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子佛学分享——从《西游记》谈佛学
五百年来，《西游记》的艺术魅力是有口皆碑的，可是自《西游记》问世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角度不同，价值观念各异，便出现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引出不少争鸣性的意见。多元价值评论中也包含着宗教观念。本文拟从佛学角度谈些看法。
《西游记》里的玄奘一行人为了追求真理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取得了真经，成了正果，这实际是教育人们，必须有百折不挠的意志，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可以说，整个《西游记》，就是一曲意志决定论的颂歌。《西游记》的内涵，就是扬善弃恶，也可以说它是探求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它不但完整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而且把善恶、美丑作了鲜明的对比。这些艺术形象与一般文学作品的塑造方法有着极大不同。一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完整的人，而《西游记》的唐僧师徒四人都只是各自代表人的某一方面。
一切众生世界有相之万法，皆由八识(即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识)所综合变现而起，并非由某一识单独生起的。然众生不识见相二分如幻，以妄心计见分为心，相分为色，执为实有。见相二分乃一识之两分，见分是见闻觉知，相分是一切境界。识所缘境属识相分，能认识相分的能力即是识见分，离见无相，离相无见，皆是心识所现的影像，属内境。因此，众缘所生的心、心所体及见相二分，不管有漏无漏，都依众缘而起。这些见相二分是我们的妄想、执着，须破除这些心里的见相二分，而不是一味地只祛除表面的幻象。因为表面的幻象只会变不会灭，它并不构成障碍，所谓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障碍是由意识与末那识所产生的。
从佛教唯识宗来看，《西游记》的人物形象，唐僧就是阿赖耶识的代表。阿赖耶识的性能就是没有思维辨别的能力，故而遇到大小神佛，不辨真假，朝见各国君王不分贤否，人妖不分，善恶不辨。所以取经路上无论好坏事，非由唐僧承担不可，这正是阿赖耶识作为八识之总体，亦为一切善恶业力之所寄托的形象体现。不过这不是了解唐僧真正意义上的僧人实际形象，而只是佛教义礼一种形象比喻。因为唐僧的原型，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第二个人物就是沙僧——末那识的代表，他的特点是执我和思量，所以他就执定了唐僧，与唐僧形影不离。无论是化斋还是巡山，无论降妖还是救人，都是悟空和八戒的责任，而他要留下来陪伴和照顾唐僧。于是在去西天的路上，他只负责牵马挑担，护持师父，可是重要关头总是冲将上去，救取经队伍于危难之中。第三个人物就是悟空——意识的代表，意识是无形的，一切外力都拿他无可奈何。由于人的意识无形，不受外力约束，所以他可做出自由的想象，大小、善丑、老少、男女，变化诸多，就是这样他才能保护唐僧到达西天灵山佛地，完成了取经的伟大业绩。最后是八戒——眼耳鼻舌身的代表，是有形可触的人物。故而变化粗鲁笨拙，能大不能小，能丑不能美。眼耳鼻舌身这五识，是人接触外界的工具，八戒是师徒四人中唯一的集贪色、贪睡和贪名利于一体的人。他对取经事业非常不坚定，不过他的性格憨厚，本质单纯、朴实、善良；他对取经事业也有贡献。所以说，他是孙悟空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这点在佛教里表明为眼耳鼻舌身五识与意识的关系。慧远在《大乘义章》卷二十六里说：“六识之心，随根虽别，体性是一，往来彼此，如一猿猴。”佛门一直把心猿意马当作明心见性的大障碍，必须遏止以达到“心猿罢跳，意马休驰”的清净地。《心地观经》则称：“心如猿猴，游五欲树不暂住故。心如画师，能画世间种种色故。”前五识中，只要有一识生起，意识便同时俱起。因而前五识所作所为，意识看得清清楚楚。故而代表前五识的八戒心理所怀的各种鬼胎，都瞒不过代表意识的悟空的火眼金晴。如钱起《杪秋南山西峰题准上人兰若》所言：客到两忘言，猿心与禅定。
上述可见，《西游记》人物形象个性独特、丰富和复杂，共性则融化于个性之中。从寓意和象征的角度来理解小说《西游记》，取经就成了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精神的象征，成了为人类不惜冒险、牺牲七情六欲、追求心灵的自由和拯救众生的理想的事业。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把“普度众生”作为人生的追求。他们在虔诚的唐僧带领下，为此而排除万难，在追求理想的宏伟事业中，求得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这就告诉人们，孙悟空那样争名夺利闹地位，贪嗔痴怨无已时，为了一己之私而闹得天翻地覆，为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惜生灵涂炭，完全是由于野心、贪心、痴心、妄心使然。这样的心态作为，绝不能修成正道。所以他被象征正心的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而到最后，唐僧把他救出来，同时让他皈依佛门，改过自新，同他一路。但是要得到真理，唐僧师徒一定得经历种种磨难，战胜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艰难困苦，特别是克服了自己心中的种种魔障，才终于“猿熟马驯”，“磨灭尽”，“功成行满见真如”。因为佛教认为自性即佛，心本体的自性或本性就是佛性，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说“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心学家也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言，心外无义”。由此看来，决心修行者的内在动力是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与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相接而产生的欲望，因之而产生的烦恼称为六贼。悟空把它们统统消灭，象征他皈依佛的决心。佛教认为：“三界唯心所依，如梦所见，如镜中像，无有自体，离心则无六识境界，以从心故。心生法生，心灭法灭，诸法生灭皆随于心。”，“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成佛成魔，均在一心之念，所谓“即心即佛”。孙悟空牢拴心猿，紧锁意马，以至心无挂碍，在紧箍咒的制约下，一步步走向成熟，战胜了所有的妖魔鬼怪。终于紧箍脱去，圆满功成，云开月朗，得大自在，“猿熟马驯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最后被封为“斗战胜佛”，成为人类心灵最生动、完美的象征和表现。“见色非染色，闻声不是声，色声无怪碍，方到法王城”(证道的境界)。
五百年来，《西游记》的艺术魅力是有口皆碑的，可是自《西游记》问世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角度不同，价值观念各异，便出现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引出不少争鸣性的意见。多元价值评论中也包含着宗教观念。本文拟从佛学角度谈些看法。
《西游记》里的玄奘一行人为了追求真理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取得了真经，成了正果，这实际是教育人们，必须有百折不挠的意志，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可以说，整个《西游记》，就是一曲意志决定论的颂歌。《西游记》的内涵，就是扬善弃恶，也可以说它是探求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它不但完整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而且把善恶、美丑作了鲜明的对比。这些艺术形象与一般文学作品的塑造方法有着极大不同。一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完整的人，而《西游记》的唐僧师徒四人都只是各自代表人的某一方面。
一切众生世界有相之万法，皆由八识(即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识)所综合变现而起，并非由某一识单独生起的。然众生不识见相二分如幻，以妄心计见分为心，相分为色，执为实有。见相二分乃一识之两分，见分是见闻觉知，相分是一切境界。识所缘境属识相分，能认识相分的能力即是识见分，离见无相，离相无见，皆是心识所现的影像，属内境。因此，众缘所生的心、心所体及见相二分，不管有漏无漏，都依众缘而起。这些见相二分是我们的妄想、执着，须破除这些心里的见相二分，而不是一味地只祛除表面的幻象。因为表面的幻象只会变不会灭，它并不构成障碍，所谓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障碍是由意识与末那识所产生的。
从佛教唯识宗来看，《西游记》的人物形象，唐僧就是阿赖耶识的代表。阿赖耶识的性能就是没有思维辨别的能力，故而遇到大小神佛，不辨真假，朝见各国君王不分贤否，人妖不分，善恶不辨。所以取经路上无论好坏事，非由唐僧承担不可，这正是阿赖耶识作为八识之总体，亦为一切善恶业力之所寄托的形象体现。不过这不是了解唐僧真正意义上的僧人实际形象，而只是佛教义礼一种形象比喻。因为唐僧的原型，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第二个人物就是沙僧——末那识的代表，他的特点是执我和思量，所以他就执定了唐僧，与唐僧形影不离。无论是化斋还是巡山，无论降妖还是救人，都是悟空和八戒的责任，而他要留下来陪伴和照顾唐僧。于是在去西天的路上，他只负责牵马挑担，护持师父，可是重要关头总是冲将上去，救取经队伍于危难之中。第三个人物就是悟空——意识的代表，意识是无形的，一切外力都拿他无可奈何。由于人的意识无形，不受外力约束，所以他可做出自由的想象，大小、善丑、老少、男女，变化诸多，就是这样他才能保护唐僧到达西天灵山佛地，完成了取经的伟大业绩。最后是八戒——眼耳鼻舌身的代表，是有形可触的人物。故而变化粗鲁笨拙，能大不能小，能丑不能美。眼耳鼻舌身这五识，是人接触外界的工具，八戒是师徒四人中唯一的集贪色、贪睡和贪名利于一体的人。他对取经事业非常不坚定，不过他的性格憨厚，本质单纯、朴实、善良；他对取经事业也有贡献。所以说，他是孙悟空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这点在佛教里表明为眼耳鼻舌身五识与意识的关系。慧远在《大乘义章》卷二十六里说：“六识之心，随根虽别，体性是一，往来彼此，如一猿猴。”佛门一直把心猿意马当作明心见性的大障碍，必须遏止以达到“心猿罢跳，意马休驰”的清净地。《心地观经》则称：“心如猿猴，游五欲树不暂住故。心如画师，能画世间种种色故。”前五识中，只要有一识生起，意识便同时俱起。因而前五识所作所为，意识看得清清楚楚。故而代表前五识的八戒心理所怀的各种鬼胎，都瞒不过代表意识的悟空的火眼金晴。如钱起《杪秋南山西峰题准上人兰若》所言：客到两忘言，猿心与禅定。
上述可见，《西游记》人物形象个性独特、丰富和复杂，共性则融化于个性之中。从寓意和象征的角度来理解小说《西游记》，取经就成了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精神的象征，成了为人类不惜冒险、牺牲七情六欲、追求心灵的自由和拯救众生的理想的事业。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把“普度众生”作为人生的追求。他们在虔诚的唐僧带领下，为此而排除万难，在追求理想的宏伟事业中，求得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这就告诉人们，孙悟空那样争名夺利闹地位，贪嗔痴怨无已时，为了一己之私而闹得天翻地覆，为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惜生灵涂炭，完全是由于野心、贪心、痴心、妄心使然。这样的心态作为，绝不能修成正道。所以他被象征正心的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而到最后，唐僧把他救出来，同时让他皈依佛门，改过自新，同他一路。但是要得到真理，唐僧师徒一定得经历种种磨难，战胜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艰难困苦，特别是克服了自己心中的种种魔障，才终于“猿熟马驯”，“磨灭尽”，“功成行满见真如”。因为佛教认为自性即佛，心本体的自性或本性就是佛性，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说“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心学家也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言，心外无义”。由此看来，决心修行者的内在动力是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与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相接而产生的欲望，因之而产生的烦恼称为六贼。悟空把它们统统消灭，象征他皈依佛的决心。佛教认为：“三界唯心所依，如梦所见，如镜中像，无有自体，离心则无六识境界，以从心故。心生法生，心灭法灭，诸法生灭皆随于心。”，“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成佛成魔，均在一心之念，所谓“即心即佛”。孙悟空牢拴心猿，紧锁意马，以至心无挂碍，在紧箍咒的制约下，一步步走向成熟，战胜了所有的妖魔鬼怪。终于紧箍脱去，圆满功成，云开月朗，得大自在，“猿熟马驯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最后被封为“斗战胜佛”，成为人类心灵最生动、完美的象征和表现。“见色非染色，闻声不是声，色声无怪碍，方到法王城”(证道的境界)。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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