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 | 艺术必先有自己的创造精神，然后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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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艺术，必先有自己的创造精神，然后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若处处都是崇拜模仿，受人支配，则他表现的必不是自己的生命。
最高尚的艺术家，必不受人的制约，对于外界的批评毁誉，也视之漠然。因为我的艺术，是我自己生命的表现，别人怎见得我当时的情感怎样呢？别人怎知道我的内心怎样呢？肤浅的批评，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研究艺术者，应具有自己坚定稳固的态度，不受别人的摇动！何以艺术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呢？因为艺术是通过艺术家的感觉而表现的，因感觉而生情，才能产生艺术，换言之，乃由吾人对现实世界的感受而产生的。譬如绘画，个性刚强的人，欢喜热烈的色调；性格沉默的人，就喜欢冷静的色调。两个气质不同的人，拿同一的对象去作画，他们所表现的色彩感觉，也是不相同的，不能强使划一。倘若强使他们划一了，就等于剥夺他们的生命。
所以画家作画，都是从内心有感而发，不若不把感受如此这般的表现出来，就不快活。倘若没有感受而造作，那就成虚伪的技巧化了。
所以艺术表现，要内部的激动越强越好，越深刻越好。表现在画面上的线条、韵律、色调等，是情感在里面，精神也在里面，生命更是永久的存在里面。
我常常会在看到一种自然界瞬息的流动线，强烈的色彩——如晚霞及流动的生物——的时候被激动得体内的热血象要喷出来，有时就顷刻间用色彩或线条把它写出来。写好之后，觉得无比快活。但自己却不知道当时是如何画的，才能够这样。倘使要我自己再临一张，那却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有时很精心的想制作一张画，很认真的去找对象，结果倒反而失败。因此我晓得绘画就是创作的动机纯在直觉里面，表现出自己的生命来；倘使没有生命，即使大规模的铺张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例如，不论是罗丹，或是八大，他们用几条线、几点墨，也能使人看出无限的趣味，这就是他们生命和灵感的表现。
我国研究绘画，在宋有画院，以画试士，画风极一时之盛。那时可以说是中国官方提倡艺术最盛时代。但是他们作画，自己并没有主观感受，仅仅是顺从画院规定的格式以博帝王的欢心，所以院体派的画千篇一律，好似刻板一样，有工艺的价值，而没有艺术的精神。这种仅以技巧为主的画，完全为别人所支配。所以“元四家”的云林、仲圭、王蒙、大痴攻宋院体为匠画，实在是不错的。
明末清初，八大、石涛、石溪诸家的作品超越于自然的形象，是带着一种主观抽象的表现，有一种强烈的情感跃然纸上，他们从自己的笔墨里表现出他们狂热的情感和心灵，这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不受前人的束缚，也不受自然的限制，在他们的画上都可以看出来。在他们的画幅上，虽一丝之隙，一分之地，都是他们生命的表现；即使极微妙之明暗间几为官能所不能觉察之处，亦有其精神存在。所以他们的作品经历许多年，经过无数人的批评，都被承认是杰作。且不期而与现代马蒂斯、罗丹等一辈人的艺术暗合。
有人说：“艺术不是完全情感的表现，总少许带一点理智的色彩，不然何以要天天去研究呢？”要知道艺术这种东西，并不是象几何物理之有一定的公式，可以用理智分析的。画面上的调子如何配置，画家在脑子里也不都是清晰明白、一清二楚的。
拉斯金问霍德·曼翰德：“何以于制作中能在画面配置如是之色彩？”曼翰德说：“吾不知其所以然，惟吾之内心使吾如是耳。”同样，假如有人问我：“你为何画的时候，拿这样一大块颜色堆积在画面上？”我也要说：“这是我感觉到的自然对象，便顺着自己的内心感受随笔写出的。问我如何，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但设或有人照我这样，也拿很厚的颜色照样堆积在画面上，我可以断定他的画一定会成死的东西。因为我的画是我内心的表现，别人要用公式来跟我学，那如何学得好呢？所以艺术不可拿理智去分析。
又有人说：“画家无论如何总要受经济支配，试问没有物质的供给，你可以安逸的作画么？”这要看实在情况。但我要反问一句：“我们人的生活，仅有物质上的供给，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么？”我们求起码的物质上供给是一事，研究艺术又是一事。倘然为物质而制作艺术，这种被物质役使的艺术，完全受他人爱好之支配，这种东西，还成艺术吗？真正的艺术家必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精神，所以他们要发展他们的艺术，总觉得现在的社会制度是艺术思想的障碍，所以艺术有改造社会的倾向。我们宁可效高更、特朗之所为，不愿为金钱的奴隶。
要知道为金钱作奴隶的画家，好比倚门卖笑的妓女和卖身投靠的议员一样，艺术何在？人格何在？由此观之，可知制作艺术应当不受别人的支配，不受自然的限制，不受理智的束缚，不受金钱的役使；而应该是超越一切，表现画家自己的人格、个性、生命，这就是有生命的艺术，是艺术之花，也是生命之花。
所以我们所说的生命，不是生物学家所说的生命，不是细胞的组合，是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是我们的人格和个性。现在社会之坏，就坏在有生命的人太少了，多么悲哀！我相信有艺术的生活，才有人生，才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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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艺术，必先有自己的创造精神，然后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若处处都是崇拜模仿，受人支配，则他表现的必不是自己的生命。
最高尚的艺术家，必不受人的制约，对于外界的批评毁誉，也视之漠然。因为我的艺术，是我自己生命的表现，别人怎见得我当时的情感怎样呢？别人怎知道我的内心怎样呢？肤浅的批评，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研究艺术者，应具有自己坚定稳固的态度，不受别人的摇动！何以艺术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呢？因为艺术是通过艺术家的感觉而表现的，因感觉而生情，才能产生艺术，换言之，乃由吾人对现实世界的感受而产生的。譬如绘画，个性刚强的人，欢喜热烈的色调；性格沉默的人，就喜欢冷静的色调。两个气质不同的人，拿同一的对象去作画，他们所表现的色彩感觉，也是不相同的，不能强使划一。倘若强使他们划一了，就等于剥夺他们的生命。
所以画家作画，都是从内心有感而发，不若不把感受如此这般的表现出来，就不快活。倘若没有感受而造作，那就成虚伪的技巧化了。
所以艺术表现，要内部的激动越强越好，越深刻越好。表现在画面上的线条、韵律、色调等，是情感在里面，精神也在里面，生命更是永久的存在里面。
我常常会在看到一种自然界瞬息的流动线，强烈的色彩——如晚霞及流动的生物——的时候被激动得体内的热血象要喷出来，有时就顷刻间用色彩或线条把它写出来。写好之后，觉得无比快活。但自己却不知道当时是如何画的，才能够这样。倘使要我自己再临一张，那却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有时很精心的想制作一张画，很认真的去找对象，结果倒反而失败。因此我晓得绘画就是创作的动机纯在直觉里面，表现出自己的生命来；倘使没有生命，即使大规模的铺张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例如，不论是罗丹，或是八大，他们用几条线、几点墨，也能使人看出无限的趣味，这就是他们生命和灵感的表现。
我国研究绘画，在宋有画院，以画试士，画风极一时之盛。那时可以说是中国官方提倡艺术最盛时代。但是他们作画，自己并没有主观感受，仅仅是顺从画院规定的格式以博帝王的欢心，所以院体派的画千篇一律，好似刻板一样，有工艺的价值，而没有艺术的精神。这种仅以技巧为主的画，完全为别人所支配。所以“元四家”的云林、仲圭、王蒙、大痴攻宋院体为匠画，实在是不错的。
明末清初，八大、石涛、石溪诸家的作品超越于自然的形象，是带着一种主观抽象的表现，有一种强烈的情感跃然纸上，他们从自己的笔墨里表现出他们狂热的情感和心灵，这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不受前人的束缚，也不受自然的限制，在他们的画上都可以看出来。在他们的画幅上，虽一丝之隙，一分之地，都是他们生命的表现；即使极微妙之明暗间几为官能所不能觉察之处，亦有其精神存在。所以他们的作品经历许多年，经过无数人的批评，都被承认是杰作。且不期而与现代马蒂斯、罗丹等一辈人的艺术暗合。
有人说：“艺术不是完全情感的表现，总少许带一点理智的色彩，不然何以要天天去研究呢？”要知道艺术这种东西，并不是象几何物理之有一定的公式，可以用理智分析的。画面上的调子如何配置，画家在脑子里也不都是清晰明白、一清二楚的。
拉斯金问霍德·曼翰德：“何以于制作中能在画面配置如是之色彩？”曼翰德说：“吾不知其所以然，惟吾之内心使吾如是耳。”同样，假如有人问我：“你为何画的时候，拿这样一大块颜色堆积在画面上？”我也要说：“这是我感觉到的自然对象，便顺着自己的内心感受随笔写出的。问我如何，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但设或有人照我这样，也拿很厚的颜色照样堆积在画面上，我可以断定他的画一定会成死的东西。因为我的画是我内心的表现，别人要用公式来跟我学，那如何学得好呢？所以艺术不可拿理智去分析。
又有人说：“画家无论如何总要受经济支配，试问没有物质的供给，你可以安逸的作画么？”这要看实在情况。但我要反问一句：“我们人的生活，仅有物质上的供给，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么？”我们求起码的物质上供给是一事，研究艺术又是一事。倘然为物质而制作艺术，这种被物质役使的艺术，完全受他人爱好之支配，这种东西，还成艺术吗？真正的艺术家必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精神，所以他们要发展他们的艺术，总觉得现在的社会制度是艺术思想的障碍，所以艺术有改造社会的倾向。我们宁可效高更、特朗之所为，不愿为金钱的奴隶。
要知道为金钱作奴隶的画家，好比倚门卖笑的妓女和卖身投靠的议员一样，艺术何在？人格何在？由此观之，可知制作艺术应当不受别人的支配，不受自然的限制，不受理智的束缚，不受金钱的役使；而应该是超越一切，表现画家自己的人格、个性、生命，这就是有生命的艺术，是艺术之花，也是生命之花。
所以我们所说的生命，不是生物学家所说的生命，不是细胞的组合，是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是我们的人格和个性。现在社会之坏，就坏在有生命的人太少了，多么悲哀！我相信有艺术的生活，才有人生，才是人生。
已经半年了，以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一直拼搏，确实很努力，确实没浪费时间，确实也没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因为我身处社会，却没有顾及其他……终究，跟我同频的人很少，切身能懂我的人也很少。这一年，我把自己使用太狠了，直接扯断有弹性的橡皮筋，我45678……月患上了头疼，最近，强迫自己停下来，缓缓，不断净化“修行”自己，有时间就把之前欠下的“恩情”补上，完形填空，今儿晚请前前同事吃饭，她还是一如既往的那样嘴欠[偷笑]提起一些人和事，我内心不再热血证明自己没错，相反很平和，也许这就是放下吧，只希望他们也不要再想起我、聊起我、认识我。我本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成就高也是因为我付出多。[哈哈]未来呢，我依旧有激情，而且会越来越好，珍惜这短暂的一生，做回那个有能量有情趣够努力的我[奥特曼][笑而不语]还是那句话，干就完事儿，哪来那么多啰嗦。最后，感慨一句，一身清！
【“不计成本”地备好课】备课与上课，是一名教师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件事。这两件事之间，是条件关系，也是因果关系。每名教师都知道备课的重要性，但很多教师对备课的投入是很不够的。
因为教研员的工作需要，我常常到学校去检查教师们的备课笔记，也常常检查备课组的“集备”记录。从资料来看，不少教师在备课上是舍得花时间的；但从课堂效果来看，很多教师的备课质量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我开始重视备课的研究。
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假定一名教师一天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一般情况下，教师会怎么分配使用这8小时？其中有两个选项的数据值得深思：“批作业”在工作时间分配中所占比重最大，占62%；而本来应该占比很大的“备课”，却只有12%。也就是说，很多教师每天用在备课上的时间，平均不足1小时。
备课，是一个“良心活”。你可以用一周备一节课，也可以用一小时备一节课，还可以用一刻钟备一节课，甚至，有些教师不备课就敢去上课。
每年在全市的备课组长培训会上，我都要反复强调关于备课的“十条建议”：
第一条：一名教师，一辈子都在备课。
第二条：教案是预案，不是结案。备课还有很重要的一环，那就是“二次备课”。着眼于课堂优化的教学反思，就是二次备课。
第三条：一人主备，集体共享，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备课”；真正的集体备课，有主备人说课，还必须有组内讨论。
第四条：备课时，预设的环节不宜太过紧凑，内容不宜太过丰满，那样会束缚课堂的生长空间。语文课，应该是“慢慢走，欣赏啊”，环节太多，就成了“赶集”，教师不断催，学生拼命跑，下课了，啥都没留下。
第五条：备课时要处理好“轻重缓急”。处处是重点也就没了重点，只要做好选点突破，可以“不及其余”。面面俱到是备课的大忌，什么都想教，必然什么都教不好。不贪心，“一课一得”就好，很多节课上的很多个“一”积累起来，就有了二，就有了三，就有了万。
第六条：备课时要关注教学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最佳状态是“连皮带肉地生长”（黄厚江老师的话）。这好像是登山，一级一级向上走。
第七条：备课，应该备“各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只预备了一种可能性，那我们在课堂上评价学生的课堂活动时，就很难做到游刃有余。我们甚至要做好“启而不发，问而不答”的准备，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第八条：“课堂活动设计”应该是备课的核心环节。很多一线语文教师缺乏“活动设计”意识，他们常用的方略是“提问题，找答案”，于是“碎问碎答”就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顽疾。
第九条：备课要关注“教”，更要关注“学”。所有的教，都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备课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学生，在这节课上我能学到什么？
第十条：备课中，固然要预备“结论”，但有比“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探究结论的过程。
对初语骨干班学员，我的备课要求就更高了。我要求我的团队成员，在做好家常课备课的基础上，要“不计成本地备课”。所谓的“不计成本”，就是投入备一节课的时间，需要一天或几天的时间，甚至数周。比如，为了上一节《西游记》导读课，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西游记》原著来来回回读熟。等到了备课时，用一个小时做课件。但不能说，备课只用了一个小时，那得把一个月的读书时间一并计算进去。
我也有过为了上一节课而读一本书的经历。我曾经参加全市教学能手评比，抽到的课题是刘亮程的《城市牛哞》，准备时间是两天。初读文本，人整个就蒙了。这样的语言风格从没遇到过，怎么办？我立刻冲到新华书店，买了《刘亮程散文选集》，用了一天半再加半夜的时间，把一本书读完，然后用半天时间备课。最后的课堂展示环节，我毫无悬念通过。我还有过为了上一节课，读几本书的经历。徐飞老师约我上《红星照耀中国》导读课，我就把三个不同版本的“红星”都读了一遍，并且把“比读”活动放在了导读活动中，效果很不错。
我常把这个经验教给我的弟子们。有人要上《记承天寺夜游》，我让他先读《苏东坡传》；有人要上《端午的鸭蛋》，我让他先读汪曾祺的《美食人生》……
备课的研究，离不开“一课多案”的实践研究。从不同课型的选择、不同教学内容的选择、不同课堂活动的设计等角度，对同一篇课文进行多个教案的设计，这很能锻炼一名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
备《五柳先生传》，我先后设计了三个教学方案；备梁衡的《夏感》，我有四个不同的教学设计。有过这样的体验之后，我就明白了：备课研究，不仅要研究“怎么教”，更要重视研究“教什么”，尤其是要研究“怎么教更好”。所以，我常常让我的弟子们“同课异构”“捉对厮杀”，有时也让他们自己“左右手互搏”，设计一课两案乃至多案。
统编新教材使用之后，很多教师对“教读课”和“自读课”这两个课型不是非常明了，我就做了一件事：选课文《台阶》，先上一节教读课；换一个班学生，再上一节自读课。这其实是对“一课多案”在课型上的细化研究。
我在组织“教学基本功大赛”时，有时候也喜欢拿一个文本，要求参赛教师写两套教案，一教读，一自读。教师们说，这很折磨人，也很考验人。
前年，我组建了江阴初语优青班，自任导师。学员都是才工作两三年的青年才俊，他们普遍缺乏备课与上课的经验，我就做他们的“备课组长”，手把手教他们备课。我设计的集训课程，并不是直接奔着备课和上课去的，而是用了两年的时间来读书。我把读书称为“打底子”，有些书是必读书，比如孙绍振先生的《名作细读》，我要求年轻教师作为枕边书，有空就读，反复读。我们一边读着孙老师的书，一边拿课文来练手，做“文本细读”训练。
我们的“文本细读”训练持续了两年。很多学员刚开始不理解，纷纷问我：“徐老师，您怎么不教我们备课上课呢？”我说，“读出文本的味道”就是在训练你们备课的本事。到第三年，我们初语优青班的集训，才开始进入“教学设计”模块。到这个阶段，很多教师才恍然大悟，原来教师研读文本的功底厚实了，教学设计的能力自然就提升了。
我是教研员，也是最特别的备课组长。我想，最好的区域教研形态，可能就是教研员跟一线教师一起来备课。（作者：徐杰 系江苏省江阴市教师发展中心初中语文教研员）
因为教研员的工作需要，我常常到学校去检查教师们的备课笔记，也常常检查备课组的“集备”记录。从资料来看，不少教师在备课上是舍得花时间的；但从课堂效果来看，很多教师的备课质量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我开始重视备课的研究。
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假定一名教师一天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一般情况下，教师会怎么分配使用这8小时？其中有两个选项的数据值得深思：“批作业”在工作时间分配中所占比重最大，占62%；而本来应该占比很大的“备课”，却只有12%。也就是说，很多教师每天用在备课上的时间，平均不足1小时。
备课，是一个“良心活”。你可以用一周备一节课，也可以用一小时备一节课，还可以用一刻钟备一节课，甚至，有些教师不备课就敢去上课。
每年在全市的备课组长培训会上，我都要反复强调关于备课的“十条建议”：
第一条：一名教师，一辈子都在备课。
第二条：教案是预案，不是结案。备课还有很重要的一环，那就是“二次备课”。着眼于课堂优化的教学反思，就是二次备课。
第三条：一人主备，集体共享，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备课”；真正的集体备课，有主备人说课，还必须有组内讨论。
第四条：备课时，预设的环节不宜太过紧凑，内容不宜太过丰满，那样会束缚课堂的生长空间。语文课，应该是“慢慢走，欣赏啊”，环节太多，就成了“赶集”，教师不断催，学生拼命跑，下课了，啥都没留下。
第五条：备课时要处理好“轻重缓急”。处处是重点也就没了重点，只要做好选点突破，可以“不及其余”。面面俱到是备课的大忌，什么都想教，必然什么都教不好。不贪心，“一课一得”就好，很多节课上的很多个“一”积累起来，就有了二，就有了三，就有了万。
第六条：备课时要关注教学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最佳状态是“连皮带肉地生长”（黄厚江老师的话）。这好像是登山，一级一级向上走。
第七条：备课，应该备“各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只预备了一种可能性，那我们在课堂上评价学生的课堂活动时，就很难做到游刃有余。我们甚至要做好“启而不发，问而不答”的准备，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第八条：“课堂活动设计”应该是备课的核心环节。很多一线语文教师缺乏“活动设计”意识，他们常用的方略是“提问题，找答案”，于是“碎问碎答”就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顽疾。
第九条：备课要关注“教”，更要关注“学”。所有的教，都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备课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学生，在这节课上我能学到什么？
第十条：备课中，固然要预备“结论”，但有比“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探究结论的过程。
对初语骨干班学员，我的备课要求就更高了。我要求我的团队成员，在做好家常课备课的基础上，要“不计成本地备课”。所谓的“不计成本”，就是投入备一节课的时间，需要一天或几天的时间，甚至数周。比如，为了上一节《西游记》导读课，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西游记》原著来来回回读熟。等到了备课时，用一个小时做课件。但不能说，备课只用了一个小时，那得把一个月的读书时间一并计算进去。
我也有过为了上一节课而读一本书的经历。我曾经参加全市教学能手评比，抽到的课题是刘亮程的《城市牛哞》，准备时间是两天。初读文本，人整个就蒙了。这样的语言风格从没遇到过，怎么办？我立刻冲到新华书店，买了《刘亮程散文选集》，用了一天半再加半夜的时间，把一本书读完，然后用半天时间备课。最后的课堂展示环节，我毫无悬念通过。我还有过为了上一节课，读几本书的经历。徐飞老师约我上《红星照耀中国》导读课，我就把三个不同版本的“红星”都读了一遍，并且把“比读”活动放在了导读活动中，效果很不错。
我常把这个经验教给我的弟子们。有人要上《记承天寺夜游》，我让他先读《苏东坡传》；有人要上《端午的鸭蛋》，我让他先读汪曾祺的《美食人生》……
备课的研究，离不开“一课多案”的实践研究。从不同课型的选择、不同教学内容的选择、不同课堂活动的设计等角度，对同一篇课文进行多个教案的设计，这很能锻炼一名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
备《五柳先生传》，我先后设计了三个教学方案；备梁衡的《夏感》，我有四个不同的教学设计。有过这样的体验之后，我就明白了：备课研究，不仅要研究“怎么教”，更要重视研究“教什么”，尤其是要研究“怎么教更好”。所以，我常常让我的弟子们“同课异构”“捉对厮杀”，有时也让他们自己“左右手互搏”，设计一课两案乃至多案。
统编新教材使用之后，很多教师对“教读课”和“自读课”这两个课型不是非常明了，我就做了一件事：选课文《台阶》，先上一节教读课；换一个班学生，再上一节自读课。这其实是对“一课多案”在课型上的细化研究。
我在组织“教学基本功大赛”时，有时候也喜欢拿一个文本，要求参赛教师写两套教案，一教读，一自读。教师们说，这很折磨人，也很考验人。
前年，我组建了江阴初语优青班，自任导师。学员都是才工作两三年的青年才俊，他们普遍缺乏备课与上课的经验，我就做他们的“备课组长”，手把手教他们备课。我设计的集训课程，并不是直接奔着备课和上课去的，而是用了两年的时间来读书。我把读书称为“打底子”，有些书是必读书，比如孙绍振先生的《名作细读》，我要求年轻教师作为枕边书，有空就读，反复读。我们一边读着孙老师的书，一边拿课文来练手，做“文本细读”训练。
我们的“文本细读”训练持续了两年。很多学员刚开始不理解，纷纷问我：“徐老师，您怎么不教我们备课上课呢？”我说，“读出文本的味道”就是在训练你们备课的本事。到第三年，我们初语优青班的集训，才开始进入“教学设计”模块。到这个阶段，很多教师才恍然大悟，原来教师研读文本的功底厚实了，教学设计的能力自然就提升了。
我是教研员，也是最特别的备课组长。我想，最好的区域教研形态，可能就是教研员跟一线教师一起来备课。（作者：徐杰 系江苏省江阴市教师发展中心初中语文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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