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与首钢齐名的京棉从文创C位出道#】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工业版图中曾有“一黑一白”之说，“一黑”指首钢，与其并肩的“一白”便是京棉。作为当时的新兴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打一出道，便是妥妥的C位。根据首都战略发展的需要，金字招牌京棉历经发展、转型、重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京棉旧址作为工业遗存转型文创园，再度“C位出道”。人们徜徉其中，既可感受其华丽转身，更可汲取其腾笼换鸟、再立潮头的改革勇气。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新神榜杨戬[超话]#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种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
但作为一个搞过女性主义影视分析的人来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真的DNA都在颤抖[开学季][开学季][开学季]
因为对相关神话传说没有做过科学严谨的考古，所以只想简单聊两句女性视角。我的观点是，这部电影的剧情和立意被很多人低估了。
它不是简简单单的神话故事，而是对传统文化做了一种崭新的解构。这种解构是高级的、富有哲学意味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就打破了千百年来社会对母职神话的偏向性思考，更是直接揭穿了，倡导女性自我牺牲的时代性谎言。在这部电影里，“母亲”不再是被歌颂的伪主体，而是简单直白地，也是彻彻底底地沦为了一个表象、一个符号。不信你们回忆下，杨戬的母亲和沉香的母亲，是不是看上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这部电影带给我的最有冲击力的感受。
这种大胆的描写方式，可能会让不少观众产生不舒服的体验，不过在我个人看来，要想实现社会层面的女性群体自我意识觉醒，某种层面上，恰恰需要这种不舒服的警醒。电影中，作为母亲身份的女性，不再被神话成伟大无私的“大地”形象，她们的努力不再被歌颂，而是看起来那么单薄，那么可悲，乃至于徒劳无功，甚至直接阻碍到历史车轮的前进……这样的表述在我看来是很有警喻意味的。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她们明明拥有那么大的能量，却把这种能量用在无谓的牺牲上，这注定了她们会沦为边缘角色的命运——她们本可以是改变世界的主体，却最终沦为促使主角团英雄主义价值观诞生的，悲惨的推动力。数千年来，女性群体最大的困境便在于，她们不是具体化的人，而是作为抽象化的概念存在的。这些概念被既得利益者讴歌了上千年，如今，是时候打破这样的母职神话了。
这部电影最可取的地方，在于它把这种血淋淋的事实毫无顾忌地表现出来。结合巫山神女对褒姒那段历史的表述，更加引人深思。正是因为对这种恶评的抵触与恐惧，从封建王朝的形成到现在，二十多个世纪，女性们逐步建立了被歌颂的牺牲精神。她们害怕成为“褒姒”，于是便牺牲自己，成了守护孩子、守护苍生的“杨婵”们。这样的牺牲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被赞美成女性群体的最了不起的人格。
但这种人格，恰恰是当今社会最不需要的。因为历史上、现实中，主动牺牲、甘愿牺牲的女性太多太多了，以至于伟大母亲严重高饱和了。女性还需要被告知，如何去做一个伟大的母亲么？毕竟几千年来受到的可都是这样的教育。比起这个，我们更应该学会，如何成为一个，能够打破性别桎梏的开山人，而不是守护者。
很多人说，这电影最终还是沦为了英雄角色的男性解救母亲的故事。但我们仔细想想，沉香的母亲最后得到拯救了么？她都化作天上的星星了，谈何拯救一说呢？况且，你去要求甘愿自我奉献的“杨婵”去自救是完全不现实的。这样自甘牺牲的母亲们是不可能做到主动劈山的，即使她们有那样的力量。
符号化的女性注定只能成为被拯救者，想打破这种命运的魔咒，首先要具备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与抗争意识。这种辩证思考的能力，可不是电影角色应做的义务，它是大荧幕前的普通观影者，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事。
被镇压在山下的玄鸟们就像是千百年来女性的化身。玄鸟是不应当被封印的，自由人的意志是不应当被镇压的，即使一时蒙了尘，最终也是要重见光明的。我们作为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呢？当然是做沉香，做杨戬，做那个奋力一搏也要劈开山体的人。
因为现实生活中能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种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
但作为一个搞过女性主义影视分析的人来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真的DNA都在颤抖[开学季][开学季][开学季]
因为对相关神话传说没有做过科学严谨的考古，所以只想简单聊两句女性视角。我的观点是，这部电影的剧情和立意被很多人低估了。
它不是简简单单的神话故事，而是对传统文化做了一种崭新的解构。这种解构是高级的、富有哲学意味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就打破了千百年来社会对母职神话的偏向性思考，更是直接揭穿了，倡导女性自我牺牲的时代性谎言。在这部电影里，“母亲”不再是被歌颂的伪主体，而是简单直白地，也是彻彻底底地沦为了一个表象、一个符号。不信你们回忆下，杨戬的母亲和沉香的母亲，是不是看上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这部电影带给我的最有冲击力的感受。
这种大胆的描写方式，可能会让不少观众产生不舒服的体验，不过在我个人看来，要想实现社会层面的女性群体自我意识觉醒，某种层面上，恰恰需要这种不舒服的警醒。电影中，作为母亲身份的女性，不再被神话成伟大无私的“大地”形象，她们的努力不再被歌颂，而是看起来那么单薄，那么可悲，乃至于徒劳无功，甚至直接阻碍到历史车轮的前进……这样的表述在我看来是很有警喻意味的。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她们明明拥有那么大的能量，却把这种能量用在无谓的牺牲上，这注定了她们会沦为边缘角色的命运——她们本可以是改变世界的主体，却最终沦为促使主角团英雄主义价值观诞生的，悲惨的推动力。数千年来，女性群体最大的困境便在于，她们不是具体化的人，而是作为抽象化的概念存在的。这些概念被既得利益者讴歌了上千年，如今，是时候打破这样的母职神话了。
这部电影最可取的地方，在于它把这种血淋淋的事实毫无顾忌地表现出来。结合巫山神女对褒姒那段历史的表述，更加引人深思。正是因为对这种恶评的抵触与恐惧，从封建王朝的形成到现在，二十多个世纪，女性们逐步建立了被歌颂的牺牲精神。她们害怕成为“褒姒”，于是便牺牲自己，成了守护孩子、守护苍生的“杨婵”们。这样的牺牲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被赞美成女性群体的最了不起的人格。
但这种人格，恰恰是当今社会最不需要的。因为历史上、现实中，主动牺牲、甘愿牺牲的女性太多太多了，以至于伟大母亲严重高饱和了。女性还需要被告知，如何去做一个伟大的母亲么？毕竟几千年来受到的可都是这样的教育。比起这个，我们更应该学会，如何成为一个，能够打破性别桎梏的开山人，而不是守护者。
很多人说，这电影最终还是沦为了英雄角色的男性解救母亲的故事。但我们仔细想想，沉香的母亲最后得到拯救了么？她都化作天上的星星了，谈何拯救一说呢？况且，你去要求甘愿自我奉献的“杨婵”去自救是完全不现实的。这样自甘牺牲的母亲们是不可能做到主动劈山的，即使她们有那样的力量。
符号化的女性注定只能成为被拯救者，想打破这种命运的魔咒，首先要具备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与抗争意识。这种辩证思考的能力，可不是电影角色应做的义务，它是大荧幕前的普通观影者，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事。
被镇压在山下的玄鸟们就像是千百年来女性的化身。玄鸟是不应当被封印的，自由人的意志是不应当被镇压的，即使一时蒙了尘，最终也是要重见光明的。我们作为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呢？当然是做沉香，做杨戬，做那个奋力一搏也要劈开山体的人。
因为现实生活中能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题材类型上来看，《庭外》的开创性在于很难简单地放在悬疑的框架下去探讨。它不是传统的刑侦悬疑，也不是单纯的律政职场，而更多地是呈现了司法律政生态的同时融合了悬疑感。两个篇章中，《盲区》更偏悬疑，《落水者》则是带有正面教育性质的正剧。
在中国的编剧当中，指纹是为数不多的有真知灼见，且作品承载着深刻思想性的编剧。他的剧作通常不仅仅立足于故事本身，而是能够见微知著，以故事为载体来传达更丰富的司法律政方面的思想和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庭外》并非通常大众所熟悉的那种消遣型日常剧，它在消化和信息接收上都是有难度的，但是一部极富有创新性的剧。
塑造了崭新的法官形象
《庭外》敢于挑战国内之前未被影视作品描绘过的法官书写，塑造了一个法官新形象。某种意义上，法官之所以难写，在于它的神秘性和权威性。相比较而言，检察官是更好写的，因为作为控方他们对案件进行侦查，取决于专业性和良心；但法官作为审判人员，在表达态度和情感上要相对克制，离老百姓是有一定距离感的。把法官塑造得过于高大上不行，也不能写得太接地气、生活化，这其中分寸的拿捏是比较难的。
而在看《庭外·盲区》时，我有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剧里对法官真实性的把握很到位。部分普通观众在看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疑问：一个最高院的法官怎么会和公安联系起来呢？大众所能理解的通常是，一个案子从公安到检察院，然后再到法院，而剧中所谈到的“死刑复核”程序就会很难懂。一方面，死刑复核其实是一道双重保险，最高院刑庭的法官在复核案件时，在对一个案件有疑问的情况下，是拥有提审被告人、阅卷等权利的，也有权亲自去相关的案发现场调查核实证据，这背后所秉持的其实是“慎杀”的原则。死刑复核体现了我国对适用死刑一贯坚持的严肃与谨慎、慎杀与少杀的方针，对于保证办案质量，正确适用死刑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基于一个历史积案而产生的法官和公安之间的配合，也是一种可能的情况，剧中所呈现的也是故事特定的极端情境。因为中国的法官所秉持的理念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特殊情况下有些权责的界限是可以击穿的。比如剧中，在公安出于保密需求要确保走私案的抓捕预案顺利实施的情况下，公安先推动另一桩关联的刑事案件速审速判，然后联合最高院的法官在死刑复核阶段，核实失踪同案的情况，这在现实逻辑上是合理的。
描绘了新的律师职场
这里面的新职场与之前荧屏上律师清一色精英人设相比，更加真实可信。其实，律师的职业离老百姓的生活很近，两口子离婚需要找律师，车祸纠纷闹上法院也要找律师，而《庭外》这部剧中所塑造的律师恰恰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类律师，只是以前的故事里面并没有去描写过。
更难能可贵的是，剧中对律师群体的描绘是很复杂立体的。不同于过往一些悬浮的律政职场剧，《庭外》并没有单一地颂扬所有律师，而是真实展现了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年轻一辈律师和老一辈之间的利益纷争，还有部分律师更擅社交却很难踏踏实实做业务等。这部剧准确地揭露了律师们的苦恼、面临的问题等，向观众们展现了真实的律师群体们的工作和生活，而不是让律师的形象停留在给委托人看的光鲜亮丽的表面之下，它是能够引发很多律师界的人共鸣的。
找到了价值表达的新方式
这部剧另一个处理得很好的地方，在于平衡了取悦观众和思想表达的关系。它显然并不是一个纯娱乐性的东西，对于部分观众来说是有理解难度的，但对于喜爱思考的观众来说，里面的很多内容就会很耐品，也是有趣味性的。尤其从我们法学界的人的视角来看，我觉得这部剧是没有专业方面硬伤的，里面探讨的一些关于律师公平性的职业伦理观，也是有一定独到见解的。
看完《庭外》之后，我也感叹于编剧指纹对于法院系统工作、律师行当工作的了解和经验，感觉其中的案例是有现实基础的，整部剧具备高度的写实主义特色。过去，我们的观众通常会对比美剧，产生对美国的律师、法官的观感印象，有些过去的国内作品也会参考美剧，而《庭外》则是更立足于中国社会下的一种法制观念和职业伦理。它不是一个空中楼阁的东西，而是在真实立体的人物群像身上，还原了我国的司法律政生态，隐约投射出了一些社会主义价值观。
在中国的编剧当中，指纹是为数不多的有真知灼见，且作品承载着深刻思想性的编剧。他的剧作通常不仅仅立足于故事本身，而是能够见微知著，以故事为载体来传达更丰富的司法律政方面的思想和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庭外》并非通常大众所熟悉的那种消遣型日常剧，它在消化和信息接收上都是有难度的，但是一部极富有创新性的剧。
塑造了崭新的法官形象
《庭外》敢于挑战国内之前未被影视作品描绘过的法官书写，塑造了一个法官新形象。某种意义上，法官之所以难写，在于它的神秘性和权威性。相比较而言，检察官是更好写的，因为作为控方他们对案件进行侦查，取决于专业性和良心；但法官作为审判人员，在表达态度和情感上要相对克制，离老百姓是有一定距离感的。把法官塑造得过于高大上不行，也不能写得太接地气、生活化，这其中分寸的拿捏是比较难的。
而在看《庭外·盲区》时，我有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剧里对法官真实性的把握很到位。部分普通观众在看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疑问：一个最高院的法官怎么会和公安联系起来呢？大众所能理解的通常是，一个案子从公安到检察院，然后再到法院，而剧中所谈到的“死刑复核”程序就会很难懂。一方面，死刑复核其实是一道双重保险，最高院刑庭的法官在复核案件时，在对一个案件有疑问的情况下，是拥有提审被告人、阅卷等权利的，也有权亲自去相关的案发现场调查核实证据，这背后所秉持的其实是“慎杀”的原则。死刑复核体现了我国对适用死刑一贯坚持的严肃与谨慎、慎杀与少杀的方针，对于保证办案质量，正确适用死刑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基于一个历史积案而产生的法官和公安之间的配合，也是一种可能的情况，剧中所呈现的也是故事特定的极端情境。因为中国的法官所秉持的理念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特殊情况下有些权责的界限是可以击穿的。比如剧中，在公安出于保密需求要确保走私案的抓捕预案顺利实施的情况下，公安先推动另一桩关联的刑事案件速审速判，然后联合最高院的法官在死刑复核阶段，核实失踪同案的情况，这在现实逻辑上是合理的。
描绘了新的律师职场
这里面的新职场与之前荧屏上律师清一色精英人设相比，更加真实可信。其实，律师的职业离老百姓的生活很近，两口子离婚需要找律师，车祸纠纷闹上法院也要找律师，而《庭外》这部剧中所塑造的律师恰恰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类律师，只是以前的故事里面并没有去描写过。
更难能可贵的是，剧中对律师群体的描绘是很复杂立体的。不同于过往一些悬浮的律政职场剧，《庭外》并没有单一地颂扬所有律师，而是真实展现了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年轻一辈律师和老一辈之间的利益纷争，还有部分律师更擅社交却很难踏踏实实做业务等。这部剧准确地揭露了律师们的苦恼、面临的问题等，向观众们展现了真实的律师群体们的工作和生活，而不是让律师的形象停留在给委托人看的光鲜亮丽的表面之下，它是能够引发很多律师界的人共鸣的。
找到了价值表达的新方式
这部剧另一个处理得很好的地方，在于平衡了取悦观众和思想表达的关系。它显然并不是一个纯娱乐性的东西，对于部分观众来说是有理解难度的，但对于喜爱思考的观众来说，里面的很多内容就会很耐品，也是有趣味性的。尤其从我们法学界的人的视角来看，我觉得这部剧是没有专业方面硬伤的，里面探讨的一些关于律师公平性的职业伦理观，也是有一定独到见解的。
看完《庭外》之后，我也感叹于编剧指纹对于法院系统工作、律师行当工作的了解和经验，感觉其中的案例是有现实基础的，整部剧具备高度的写实主义特色。过去，我们的观众通常会对比美剧，产生对美国的律师、法官的观感印象，有些过去的国内作品也会参考美剧，而《庭外》则是更立足于中国社会下的一种法制观念和职业伦理。它不是一个空中楼阁的东西，而是在真实立体的人物群像身上，还原了我国的司法律政生态，隐约投射出了一些社会主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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