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古籍# 当生僻字遇上天一阁
鸩【zhèn】
作名词时，指毒鸟，用它的羽毛泡的酒,喝了能毒死人
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楚辞·离骚》。
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左传·闵公元年》。
作动词时，指以毒酒害人
晋人执卫成公,归之于周,使医鸩之,不死。——《国语·鲁语上》。
又如:鸩杀(以药酒毒死人);鸩死(鸩杀);鸩弑(以毒酒毒死帝王)
鸩【zhèn】
作名词时，指毒鸟，用它的羽毛泡的酒,喝了能毒死人
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楚辞·离骚》。
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左传·闵公元年》。
作动词时，指以毒酒害人
晋人执卫成公,归之于周,使医鸩之,不死。——《国语·鲁语上》。
又如:鸩杀(以药酒毒死人);鸩死(鸩杀);鸩弑(以毒酒毒死帝王)
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对魏启后先生书法的认识
.
我感到自己有时候非常矛盾。
在书法上，受魏启后先生影响的，我怕是比较多的一位。魏老去世的时候，我在外地，我本该尽快赶回济南和众人一起送魏老最后一程，但我却选择了独自一人的默默思念。直到第三天才写了篇文字——《魏启后不死》，算是给自己有了个交代。
我是不喜欢在热闹场合凑热闹的，因而才有了这种情感上的矛盾。
还有就是艺术上的矛盾。魏老那么多的书画作品，没有不想看的理由，但是，看多了又怕自己不能自拔。有朋友说：面对着魏老的五指关，且留意砚庄怎样去跳（孙悟空不就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嘛）。好歹，这几年我算是有了点自信心。这点自信心，是建立在个人对魏老书法艺术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个人有那么一点点不同于魏老的艺术追求的基础之上的。
师从魏老后，我是充分认识了魏老的这样一个观点，亦即——
一、王羲之以后的书法从“中庸”走向了两个极端
一是所谓的“正格”，一是所谓的“破格”。
“正格”更多的是法度，个人情性受到抑制，帖派书法多有此弊。康有为说“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又说唐楷“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浇淳散朴、古意已漓”。因此，他推崇南北朝之碑，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甚至推崇民间造像墓志书法。
但“破格”的书法往往任意夸张、扭曲，是一种逆反心理的表现，碑派书法多有此弊。实则“正格”和“破格”两者都是心灵的扭曲。
理想状态还是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这种状态最理想的描述词汇还应该是“中庸”，这个“中庸”不是世俗的“中庸”，而是“尽万物之理而不过”的“中庸”。王羲之为“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提供了一个典型阐释。
好像人性从此就完全分裂了，再也回归不到“中庸”的理想状态了。
王羲之后的书法——
一是向法度与放达两极冲闯。
唐楷较之魏晋楷书更加收敛，馆阁体是其极端。明代大字书法更多的是情感宣泄。
二是向时间与空间两极冲闯。
王献之更多地注重笔画时间上的因果关系，唐代怀素推向极端。黄庭坚以及八大、金农、伊秉绶等清代碑派书法更倾向于拓展空间美感。
三是向雅化和丑化两极冲闯。
赵孟頫、董其昌是典型的雅化的代表。而傅山、八大、蒲华，还有更多的画家，他们的书法完全不在乎二王一系的典型运笔和结体。
四是出现碑帖之争。
碑帖之争的原由既有审美方面深化的需要，也有获得正确笔法的需要。
如果把上述四个方面看作矛盾的双方，那么，在王羲之以后，似乎很少出现矛盾双方新的调和。当然，调和不是回到王羲之的调和，而是在于矛盾冲突达到异常激烈状态下的新的平衡。
二、魏启后书法的形式分析
粗略说来，魏老深受汉简以及王羲之、米芾书法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来的。总地来说，汉简书法对魏老影响的是它的开放性，对魏老书法的总体气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米芾书法给魏老的启示主要是在笔画的丰富性和节奏感，它决定了书写过程的快感；如果说汉简和米芾书法给魏老提供的是一种精神和意志，是一种推动性的能量，那么王羲之书法则是提供了约束性的力量，使得运笔和结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1、运笔的开放性使得作品更具宏伟的气象
不同于二王以及二王以后的书法笔画两端大多往字内收敛，汉简书法，由于常常将很多笔画向外延伸，因而在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上，汉简书法具有开放性。在汉简书法里，我们能感受到这些笔画具有一种召唤力和感应力，它们时时都在发送某种信号等待对方的接受，同时也在接受对方发出的信号。所以，在汉简书法的字外空间里，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场的存在。静静地注视着它们，你能听到一种声音，它们超越二维空间的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价值。
吸收汉简书法这种开放性运笔，使得魏老不仅写大字书法时能有一种势的驱动力，而且，就是他的小字放大了，也同样气象宏伟。
2、主笔画和笔势对字形空间的调整起着关键作用
和汉简书法一样，魏老书法中多数字里都出现一个或两个主笔画。主笔画的出现，使得单字内部出现结构疏密（开合）的明显变化，或者说，单字内部易出现一个甚至多个较大的空白。由于主笔画的安排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空白在单字内部的位置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这有利于整幅作品样式的调整。
魏老一方面借鉴汉简的笔势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另一方面借鉴米芾的运笔节奏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
这样，魏老书法字形外廓是多样性的，没有什么方块的约束。内部空间性状对比强烈，随机应变。
这样的书法的个体特征更强，这需要我们具有更高的智慧才能驾驭。驾驭得好，使得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笔画都表现得异常出色，更重要的是，所创造的意象能较二王为代表的传统书法更加鲜明、生动、感人！
如果说魏老书法有时代精神的话，那么，这应归功于他那化汉简和米芾书法的“腐朽”为“神奇”的高超手段。无疑，现代人的空间审美需求较古人更为强烈。
3、边走边转的运笔使得笔画更加丰富而有质感
汉简书法、楼兰残纸书法、王羲之书法（唐摹本诸帖）、孙过庭书法、颜真卿行书，以及米芾书法，它们的运笔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我个人称之为“边走边转”，魏老也是这种运笔。
这种运笔主要是针对笔画中段而言的，不是指笔画的两端或起落转折处。所谓转，是指笔毫相对于笔管的角度在行笔过程中的变化，笔毫整体转动造成笔画出现的形态特征是，笔画弯曲、粗细有变化、两边边缘线不对称。
相对于边走边转的运笔方式是两种，一种是中锋直行或中锋转笔；一种是侧锋直行。一般而言，侧锋转笔，再加上笔杆作垂直于纸面方向的起落，就是边走边转的运笔。
这种边走边转的运笔过程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和随机性，其笔画关系也是机动性的。
中锋直行、中锋转笔和侧锋直行的书法，总的感觉比较直白、浅显、单调，而边走边转的书法，笔画更加丰富而富有质感。
4、运笔过程的合理性
康有为为了寻求正确的笔法，把目光投向了墓志、造像、摩崖等石刻书法。
魏老无疑比康有为幸运，他接触到了汉简、残纸等墨迹书法，把它们与王羲之、米芾等名家书法相结合，从狼毫硬笔运转的合理性出发，完成了向羊毫软笔的合理性运笔的转化。这样，运笔的自由度加大了，但运转的合理性又得到了继承。
如果没有这种运笔的合理性（因笔势造空间），那就是纯粹的安排了，过了份，就是造作。
5、书法作品的整体协调性
魏老书法作品整体协调性同样来自其对二王一脉书风的正确理解和继承发扬。
这样，运笔的天真浪漫和婀娜多姿丝毫没有成为一种炫耀，丝毫没有变得过分甚至多余。相反，在整体气息上，魏老的书法却表现出一种“老鱼跳波瘦蛟舞”的美感。
相比而言，汉简书法虽然在单字的笔势与空间上往往有奇特之处，但整幅作品的协调性较差。
三、“中庸之道”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总而言之，魏启后先生正确地继承了魏晋精神，因而它的哲学指归是“中庸”；
在空间造型上有独到之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小字展为大字，既没有时人写大字造作的弊病，又与现代精神相合拍；
对于墨迹书法特别是汉简书法有超前意识，并成功运用。
我认为，魏启后书法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在法度与放达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在雅化与丑化之间、在碑和帖之间，把矛盾突出出来，而不是回避，并使之在冲突过程中达到新的平衡状态。表面上是空间的、视觉的，实质上是时间的、听觉的。这是“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所以，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分析虽然是静态的、形式的、技巧的，但归结到魏老书法的指向却是运动的、精神的，是哲学层面的。#弘耑纪录#
——对魏启后先生书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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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自己有时候非常矛盾。
在书法上，受魏启后先生影响的，我怕是比较多的一位。魏老去世的时候，我在外地，我本该尽快赶回济南和众人一起送魏老最后一程，但我却选择了独自一人的默默思念。直到第三天才写了篇文字——《魏启后不死》，算是给自己有了个交代。
我是不喜欢在热闹场合凑热闹的，因而才有了这种情感上的矛盾。
还有就是艺术上的矛盾。魏老那么多的书画作品，没有不想看的理由，但是，看多了又怕自己不能自拔。有朋友说：面对着魏老的五指关，且留意砚庄怎样去跳（孙悟空不就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嘛）。好歹，这几年我算是有了点自信心。这点自信心，是建立在个人对魏老书法艺术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个人有那么一点点不同于魏老的艺术追求的基础之上的。
师从魏老后，我是充分认识了魏老的这样一个观点，亦即——
一、王羲之以后的书法从“中庸”走向了两个极端
一是所谓的“正格”，一是所谓的“破格”。
“正格”更多的是法度，个人情性受到抑制，帖派书法多有此弊。康有为说“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又说唐楷“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浇淳散朴、古意已漓”。因此，他推崇南北朝之碑，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甚至推崇民间造像墓志书法。
但“破格”的书法往往任意夸张、扭曲，是一种逆反心理的表现，碑派书法多有此弊。实则“正格”和“破格”两者都是心灵的扭曲。
理想状态还是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这种状态最理想的描述词汇还应该是“中庸”，这个“中庸”不是世俗的“中庸”，而是“尽万物之理而不过”的“中庸”。王羲之为“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提供了一个典型阐释。
好像人性从此就完全分裂了，再也回归不到“中庸”的理想状态了。
王羲之后的书法——
一是向法度与放达两极冲闯。
唐楷较之魏晋楷书更加收敛，馆阁体是其极端。明代大字书法更多的是情感宣泄。
二是向时间与空间两极冲闯。
王献之更多地注重笔画时间上的因果关系，唐代怀素推向极端。黄庭坚以及八大、金农、伊秉绶等清代碑派书法更倾向于拓展空间美感。
三是向雅化和丑化两极冲闯。
赵孟頫、董其昌是典型的雅化的代表。而傅山、八大、蒲华，还有更多的画家，他们的书法完全不在乎二王一系的典型运笔和结体。
四是出现碑帖之争。
碑帖之争的原由既有审美方面深化的需要，也有获得正确笔法的需要。
如果把上述四个方面看作矛盾的双方，那么，在王羲之以后，似乎很少出现矛盾双方新的调和。当然，调和不是回到王羲之的调和，而是在于矛盾冲突达到异常激烈状态下的新的平衡。
二、魏启后书法的形式分析
粗略说来，魏老深受汉简以及王羲之、米芾书法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来的。总地来说，汉简书法对魏老影响的是它的开放性，对魏老书法的总体气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米芾书法给魏老的启示主要是在笔画的丰富性和节奏感，它决定了书写过程的快感；如果说汉简和米芾书法给魏老提供的是一种精神和意志，是一种推动性的能量，那么王羲之书法则是提供了约束性的力量，使得运笔和结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1、运笔的开放性使得作品更具宏伟的气象
不同于二王以及二王以后的书法笔画两端大多往字内收敛，汉简书法，由于常常将很多笔画向外延伸，因而在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上，汉简书法具有开放性。在汉简书法里，我们能感受到这些笔画具有一种召唤力和感应力，它们时时都在发送某种信号等待对方的接受，同时也在接受对方发出的信号。所以，在汉简书法的字外空间里，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场的存在。静静地注视着它们，你能听到一种声音，它们超越二维空间的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价值。
吸收汉简书法这种开放性运笔，使得魏老不仅写大字书法时能有一种势的驱动力，而且，就是他的小字放大了，也同样气象宏伟。
2、主笔画和笔势对字形空间的调整起着关键作用
和汉简书法一样，魏老书法中多数字里都出现一个或两个主笔画。主笔画的出现，使得单字内部出现结构疏密（开合）的明显变化，或者说，单字内部易出现一个甚至多个较大的空白。由于主笔画的安排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空白在单字内部的位置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这有利于整幅作品样式的调整。
魏老一方面借鉴汉简的笔势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另一方面借鉴米芾的运笔节奏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
这样，魏老书法字形外廓是多样性的，没有什么方块的约束。内部空间性状对比强烈，随机应变。
这样的书法的个体特征更强，这需要我们具有更高的智慧才能驾驭。驾驭得好，使得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笔画都表现得异常出色，更重要的是，所创造的意象能较二王为代表的传统书法更加鲜明、生动、感人！
如果说魏老书法有时代精神的话，那么，这应归功于他那化汉简和米芾书法的“腐朽”为“神奇”的高超手段。无疑，现代人的空间审美需求较古人更为强烈。
3、边走边转的运笔使得笔画更加丰富而有质感
汉简书法、楼兰残纸书法、王羲之书法（唐摹本诸帖）、孙过庭书法、颜真卿行书，以及米芾书法，它们的运笔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我个人称之为“边走边转”，魏老也是这种运笔。
这种运笔主要是针对笔画中段而言的，不是指笔画的两端或起落转折处。所谓转，是指笔毫相对于笔管的角度在行笔过程中的变化，笔毫整体转动造成笔画出现的形态特征是，笔画弯曲、粗细有变化、两边边缘线不对称。
相对于边走边转的运笔方式是两种，一种是中锋直行或中锋转笔；一种是侧锋直行。一般而言，侧锋转笔，再加上笔杆作垂直于纸面方向的起落，就是边走边转的运笔。
这种边走边转的运笔过程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和随机性，其笔画关系也是机动性的。
中锋直行、中锋转笔和侧锋直行的书法，总的感觉比较直白、浅显、单调，而边走边转的书法，笔画更加丰富而富有质感。
4、运笔过程的合理性
康有为为了寻求正确的笔法，把目光投向了墓志、造像、摩崖等石刻书法。
魏老无疑比康有为幸运，他接触到了汉简、残纸等墨迹书法，把它们与王羲之、米芾等名家书法相结合，从狼毫硬笔运转的合理性出发，完成了向羊毫软笔的合理性运笔的转化。这样，运笔的自由度加大了，但运转的合理性又得到了继承。
如果没有这种运笔的合理性（因笔势造空间），那就是纯粹的安排了，过了份，就是造作。
5、书法作品的整体协调性
魏老书法作品整体协调性同样来自其对二王一脉书风的正确理解和继承发扬。
这样，运笔的天真浪漫和婀娜多姿丝毫没有成为一种炫耀，丝毫没有变得过分甚至多余。相反，在整体气息上，魏老的书法却表现出一种“老鱼跳波瘦蛟舞”的美感。
相比而言，汉简书法虽然在单字的笔势与空间上往往有奇特之处，但整幅作品的协调性较差。
三、“中庸之道”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总而言之，魏启后先生正确地继承了魏晋精神，因而它的哲学指归是“中庸”；
在空间造型上有独到之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小字展为大字，既没有时人写大字造作的弊病，又与现代精神相合拍；
对于墨迹书法特别是汉简书法有超前意识，并成功运用。
我认为，魏启后书法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在法度与放达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在雅化与丑化之间、在碑和帖之间，把矛盾突出出来，而不是回避，并使之在冲突过程中达到新的平衡状态。表面上是空间的、视觉的，实质上是时间的、听觉的。这是“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所以，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分析虽然是静态的、形式的、技巧的，但归结到魏老书法的指向却是运动的、精神的，是哲学层面的。#弘耑纪录#
道教中的“尸解成仙”到底是什么？一、死后复生之法
古人认为,通过一定的修炼,人的真形便可出脱尸身而不死,并将这种不死的修炼方术称之为“尸解”。
尸解作为秦汉时期比较独特的一种神仙方术，是在先秦时期灵魂观念与死后复生观念的相互融合中形成的。《云笈七签》云：“夫尸解者，尸形之化也，本真之炼蜕也，躯质遁变也。”
道教认为道士得道后可遗弃肉体而仙去，或不留遗体，只假托一物（如衣、杖、剑） 遗世而升天，谓之尸解。
尸解就是像夏蝉一样蝉蜕：人们明明看见他在此地死了，却又在别的地方看见他。
《太极真人遗带散》说：“凡尸解者，皆寄一物而后去，或刀或剑，或竹或杖。及水火兵刃之解。”这个意思就相当于说，尸解是托物寄形，死后复生。
《抱朴子》中讲，汉武帝时的李少君就是尸解仙。他称病死去，汉武帝“令人发其棺，无尸，唯衣冠在焉”。
二、尸解方法
1火解
《无上秘要·尸解品》云：“以药涂火炭，则他人见形而烧死，谓之火解。”《云笈七签》卷八十五《太极真人飞仙宝剑上经叙》也称：“以录形灵丸涂火炭，则他人见形而烧死，谓之火解。”
《列仙传》中提到一个叫封子的人，他本身是黄帝的厨师，善于用火，能出五色烟，后用火自焚，其身体虽烧为灰烬，但其本真可随烟气上下，观其灰烬，就像是还有其身形。第二例则是啸父，其是好道长生之人，时人欲得其长生之法，则不能得，后传梁母作火法，与梁母作火而西升。这些均是火解成仙之实例。
火解的关键要素乃是火，火解乃是用火成仙之例。其方式是取火自焚，最重要的是给人以自焚之假象，实则升仙而去。
随着道教成仙理论的丰富，火解成仙也趋于复杂化与仪式化，并不像刚开始那般简单。《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记载了火解法具有较为完备的道教仪式：
首先，需于丙子日夜，取一只雄雀，用小笼子装住，在道人的头边喂养，用时将线系在雀头上，见有大火处，将雀投入火中，并念咒。取雀是因雀为朱雀，五行属火，与火解相应。这种火解法不仅包含了五行，而且人也用亲自经历火烧，是火解的一种流变。火解之人均是故意自焚，发展至后世基本人不亲自经历火烧，均有事物代替，可见，火解自产生初期就是道人有意识选择的成仙方式。
2水解
水解，顾名思义是与水相关之尸解法，这一形式出现的时间极早。水解之法有两个基本要素，即：一得是崇道之人，二是需要有水的参与。
水解用水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道人认为水中有仙人，且有仙人之居所，可由投水到达；再则是因为水中倒影着天，水中的天在道人思想中就是真实的天，由此可得，入水与升天是等价的。
《全闽诗话》提到：一次白玉蟾与众人游览于江月亭时，未等众人游玩，便投入江水之中，众人欲将其救起之时，其专门向众人遥手指从而制止众人搭救，众人见之也遵从其意，并说其是水解成仙。从白玉蟾选择水解成仙之例中可知，水解成仙已是非常受认可的成仙方术。
水解法经过发展，也渐渐具有了道教仪式的完整性，《太上三辟五解秘法》中记载的水解法，在壬癸之时，在静室中立一香炉，叩齿三十六通，念咒，将自身之三魂神赋予鞋上，再禹步急走。若当日要尸解，则将右鞋沉水，不知者认为是溺水而死，实则是水解成仙矣。从这一例子便可看出，其所用之方法基本包含了上述所有水解成仙的要素，不仅有外示沉没的表象，整个水解方术也更具道教仪式的完整化。人则不需亲自投水而死，而是将代表人的三魂神赋予外物，将外物沉于水即可。
3兵解
兵解，也是道教常用的一种尸解方法。
《无上秘要》卷八十七和《云笈七签》卷八十五《太极真人飞仙宝剑上经叙》皆称：“以一丸和水而饮之，抱草（一作木）而卧，则他人见已伤死于空室中，谓之兵解。”
过去道士被统治者所用，如军队中就有专门负责占卜与治病的道士， 葛洪也曾随军出征过。然道教发展，离不开统治者的支持，如北魏道武帝与梁武帝对道教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可见，道教与统治者的关系为既相互利用又保持警惕与距离。兵解即是从这种环境中发展而来，道士因缅怀被统治者滥杀之高道，用此种方法来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不仅如此，这一成仙方法也为继续修炼成仙的道士提供了死后的寄托，故有兵解之说。
4杖解
杖解是学道之人尸解时当所留之物为杖的尸解法。《抱朴子》云：“又相识人见李意期将两弟子皆在郫县。其家各发棺视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书于杖，此皆尸解也。”可见，在东晋时，杖解就是为人所知的一种尸解法。
杖解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通过符咒、斋醮、存思等方法与神灵相通，使自己获得成仙之资格。第二步，人若欲尸解，人之灵魂则先暂存于竹杖之中，由于竹杖上下通直，竹杖可作为人升仙之阶梯，人顺竹而上，由神仙指引，即可尸解成仙。第三步，人之灵魂升仙而去，但仍需有物存于世证明成仙之人未死，这时，内通外坚之竹杖即可代人形。
此乃杖解之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放有神符的竹杖就是学道之人由人致仙的生命转换场所，同时，这一灵魂飞升、神仙接引或指引、物代人形的过程，亦是道教尸解术之全过程。在杖解过程中，法杖是道士由生入死，由死入仙之生命转换器。
5剑解
尸解留剑信仰由来已久，东汉时《列仙传》云：“黄帝者，号轩辕，至于卒，还葬桥山，山崩，柩空无尸，惟剑舄在焉。”可见，此尸解形态早已为人所知，此段关于黄帝成仙留剑之记载可谓是后世剑解成仙之雏形。而剑解成仙之主体，则是道教法剑。
剑解是道人成仙后留法剑于世之法，乃解法之上品，其步骤分为前期准备、造剑与解化。其中，造剑前屋子、灶口向西代表道人初死先入冥府，竹叶是洗淹秽的必备药方，庚申日是为去三尸，以获成仙资格。造剑时，剑環上刻刃、己，伏基内刻日、月，象征剑可使人隐于日月之中。剑身刻北斗与己字，象征了道人是由太一神派车架接引成仙。剑杪刻六丁，象征了剑可御使阴神，上刻北斗下刻六丁也象征了剑上承玄冥，下制九阴的功能。解化时，法剑、符咒、曲晨丹相互配合，使道人快速成仙。剑将剑解成仙之人的今生、后世紧紧的联系起来，是整个剑解的核心。
6药解
药解，顾名思义，是用丹药尸解之法。药解是金丹派流行之后常见的尸解法，是因道人服用含有剧毒的丹药而死的现象。
在所有的年代中，对躯体腐烂的抑制都被认为是实现实质不灭的突出标志。尸体完整的保存可以使灵魂不致失散，直到准备就绪后，即可升天成仙。这一观点点出了尸解之实质。可见，药解乃服用丹药之后，尸体不腐之尸解法。
7五行尸解
《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云：“尸解有五，水解者投水，火解者自焚，金解受刃，木解倚树化，土解钻山入石。”
五行尸解法其基本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运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尸解，其意在于吸收五行真气，以求脱离死厄，得道升仙；二是与尸解起源之思想一脉相承，只是更具道教仪式之完整化而已。
另外尚有太清尸解法、太一守尸法、太极化遯法、鲍靓尸解法、太阴炼形、水火荡炼尸形、阴阳六甲炼形质法等，名目繁多。道教又称：白日去谓之上尸解，夜半去谓之下尸解，向晓暮之际而去者，谓之地下主者。但后世道教认为，总的说来，尸解为成仙之道的下品。
杜光庭《墉城集仙录叙》云：“夫神仙之上者，云车羽盖，形神俱飞；其次，牝谷幽林，隐景潜化；其次，解形托象，蛇蜕蝉飞。然而冲天者为优，尸解者为劣。”尸解术是早期道教信奉的成仙术，多遭世人非议，一些道士也在逐渐修改看法，隋唐道士已视之为成仙之下品，被后世渐渐摒弃。
古人认为,通过一定的修炼,人的真形便可出脱尸身而不死,并将这种不死的修炼方术称之为“尸解”。
尸解作为秦汉时期比较独特的一种神仙方术，是在先秦时期灵魂观念与死后复生观念的相互融合中形成的。《云笈七签》云：“夫尸解者，尸形之化也，本真之炼蜕也，躯质遁变也。”
道教认为道士得道后可遗弃肉体而仙去，或不留遗体，只假托一物（如衣、杖、剑） 遗世而升天，谓之尸解。
尸解就是像夏蝉一样蝉蜕：人们明明看见他在此地死了，却又在别的地方看见他。
《太极真人遗带散》说：“凡尸解者，皆寄一物而后去，或刀或剑，或竹或杖。及水火兵刃之解。”这个意思就相当于说，尸解是托物寄形，死后复生。
《抱朴子》中讲，汉武帝时的李少君就是尸解仙。他称病死去，汉武帝“令人发其棺，无尸，唯衣冠在焉”。
二、尸解方法
1火解
《无上秘要·尸解品》云：“以药涂火炭，则他人见形而烧死，谓之火解。”《云笈七签》卷八十五《太极真人飞仙宝剑上经叙》也称：“以录形灵丸涂火炭，则他人见形而烧死，谓之火解。”
《列仙传》中提到一个叫封子的人，他本身是黄帝的厨师，善于用火，能出五色烟，后用火自焚，其身体虽烧为灰烬，但其本真可随烟气上下，观其灰烬，就像是还有其身形。第二例则是啸父，其是好道长生之人，时人欲得其长生之法，则不能得，后传梁母作火法，与梁母作火而西升。这些均是火解成仙之实例。
火解的关键要素乃是火，火解乃是用火成仙之例。其方式是取火自焚，最重要的是给人以自焚之假象，实则升仙而去。
随着道教成仙理论的丰富，火解成仙也趋于复杂化与仪式化，并不像刚开始那般简单。《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记载了火解法具有较为完备的道教仪式：
首先，需于丙子日夜，取一只雄雀，用小笼子装住，在道人的头边喂养，用时将线系在雀头上，见有大火处，将雀投入火中，并念咒。取雀是因雀为朱雀，五行属火，与火解相应。这种火解法不仅包含了五行，而且人也用亲自经历火烧，是火解的一种流变。火解之人均是故意自焚，发展至后世基本人不亲自经历火烧，均有事物代替，可见，火解自产生初期就是道人有意识选择的成仙方式。
2水解
水解，顾名思义是与水相关之尸解法，这一形式出现的时间极早。水解之法有两个基本要素，即：一得是崇道之人，二是需要有水的参与。
水解用水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道人认为水中有仙人，且有仙人之居所，可由投水到达；再则是因为水中倒影着天，水中的天在道人思想中就是真实的天，由此可得，入水与升天是等价的。
《全闽诗话》提到：一次白玉蟾与众人游览于江月亭时，未等众人游玩，便投入江水之中，众人欲将其救起之时，其专门向众人遥手指从而制止众人搭救，众人见之也遵从其意，并说其是水解成仙。从白玉蟾选择水解成仙之例中可知，水解成仙已是非常受认可的成仙方术。
水解法经过发展，也渐渐具有了道教仪式的完整性，《太上三辟五解秘法》中记载的水解法，在壬癸之时，在静室中立一香炉，叩齿三十六通，念咒，将自身之三魂神赋予鞋上，再禹步急走。若当日要尸解，则将右鞋沉水，不知者认为是溺水而死，实则是水解成仙矣。从这一例子便可看出，其所用之方法基本包含了上述所有水解成仙的要素，不仅有外示沉没的表象，整个水解方术也更具道教仪式的完整化。人则不需亲自投水而死，而是将代表人的三魂神赋予外物，将外物沉于水即可。
3兵解
兵解，也是道教常用的一种尸解方法。
《无上秘要》卷八十七和《云笈七签》卷八十五《太极真人飞仙宝剑上经叙》皆称：“以一丸和水而饮之，抱草（一作木）而卧，则他人见已伤死于空室中，谓之兵解。”
过去道士被统治者所用，如军队中就有专门负责占卜与治病的道士， 葛洪也曾随军出征过。然道教发展，离不开统治者的支持，如北魏道武帝与梁武帝对道教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可见，道教与统治者的关系为既相互利用又保持警惕与距离。兵解即是从这种环境中发展而来，道士因缅怀被统治者滥杀之高道，用此种方法来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不仅如此，这一成仙方法也为继续修炼成仙的道士提供了死后的寄托，故有兵解之说。
4杖解
杖解是学道之人尸解时当所留之物为杖的尸解法。《抱朴子》云：“又相识人见李意期将两弟子皆在郫县。其家各发棺视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书于杖，此皆尸解也。”可见，在东晋时，杖解就是为人所知的一种尸解法。
杖解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通过符咒、斋醮、存思等方法与神灵相通，使自己获得成仙之资格。第二步，人若欲尸解，人之灵魂则先暂存于竹杖之中，由于竹杖上下通直，竹杖可作为人升仙之阶梯，人顺竹而上，由神仙指引，即可尸解成仙。第三步，人之灵魂升仙而去，但仍需有物存于世证明成仙之人未死，这时，内通外坚之竹杖即可代人形。
此乃杖解之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放有神符的竹杖就是学道之人由人致仙的生命转换场所，同时，这一灵魂飞升、神仙接引或指引、物代人形的过程，亦是道教尸解术之全过程。在杖解过程中，法杖是道士由生入死，由死入仙之生命转换器。
5剑解
尸解留剑信仰由来已久，东汉时《列仙传》云：“黄帝者，号轩辕，至于卒，还葬桥山，山崩，柩空无尸，惟剑舄在焉。”可见，此尸解形态早已为人所知，此段关于黄帝成仙留剑之记载可谓是后世剑解成仙之雏形。而剑解成仙之主体，则是道教法剑。
剑解是道人成仙后留法剑于世之法，乃解法之上品，其步骤分为前期准备、造剑与解化。其中，造剑前屋子、灶口向西代表道人初死先入冥府，竹叶是洗淹秽的必备药方，庚申日是为去三尸，以获成仙资格。造剑时，剑環上刻刃、己，伏基内刻日、月，象征剑可使人隐于日月之中。剑身刻北斗与己字，象征了道人是由太一神派车架接引成仙。剑杪刻六丁，象征了剑可御使阴神，上刻北斗下刻六丁也象征了剑上承玄冥，下制九阴的功能。解化时，法剑、符咒、曲晨丹相互配合，使道人快速成仙。剑将剑解成仙之人的今生、后世紧紧的联系起来，是整个剑解的核心。
6药解
药解，顾名思义，是用丹药尸解之法。药解是金丹派流行之后常见的尸解法，是因道人服用含有剧毒的丹药而死的现象。
在所有的年代中，对躯体腐烂的抑制都被认为是实现实质不灭的突出标志。尸体完整的保存可以使灵魂不致失散，直到准备就绪后，即可升天成仙。这一观点点出了尸解之实质。可见，药解乃服用丹药之后，尸体不腐之尸解法。
7五行尸解
《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云：“尸解有五，水解者投水，火解者自焚，金解受刃，木解倚树化，土解钻山入石。”
五行尸解法其基本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运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尸解，其意在于吸收五行真气，以求脱离死厄，得道升仙；二是与尸解起源之思想一脉相承，只是更具道教仪式之完整化而已。
另外尚有太清尸解法、太一守尸法、太极化遯法、鲍靓尸解法、太阴炼形、水火荡炼尸形、阴阳六甲炼形质法等，名目繁多。道教又称：白日去谓之上尸解，夜半去谓之下尸解，向晓暮之际而去者，谓之地下主者。但后世道教认为，总的说来，尸解为成仙之道的下品。
杜光庭《墉城集仙录叙》云：“夫神仙之上者，云车羽盖，形神俱飞；其次，牝谷幽林，隐景潜化；其次，解形托象，蛇蜕蝉飞。然而冲天者为优，尸解者为劣。”尸解术是早期道教信奉的成仙术，多遭世人非议，一些道士也在逐渐修改看法，隋唐道士已视之为成仙之下品，被后世渐渐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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