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说希有校量功德经
隋北天竺三藏法师阇那崛多译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长老阿难比丘，在兰若处，独坐思惟，作如是念：“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若能受持三归依处，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得几所功德？’”生是念已，长老阿难，日初出时，于其住处，即从坐起，齐整衣裳，安庠而出，往诣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我于向者，在空闲处，如是思惟：若善男子及善女人，能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得几所功德？’我实未解，惟愿如来分别演说，令诸众生得正知见。”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善男子，真实智慧微妙，能善思量，能问如来如斯之义。如汝思量，彼善男子及善女人，若能清净发如是心：‘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得几所功德者？’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阿难白佛：“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此阎浮提地纵广七千由旬，形如车厢，南陿北广，假使满中须陀洹人，譬如竹苇、甘蔗、稻麻，如是一切须陀洹人。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满一百年，持于世间一切所有娱乐之具，尽给施与，复以四事具足供养恭敬礼拜，乃至灭度之后，收其舍利起七宝塔，一一塔庙皆以香华、苏油、灯烛，作倡妓乐、缯彩、旛盖种种供养。于汝意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不？”
阿难白佛：“甚多，世尊。”
佛言：“阿难，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淳净心，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得功德，于彼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万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且置阎浮提，假使西瞿陀尼纵广八千由旬，其地形状犹如半月，皆悉满中斯陀含人，譬如竹苇、甘蔗、稻麻。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满二百年，复以世间种种四事，供养如前，乃至灭度之后，收其舍利起七宝塔，一一宝塔，亦以华香、灯烛、妓乐、缯盖、幢旛种种供养。于汝意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不？”
阿难白佛：“甚多，世尊。”
佛言：“阿难，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淳净心，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得功德，于彼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亿分不及一，百千亿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且置一阎浮提一瞿陀尼，假使东弗婆提纵广九千由旬，其地形状犹如满月，皆悉满中阿那含人，譬如竹苇、甘蔗、稻麻。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满三百年，复以四事，一切乐具，供养如前，乃至灭度之后，收其舍利起七宝塔，一一宝塔皆以华香、妓乐、旛盖种种供养，于意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不？”
阿难白佛：“甚多，世尊。”
佛言：“阿难，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淳净心，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得功德，于彼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亿分不及一，百亿分不及一，百千亿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且置一阎浮提一瞿陀尼，一弗婆提，假使北方郁单罗越，纵广十千由旬，其地形状四方端直，周匝齐整，满中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心得自在，具正解脱，正智得解脱，其心调伏，人中大龙，所作已办，舍弃重担，逮得自利，不受后有，梵行已立，身心无碍，达众生意，得六神通，具八解脱，譬如竹苇、甘蔗、稻麻。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满四百年，复以四事供养恭敬，一切乐具给足如前，乃至灭度之后起七宝塔，一一宝塔皆以华香、妓乐、灯烛、缯盖、幢旛种种供养，于意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不？”
阿难白佛：“甚多，世尊。”
佛言：“阿难，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淳净心，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得功德，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百千亿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且置阎浮提瞿陀尼、弗婆提、郁单罗越，假使遍四天下，满中辟支佛独觉，譬如竹苇、甘蔗、稻麻。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满十千年，复以四事供养恭敬，一切乐具给足如前，乃至灭度之后，收其舍利起七宝塔，一一宝塔皆以华香、妓乐、灯烛、缯盖、幢旛种种供养，于意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不？”
阿难白佛：“甚多，世尊。”
佛言：“阿难，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淳净心，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得功德，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百千亿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且置一四天下一日月光所照之处，设复一千世界，所谓一千日月，一千四大海水，一千须弥山王，一千阎浮提，一千瞿陀尼，一千弗婆提，一千郁单罗越，一千四天王天，一千三十三天，一千夜摩天，一千珊兜率陀天，一千化自乐天，一千他化自在天，一千梵天，不相系属，各于千世界中得大自在。阿难，是名一小千世界。阿难，从一小千世界，一一数之满一千已，是名中千世界。阿难，从中千世界，复一一数还满一千，是名大千世界。阿难，如是合数总名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满三千大千世界中诸佛如来，譬如竹苇、甘蔗、稻麻，彼等诸佛世尊、至真、等正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二万岁中，常以一切娱乐之具，衣服、饮食、床卧、汤药种种奉施，乃至灭度之后，收其舍利起七宝塔，一一宝塔皆以华香、妓乐、缯盖、幢旛、香烛、油灯如是供养。于意云何？彼善男子及善女人，得福多不？”
阿难白佛：“甚多，世尊。”
佛告阿难：“若复有人，直能供养一佛世尊，供满二万岁，四事具足，供养恭敬，乃至灭度收其舍利，起七宝塔，一一宝塔皆以华香、妓乐、旛盖、香油、灯烛，一切奉施，其福尚多，无量无边，不可称数，何况满三千大千世界诸佛如来，二万岁中，常以四事供养供给，乃至灭度收其舍利，起七宝塔，一一宝塔各以华香、妓乐、旛盖及香油灯，种种所须，悉皆供养，实得无量无边、不可算、不可数福德之聚。”
佛言：“阿难，犹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淳净心，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得功德，胜前福德，百倍、千倍、万倍，不可算数、言辞、譬类所能知及。”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若有人能归依佛竟，归依法竟，归依僧竟，乃至一弹指顷，能受十善，受已修行，以是因缘得无量无边功德。阿难，若复有人，能一日一夜受八戒斋已，如说修行，所得功德胜前福德千倍、万倍、百千万倍，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阿难，若能受持五戒，尽其形寿，如说修行，所得功德，胜前福德百倍、千倍、万倍、千亿万倍，非算数、譬喻所能知及。阿难，若复有人，受沙弥戒、沙弥尼戒，复胜于前百倍、千倍、万倍、千亿万倍，非算数、譬喻所能知及。阿难，若复有人，能受持式叉摩那戒，又复所得功德，胜前福德百倍、千倍、百千万倍，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何况受持比丘尼戒，依波罗提木叉如说修行。况复有人尽形受，持大比丘戒，依波罗提木叉戒，如说修行，不缺不犯，无有秽浊，清净梵行，得无量无边功德，胜前百倍、千倍、万倍、百千万倍，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尔时，长老阿难，闻佛说此三归依处，乃至尽寿，护大比丘波罗提木叉，功德无量，叹未曾有，白佛言：“甚奇，世尊！是经微妙不可思议，明甚深义，功德广大，难可格量，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阿难：“此经名为‘希有希有经’，汝当奉持，所以者何？是经中说希有之法，所演胜法，一切世间难闻，故名希有。”
佛说是经已，长老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希有校量功德经》卷终
隋北天竺三藏法师阇那崛多译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长老阿难比丘，在兰若处，独坐思惟，作如是念：“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若能受持三归依处，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得几所功德？’”生是念已，长老阿难，日初出时，于其住处，即从坐起，齐整衣裳，安庠而出，往诣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我于向者，在空闲处，如是思惟：若善男子及善女人，能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得几所功德？’我实未解，惟愿如来分别演说，令诸众生得正知见。”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善男子，真实智慧微妙，能善思量，能问如来如斯之义。如汝思量，彼善男子及善女人，若能清净发如是心：‘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得几所功德者？’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阿难白佛：“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此阎浮提地纵广七千由旬，形如车厢，南陿北广，假使满中须陀洹人，譬如竹苇、甘蔗、稻麻，如是一切须陀洹人。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满一百年，持于世间一切所有娱乐之具，尽给施与，复以四事具足供养恭敬礼拜，乃至灭度之后，收其舍利起七宝塔，一一塔庙皆以香华、苏油、灯烛，作倡妓乐、缯彩、旛盖种种供养。于汝意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不？”
阿难白佛：“甚多，世尊。”
佛言：“阿难，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淳净心，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得功德，于彼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万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且置阎浮提，假使西瞿陀尼纵广八千由旬，其地形状犹如半月，皆悉满中斯陀含人，譬如竹苇、甘蔗、稻麻。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满二百年，复以世间种种四事，供养如前，乃至灭度之后，收其舍利起七宝塔，一一宝塔，亦以华香、灯烛、妓乐、缯盖、幢旛种种供养。于汝意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不？”
阿难白佛：“甚多，世尊。”
佛言：“阿难，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淳净心，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得功德，于彼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亿分不及一，百千亿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且置一阎浮提一瞿陀尼，假使东弗婆提纵广九千由旬，其地形状犹如满月，皆悉满中阿那含人，譬如竹苇、甘蔗、稻麻。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满三百年，复以四事，一切乐具，供养如前，乃至灭度之后，收其舍利起七宝塔，一一宝塔皆以华香、妓乐、旛盖种种供养，于意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不？”
阿难白佛：“甚多，世尊。”
佛言：“阿难，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淳净心，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得功德，于彼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亿分不及一，百亿分不及一，百千亿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且置一阎浮提一瞿陀尼，一弗婆提，假使北方郁单罗越，纵广十千由旬，其地形状四方端直，周匝齐整，满中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心得自在，具正解脱，正智得解脱，其心调伏，人中大龙，所作已办，舍弃重担，逮得自利，不受后有，梵行已立，身心无碍，达众生意，得六神通，具八解脱，譬如竹苇、甘蔗、稻麻。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满四百年，复以四事供养恭敬，一切乐具给足如前，乃至灭度之后起七宝塔，一一宝塔皆以华香、妓乐、灯烛、缯盖、幢旛种种供养，于意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不？”
阿难白佛：“甚多，世尊。”
佛言：“阿难，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淳净心，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得功德，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百千亿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且置阎浮提瞿陀尼、弗婆提、郁单罗越，假使遍四天下，满中辟支佛独觉，譬如竹苇、甘蔗、稻麻。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满十千年，复以四事供养恭敬，一切乐具给足如前，乃至灭度之后，收其舍利起七宝塔，一一宝塔皆以华香、妓乐、灯烛、缯盖、幢旛种种供养，于意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不？”
阿难白佛：“甚多，世尊。”
佛言：“阿难，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淳净心，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得功德，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百千亿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且置一四天下一日月光所照之处，设复一千世界，所谓一千日月，一千四大海水，一千须弥山王，一千阎浮提，一千瞿陀尼，一千弗婆提，一千郁单罗越，一千四天王天，一千三十三天，一千夜摩天，一千珊兜率陀天，一千化自乐天，一千他化自在天，一千梵天，不相系属，各于千世界中得大自在。阿难，是名一小千世界。阿难，从一小千世界，一一数之满一千已，是名中千世界。阿难，从中千世界，复一一数还满一千，是名大千世界。阿难，如是合数总名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满三千大千世界中诸佛如来，譬如竹苇、甘蔗、稻麻，彼等诸佛世尊、至真、等正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二万岁中，常以一切娱乐之具，衣服、饮食、床卧、汤药种种奉施，乃至灭度之后，收其舍利起七宝塔，一一宝塔皆以华香、妓乐、缯盖、幢旛、香烛、油灯如是供养。于意云何？彼善男子及善女人，得福多不？”
阿难白佛：“甚多，世尊。”
佛告阿难：“若复有人，直能供养一佛世尊，供满二万岁，四事具足，供养恭敬，乃至灭度收其舍利，起七宝塔，一一宝塔皆以华香、妓乐、旛盖、香油、灯烛，一切奉施，其福尚多，无量无边，不可称数，何况满三千大千世界诸佛如来，二万岁中，常以四事供养供给，乃至灭度收其舍利，起七宝塔，一一宝塔各以华香、妓乐、旛盖及香油灯，种种所须，悉皆供养，实得无量无边、不可算、不可数福德之聚。”
佛言：“阿难，犹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淳净心，作如是言：‘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所得功德，胜前福德，百倍、千倍、万倍，不可算数、言辞、譬类所能知及。”
尔时，世尊复告阿难：“若有人能归依佛竟，归依法竟，归依僧竟，乃至一弹指顷，能受十善，受已修行，以是因缘得无量无边功德。阿难，若复有人，能一日一夜受八戒斋已，如说修行，所得功德胜前福德千倍、万倍、百千万倍，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阿难，若能受持五戒，尽其形寿，如说修行，所得功德，胜前福德百倍、千倍、万倍、千亿万倍，非算数、譬喻所能知及。阿难，若复有人，受沙弥戒、沙弥尼戒，复胜于前百倍、千倍、万倍、千亿万倍，非算数、譬喻所能知及。阿难，若复有人，能受持式叉摩那戒，又复所得功德，胜前福德百倍、千倍、百千万倍，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何况受持比丘尼戒，依波罗提木叉如说修行。况复有人尽形受，持大比丘戒，依波罗提木叉戒，如说修行，不缺不犯，无有秽浊，清净梵行，得无量无边功德，胜前百倍、千倍、万倍、百千万倍，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尔时，长老阿难，闻佛说此三归依处，乃至尽寿，护大比丘波罗提木叉，功德无量，叹未曾有，白佛言：“甚奇，世尊！是经微妙不可思议，明甚深义，功德广大，难可格量，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阿难：“此经名为‘希有希有经’，汝当奉持，所以者何？是经中说希有之法，所演胜法，一切世间难闻，故名希有。”
佛说是经已，长老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希有校量功德经》卷终
礼记版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诗》云：“赡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涧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涧兮者，恂溧也;赫兮喧兮则，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康诰》曰：“克明德。” 《大甲》曰：“顾是天之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诰》曰：“作新民。”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敬畏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 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 《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 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瑁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家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https://t.cn/z8WGyC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诗》云：“赡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涧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涧兮者，恂溧也;赫兮喧兮则，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康诰》曰：“克明德。” 《大甲》曰：“顾是天之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诰》曰：“作新民。”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敬畏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 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 《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 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瑁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家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https://t.cn/z8WGyC1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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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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