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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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二十三）林少穆先生跋屠太守书后：信哉，天人感应之理固昭然不爽也。余友钱塘屠潜园太守，于辛巳秋得危疾，医者误投药，几殆。自誓以济人利物为忏悔地，他事一不系怀。一夕，观自在菩萨，感应入梦，谓：“太守夙世为楚中某官，遇事公而刻，殊伤仁厚，虽无私亦减禄位，又多戕物命，宜得短命报。幸病中誓愿坚固，念念以利济为怀，无毫发怨尤，冥中以他福折除，当可益算。阴律惟救生可延生且加禄，当益勉之。”寤后，遂举家戒杀，广放生命。是冬即叠拜袁州、九江之命，即蒙起用，不次殊遇。明年春，病亦顿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为大愿，欲人人咸获戒杀放生福报，而又虑人人之不尽征信也，故为《好生录书后》一篇，第畅明吾儒不杀之理，而于感梦一事未尝及之，其于立言之体固当，而于觉世之意，或有未尽。余故复为详述之，使人知感应之故非荒诞无据也。近时风俗奢靡，无故饮食酬酢，刀几必赤。惟归安张兰渚中丞（明清时巡抚的别称）独守此戒。前抚吴日，尝为《戒杀文注释》，以劝吏民。有议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己饥己溺为量，煦煦之仁，似非急务。”闻者疑之，独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爱物，未有爱物而不仁民者。吾方以中丞为师法，何疑为？”盖太守之笃信，已非今日始矣。余又闻太守之先德封公，中年始得子，即立愿戒杀放生，冀其子以文学科名显。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复于症中感梦大士，盖福德种子有自来矣。愿览其文者，人人勉行之，则仁爱风行，太和翔洽，于世道即有裨益，而文学科名之报，与延生起疾，亦正有如响斯应者在也。道光壬午年夏六月，侯官林则徐跋。（钱塘李更生《同善录全书》）
【注释】（1）林少穆：即林则徐（1785-1850），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符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绩是虎门销烟。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焚毁英帝鸦片，杰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但他一生虔心奉佛，并真实履践的事迹，则鲜为人知。林则徐，福建福州人。二十余岁，在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任职，深受器重。因“张师诚奉佛尤谨，曾辑《径中径又径》一书，劝策行人，专修净业，多切至之语。林则徐自然深受影响”。那时，林则徐即用蝇头小楷书写《阿弥陀经》等经咒，随身携带，终生受持。并常书联语为座右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又联云：“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所以，当年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能不顾威胁利诱，不怕罢官判罪，毅然销毁鸦片。正是“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已求安乐”的菩萨精神的体现。在流放新疆四年中，将个人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两三年里即组织开垦近百万亩荒地；推广‘坎井’以利灌溉。为此，老百姓将坎井改名“林公井”，以志纪念。真正做到以出世（无我）精神，办入世（利他）事业。在英国伦敦蜡像馆中，至今屹立着林则徐的蜡像，证明历史自有公论。而林则徐的后裔，子孙繁衍，人才辈出。其中较知名的如：曾任原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院长林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林青。从佛法观点看：利人是善，损己利人更是大善。《周易》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综观古今历史，真实不虚。近代高僧印光大师谓“详观古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林文忠公则徐，其学问、知识、志节、忠义，为前清一代所仅见。虽政事冗繁，而修持净业，不稍间断。以学佛乃学问、志节、忠义之根本。此本既得，则泛应曲当，举措咸宜。此古大人高出流辈之所由来也。一日，文忠公曾孙翔，字璧予者。以公亲书之《弥陀》、《金刚》、《心经》、《大悲》、《往生》各经咒之梵册课本见示。其卷面题曰：《净土资粮》、其匣面题曰：《行舆日课》。足知公潜修净土法门，虽出入往还，犹不肯废。为备行舆持诵，故其经本只4寸多长，3寸多宽。其字恭楷，一笔不苟。足见其恭敬至诚，不敢稍涉疏忽也。”（参阅《径中径又径译注》一书）
（2）张兰渚：张师诚（？－1826），字兰渚，浙江归安人，清朝大臣。少登科第，历任封疆。巡抚江苏，见杀业甚伙，屡出示劝戒，遇放生河，严禁捕鱼，署中不宴客，不杀生，长斋奉佛，栖心净土。择前贤净土论说，辑《径中径又径》一书，普劝念佛。六旬余，乞假归里，静居斗室，一意西驰。临终，诵弥陀经毕，才举佛号五声，寂然而逝。
（3）己饥己溺：出自《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别人挨饿、落水就象自己挨饿、落水一样。旧时形容在位者关心人民疾苦。也比喻对别人的痛苦深表同情，并将解除别人的痛苦为己任。
【注释】（1）林少穆：即林则徐（1785-1850），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符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绩是虎门销烟。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焚毁英帝鸦片，杰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但他一生虔心奉佛，并真实履践的事迹，则鲜为人知。林则徐，福建福州人。二十余岁，在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任职，深受器重。因“张师诚奉佛尤谨，曾辑《径中径又径》一书，劝策行人，专修净业，多切至之语。林则徐自然深受影响”。那时，林则徐即用蝇头小楷书写《阿弥陀经》等经咒，随身携带，终生受持。并常书联语为座右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又联云：“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所以，当年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能不顾威胁利诱，不怕罢官判罪，毅然销毁鸦片。正是“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已求安乐”的菩萨精神的体现。在流放新疆四年中，将个人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两三年里即组织开垦近百万亩荒地；推广‘坎井’以利灌溉。为此，老百姓将坎井改名“林公井”，以志纪念。真正做到以出世（无我）精神，办入世（利他）事业。在英国伦敦蜡像馆中，至今屹立着林则徐的蜡像，证明历史自有公论。而林则徐的后裔，子孙繁衍，人才辈出。其中较知名的如：曾任原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院长林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林青。从佛法观点看：利人是善，损己利人更是大善。《周易》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综观古今历史，真实不虚。近代高僧印光大师谓“详观古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林文忠公则徐，其学问、知识、志节、忠义，为前清一代所仅见。虽政事冗繁，而修持净业，不稍间断。以学佛乃学问、志节、忠义之根本。此本既得，则泛应曲当，举措咸宜。此古大人高出流辈之所由来也。一日，文忠公曾孙翔，字璧予者。以公亲书之《弥陀》、《金刚》、《心经》、《大悲》、《往生》各经咒之梵册课本见示。其卷面题曰：《净土资粮》、其匣面题曰：《行舆日课》。足知公潜修净土法门，虽出入往还，犹不肯废。为备行舆持诵，故其经本只4寸多长，3寸多宽。其字恭楷，一笔不苟。足见其恭敬至诚，不敢稍涉疏忽也。”（参阅《径中径又径译注》一书）
（2）张兰渚：张师诚（？－1826），字兰渚，浙江归安人，清朝大臣。少登科第，历任封疆。巡抚江苏，见杀业甚伙，屡出示劝戒，遇放生河，严禁捕鱼，署中不宴客，不杀生，长斋奉佛，栖心净土。择前贤净土论说，辑《径中径又径》一书，普劝念佛。六旬余，乞假归里，静居斗室，一意西驰。临终，诵弥陀经毕，才举佛号五声，寂然而逝。
（3）己饥己溺：出自《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别人挨饿、落水就象自己挨饿、落水一样。旧时形容在位者关心人民疾苦。也比喻对别人的痛苦深表同情，并将解除别人的痛苦为己任。
#学佛修行[超话]# [佛教] 让心充满可相续增上的善业
当我们执于一念，必将受困于一念。
曾有人问慧海禅师：“禅师，你可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慧海禅师答：“有。”
“是什么呢？”
慧海禅师说：“我感觉饿的时候就吃饭，感觉疲倦的时候就睡觉。”
“这算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有什么区别呢？”
慧海禅师道：“当然是不一样的！他们吃饭时，总是想着别的事情，不专心吃饭；他们睡觉时，也总是想着别的事情，睡不安稳。而我吃饭的时候就是吃饭，睡觉的时候就是睡觉，什么也不想；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
很多人都无法做到一心一用，更何况一心不乱！只能穿梭在利害得失中，受困于浮华宠辱里，心间像装了砂石一般沉重。
我们不懂得倒出心里沉重的砂石，不懂得把压在心头的事情清空，我们执着于当下的念头、言语、行为，是因为我们以为一切都会持久。其实，众生的欢喜和烦恼，幸福和痛苦，哪一样是真正永久不变的呢？历史长河的兴衰更迭，一代一代的碌碌生死，不都是时刻无常，段分生灭的吗！所以，当我们思修无常观，真正生起无常境时，自然就能做到看开这种种的喜怒纠缠，而选择出正确的方向和状态。
请记住，你现在的样子，就是你过去种因得到的果；你未来的样子，则会是你过去和现在种因得到的果。人的一生极其短暂，我们要做的，是向心行里装入可相续增上的善业。
因为你装进去的所有，最终都将会成为你自己。
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一切知见和法义依佛陀说法为准，谨遵南无释迦牟尼佛教戒！
当我们执于一念，必将受困于一念。
曾有人问慧海禅师：“禅师，你可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慧海禅师答：“有。”
“是什么呢？”
慧海禅师说：“我感觉饿的时候就吃饭，感觉疲倦的时候就睡觉。”
“这算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有什么区别呢？”
慧海禅师道：“当然是不一样的！他们吃饭时，总是想着别的事情，不专心吃饭；他们睡觉时，也总是想着别的事情，睡不安稳。而我吃饭的时候就是吃饭，睡觉的时候就是睡觉，什么也不想；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
很多人都无法做到一心一用，更何况一心不乱！只能穿梭在利害得失中，受困于浮华宠辱里，心间像装了砂石一般沉重。
我们不懂得倒出心里沉重的砂石，不懂得把压在心头的事情清空，我们执着于当下的念头、言语、行为，是因为我们以为一切都会持久。其实，众生的欢喜和烦恼，幸福和痛苦，哪一样是真正永久不变的呢？历史长河的兴衰更迭，一代一代的碌碌生死，不都是时刻无常，段分生灭的吗！所以，当我们思修无常观，真正生起无常境时，自然就能做到看开这种种的喜怒纠缠，而选择出正确的方向和状态。
请记住，你现在的样子，就是你过去种因得到的果；你未来的样子，则会是你过去和现在种因得到的果。人的一生极其短暂，我们要做的，是向心行里装入可相续增上的善业。
因为你装进去的所有，最终都将会成为你自己。
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一切知见和法义依佛陀说法为准，谨遵南无释迦牟尼佛教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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