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显卡和GPU计算巨头nvidia合作的软件企业，几乎囊括了常见的工程类软件。有些借助Quadro专业显卡提供更好的三维图形性能，如达索的CATIA、西门子的NX，有些则利用GPU计算和CUDA框架，提高仿真分析、工程计算的解算效能，如Altair的Hyperwork。软硬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生态。如果仅从硬件角度，国产化GPU和nvidia差距在二三代，但如果从软硬件集成和开发生态看，差距不止二三代。
工信部最新发声！388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A股上市 第四批企业名单即将发布
全文：https://t.cn/A6SNQlXa
8月30日，工信部举行“新时代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发布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已成为产业链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工信部通过强化政策协同、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拓宽融资渠道等手段，推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截至2022年上半年，累计有388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A股上市。
相关负责人还指出，工信部会同财政部研究制定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计划培育4000-6000家数字化转型的样板企业。也有受访专家表示，要有效分担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风险，构建大中小企业数字化产业生态，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链式”数字化转型。
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即将发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截至2021年末，全国中小微企业数量达4800万户，比2012年末增长2.7倍；2021年我国日均新设企业2.48万户，是2012年的3.6倍。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壮大，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同时，工信部着力构建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目前已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企业4万多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762户，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848户，一批中小企业成为细分领域的“单打冠军”和“配套专家”，是产业链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培育、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梁志峰表示，工信部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印发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建立涵盖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专精特新企业的评定，首次有了全国统一标准。并印发《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办实事清单》和《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若干措施》，精准有效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谈到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工作时，梁志峰指出，目前相关名单已完成公示，公示的4300多家企业中44%为中型企业，小微型企业占比56%。从类型看，民营企业占比84%，国有企业占比9%，合资和外资企业7%。
梁志峰进一步指出，据初步分析，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创新性强，研发投入高。企业平均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比重10.4%，平均拥有I类知识产权16项、发明专利14项；
二是专业化程度高，配套能力强。企业从事细分领域时间均为3年以上，其中10年以上的3000余家，是强链补链固链的生力军；
三是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大。近两年，企业户均年平均营业收入增长都在20%以上，增长态势明显。
388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A股上市
对于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王海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工信部积极发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协调作用，通过强化政策协同、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拓宽融资渠道等手段，推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强化政策协同方面，王海林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陆续推动设立1.5万亿元支小支农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推动出台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推动2022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新增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1.6万亿元等。
加强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实体部门与金融部门联动，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开展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鼓励金融机构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量身定制服务方案，打造专属信贷产品。
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方面，与财政部联合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降费奖补政策。自2018年起，已累计安排中央财政资金150亿元，引导各地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融资担保成本，形成“面扩、量增、费降”效果。
同时，工信部加强与证监会对接合作，推动符合条件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市、挂牌融资。截至2022年上半年，累计有388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A股上市。并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致力投早投小投创新，截至2022年上半年，累计投资金额近300亿元。
梁志峰也表示，工信部与财政部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分三批重点支持了部分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已累计安排财政资金40多亿元。联合人民银行设立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支持工具，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累计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76家。
此外，“工信部还引导地方从重视企业规模转向重视创新，已有36个省区市(含计划单列市)累计安排超40亿元地方财政资金，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梁志峰指出。
培育4000-6000家数字化转型样板企业
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梁志峰指出，工信部在2020年开始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着“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问题。
对此，工信部着力构建中小企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梁志峰表示，在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的基础上，会同财政部研究制定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发布了《关于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的通知》，计划通过支持细分行业的数字化服务商，探索形成一批适合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小型化、轻量化、快部署，又精准解决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培育4000-6000家数字化转型的样板企业。
梁志峰强调，通过编制发布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等级评测指标、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指数，为中小企业评估数字化水平、开展自我诊断、找准问题不足、明确转型路径提供依据和指导。同时，今年还将举办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大会，为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交流合作的平台。
着力构建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体系方面，围绕中小企业全方位需求，遴选和推广一批“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能用出效益”的优质数字化服务产品。8月28日，工信部启动了“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节”活动，为期一个月，着力发挥市场化服务机构作用，集中推出一批优质低价的数字化服务和产品，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
对于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平军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可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形成政策合力，及时出台配套措施，有效激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力和活力，分担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风险。
同时，“积极发挥数字平台和大企业引领作用，搭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机制，构建大中小企业数字化产业生态，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链式’数字化转型。”周平军认为。
周平军还表示，面对中小企业的转型需求，积极搭建各类型服务平台和专业化服务队伍，提供有针对性的精准化服务，面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生产、法律等全方位服务，开发便捷、成本低廉的场景数字化解决方案，带动中小企业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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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工信部举行“新时代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发布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已成为产业链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工信部通过强化政策协同、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拓宽融资渠道等手段，推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截至2022年上半年，累计有388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A股上市。
相关负责人还指出，工信部会同财政部研究制定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计划培育4000-6000家数字化转型的样板企业。也有受访专家表示，要有效分担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风险，构建大中小企业数字化产业生态，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链式”数字化转型。
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即将发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截至2021年末，全国中小微企业数量达4800万户，比2012年末增长2.7倍；2021年我国日均新设企业2.48万户，是2012年的3.6倍。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壮大，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同时，工信部着力构建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目前已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企业4万多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762户，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848户，一批中小企业成为细分领域的“单打冠军”和“配套专家”，是产业链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培育、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梁志峰表示，工信部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印发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建立涵盖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专精特新企业的评定，首次有了全国统一标准。并印发《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办实事清单》和《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若干措施》，精准有效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谈到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工作时，梁志峰指出，目前相关名单已完成公示，公示的4300多家企业中44%为中型企业，小微型企业占比56%。从类型看，民营企业占比84%，国有企业占比9%，合资和外资企业7%。
梁志峰进一步指出，据初步分析，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创新性强，研发投入高。企业平均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比重10.4%，平均拥有I类知识产权16项、发明专利14项；
二是专业化程度高，配套能力强。企业从事细分领域时间均为3年以上，其中10年以上的3000余家，是强链补链固链的生力军；
三是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大。近两年，企业户均年平均营业收入增长都在20%以上，增长态势明显。
388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A股上市
对于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王海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工信部积极发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协调作用，通过强化政策协同、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拓宽融资渠道等手段，推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强化政策协同方面，王海林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陆续推动设立1.5万亿元支小支农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推动出台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推动2022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新增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1.6万亿元等。
加强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实体部门与金融部门联动，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开展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鼓励金融机构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量身定制服务方案，打造专属信贷产品。
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方面，与财政部联合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降费奖补政策。自2018年起，已累计安排中央财政资金150亿元，引导各地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融资担保成本，形成“面扩、量增、费降”效果。
同时，工信部加强与证监会对接合作，推动符合条件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市、挂牌融资。截至2022年上半年，累计有388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A股上市。并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致力投早投小投创新，截至2022年上半年，累计投资金额近300亿元。
梁志峰也表示，工信部与财政部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分三批重点支持了部分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已累计安排财政资金40多亿元。联合人民银行设立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支持工具，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累计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76家。
此外，“工信部还引导地方从重视企业规模转向重视创新，已有36个省区市(含计划单列市)累计安排超40亿元地方财政资金，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梁志峰指出。
培育4000-6000家数字化转型样板企业
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梁志峰指出，工信部在2020年开始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着“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问题。
对此，工信部着力构建中小企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梁志峰表示，在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的基础上，会同财政部研究制定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发布了《关于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的通知》，计划通过支持细分行业的数字化服务商，探索形成一批适合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小型化、轻量化、快部署，又精准解决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培育4000-6000家数字化转型的样板企业。
梁志峰强调，通过编制发布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等级评测指标、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指数，为中小企业评估数字化水平、开展自我诊断、找准问题不足、明确转型路径提供依据和指导。同时，今年还将举办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大会，为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交流合作的平台。
着力构建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体系方面，围绕中小企业全方位需求，遴选和推广一批“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能用出效益”的优质数字化服务产品。8月28日，工信部启动了“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节”活动，为期一个月，着力发挥市场化服务机构作用，集中推出一批优质低价的数字化服务和产品，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
对于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平军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可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形成政策合力，及时出台配套措施，有效激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力和活力，分担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风险。
同时，“积极发挥数字平台和大企业引领作用，搭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机制，构建大中小企业数字化产业生态，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链式’数字化转型。”周平军认为。
周平军还表示，面对中小企业的转型需求，积极搭建各类型服务平台和专业化服务队伍，提供有针对性的精准化服务，面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生产、法律等全方位服务，开发便捷、成本低廉的场景数字化解决方案，带动中小企业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
【刘哲玮丨四级法院审级职能界分在民事司法中初步实现】2021年8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授权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本院和12个省、直辖市的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随后在9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对改革所涉及的具体事项和操作规程进行了规定。这一改革是我国当前司法体制改革当中的重要一环，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殊值重视。根据《授权决定》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近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本项改革进行了中期报告。从周强院长的中期报告可以看到，此次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从笔者熟悉的民事司法领域来看，认为改革试点的最大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调整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使金字塔型的法院案件结构初步定型。长期以来，我国民事审判主要以案件标的金额作为级别管辖标准。由于在二审和再审中都实行复审制，二审法院、再审法院与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权限和程序上并无本质区别，导致我国四级法院的审级职能严重趋同，使四级法院案件结构本质上呈现长方形样态，最高法院和基层法院审理案件的最大差异只在于标的金额。试点后，最高法院公布了《关于调整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通过上调中级法院级别管辖标的额标准完成了民事案件初审管辖的下沉，同时，《试点办法》又调整适用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关于民事再审申请原则上“上提一级”的规定，明确由高级法院主要承担再审纠错职能，从而基本形成了基层法院一审、中级法院二审、高级法院再审、最高法院监督指导的明确职能分野，我国民事司法呈现出金字塔型结构的雏形。
二是健全完善了提级管辖、再审申请审查制度，强化了高级别法院统一法律适用等审级监督职能。《试点办法》明确规定了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适用提级管辖制度的具体案件类型和工作程序，也规定了最高法院受理再审申请的条件和再审提审的具体情形。从试点实施情况看，试点法院根据《试点办法》，积极开展提级管辖工作，提级管辖案件数量较试点前大幅增长，涉及数据权利确权、网络不正当竞争、新业态用工主体资格、“双减”政策下教育培训合同效力等新型法律问题，中、高级法院审理重大典型案件的职能进一步加强。同时，最高法院案件结构不断优化，重大典型案件的比例不断提高，裁判的指导性更加突出，为下级法院审判工作提供了明确标准指引和有益参考。可见，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不再只是超大标的额案件的审理法院，而是根据各自审级职能，更多地承担了不同类型再审案件的审查和审理，其中高级法院主要承担一般性的再审纠错，最高法院则主要聚焦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重大典型案件的申请再审审查和审理。
构建金字塔型的法院案件结构与高级别法院审级监督职能定位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在民事司法领域中清晰界分。可以说，没有金字塔型的法院案件结构，高级别法院就没有充足的空间和精力发挥审级监督职能；而高级别法院行使审级监督职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金字塔型的法院案件结构就无法真正落实。
因此，我们不仅应当看到，本轮改革试点基于各级法院不同的审级职能定位，优化调整了各级法院的案件数量和结构，有效推动绝大多数纠纷在基层、中级法院公正高效审结，事实、法律争议在两审之间实质性解决；更应当注意到的是，在审判重心“下沉”的同时，高级别法院正在离开以往案件审理的舒适区，逐步承担并加强统一法律适用的崭新职能。试点后，高级别法院需要首先衡量案件是否具有法律统一的价值，进而在审理过程中，全面综合体系化地确定法律的适用方法，做出的裁判不仅要让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还要对相关行业甚至全社会树立行为规范。
明确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司法制度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从价值层面看，有利于发挥司法机关在解释法律、形成政策、统一法制上的积极作用。通过民事司法裁判既化解矛盾，又明晰规则，进而将纠纷防范未然，实现社会治理；从效率层面看，有利于提升同一案件在不同审级的审理效率。根据不同审级案件的受理条件和审理重点，因势利导，调动人力、程序等各种资源解决不同的问题，从而在整体上盘活司法资源，提升审判效率；从专业层面看，再次强调凸显了司法裁判作为法院职能的重要意义，突出了审判业务之于司法机关的紧密联系，明晰了各级法院审判职能和案件审理权限，从而增加了不同级别司法机关的专业性。
当然，由于本轮改革试点尚不足一年，许多制度创新也仍在探索阶段，改革成效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轮的改革试点绝不仅仅是对不同层级法院案件数量的简单重分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通过案件调整实现司法体制的结构优化。
试点期满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根据试点实际情况，开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程序法的修改工作，因此，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最终如何确定，还应当倾听当事人和律师等程序参与者的声音，赋予其对案件重要性和法律争议点表达意见的权利，吸纳地方立法机构、行政机关中的法制部门、行业组织等规则制定者的经验，帮助高级别法院完成从个案裁判者到法律统一者的角色转变。此外，改革试点也不是某个具体部门或行业的实体创新，在提级管辖或再审裁判的个案经验基础上，还应当形成能够适用于所有案件的提级管辖和再审申请审查的制度规则，以规制权力的恣意裁量。同时，为保障下级法院落实解决纠纷职能，不能单靠“繁简分流、快慢分道”，还需要在资源配置上加强供给，适当增加基层法院的财政预算，扩大其人员编制。
未来的一年，既是改革试点的收官之年，也是修法的启动之年。我们相信，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吸纳更多主体的参与，形成更加有效的规则，辅以充分有力的保障，改革试点才能够顺利完成，法律修改才能够稳步推进，四级法院才能有清晰的审级职能界分，尤其是高级别法院在法律统一上的职能，才能够制度化体系化地实现。（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刘哲玮）
一是调整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使金字塔型的法院案件结构初步定型。长期以来，我国民事审判主要以案件标的金额作为级别管辖标准。由于在二审和再审中都实行复审制，二审法院、再审法院与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权限和程序上并无本质区别，导致我国四级法院的审级职能严重趋同，使四级法院案件结构本质上呈现长方形样态，最高法院和基层法院审理案件的最大差异只在于标的金额。试点后，最高法院公布了《关于调整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通过上调中级法院级别管辖标的额标准完成了民事案件初审管辖的下沉，同时，《试点办法》又调整适用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关于民事再审申请原则上“上提一级”的规定，明确由高级法院主要承担再审纠错职能，从而基本形成了基层法院一审、中级法院二审、高级法院再审、最高法院监督指导的明确职能分野，我国民事司法呈现出金字塔型结构的雏形。
二是健全完善了提级管辖、再审申请审查制度，强化了高级别法院统一法律适用等审级监督职能。《试点办法》明确规定了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适用提级管辖制度的具体案件类型和工作程序，也规定了最高法院受理再审申请的条件和再审提审的具体情形。从试点实施情况看，试点法院根据《试点办法》，积极开展提级管辖工作，提级管辖案件数量较试点前大幅增长，涉及数据权利确权、网络不正当竞争、新业态用工主体资格、“双减”政策下教育培训合同效力等新型法律问题，中、高级法院审理重大典型案件的职能进一步加强。同时，最高法院案件结构不断优化，重大典型案件的比例不断提高，裁判的指导性更加突出，为下级法院审判工作提供了明确标准指引和有益参考。可见，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不再只是超大标的额案件的审理法院，而是根据各自审级职能，更多地承担了不同类型再审案件的审查和审理，其中高级法院主要承担一般性的再审纠错，最高法院则主要聚焦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重大典型案件的申请再审审查和审理。
构建金字塔型的法院案件结构与高级别法院审级监督职能定位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在民事司法领域中清晰界分。可以说，没有金字塔型的法院案件结构，高级别法院就没有充足的空间和精力发挥审级监督职能；而高级别法院行使审级监督职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金字塔型的法院案件结构就无法真正落实。
因此，我们不仅应当看到，本轮改革试点基于各级法院不同的审级职能定位，优化调整了各级法院的案件数量和结构，有效推动绝大多数纠纷在基层、中级法院公正高效审结，事实、法律争议在两审之间实质性解决；更应当注意到的是，在审判重心“下沉”的同时，高级别法院正在离开以往案件审理的舒适区，逐步承担并加强统一法律适用的崭新职能。试点后，高级别法院需要首先衡量案件是否具有法律统一的价值，进而在审理过程中，全面综合体系化地确定法律的适用方法，做出的裁判不仅要让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还要对相关行业甚至全社会树立行为规范。
明确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司法制度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从价值层面看，有利于发挥司法机关在解释法律、形成政策、统一法制上的积极作用。通过民事司法裁判既化解矛盾，又明晰规则，进而将纠纷防范未然，实现社会治理；从效率层面看，有利于提升同一案件在不同审级的审理效率。根据不同审级案件的受理条件和审理重点，因势利导，调动人力、程序等各种资源解决不同的问题，从而在整体上盘活司法资源，提升审判效率；从专业层面看，再次强调凸显了司法裁判作为法院职能的重要意义，突出了审判业务之于司法机关的紧密联系，明晰了各级法院审判职能和案件审理权限，从而增加了不同级别司法机关的专业性。
当然，由于本轮改革试点尚不足一年，许多制度创新也仍在探索阶段，改革成效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轮的改革试点绝不仅仅是对不同层级法院案件数量的简单重分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通过案件调整实现司法体制的结构优化。
试点期满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根据试点实际情况，开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程序法的修改工作，因此，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最终如何确定，还应当倾听当事人和律师等程序参与者的声音，赋予其对案件重要性和法律争议点表达意见的权利，吸纳地方立法机构、行政机关中的法制部门、行业组织等规则制定者的经验，帮助高级别法院完成从个案裁判者到法律统一者的角色转变。此外，改革试点也不是某个具体部门或行业的实体创新，在提级管辖或再审裁判的个案经验基础上，还应当形成能够适用于所有案件的提级管辖和再审申请审查的制度规则，以规制权力的恣意裁量。同时，为保障下级法院落实解决纠纷职能，不能单靠“繁简分流、快慢分道”，还需要在资源配置上加强供给，适当增加基层法院的财政预算，扩大其人员编制。
未来的一年，既是改革试点的收官之年，也是修法的启动之年。我们相信，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吸纳更多主体的参与，形成更加有效的规则，辅以充分有力的保障，改革试点才能够顺利完成，法律修改才能够稳步推进，四级法院才能有清晰的审级职能界分，尤其是高级别法院在法律统一上的职能，才能够制度化体系化地实现。（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刘哲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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