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家种菠萝#
把菠萝头种到土里，然后不管他，一年半之后。
没有泡水，是吃菠萝他们说可以种会长，我就直接拿那个头出门栽旁边的花圃里。
我怎么种，我要是会，我也不会种了就再也不管了哎。实在是很抱歉。我是一个植物杀手 只要我种了不管，它才会好好的，但凡我管了，它一定会死。
土地确实很神奇，我有一次门口吃木瓜，无聊拿脚在花圃扣了个洞把木瓜籽放进去然后两个多月长一米多高。
后来被拔了扔了，多方打听，是邻居嫌我的木瓜树占了他花生的营养。明明我的木瓜先下土的。
我还种过芒果，吃芒果发现核是开的，就还是在那个花圃，用脚尖搞了个洞，把芒果核扔进去，然后几个月后发现发芽了。
我兴奋的指给另一个邻居看，他好奇的拔了出来。然后我的芒果苗再埋进去半年多也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死也没有长大。
我还种了紫薯。买了紫薯因为懒放在那里没有煮，再想起来就发现他发芽了。
正好花生都吃差不多了，我就削了上面一点点，用脚，是的，我没有工具，种的所有的东西都用脚挖坑，就是有点费鞋。种好一个多月，苗长满整个花生的地方，后来因为邻居要种第二茬花生，就把我的紫薯铲了。这个没有图，苗都变成花生养分了，所以后来我知道之后天天守着邻居的西红柿，熟一个摘一个。
我还种了草莓，因为刚种下就出差，就拜托邻居照顾。
邻居照顾的可好了，我回来就发现它开了花，然后我接手，照着卖家的科学方法养，四五天就死掉了。
把菠萝头种到土里，然后不管他，一年半之后。
没有泡水，是吃菠萝他们说可以种会长，我就直接拿那个头出门栽旁边的花圃里。
我怎么种，我要是会，我也不会种了就再也不管了哎。实在是很抱歉。我是一个植物杀手 只要我种了不管，它才会好好的，但凡我管了，它一定会死。
土地确实很神奇，我有一次门口吃木瓜，无聊拿脚在花圃扣了个洞把木瓜籽放进去然后两个多月长一米多高。
后来被拔了扔了，多方打听，是邻居嫌我的木瓜树占了他花生的营养。明明我的木瓜先下土的。
我还种过芒果，吃芒果发现核是开的，就还是在那个花圃，用脚尖搞了个洞，把芒果核扔进去，然后几个月后发现发芽了。
我兴奋的指给另一个邻居看，他好奇的拔了出来。然后我的芒果苗再埋进去半年多也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死也没有长大。
我还种了紫薯。买了紫薯因为懒放在那里没有煮，再想起来就发现他发芽了。
正好花生都吃差不多了，我就削了上面一点点，用脚，是的，我没有工具，种的所有的东西都用脚挖坑，就是有点费鞋。种好一个多月，苗长满整个花生的地方，后来因为邻居要种第二茬花生，就把我的紫薯铲了。这个没有图，苗都变成花生养分了，所以后来我知道之后天天守着邻居的西红柿，熟一个摘一个。
我还种了草莓，因为刚种下就出差，就拜托邻居照顾。
邻居照顾的可好了，我回来就发现它开了花，然后我接手，照着卖家的科学方法养，四五天就死掉了。
叶言材：我的前尘往事（5）察院老宅、老宅变迁（上）
我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并带有一个东跨院。院子里一色方砖漫地，幼儿园时的我，经常可以在院子里开心地骑着儿童用的三轮小车，小学三年级以后直到初中时期，我还可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足见院子够大。
后来六十年代末，院子里一进大门的影壁和里外院之间垂花门的墙被街道居委会拆毁，在院子中间修了防空洞，地面上鼓起了一个大土包，我就再也不能骑车了。
我家这所宅院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我太祖父讳“联魁”，字慎斋（家父和叶嘉莹先生的曾祖父），出生于道光六年（1826），因他在咸丰和同治年间任二品武官（清朝的“一品武官”很少），所以我家的院门是那种“广亮大门”，坐北朝南，门旁有“上马石”，门洞将近六尺深（王府为八尺深），左右各有一个石鼓型的“门墩儿”，鼓上各趴卧着石狮子，鼓身正面和侧面还雕有数头狮子，门的上方有四个突出的门当（也叫“门楣”），下方是足足有一尺来高并可以拆卸的门槛。朱红色的大门，高约两米左右，厚约15公分左右，两扇大门上各有一个金属门钹，上边有金属门环，叫门时用门环敲击门钹发出声响。据熟悉北京四合院的人称：按照清代的规制，这是一座仅次于王府规制的、专用的、典型的“二品武官院门”。但是，门口的石鼓石狮在文革初期，却被我和姐姐用铁锤捣坏了。
后因我的曾祖父考取了进士，于是门上就多挂了一块“进士第”的匾额。可是我从小就没见过，后来初中毕业16岁进工厂当学徒，跟一位对我家一带比较熟悉的老师傅聊天儿时，他问我家住哪里，听我说了以后，他说：你家原来可是不得了，门上挂着“太史第”的大牌匾，行人只能从前边经过，不能停留…… 我很吃惊，回到家里向父亲询问，家父才告诉我：不是“太史第”，是“进士第”。
门洞内侧也有近六尺深，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磨砖“影壁”（又称“照壁”），据我父亲的笔记描述：
影壁上嵌有病者赠送的“立起沈疴”等匾额，壁的中间竖有题写着“水心堂葉”的木刻，“葉”字为红色，先伯父说“‘水心堂’即为我家之堂号，‘水心’原为宋代学者叶适的别号，先伯父敬仰其人，故题‘水心堂葉’”。（按：此处为了能表现原貌，所以使用繁体“葉”字）
壁前匾下放一大荷花缸，粉色荷花，绿色荷叶互相衬托着，夏季还养几尾红色小鱼，它既可以吃孑孓避免滋生蚊子，同时给人一种雅致脱俗之感，令人不禁想起“出淤泥而不染”之名句。
向左下三级台阶才能进入外院——一进院，外院是一溜五间南房和一间厕所。我父亲说：南房原为书房，可在内读书亦可接待男宾，所以这间厕所是“男厕”。
里外院之间有一堵两米多高的院墙，上白下黑，白墙上有用小瓦片组成的轱辘钱儿形的饰样，正中是一座“垂花门”，坐落在将近三平米见方的石台上，石台向内院延伸，四边由一尺宽的条石组成，中间由大方砖漫成，各有两级条石台阶，通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听父亲说“可作为艺人表演曲艺之用的一个小戏台，台上北面为一木制屏门，绿色门扇上写有红色‘福'、‘寿'二字，此屏门只是当家中有红白大事时方才开启”。
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过院子里曾经有过“垂花门”，而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没有关于“垂花门”的记忆。垂花门内是二进院，即中院，或称“正院”，北边是三间正房加左右两侧耳房和一间存储物品的库房，西厢房和东厢房各三间。无论是里院的北房、东西厢房，还是外院的南房，房基都比较高，进屋都必须上三级石台阶，而且台阶两侧都有条石坡道。为了便于流水与防潮，西厢房的背后、东厢房的南山墙与影壁之间都修建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宽的夹道。
北房中间堂屋后墙的上半截能够支撑起来，可以看到三进院的后花园。后院也有一个比较小的院门，直通长安街。整座院落的东北角除有一片空地可以种植一些作物外，还有一间厕所。也就是说，在整座院落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间厕所，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也是不多见的。
东跨院是车房、马厩和厨房，所以大门东侧的门是车马进出用的。1958年“大跃进”时被居委会改造成了“街道食堂”。
老宅的变迁（一）
1958年秋，我的“大爷爷”叶廷乂公（我祖父的哥哥）去世后，这样一座占地面积约2000平米的“察院胡同老宅”，陆续搬进来了一些家族以外的人。家父叶嘉谋当时是北京第35中学的语文老师，这所学校原名“志成中学”，是1923年由李大钊等人创建的。因校领导对家父说：现在有不少教职员工没有地方住，你家有房，先帮学校解决一下困难吧。于是，家父就将后院的房子腾空，借给了同事们居住，因为上百年的老房经常被居住的人要求需要维护修缮，会需要不小的费用，领导就让他们给我家一些钱，不知怎的，到了1966年6月房管部门来人到我家，当时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在家，帮他一起丈量了所有房屋以后，他们说你告诉家长留下你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是“自住房”，其它的都由国家按“出租房”代管了……就这样，院子就被国家收了。
另外，1957年冬，因国家已经计划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造“国家大剧院”（当时并没告知要建什么），我外祖父家的土地和房产被征用了，可是搬迁的住房还没有建好，外祖父一家人只好先搬到我家院子借住，搬进了里院的西房。1958年，开始了“三面红旗”运动。翌年，街道居委会要办公共食堂，并且3天之内就要开张。是以，做为人民教师的家父和家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仓促腾空院子里的东厢房和东跨院原来的车库——里面放满了书籍，只得将房中的书籍家具等物品处理掉。就这样，我父亲他们打开了多年前就已锁定的车库大门，街道居委会的公共食堂进驻了我家车库。当时我还很小，不太记得什么，后来才听说荣宝斋、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来家中分别挑选，拉走了几车。前些年又听说，当年还有不少被清华大学拉走了。总之，说明以前家里所藏的图书物品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四根通体铁铸的“旗枪”，所谓“旗枪”就是八旗军军旗的旗杆，应该是各旗将士中最重要的指挥官才能拥有，后来为了锻炼身体，家父和我哥哥把它们用铁丝固定在了相近的两棵树上，做为单杠使用。家里还曾有过一把宝剑，护手（又称“吞口”）处是一个狮形兽头，剑锋似从狮口中吐出的舌头，约三尺长，当时我还小，觉得很重，需要双手才能相当吃力地举起。曾听老人们说清代佩剑的护手分为：一等龙头纹，二等狮头纹，三等虎头纹，四等狗头纹，等外为蝴蝶纹、无纹…… 我至今也不知真假，因为那把剑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时被抄走了。
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想学毛笔字（描红模字）和画徐悲鸿那样的马，所以毛笔用得很费，经常跑到西小院库房里去拿新的毛笔。库房里有很多东西，据说都是以前没被挑走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几盒“宫墨”，它们在木盒中一字排开，中间的那块最大，上有金色的龙纹图案，两侧的墨依次越来越小，再靠外的两块是红色的，据说是“朱砂墨”，而且这几盒墨和木盒的气味都很香。当年父母不让我用这些墨，我只好到外面去买，可是市场上卖的墨或者墨汁的气味都很臭，令人作呕，所以我就不学写字画画了。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浪费了不少好毛笔！（未完待续）
我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并带有一个东跨院。院子里一色方砖漫地，幼儿园时的我，经常可以在院子里开心地骑着儿童用的三轮小车，小学三年级以后直到初中时期，我还可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足见院子够大。
后来六十年代末，院子里一进大门的影壁和里外院之间垂花门的墙被街道居委会拆毁，在院子中间修了防空洞，地面上鼓起了一个大土包，我就再也不能骑车了。
我家这所宅院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我太祖父讳“联魁”，字慎斋（家父和叶嘉莹先生的曾祖父），出生于道光六年（1826），因他在咸丰和同治年间任二品武官（清朝的“一品武官”很少），所以我家的院门是那种“广亮大门”，坐北朝南，门旁有“上马石”，门洞将近六尺深（王府为八尺深），左右各有一个石鼓型的“门墩儿”，鼓上各趴卧着石狮子，鼓身正面和侧面还雕有数头狮子，门的上方有四个突出的门当（也叫“门楣”），下方是足足有一尺来高并可以拆卸的门槛。朱红色的大门，高约两米左右，厚约15公分左右，两扇大门上各有一个金属门钹，上边有金属门环，叫门时用门环敲击门钹发出声响。据熟悉北京四合院的人称：按照清代的规制，这是一座仅次于王府规制的、专用的、典型的“二品武官院门”。但是，门口的石鼓石狮在文革初期，却被我和姐姐用铁锤捣坏了。
后因我的曾祖父考取了进士，于是门上就多挂了一块“进士第”的匾额。可是我从小就没见过，后来初中毕业16岁进工厂当学徒，跟一位对我家一带比较熟悉的老师傅聊天儿时，他问我家住哪里，听我说了以后，他说：你家原来可是不得了，门上挂着“太史第”的大牌匾，行人只能从前边经过，不能停留…… 我很吃惊，回到家里向父亲询问，家父才告诉我：不是“太史第”，是“进士第”。
门洞内侧也有近六尺深，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磨砖“影壁”（又称“照壁”），据我父亲的笔记描述：
影壁上嵌有病者赠送的“立起沈疴”等匾额，壁的中间竖有题写着“水心堂葉”的木刻，“葉”字为红色，先伯父说“‘水心堂’即为我家之堂号，‘水心’原为宋代学者叶适的别号，先伯父敬仰其人，故题‘水心堂葉’”。（按：此处为了能表现原貌，所以使用繁体“葉”字）
壁前匾下放一大荷花缸，粉色荷花，绿色荷叶互相衬托着，夏季还养几尾红色小鱼，它既可以吃孑孓避免滋生蚊子，同时给人一种雅致脱俗之感，令人不禁想起“出淤泥而不染”之名句。
向左下三级台阶才能进入外院——一进院，外院是一溜五间南房和一间厕所。我父亲说：南房原为书房，可在内读书亦可接待男宾，所以这间厕所是“男厕”。
里外院之间有一堵两米多高的院墙，上白下黑，白墙上有用小瓦片组成的轱辘钱儿形的饰样，正中是一座“垂花门”，坐落在将近三平米见方的石台上，石台向内院延伸，四边由一尺宽的条石组成，中间由大方砖漫成，各有两级条石台阶，通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听父亲说“可作为艺人表演曲艺之用的一个小戏台，台上北面为一木制屏门，绿色门扇上写有红色‘福'、‘寿'二字，此屏门只是当家中有红白大事时方才开启”。
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过院子里曾经有过“垂花门”，而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没有关于“垂花门”的记忆。垂花门内是二进院，即中院，或称“正院”，北边是三间正房加左右两侧耳房和一间存储物品的库房，西厢房和东厢房各三间。无论是里院的北房、东西厢房，还是外院的南房，房基都比较高，进屋都必须上三级石台阶，而且台阶两侧都有条石坡道。为了便于流水与防潮，西厢房的背后、东厢房的南山墙与影壁之间都修建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宽的夹道。
北房中间堂屋后墙的上半截能够支撑起来，可以看到三进院的后花园。后院也有一个比较小的院门，直通长安街。整座院落的东北角除有一片空地可以种植一些作物外，还有一间厕所。也就是说，在整座院落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间厕所，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也是不多见的。
东跨院是车房、马厩和厨房，所以大门东侧的门是车马进出用的。1958年“大跃进”时被居委会改造成了“街道食堂”。
老宅的变迁（一）
1958年秋，我的“大爷爷”叶廷乂公（我祖父的哥哥）去世后，这样一座占地面积约2000平米的“察院胡同老宅”，陆续搬进来了一些家族以外的人。家父叶嘉谋当时是北京第35中学的语文老师，这所学校原名“志成中学”，是1923年由李大钊等人创建的。因校领导对家父说：现在有不少教职员工没有地方住，你家有房，先帮学校解决一下困难吧。于是，家父就将后院的房子腾空，借给了同事们居住，因为上百年的老房经常被居住的人要求需要维护修缮，会需要不小的费用，领导就让他们给我家一些钱，不知怎的，到了1966年6月房管部门来人到我家，当时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在家，帮他一起丈量了所有房屋以后，他们说你告诉家长留下你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是“自住房”，其它的都由国家按“出租房”代管了……就这样，院子就被国家收了。
另外，1957年冬，因国家已经计划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造“国家大剧院”（当时并没告知要建什么），我外祖父家的土地和房产被征用了，可是搬迁的住房还没有建好，外祖父一家人只好先搬到我家院子借住，搬进了里院的西房。1958年，开始了“三面红旗”运动。翌年，街道居委会要办公共食堂，并且3天之内就要开张。是以，做为人民教师的家父和家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仓促腾空院子里的东厢房和东跨院原来的车库——里面放满了书籍，只得将房中的书籍家具等物品处理掉。就这样，我父亲他们打开了多年前就已锁定的车库大门，街道居委会的公共食堂进驻了我家车库。当时我还很小，不太记得什么，后来才听说荣宝斋、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来家中分别挑选，拉走了几车。前些年又听说，当年还有不少被清华大学拉走了。总之，说明以前家里所藏的图书物品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四根通体铁铸的“旗枪”，所谓“旗枪”就是八旗军军旗的旗杆，应该是各旗将士中最重要的指挥官才能拥有，后来为了锻炼身体，家父和我哥哥把它们用铁丝固定在了相近的两棵树上，做为单杠使用。家里还曾有过一把宝剑，护手（又称“吞口”）处是一个狮形兽头，剑锋似从狮口中吐出的舌头，约三尺长，当时我还小，觉得很重，需要双手才能相当吃力地举起。曾听老人们说清代佩剑的护手分为：一等龙头纹，二等狮头纹，三等虎头纹，四等狗头纹，等外为蝴蝶纹、无纹…… 我至今也不知真假，因为那把剑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时被抄走了。
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想学毛笔字（描红模字）和画徐悲鸿那样的马，所以毛笔用得很费，经常跑到西小院库房里去拿新的毛笔。库房里有很多东西，据说都是以前没被挑走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几盒“宫墨”，它们在木盒中一字排开，中间的那块最大，上有金色的龙纹图案，两侧的墨依次越来越小，再靠外的两块是红色的，据说是“朱砂墨”，而且这几盒墨和木盒的气味都很香。当年父母不让我用这些墨，我只好到外面去买，可是市场上卖的墨或者墨汁的气味都很臭，令人作呕，所以我就不学写字画画了。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浪费了不少好毛笔！（未完待续）
河西走廊石窟提升“颜值”的颜料从哪儿来？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间的交流、碰撞，以及借鉴和融合发展。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河西走廊拥有大量精美的石窟。这里除了有举世闻名的莫高窟，还有天水麦积山石窟等众多石窟。石窟中保存了大量精美绝伦的壁画及栩栩如生的彩绘佛像，那么，绘制壁画和佛像的颜料又从哪儿来的呢？
我国矿物颜料的使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能够制作朱砂、白垩、石膏、红矾土、石灰、土黄等矿物质颜料。
近期，在甘肃敦煌举办的“五凉”文化论坛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上海市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姚潇鸫就魏晋隋唐间河西走廊石窟壁画所用颜料的来源展开了论述。姚潇鸫认为，从河西地区石窟壁画的情况可知，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相比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扬等地区的石窟使用了更多种类的颜料；相比于同时代绘画论著的记载或者绘画作品，其所使用的颜料也更为丰富。
由此得知，当时河西走廊地区的工匠画师已经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制作颜料的方法，并掌握了制作矿物颜料和提取植物颜料的技术。那么这些颜料从何而来？姚潇鸫研究发现，除部分颜料来自河西当地之外，一些颜料是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所得，还有一些颜料则是进口的，这些进口原料或从东南亚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或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
得天独厚的“本土色”
研究人员曾在距敦煌莫高窟不远处的三危山上的矿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土黄矿。“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李白玲教授曾在此地现场考察采集了少量标本，并将现场采集的带有晶体的黄色矿石的颜色与敦煌莫高窟325窟（隋）壁画中菩萨头饰和璎珞的黄色进行比对，发现两者色相和明度非常相似，有力地证明了壁画中使用的黄色颜料有一部分是采自距离较近的三危山。”姚潇鸫说。
河西地区自产的矿物颜料有氯铜矿、雌黄、黄土、红土、朱砂等，产地主要沿祁连山分布。
成书于北宋时期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敦煌地区有一地名为雌黄洲，因“其土出雌黄、丹砂极为妙，因产物以为名焉”。南朝梁代陶弘景所编《本草经集注》对本地产颜料也有记载：“空青……凉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这里的空青就是石青，是一种以铜为主要成分的蓝色颜料。
此外，古代工匠还掌握了颜料的提炼方法。有关专家对彩绘文物上的绿色颜料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五代之前使用的绿色颜料主要是天然铜绿，而五代之后合成铜绿的使用十分广泛。唐人苏敬编撰的《新修本草》中已有对制作合成铜绿方法的记载：“光明盐、磠砂、赤铜屑酿之为块，绿色以充之。”即将纯铜粉末、氯化钠、氯化铵长时间放在掺杂有碳酸气的空气里来合成氯铜矿。约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墨娥小录》中还记载了另一种制作合成铜绿的方法：将磠砂、白矾加到纯醋中，将铜管烧红后，蘸在药醋中，然后继续将铜管烧红。重复上述动作，直到药醋完全汁干，停止操作，将醋糟按照比例放在杯子中，再将烧好的铜管用草板子包好，埋在醋糟中，静置3天后刮下铜管表面的绿锈。
商贸融合的“中国色”
我国疆域辽阔，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大量的颜料出产，满足了河西走廊地区石窟颜料使用的大量需求。如开凿于北凉时期的敦煌第275窟，四壁均以红色为底色，这种底色就是用红土实现的。同开凿于北凉时期的272窟中也有不少用红土来描绘背景的壁画。敦煌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中也大量使用了红色作为背景色。
根据壁画颜料检测分析结果，氯铜矿作为绿色颜料，在敦煌莫高窟石窟壁画及河西走廊十六国时期墓室壁画上都有发现。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的绿色颜料以氯铜矿为主，再加少量石绿。敦煌研究院保护所研究员王进玉指出：“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洞窟使用了石绿，石绿和氯铜矿颜料实际使用比例应为1∶4。”
龟兹（在今新疆地区）是胡粉、红土、绿盐、雌黄与雄黄的产地；塔里木盆地北缘、南天山的托克逊县硫磺山、西天山尼勒克地区的铜矿床、哈密市土屋铜矿床、吐哈盆地南缘——东天山地区铜矿床，是氯铜矿的主要产地；乌恰县境内花园铜矿、塔里木盆地西缘喀什凹陷等地则是孔雀石主要产地。
由于新疆与河西地区的距离较近，又有丝绸之路联通，因而新疆各地所出的这些颜料，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河西地区，在河西地区石窟中大量使用。
丝路引来的“进口色”
河西走廊地区石窟所使用的有些矿物或植物颜料，只产于特定地区，藤黄就是其中之一。藤黄是一种树脂制成的颜料，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这种树生长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所以，藤黄大部分是从东南亚地区进口的。
晋朝郭义恭所著的《广志》记载：“藤黄……据今所呼铜黄，谬矣。盖以铜藤语讹也，按此与石泪采无异也，画家及丹灶家并时用之。”美国学者薛爱华称藤黄为“中世纪中国画家大量使用的唯一的一种草本颜料”。
在美国学者罗瑟福·盖特斯于1935年完成的第一份关于敦煌石窟壁画使用颜料的科学检测报告中就提到，藤黄是敦煌石窟壁画所使用的三种有机颜料之一；2008年，法国国立美术馆科学研究所在敦煌纸绢画和麻织物上发现了织物颜料藤黄、胭脂等。
青金石矿藏在我国境内至今未发现，但其在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以及中原地区的墓室壁画中都有发现，这也印证了青金石是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的。
敦煌研究院前副院长李最雄指出，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使用的绿色颜料所需的氯铜矿也是从中亚传入敦煌的，但到7世纪左右，氯铜矿在敦煌地区可能已有生产，不过“上述地区仍在继续传入”；唐代以前敦煌地区的朱砂和铅丹也随佛教从印度、阿富汗传入。
同时，由于河西走廊与中亚各国的距离相对较近，运输成本更低，颜料商品的价格相对便宜，因而比中原内地的颜料更具有价格优势。此外，由于每个地区产的颜料品质不同，而品质的优劣会直接影响画面效果呈现，因此在财力可支撑下，绘画者往往会不惜代价进口上等的颜料。
进口颜料丰富了我国古代颜料的种类。它们的传入，不仅丰富了色彩表现的手段，而且对于中国传统绘画与装饰艺术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不少颜料都是将矿物质研磨成粉末直接使用的，但是仍有大量的颜料，如胡粉、密陀僧等需要经过较为复杂的工序人工制作出来，这些颜料制作方法的传入，扩展了中国人对于颜料制备技术及相关化学知识的认识，对相关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了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之间的交流、碰撞，以及相互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发展。”姚潇鸫说。
来源：科技日报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间的交流、碰撞，以及借鉴和融合发展。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河西走廊拥有大量精美的石窟。这里除了有举世闻名的莫高窟，还有天水麦积山石窟等众多石窟。石窟中保存了大量精美绝伦的壁画及栩栩如生的彩绘佛像，那么，绘制壁画和佛像的颜料又从哪儿来的呢？
我国矿物颜料的使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能够制作朱砂、白垩、石膏、红矾土、石灰、土黄等矿物质颜料。
近期，在甘肃敦煌举办的“五凉”文化论坛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上海市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姚潇鸫就魏晋隋唐间河西走廊石窟壁画所用颜料的来源展开了论述。姚潇鸫认为，从河西地区石窟壁画的情况可知，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相比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扬等地区的石窟使用了更多种类的颜料；相比于同时代绘画论著的记载或者绘画作品，其所使用的颜料也更为丰富。
由此得知，当时河西走廊地区的工匠画师已经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制作颜料的方法，并掌握了制作矿物颜料和提取植物颜料的技术。那么这些颜料从何而来？姚潇鸫研究发现，除部分颜料来自河西当地之外，一些颜料是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所得，还有一些颜料则是进口的，这些进口原料或从东南亚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或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
得天独厚的“本土色”
研究人员曾在距敦煌莫高窟不远处的三危山上的矿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土黄矿。“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李白玲教授曾在此地现场考察采集了少量标本，并将现场采集的带有晶体的黄色矿石的颜色与敦煌莫高窟325窟（隋）壁画中菩萨头饰和璎珞的黄色进行比对，发现两者色相和明度非常相似，有力地证明了壁画中使用的黄色颜料有一部分是采自距离较近的三危山。”姚潇鸫说。
河西地区自产的矿物颜料有氯铜矿、雌黄、黄土、红土、朱砂等，产地主要沿祁连山分布。
成书于北宋时期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敦煌地区有一地名为雌黄洲，因“其土出雌黄、丹砂极为妙，因产物以为名焉”。南朝梁代陶弘景所编《本草经集注》对本地产颜料也有记载：“空青……凉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这里的空青就是石青，是一种以铜为主要成分的蓝色颜料。
此外，古代工匠还掌握了颜料的提炼方法。有关专家对彩绘文物上的绿色颜料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五代之前使用的绿色颜料主要是天然铜绿，而五代之后合成铜绿的使用十分广泛。唐人苏敬编撰的《新修本草》中已有对制作合成铜绿方法的记载：“光明盐、磠砂、赤铜屑酿之为块，绿色以充之。”即将纯铜粉末、氯化钠、氯化铵长时间放在掺杂有碳酸气的空气里来合成氯铜矿。约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墨娥小录》中还记载了另一种制作合成铜绿的方法：将磠砂、白矾加到纯醋中，将铜管烧红后，蘸在药醋中，然后继续将铜管烧红。重复上述动作，直到药醋完全汁干，停止操作，将醋糟按照比例放在杯子中，再将烧好的铜管用草板子包好，埋在醋糟中，静置3天后刮下铜管表面的绿锈。
商贸融合的“中国色”
我国疆域辽阔，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大量的颜料出产，满足了河西走廊地区石窟颜料使用的大量需求。如开凿于北凉时期的敦煌第275窟，四壁均以红色为底色，这种底色就是用红土实现的。同开凿于北凉时期的272窟中也有不少用红土来描绘背景的壁画。敦煌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中也大量使用了红色作为背景色。
根据壁画颜料检测分析结果，氯铜矿作为绿色颜料，在敦煌莫高窟石窟壁画及河西走廊十六国时期墓室壁画上都有发现。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的绿色颜料以氯铜矿为主，再加少量石绿。敦煌研究院保护所研究员王进玉指出：“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洞窟使用了石绿，石绿和氯铜矿颜料实际使用比例应为1∶4。”
龟兹（在今新疆地区）是胡粉、红土、绿盐、雌黄与雄黄的产地；塔里木盆地北缘、南天山的托克逊县硫磺山、西天山尼勒克地区的铜矿床、哈密市土屋铜矿床、吐哈盆地南缘——东天山地区铜矿床，是氯铜矿的主要产地；乌恰县境内花园铜矿、塔里木盆地西缘喀什凹陷等地则是孔雀石主要产地。
由于新疆与河西地区的距离较近，又有丝绸之路联通，因而新疆各地所出的这些颜料，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河西地区，在河西地区石窟中大量使用。
丝路引来的“进口色”
河西走廊地区石窟所使用的有些矿物或植物颜料，只产于特定地区，藤黄就是其中之一。藤黄是一种树脂制成的颜料，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这种树生长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所以，藤黄大部分是从东南亚地区进口的。
晋朝郭义恭所著的《广志》记载：“藤黄……据今所呼铜黄，谬矣。盖以铜藤语讹也，按此与石泪采无异也，画家及丹灶家并时用之。”美国学者薛爱华称藤黄为“中世纪中国画家大量使用的唯一的一种草本颜料”。
在美国学者罗瑟福·盖特斯于1935年完成的第一份关于敦煌石窟壁画使用颜料的科学检测报告中就提到，藤黄是敦煌石窟壁画所使用的三种有机颜料之一；2008年，法国国立美术馆科学研究所在敦煌纸绢画和麻织物上发现了织物颜料藤黄、胭脂等。
青金石矿藏在我国境内至今未发现，但其在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以及中原地区的墓室壁画中都有发现，这也印证了青金石是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的。
敦煌研究院前副院长李最雄指出，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使用的绿色颜料所需的氯铜矿也是从中亚传入敦煌的，但到7世纪左右，氯铜矿在敦煌地区可能已有生产，不过“上述地区仍在继续传入”；唐代以前敦煌地区的朱砂和铅丹也随佛教从印度、阿富汗传入。
同时，由于河西走廊与中亚各国的距离相对较近，运输成本更低，颜料商品的价格相对便宜，因而比中原内地的颜料更具有价格优势。此外，由于每个地区产的颜料品质不同，而品质的优劣会直接影响画面效果呈现，因此在财力可支撑下，绘画者往往会不惜代价进口上等的颜料。
进口颜料丰富了我国古代颜料的种类。它们的传入，不仅丰富了色彩表现的手段，而且对于中国传统绘画与装饰艺术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不少颜料都是将矿物质研磨成粉末直接使用的，但是仍有大量的颜料，如胡粉、密陀僧等需要经过较为复杂的工序人工制作出来，这些颜料制作方法的传入，扩展了中国人对于颜料制备技术及相关化学知识的认识，对相关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了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之间的交流、碰撞，以及相互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发展。”姚潇鸫说。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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