一理。但约时节、因缘、假分六位，达此六位，无非一理，则位位皆具龙德，而可以御天矣。”由此可见，智旭“始终是一理”的思想乃是贯通易佛关系的理论基础。所谓“始终一理”的思想内涵是什么呢？又是如何来贯通易佛关系呢？对此，智旭并不含糊其词，也不是简单沿袭旧说，而是实事求是地根据《周易》的文辞义理，逐层进行阐发和论证。以下先来分析智旭是如何导出“易即易理”之说的。众所周知，《易传》中“易”字随处可见，其义并不固定。关于“易”字的解释，往往要牵涉到《周易》的性质、效用等问题。综观历代易家对《周易》的注解，由于对《周易》的性质各有看法，所以在“易”义的解释上也就常常出现分歧。那么，“易”字究竟是何种意义呢？在智旭看来，《易传》所言之“易”既指“易理”，又指“易书”，也可指“易学”，但因是“由易理方有天地万物”“由天地万物而为易书，由易书而成易学，由易学而契易理”(卷八解《系辞上传》开篇语)，可见“易理”、“易书”、“易学”在“理”的层面上是相契相通，合而为一，所以完全可以“易理”来总称“易”的三种不同体现。稍作归纳，智旭对“易”的理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易”是包尽天下的大道理，即为易理；第二，“易”是吾人不思议之心体，即为心理；第三，“易”为一切事理本源，有太极之义，即为本体。很显然，智旭认定了“易”即是所谓的“易理”，既是心体，又是本体。正是因为智旭坚持把“易”义定为“易理”，所以他在《周易禅解》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都跟“易理”密切相关。从智旭对“易”的理解来看，视“易”为“易理”和“心体”主要是直接援用理学和心学的成果来发挥，而视“易”为“本体”则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理论问题，不仅仅是“易”与“易理”、“无极”、“太极”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易”与“无住之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理”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还得根据“无极而太极”说的历史来分析这些问题。对于“无极”与“太极”的关系问题，智旭主要是沿袭朱子的看法。如果联系前面的引文，我们可以发现智旭也把人心“一念”当作本体来看待，并把这佛教的“十法界”统一到“一念”之心中，在理论上基本贯通了“易理”与佛法概念的关系。稍稍对以上引述归纳一下，可以发现智旭给“易理”赋予了深广的内涵：不仅贯彻于天地万物之始终，而且与天理、心理相契相合，尤其是与“自心”冥契无间。如此来阐释禅易相通，无疑有着明显的思想倾向。这一倾向同时也表明，智旭有意借助《周易》来阐发“儒佛同心”、“三教同源”的思想主张。对此，如果结合《灵峰宗论》的相关说法，就能理解得更为透彻。智旭说：“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苟无自心，三教俱无；苟昧自心，三教俱昧。”(卷七之四《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2] 又说：“本心不昧，儒释老皆可也；若昧此心，儒非真儒，老非真老，释非真释矣。”(卷二之三《法语三·示潘拱宸》)[2] 由此可见，他把“易理”当作“自心”本具的，乃是别有用心的，追根究底就是为“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周易》中寻找理论依据。从这个角度看，智旭提出的“自心之易理”思想，对于三教关系理论来说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三、易理即无住之佛理。智旭既认为“易即易理”，又认为“易理即自心之易理”，无疑也就是认为“易即自心之易理”。那么“自心之易理”又与“佛理”有何联系呢？这个问题是智旭构建禅易相通理论最关键的环节。智旭认为《周易》和禅学并无本质差别，因为孔门心学和佛门心学是一脉相承的，“易理”与“禅理”在本质上是一致无差的。他在《周易禅解·系辞上传》开篇总论就明确指出：“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易理，天地万物所从建立也。卦爻阴阳之易书，法天地万物而为之者也。易知简能之易学，玩卦爻阴阳而成之者也。由易理方有天地万物，此义在下文明之。今先明由天地万物而为易书，由易书而成易学，由易学而契易理。”关于“易理”及其与易书、易学的关系，《周易禅解·系辞传》反复作了解释。为了进一步说明“易理”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智旭在《周易禅解》卷九解《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一段时，就着重阐述了易理“三才之道”与禅理“随缘不变”的内在联系：
吾人自无始以来，迷性命而顺生死，所以从一生二，从二生四，乃至万有之不同。今圣人作易，将以逆生死流，而“顺性命之理”。是以即彼自心妄现之天，立其道曰“阴与阳”，可见天不偏于阳，还具易之全理，所谓“随缘不变”也。即彼自心妄现之地，立其道曰“柔与刚”，可见地不偏于柔，亦具易之全理，亦“随缘不变”也。即彼自心妄计之人，立其道曰“仁与义”，仁则同地，义则同天，可见人非天地所生，亦具易之全理，而“随缘常不变”也。从以上引文可以发现，智旭运用“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来解说《说卦传》，既说明了“禅易相通”，又证明了“儒佛相通”。但这些还只是该思想的局部，如果结合《灵峰宗论》的内容，就更容易看出《周易禅解》中最想表达的禅易相通思想是什么样和怎么来的。如卷二之五《示马太昭》中说：“又闻‘现前一念心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之妙，方知‘不易之为变易，变易之终不易’。”此处智旭明言其之所以能知“禅易相通”的来由。然即此儒典，亦未尝不泄妙机。后儒自莫能察，及门亦所未窥。故孔子再叹“颜回好学，今也则亡”，深显曾子以下，皆知迹而不知本，知权而不知实者也。何谓所泄妙机？如《易经·系辞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语最可参详。在这里，智旭直接由“易有太极”、“易理固在太极之先”、“吾人本源佛性”推导出“真如即太极”和“易即真如之性”的说法，表明了两层思想：一是“易即真如之性，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密说为易”；二是真如不守自性而生无明，无明即太极，是死生之根本，密说之为太极。如果再结合《周易禅解》的思想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引文的内容无疑是对《周易禅解》相通思想的归纳和引申，比如：根据以上这两层思想，我们就可以更充分理解智旭在解“易有太极”时直接把“易”说成“无住之理”的原因所在。试论智旭的推导过程：因为“易为一切事理本源”，即是“易理为一切事理本源”，那么“易有太极”也就等于说“易理有太极”或“易理即太极”，这样“易”与“易理”实际上也就与“无极”的概念相等同；又因为“易理”是有理体的，而“无极”是无体的，有如心体，那么“易”既是“无极”又是“易理”，也就意味着“易”既是“无体”又是“有体”的，如此便具有“从无住本”的意思，也就可与“无住之理”相对释。进论之，“易”既是“无体”的，说明“易”与“真如之性”是相同的，也就具有随缘不变之义；“易”又是“有体”的，有“太极”，能化生天地万物，也就具有不变随缘之义。所以说，此“无住之易理”即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易理”。如果再结合前文推导的过程和结论，我们就可清楚地发现和理解《周易禅解》中所独具的相通思想倾向：所谓的“易”、“易理”、“天理”、“生理”、“心理”、“禅理”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真如之性”，也都具有原始性和永久性，都是宇宙间生死轮回、动静变化的根本；同样，易书和易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契合和相通的，只不过是体现形式不同罢了。如此说来，易理即是佛性，禅学和易学自然是本根相通的，以禅解《易》或以《易》解禅的做法自然也是合理合法的了。由此可证，儒学、道学、佛学也都是本源相同的，即同一“自心”，同一“自性”，同一“易理”。由于智旭是在解说中表达思想，没有条件形成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完整系统的长篇文字内容，所以有必要对其“禅易相通”思想的理论内容逐步加以贯穿和总结：一是易理说。智旭认为易理是贯彻始终的自心之理体，是“易”在“天”、“地”、“人”、“心”、“性”、“理”、“物”等层面上的集中体现，即是“易”之“有体”的形象体现。二是无极太极说。智旭认为无极和太极都是万物的本体，是“易”之“无体”和“有体”的两种体现：“无极”是“易”之“无体”，即是“不思议之心体”；“太极”是“易”之“有体”，即是“自心之易理”，有如“真如之无明”。三是佛性论。智旭认为“易”与“佛性”是一致的：以“易”之“无体”同“真如之性”，以“易”之“太极”本体同“无明佛性”。合而观之，智旭又认为所谓的“易”、“易理”、“无极”、“太极”、“佛性”等都是相通的，因为这些都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都不离开“现前一念心性”。必须指出，在智旭的《周易禅解》中所谓的“易理说”、“无极太极说”、“佛性说”，名称虽然不同，而实际上都是相通的。总而言之，智旭认为禅学与易学、儒学与佛学乃至儒释道三教之间都是可以相通的，因为它们同心同理同源。如此以《周易》之“易”来建构学术相通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学术史上应该是非常少有的。

"我爱国学"打卡第1天
《史记》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书，可谓是开了历代正史之先河，堪称二十四史之首，史记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汇贯通，脉络清晰，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太史公自序》自序中也谈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文化自信之根源，自信来自何处？来自于文化的底蕴，来自于对历史的了解与传承。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但其具体的内涵是很多人都不甚清楚的。所以读一读史记对个人修养是有好处的，纵观历史，名垂青史的人必定拥有过人之处。他们也是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所换来的，正如韩愈所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