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擅长口是心非，又希望对方能有所察觉。
当你说“我想一个人静静”的时候，你实际想说的是“我想一个人待着，但是，你也别走得太远"。
当你说“我没事”的时候，你其实是想说“我需要你”。当你说“你忙吧”的时候，你其实是想说“我们聊一会吧，就五分钟”。
当你说“你怎么每次都这样”的时候，你实际上是想说“我希望你听我说会话，我现在很难受”。
人啊，真是个奇怪的物种，尤其在感情面前，需要坦白的时候，总是隐忍地闪烁其词，需要退让的时候又不管不顾地强调尊严。
不要一看到喜欢人就说“爱你胜过爱自己”这种话。因为“爱对方”和“爱自己”的比较是一场耐力赛，是相识以后，是此后余生。
只有小孩子才会不断地追问“你为什么不理我了？”，而大人们都是非常默契地再也不见了。
喜欢一个人不难，难的是互相理解；感动一个人不难，难的是一直爱下去。
当你说“我想一个人静静”的时候，你实际想说的是“我想一个人待着，但是，你也别走得太远"。
当你说“我没事”的时候，你其实是想说“我需要你”。当你说“你忙吧”的时候，你其实是想说“我们聊一会吧，就五分钟”。
当你说“你怎么每次都这样”的时候，你实际上是想说“我希望你听我说会话，我现在很难受”。
人啊，真是个奇怪的物种，尤其在感情面前，需要坦白的时候，总是隐忍地闪烁其词，需要退让的时候又不管不顾地强调尊严。
不要一看到喜欢人就说“爱你胜过爱自己”这种话。因为“爱对方”和“爱自己”的比较是一场耐力赛，是相识以后，是此后余生。
只有小孩子才会不断地追问“你为什么不理我了？”，而大人们都是非常默契地再也不见了。
喜欢一个人不难，难的是互相理解；感动一个人不难，难的是一直爱下去。
2009年，梁益建医生对“折叠人”刘仁富说：“你既没钱，我筹钱给你看病！”刘仁富原以为是嘲笑，没想到，一年后梁益建真带来10多万。
有这样一种患者，脊柱重度畸形，上半身与下半身几乎叠合，只能弓着腰背走路，因此被称为“折叠人”。
这种病的手术治愈率几乎为零，不是死就是瘫痪，绝大多数医生都避之不及。
而梁益建却迎难而上，多年奔走病房、手术室，潜心研究，最终成为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一名普通的医生，成为了一个致力于重度脊柱畸形领域的拓荒者，还因此获得了一个“折叠神医”的称号。
生活在大凉山的刘仁富就是这样的“折叠人”，身体弯曲153度，身高才1.1米，头几乎贴到了膝盖，弯曲的身体使他无法正常行走，甚至严重影响到他的进食，十多年没有平躺着睡过觉。
为此，全家举债为他四处求医，却又四处碰壁。
更让他痛苦的是，每次出门，总会有很多路人对他投来异样的眼光，让他感觉自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身体和心理的折磨，日夜吞噬着刘仁富，让他看不到活着的希望，一度想到了死。
2009年，刘仁富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关于梁益建的报道，抱着一线希望，他用手机给梁益建发了一个关于自己病情的彩信。
让刘仁富意外的是，梁益建竟然打来了电话，让刘仁富带上钱到成都去找他。
于是在父母的陪同下，刘仁富见到了梁益建。梁益建在仔细检查他的病情后，发现这个年轻人的病症虽然严重，但并非无药可救，只是做一次这样的手术，要耗费大量的资金。
一听到高昂的手术费用，刘仁富面露难色，一家人为了给他治病，已经花光了多年的积蓄，而且还四处欠债。
当得知刘仁富准备放弃治疗时，梁益建居然这样回复了他：“你没钱治病，等我筹够了钱，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这句话对于刘仁富来说，就是一句美丽的“空话”，他打心眼里不会相信。
令他想不到的是，一年后，梁益建真的来了，还带来了10多万的手术费：“跟我走，我给你做手术！”
刘仁富看着面前这个人，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但是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10多万元，是梁益建一分一厘募捐来的。
为了给刘仁富治病，他四处募捐，找器械厂家捐器械，找工厂老板捐款，甚至把刘仁富的故事贴到茶楼募捐。
2010年，梁益建把刘仁富带到了成都的医院，他亲自主刀，为刘仁富进行了手术。
梁益建此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刘仁富的手术虽然很复杂，但是进行得很顺利，刘仁富时隔多年，终于站了起来，这个小伙子从1.1米变成了1.7米的大个子。
刘仁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喜极而泣，他不知该如何感谢这位再生父母，只是抓住梁益建的手不停说着“谢谢”。
几年后，当年的刘仁富自食其力，凭借自己的努力蜕变成美发行业的帅小伙，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有尊严地活着。
每每说起这件事，刘仁富都会激动地说：“如果有需要，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梁医生的命，因为这样可以救更多的人。”
在梁益建的病人中，像刘仁富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他们多年被病患折磨得苦不堪言，却因为高昂的手术费用望而却步。
为了让这些患者尽快得到治疗，梁益建到处募捐，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后来他发现公益基金是一种很好的救助方式。从2014年起，他所在的医院骨科开始与公益基金会合作。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他已经为患者筹集了近千万元的善款，有200多名重度脊柱患者获得了捐助，让他们重获新生，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如今，为了救助更多的患者，他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在用人上他有一条最重要的标准，那就是一定要有颗仁爱之心。
梁医生虽然是一个普通的骨科医生，但他凭借自己医术和仁心站上了医学的巅峰，四处奔走筹集募捐，用妙手仁爱之心，打开了那些被折叠的人生。
他，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温暖仁爱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颗为渺小的希望付出一切的恒心。而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与精神所在。
资料来源：《中国脊柱脊髓杂志》：妙手正脊柱，丹心为患者——梁益建博士脊柱矫形团队成长历程
有这样一种患者，脊柱重度畸形，上半身与下半身几乎叠合，只能弓着腰背走路，因此被称为“折叠人”。
这种病的手术治愈率几乎为零，不是死就是瘫痪，绝大多数医生都避之不及。
而梁益建却迎难而上，多年奔走病房、手术室，潜心研究，最终成为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一名普通的医生，成为了一个致力于重度脊柱畸形领域的拓荒者，还因此获得了一个“折叠神医”的称号。
生活在大凉山的刘仁富就是这样的“折叠人”，身体弯曲153度，身高才1.1米，头几乎贴到了膝盖，弯曲的身体使他无法正常行走，甚至严重影响到他的进食，十多年没有平躺着睡过觉。
为此，全家举债为他四处求医，却又四处碰壁。
更让他痛苦的是，每次出门，总会有很多路人对他投来异样的眼光，让他感觉自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身体和心理的折磨，日夜吞噬着刘仁富，让他看不到活着的希望，一度想到了死。
2009年，刘仁富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关于梁益建的报道，抱着一线希望，他用手机给梁益建发了一个关于自己病情的彩信。
让刘仁富意外的是，梁益建竟然打来了电话，让刘仁富带上钱到成都去找他。
于是在父母的陪同下，刘仁富见到了梁益建。梁益建在仔细检查他的病情后，发现这个年轻人的病症虽然严重，但并非无药可救，只是做一次这样的手术，要耗费大量的资金。
一听到高昂的手术费用，刘仁富面露难色，一家人为了给他治病，已经花光了多年的积蓄，而且还四处欠债。
当得知刘仁富准备放弃治疗时，梁益建居然这样回复了他：“你没钱治病，等我筹够了钱，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这句话对于刘仁富来说，就是一句美丽的“空话”，他打心眼里不会相信。
令他想不到的是，一年后，梁益建真的来了，还带来了10多万的手术费：“跟我走，我给你做手术！”
刘仁富看着面前这个人，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但是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10多万元，是梁益建一分一厘募捐来的。
为了给刘仁富治病，他四处募捐，找器械厂家捐器械，找工厂老板捐款，甚至把刘仁富的故事贴到茶楼募捐。
2010年，梁益建把刘仁富带到了成都的医院，他亲自主刀，为刘仁富进行了手术。
梁益建此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刘仁富的手术虽然很复杂，但是进行得很顺利，刘仁富时隔多年，终于站了起来，这个小伙子从1.1米变成了1.7米的大个子。
刘仁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喜极而泣，他不知该如何感谢这位再生父母，只是抓住梁益建的手不停说着“谢谢”。
几年后，当年的刘仁富自食其力，凭借自己的努力蜕变成美发行业的帅小伙，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有尊严地活着。
每每说起这件事，刘仁富都会激动地说：“如果有需要，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梁医生的命，因为这样可以救更多的人。”
在梁益建的病人中，像刘仁富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他们多年被病患折磨得苦不堪言，却因为高昂的手术费用望而却步。
为了让这些患者尽快得到治疗，梁益建到处募捐，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后来他发现公益基金是一种很好的救助方式。从2014年起，他所在的医院骨科开始与公益基金会合作。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他已经为患者筹集了近千万元的善款，有200多名重度脊柱患者获得了捐助，让他们重获新生，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如今，为了救助更多的患者，他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在用人上他有一条最重要的标准，那就是一定要有颗仁爱之心。
梁医生虽然是一个普通的骨科医生，但他凭借自己医术和仁心站上了医学的巅峰，四处奔走筹集募捐，用妙手仁爱之心，打开了那些被折叠的人生。
他，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温暖仁爱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颗为渺小的希望付出一切的恒心。而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与精神所在。
资料来源：《中国脊柱脊髓杂志》：妙手正脊柱，丹心为患者——梁益建博士脊柱矫形团队成长历程
乡镇干部：一些防疫措施没正式文件但领导微信通知，硬着头皮也得干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由于其效率优先、方式灵活，向来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当前，基层治理强调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特事特办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方式，容易与之产生冲突。既要特事特办，又要依法依规，不少基层干部时常因此陷入两难窘境。
不发红头文件，还要马上执行
半月谈记者发现，时下一些部门特事特办常以“白头文件”、内部通知、微信指令等形式下达，缺少正式文件，还要马上执行。
东部某省一名街道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不久前他所在的县区发生疫情，按上级要求，他们封锁了连接另一个县区的通行桥，给群众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多地乡镇干部表示，一些疫情防控措施没有正式文件，有时县里领导就通过微信群通知一声。虽然正式文件没到，但领导指示已经下来了，基层干部“硬着头皮也要干”。
政策文件是一套，实际操作是另一套。不少群众对此不理解，通过市长热线等平台进行投诉。一旦出了问题，基层干部找不到政策依据，容易成为追责对象。
基层工作趋于多中心化，临时性任务增多，特事特办不断被滥用、泛化。同时，随着依法治理和追责问责的强化，其局限性也愈发凸显。面对依法依规与特事特办的双重要求，基层干部存在不少困惑和苦恼。
南方某街道承接了一个重点项目，需要征迁数百座坟墓，按规定要公示7天至10天，公示结束后要和群众协商迁坟事项。其间，如果群众有意见，还可提出行政复议等，一整套流程走下来可能需要半年以上。该街道一名干部表示，重大项目作为地方特别事项，经常需要特事特办，通常会规定好开工时间、建成时间，要求半个月内完成征迁，这种情况让基层非常为难。
想要两全，却陷入两难。一些基层干部直言，如果特事特办，自己要承担责任和风险，如果完全依法依规走流程，上级的任务完不成，考核成绩单会很难看。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中部某市一家国企为加快推进重点工程建设，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特事特办，并且得到市领导的许可。但项目完工后，属地管理部门又严肃查处了这种“未批先建”的做法，最终缴纳600万元罚款才算了事。
“违规建设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总不能把责任推给上级。别说连个会议纪要都没有，就算有也只能帮领导担下来。”这位企业负责人说，这事有苦说不出来，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特事特办，怎成“私事特办”
为群众办实事，为重大项目人才引进简化手续，对突发事件进行应急处置……基层工作中，确实有些事项需要特事特办。
中部某省能源系统一名干部说，煤矿产能核定后增加，涉及多个部门多道手续，在全程绿色通道的情况下，没有1年时间很难办下来。但电厂用煤不等人，只有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特事特办，允许一边释放产能，一边加快手续办理，才能有效保障供应。
基层反映，依法依规、特事特办结合得好，可以实现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但现实中，一些本身不符合规范的特事特办也存在操作空间，导致有的人打着特事特办的旗号“私事特办”，有的人为迎合领导意图“违心特办”。
北方某县教育局局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基层曾流行“摆平就是水平”，明知不合规，也不得不想办法“搞定”。“现在每到秋季开学前夕，我就关机‘玩消失’。”这名教育局局长说，“托关系的人实在太多了，按政策来说都不符合条件，我根本应付不过来。”
在工程建设、资金项目的安排上，这种现象也较为明显。东部一名基层干部说，有的领导看重某个项目，但在班子会上没有通过。会后，领导找具体负责人员要求修改会议纪要。迫于压力，办事人员通常都会修改纪要，最终以集体决策的名义通过。“50万元以下的非招投标项目，可操作空间更大。”
重新检视特事特办的治理机制
特事特办，最初是改革开放初期支持特区建设的一项特殊政策，后来演变成一种突破惯例、提高效率的特殊方法，并逐渐延伸、固定下来，通常以领导批示指示、集体会议决定等方式推进。可以说，特事特办这一治理工具，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特殊的贡献作用，但同时也出现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等问题。
什么事是“特事”？谁来确定“特事”？为什么要“特办”？如何“特办”？随着治理体系渐趋完善，社会期待相关问题有更为清晰的答案。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重新检视当前的特事特办机制，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促使其不断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
探索设立提前报备机制。对于上级组织和领导要求特事特办的事项，允许基层干部向纪委或组织部提前报备，巡察或审计时如果发现该事项违规，综合考虑研判，根据具体情况对基层干部免于或减轻处罚。
将特殊治理事项纳入法治体系。通过容缺受理、信用承诺、流程再造等方式，将一些原本需要特事特办的事项，纳入法治体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发挥信用激励和惩戒作用，确保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必须履行的程序，不因特办而被免除或简化，切实维护法律尊严。
进一步压缩特事特办带来的权力寻租空间。针对特事特办被滥用的现象，一方面要营造好的政治风气，另一方面要全面提升人员素质，通过数字化、信息公开等手段加以约束，通过制度设计来纠正风气。
本文刊于《半月谈》2022年第11期， 原标题：《基层两难：于法无据还得特事特办》，作者：半月谈记者梁晓飞、李平、白明山、王劲玉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由于其效率优先、方式灵活，向来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当前，基层治理强调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特事特办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方式，容易与之产生冲突。既要特事特办，又要依法依规，不少基层干部时常因此陷入两难窘境。
不发红头文件，还要马上执行
半月谈记者发现，时下一些部门特事特办常以“白头文件”、内部通知、微信指令等形式下达，缺少正式文件，还要马上执行。
东部某省一名街道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不久前他所在的县区发生疫情，按上级要求，他们封锁了连接另一个县区的通行桥，给群众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多地乡镇干部表示，一些疫情防控措施没有正式文件，有时县里领导就通过微信群通知一声。虽然正式文件没到，但领导指示已经下来了，基层干部“硬着头皮也要干”。
政策文件是一套，实际操作是另一套。不少群众对此不理解，通过市长热线等平台进行投诉。一旦出了问题，基层干部找不到政策依据，容易成为追责对象。
基层工作趋于多中心化，临时性任务增多，特事特办不断被滥用、泛化。同时，随着依法治理和追责问责的强化，其局限性也愈发凸显。面对依法依规与特事特办的双重要求，基层干部存在不少困惑和苦恼。
南方某街道承接了一个重点项目，需要征迁数百座坟墓，按规定要公示7天至10天，公示结束后要和群众协商迁坟事项。其间，如果群众有意见，还可提出行政复议等，一整套流程走下来可能需要半年以上。该街道一名干部表示，重大项目作为地方特别事项，经常需要特事特办，通常会规定好开工时间、建成时间，要求半个月内完成征迁，这种情况让基层非常为难。
想要两全，却陷入两难。一些基层干部直言，如果特事特办，自己要承担责任和风险，如果完全依法依规走流程，上级的任务完不成，考核成绩单会很难看。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中部某市一家国企为加快推进重点工程建设，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特事特办，并且得到市领导的许可。但项目完工后，属地管理部门又严肃查处了这种“未批先建”的做法，最终缴纳600万元罚款才算了事。
“违规建设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总不能把责任推给上级。别说连个会议纪要都没有，就算有也只能帮领导担下来。”这位企业负责人说，这事有苦说不出来，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特事特办，怎成“私事特办”
为群众办实事，为重大项目人才引进简化手续，对突发事件进行应急处置……基层工作中，确实有些事项需要特事特办。
中部某省能源系统一名干部说，煤矿产能核定后增加，涉及多个部门多道手续，在全程绿色通道的情况下，没有1年时间很难办下来。但电厂用煤不等人，只有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特事特办，允许一边释放产能，一边加快手续办理，才能有效保障供应。
基层反映，依法依规、特事特办结合得好，可以实现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但现实中，一些本身不符合规范的特事特办也存在操作空间，导致有的人打着特事特办的旗号“私事特办”，有的人为迎合领导意图“违心特办”。
北方某县教育局局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基层曾流行“摆平就是水平”，明知不合规，也不得不想办法“搞定”。“现在每到秋季开学前夕，我就关机‘玩消失’。”这名教育局局长说，“托关系的人实在太多了，按政策来说都不符合条件，我根本应付不过来。”
在工程建设、资金项目的安排上，这种现象也较为明显。东部一名基层干部说，有的领导看重某个项目，但在班子会上没有通过。会后，领导找具体负责人员要求修改会议纪要。迫于压力，办事人员通常都会修改纪要，最终以集体决策的名义通过。“50万元以下的非招投标项目，可操作空间更大。”
重新检视特事特办的治理机制
特事特办，最初是改革开放初期支持特区建设的一项特殊政策，后来演变成一种突破惯例、提高效率的特殊方法，并逐渐延伸、固定下来，通常以领导批示指示、集体会议决定等方式推进。可以说，特事特办这一治理工具，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特殊的贡献作用，但同时也出现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等问题。
什么事是“特事”？谁来确定“特事”？为什么要“特办”？如何“特办”？随着治理体系渐趋完善，社会期待相关问题有更为清晰的答案。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重新检视当前的特事特办机制，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促使其不断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
探索设立提前报备机制。对于上级组织和领导要求特事特办的事项，允许基层干部向纪委或组织部提前报备，巡察或审计时如果发现该事项违规，综合考虑研判，根据具体情况对基层干部免于或减轻处罚。
将特殊治理事项纳入法治体系。通过容缺受理、信用承诺、流程再造等方式，将一些原本需要特事特办的事项，纳入法治体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发挥信用激励和惩戒作用，确保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必须履行的程序，不因特办而被免除或简化，切实维护法律尊严。
进一步压缩特事特办带来的权力寻租空间。针对特事特办被滥用的现象，一方面要营造好的政治风气，另一方面要全面提升人员素质，通过数字化、信息公开等手段加以约束，通过制度设计来纠正风气。
本文刊于《半月谈》2022年第11期， 原标题：《基层两难：于法无据还得特事特办》，作者：半月谈记者梁晓飞、李平、白明山、王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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