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神秘现象
的
看法如何？
神秘现象不一定是宗教才有，
不信宗教的人也会发生，
只不过他们把神秘现象当做幻觉来处理。
至于一般人对于鬼神的现象，
仍非常迷惑而不可知、
不可捉摸，
认为其无，
实际是有；
认为其有，
难得采证。
至于宗教徒，
不论是什么层次，
只要信之虔诚，
行之得法，
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感应和通灵的经验发生，
从佛教的立场而言，
从来也不否定，
可是并不重视。
如果有人有了少许的神秘感应，
就以为是得了神通或以为是佛菩萨的显圣，
那是不正确的。
佛与菩萨有应而无相，
无相而有力，
那就是随机应化的感应作用。
但是他们不会采取一定的模式和特定的人做为他们的使者和代表。
神应无方，
感而遂通，
怎么可能有特定的人做为佛菩萨的代表？
虽然有佛菩萨的力量通过不同的人及物而表现，
此人此物亦不可自视为佛菩萨的自身。
假如有人，
不论僧俗、
不论佛教徒或外道徒众，
自称是佛菩萨的化身，
他若不是想以大妄语来搏取
利养、
恭敬、
妄自尊大的名位，
就是鬼神、
外魔附身、
显异惑众。
他们虽然也有若干百分比的灵验，
但于信仰者的祸福无补，
所以，
正信的佛教徒不该表现这种身分，
也不得信赖表现这种现象的人。
从佛教的史传所见，
只有释迦世尊是佛，
尚没有第二人自称是佛的例子。
如果自称是佛，
不论是佛的什么身，
都是大妄语，
要不便是鬼神附身的现象。
表面看，
他们是行道救人，
事实上是惑乱人心，
鼓励社会大众不从事实际的努力，
只求幸致的福佑。
至于菩萨也是一样。
历史上的菩萨，
在佛的时候，
只有弥勒，
说他是在五十六亿年之后，
在此世界第二位成佛。
其他如观音、
文殊、
普贤、
地藏等并非历史人物，
而是由佛介绍而知的大菩萨。
另外如马鸣、
龙树、
无著、
世亲等印度的大乘论师，
也是后人依据他们的大乘言行，
尊敬他们为菩萨。
又如中国的天台智者大师，
被后人称为东土小释迦，
但他自称尚是信位的凡夫；
永明延寿禅师，
被称是阿弥陀佛化身，
那也不是他个人的自述；
九华山的地藏，
是新罗的王子出家，
法名为地藏，
后人认为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
亦非他自称是地藏菩萨。
所以，
正信的三宝弟子应该看所有的众生都是未来的佛菩萨，
也都是佛菩萨的化现，
但他们是凡夫的身分。
如果这些自称是佛菩萨化现的人，
能说出你的过去，
指示你的未来，
甚至于知道你和你的关系人的历史背景，
并预言你们未来的发展，
也不应为其所惑。
鬼神都有这种力量，
如果你自己以持咒、
修定的努力，
也会达到这种目的，
但那也不是神通，
而是咒力、
鬼神的感应，
或是差遣鬼神所得的结果，
最多是定力的现象。
因此，
这种人谈未来未必正确，
说过去也不会比你自己知道的更为清楚，
对过去世那就更渺茫了，
准确性到什么程度，
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凡事不能违背因果，
一定要发生的事，
鬼神帮不了忙，
预知于事无补，
只有善恶勤惰的因缘可以改变；
若非大善大恶，
不能改变定业、
定果，
只要尽心尽力，
为善去恶，
行佛所行，
言佛所言，
学菩萨所学，
未来的命运就操之在己。
在人类的一千个人之中，
大概有数人，
由于过去世的修行力和由于他们是来自有福德的神道，
所以有与生俱来的预知力及回忆力，
知未来、
知过去，
在儿童时代特别显著；
成年之后，
如果生活繁忙和不加理会，
这种异能就会渐渐退失；
如果蓄意培养和顺其自然，
也会成为感通鬼神的媒体，
而被称为灵媒或巫者。
现代人由于知识的普遍，
教育水平的提高，
具有神秘能力的人，
现在多半能够运用逻辑和似是而非的科学观点，
来说明他们的原理。
运用佛学知识、
佛教名相，
向大众诉说他们神秘力量的实质，
而且以神鬼的启示所得的所谓修行方法，
称为密法、
大法、
无上法，
用以教导他人修行，
也能获得神秘的感应，
的确也产生若干的效用。
不过有个共通的后遗症 ：
所谓请鬼容易送鬼难，
一旦使用类似的方法且产生反应之后，
就必须受神鬼力量的控制，
失去自己的自由意志；
轻者从表面看还如常人，
重者就会变成精神不稳，
心态不正，
从言语、
谈吐和眼神都能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情态。
如果希望脱离控制，
往往心不由己，
身不由己。
如果意志力强，
发觉已经误入歧途而想抽身，
也会经历一番精神和肉体的煎熬，
往往延续到一年、
两年才能恢复正常。
所以要那些相当深入而沉醉于神秘经验的人脱离歧途，
回向正信的佛教，
不是不可能，
却是相当不容易，
这是非常不幸的。
有人虽不自称是某佛菩萨的再来，
却宣称直接传承于某佛菩萨的教导和印证，
这有三种可能 ：
一种是修行禅定，
在定中显现神秘境界；
第二种是在梦中显现的梦境；
第三种是在清醒状态听到或见到的降神现象。
如果是在定中，
一定不是深定，
深定非有心、
非无心、
非有境界、
非无境界，
不会有佛菩萨出现的情境。
这种定境，
应于属于类似做梦的状态。
人在睡熟而将醒未醒之际会做梦，
将要入睡之前也会做梦，
但两种梦的性质不一样，
前者比较清醒、
清楚，
后者比较混乱。
同样地，
定中所见境界则是在散乱心未除、
统一心未现，
但已经失去现前境界的觉受之时，
内心的妄念所造成的一种反射作用。
所以，
定中所现和梦中所现的佛菩萨，
往往并不是来自心外。
另一种类似灵媒所见的降灵现象，
是神鬼幻现为佛菩萨形象或者自称是佛菩萨的声音，
以光影和音感的幻境当做佛菩萨的示现，
如果不具佛法的正知正见，
极容易受到这些鬼神的愚弄，
而成为鬼神表现灵力的工具。
虽然佛经中也说，
佛法可由鬼神、
天仙等说，
如果不与三法印相应，
那就不是佛法而是外道。
一般的鬼神，
假借佛菩萨的名号，
所说的种种，
虽然也用若干佛学的名词，
他们的层次仍不能脱离欲界鬼神的范围。
所以，
是否属于佛法，
应该用三法印 ──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寂静来印证，
这是除烦恼、
去执着的。
在《 楞严经 》
《 摩诃止观 》等
都曾详细地讲到什么是魔境而非正境。
这就是为什么禅宗重视传承的原因了。
从达磨祖师开始，
代代以心传心，
而戒律也强调戒体的师师相承。
虽然后代有无师而自证，
但至少应该与经教相应，
与正统的佛法不相违背。
有明师求师证，
不遇明师则当求经证。
否则，
纵然自称是佛的弟子，
或自己认为是佛教的一支，
本质上，
还是附佛法的外道。
所谓鬼神，
如果他们传播的是正信的佛法，
那就是护法神，
也可以说是佛菩萨的化现。
所以，
是否合乎正统的佛法，
不在于用鬼神的名字或佛菩萨的名字来说法，
而是在于他的知见是否正确，
也就是不因人废言，
也不因名而不辨邪正。
的
看法如何？
神秘现象不一定是宗教才有，
不信宗教的人也会发生，
只不过他们把神秘现象当做幻觉来处理。
至于一般人对于鬼神的现象，
仍非常迷惑而不可知、
不可捉摸，
认为其无，
实际是有；
认为其有，
难得采证。
至于宗教徒，
不论是什么层次，
只要信之虔诚，
行之得法，
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感应和通灵的经验发生，
从佛教的立场而言，
从来也不否定，
可是并不重视。
如果有人有了少许的神秘感应，
就以为是得了神通或以为是佛菩萨的显圣，
那是不正确的。
佛与菩萨有应而无相，
无相而有力，
那就是随机应化的感应作用。
但是他们不会采取一定的模式和特定的人做为他们的使者和代表。
神应无方，
感而遂通，
怎么可能有特定的人做为佛菩萨的代表？
虽然有佛菩萨的力量通过不同的人及物而表现，
此人此物亦不可自视为佛菩萨的自身。
假如有人，
不论僧俗、
不论佛教徒或外道徒众，
自称是佛菩萨的化身，
他若不是想以大妄语来搏取
利养、
恭敬、
妄自尊大的名位，
就是鬼神、
外魔附身、
显异惑众。
他们虽然也有若干百分比的灵验，
但于信仰者的祸福无补，
所以，
正信的佛教徒不该表现这种身分，
也不得信赖表现这种现象的人。
从佛教的史传所见，
只有释迦世尊是佛，
尚没有第二人自称是佛的例子。
如果自称是佛，
不论是佛的什么身，
都是大妄语，
要不便是鬼神附身的现象。
表面看，
他们是行道救人，
事实上是惑乱人心，
鼓励社会大众不从事实际的努力，
只求幸致的福佑。
至于菩萨也是一样。
历史上的菩萨，
在佛的时候，
只有弥勒，
说他是在五十六亿年之后，
在此世界第二位成佛。
其他如观音、
文殊、
普贤、
地藏等并非历史人物，
而是由佛介绍而知的大菩萨。
另外如马鸣、
龙树、
无著、
世亲等印度的大乘论师，
也是后人依据他们的大乘言行，
尊敬他们为菩萨。
又如中国的天台智者大师，
被后人称为东土小释迦，
但他自称尚是信位的凡夫；
永明延寿禅师，
被称是阿弥陀佛化身，
那也不是他个人的自述；
九华山的地藏，
是新罗的王子出家，
法名为地藏，
后人认为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
亦非他自称是地藏菩萨。
所以，
正信的三宝弟子应该看所有的众生都是未来的佛菩萨，
也都是佛菩萨的化现，
但他们是凡夫的身分。
如果这些自称是佛菩萨化现的人，
能说出你的过去，
指示你的未来，
甚至于知道你和你的关系人的历史背景，
并预言你们未来的发展，
也不应为其所惑。
鬼神都有这种力量，
如果你自己以持咒、
修定的努力，
也会达到这种目的，
但那也不是神通，
而是咒力、
鬼神的感应，
或是差遣鬼神所得的结果，
最多是定力的现象。
因此，
这种人谈未来未必正确，
说过去也不会比你自己知道的更为清楚，
对过去世那就更渺茫了，
准确性到什么程度，
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凡事不能违背因果，
一定要发生的事，
鬼神帮不了忙，
预知于事无补，
只有善恶勤惰的因缘可以改变；
若非大善大恶，
不能改变定业、
定果，
只要尽心尽力，
为善去恶，
行佛所行，
言佛所言，
学菩萨所学，
未来的命运就操之在己。
在人类的一千个人之中，
大概有数人，
由于过去世的修行力和由于他们是来自有福德的神道，
所以有与生俱来的预知力及回忆力，
知未来、
知过去，
在儿童时代特别显著；
成年之后，
如果生活繁忙和不加理会，
这种异能就会渐渐退失；
如果蓄意培养和顺其自然，
也会成为感通鬼神的媒体，
而被称为灵媒或巫者。
现代人由于知识的普遍，
教育水平的提高，
具有神秘能力的人，
现在多半能够运用逻辑和似是而非的科学观点，
来说明他们的原理。
运用佛学知识、
佛教名相，
向大众诉说他们神秘力量的实质，
而且以神鬼的启示所得的所谓修行方法，
称为密法、
大法、
无上法，
用以教导他人修行，
也能获得神秘的感应，
的确也产生若干的效用。
不过有个共通的后遗症 ：
所谓请鬼容易送鬼难，
一旦使用类似的方法且产生反应之后，
就必须受神鬼力量的控制，
失去自己的自由意志；
轻者从表面看还如常人，
重者就会变成精神不稳，
心态不正，
从言语、
谈吐和眼神都能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情态。
如果希望脱离控制，
往往心不由己，
身不由己。
如果意志力强，
发觉已经误入歧途而想抽身，
也会经历一番精神和肉体的煎熬，
往往延续到一年、
两年才能恢复正常。
所以要那些相当深入而沉醉于神秘经验的人脱离歧途，
回向正信的佛教，
不是不可能，
却是相当不容易，
这是非常不幸的。
有人虽不自称是某佛菩萨的再来，
却宣称直接传承于某佛菩萨的教导和印证，
这有三种可能 ：
一种是修行禅定，
在定中显现神秘境界；
第二种是在梦中显现的梦境；
第三种是在清醒状态听到或见到的降神现象。
如果是在定中，
一定不是深定，
深定非有心、
非无心、
非有境界、
非无境界，
不会有佛菩萨出现的情境。
这种定境，
应于属于类似做梦的状态。
人在睡熟而将醒未醒之际会做梦，
将要入睡之前也会做梦，
但两种梦的性质不一样，
前者比较清醒、
清楚，
后者比较混乱。
同样地，
定中所见境界则是在散乱心未除、
统一心未现，
但已经失去现前境界的觉受之时，
内心的妄念所造成的一种反射作用。
所以，
定中所现和梦中所现的佛菩萨，
往往并不是来自心外。
另一种类似灵媒所见的降灵现象，
是神鬼幻现为佛菩萨形象或者自称是佛菩萨的声音，
以光影和音感的幻境当做佛菩萨的示现，
如果不具佛法的正知正见，
极容易受到这些鬼神的愚弄，
而成为鬼神表现灵力的工具。
虽然佛经中也说，
佛法可由鬼神、
天仙等说，
如果不与三法印相应，
那就不是佛法而是外道。
一般的鬼神，
假借佛菩萨的名号，
所说的种种，
虽然也用若干佛学的名词，
他们的层次仍不能脱离欲界鬼神的范围。
所以，
是否属于佛法，
应该用三法印 ──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寂静来印证，
这是除烦恼、
去执着的。
在《 楞严经 》
《 摩诃止观 》等
都曾详细地讲到什么是魔境而非正境。
这就是为什么禅宗重视传承的原因了。
从达磨祖师开始，
代代以心传心，
而戒律也强调戒体的师师相承。
虽然后代有无师而自证，
但至少应该与经教相应，
与正统的佛法不相违背。
有明师求师证，
不遇明师则当求经证。
否则，
纵然自称是佛的弟子，
或自己认为是佛教的一支，
本质上，
还是附佛法的外道。
所谓鬼神，
如果他们传播的是正信的佛法，
那就是护法神，
也可以说是佛菩萨的化现。
所以，
是否合乎正统的佛法，
不在于用鬼神的名字或佛菩萨的名字来说法，
而是在于他的知见是否正确，
也就是不因人废言，
也不因名而不辨邪正。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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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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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我的佛堂（十六）
2、讲述那烂陀十七位班智达之第一龙树大师的事迹（下）
之前我讲过龙树是中观宗的大车轨，但我想大家不一定知道“大车轨”的定义是什么。根据第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般若大疏》的意趣，“车轨”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不依赖任何其他的注释而自己能极善地阐释佛之意趣的圣菩萨形相者。再讲得清楚一点就是说：一、除了佛语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的论著，这就是说，阐释佛经的时候，如果要依赖佛语以外的论著就不是车轨；二、靠自己的智力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的意趣，这就是说，如果不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经，就不堪作车轨；三、必须要达到圣菩萨的境界，或者以圣菩萨的身份阐释佛法，这就是告诉我们，凡夫异生不能胜任“车轨”。所以，我们解释佛经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
那么，龙树大师开了什么样的车轨呢？是“中观宗义”。什么是“中观宗义”呢？中观宗主要是以中观见而命名的，所谓“中观见”是对事物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不偏于对立法的任何一边，所以称之为“中观”。所谓对立的两边，主要是关于事物的常边（有）和断边（无）。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讲无自性、缘起、中道、二谛等概念，若有兴趣，应该对龙树思想的代表作《中论》，进行如理闻思。
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而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自性的。不仅如此，包括无为法在内的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因为一切法都是由种种的条件和合而成故。但这并不代表否定其存在，只不过存在的方式并非不观待任何条件而独立形成的，不是自性有，而是缘起有，一切法都是唯名而立的。《观四谛品》中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
中观思想最早传入西藏是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那时从印度到藏地静命论师、莲花戒等大部分都是持中观见的。后来藏王赤松德赞又命令，“从今以后，‘见’应以龙树的宗规而行持；‘行’应以‘十法行’及《般若波罗密》而修学。”这样中观学说在藏族地区奠定了基础，成为历久不衰的主流。 在藏地，不管是宁玛派，还是萨迦或者噶举派，基本上都是持中观宗义的观点，尤其是到了格鲁派，完全继承龙树、佛护、月称系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宗旨。也就是说，中观应成派思想被看作是所有宗义中最正确、最究竟、最圆满、最深刻的思想。
藏传佛教，思想见解及修持实践划分，继承了印度佛教的传统，主要分为三大传承：深观派、广行派和伟大行派。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圣龙树大师、圣提婆论师、月称大师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深观派”传承，主要阐释空性智慧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弥勒菩萨，次传无著大师、阿闍梨世亲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广行派”传承，主要阐释修道次第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寂天菩萨，以“自他相换”修持菩提心为主之师承，叫做“伟大行派”传承。
一般以深观和广行两大传承为主，伟大行可以说是从广行派中分出来的一支，因为这两大传承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深观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法身，广行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色身。所以，如果想成佛，就不能不学修这两大传承的一切教法。
龙树菩萨是佛陀亲口预言的能正确无误解释《般若经》的深义，能毫无错乱分辨了不了义的大菩萨，在《楞伽经》、《大云经》以及密教经典《文殊师利根本仪轨》之中都对龙树做过详细的授记。例如在《楞伽经》，在卷六《偈颂品》中说：“大慧汝应知，善逝涅槃后，未来世当有，持于我法者， 南天竺国中，大名德比丘，厥号为龙树，能破有无宗， 世间中显我，无上大乘法，得初欢喜地，往生安乐国。”这就说，佛陀涅槃以后，未来有一个人能够护持佛陀的教法，他会出生在南天竺，而且将会是一位很有名德的比丘，他的名字叫“龙树”，他既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自性有的常边之见，也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毕竟无的断边之宗。这就是预言了龙树大师会依据《般若经》的甚深空性，著作以《中论》为主的“中观六论”，开创中观学派而弘扬佛的无上大乘教法的事迹。在一般人看来，龙树菩萨好像是一位只证得“初地”的菩萨，但实际上，龙树通过修持“密集金刚”法，已经证得双运金刚持——佛陀的果位。
龙树大师，不仅在印度佛教及藏传佛教界如此重视，而且在汉传佛教中的地位，也是无人能比的。他的教法确实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佛教界，深深扎根在了后世佛子的心中。汉传佛教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不仅曾为龙树菩萨立传，记录了龙树菩萨一生的行迹，而且翻译了他解读佛陀教法，帮助理解佛陀甚深法义的核心经典——《中论颂》。不仅如此，律宗、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等汉传佛教的八大宗派都公认龙树菩萨为本宗的祖师，尤其是禅宗称龙树大师为第十四代祖师。所以龙树大师有着“八宗共祖”、“第二佛陀”的美名。
对于龙树大师的寿命长短，佛教界有很多传说：据唐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龙树在晚年的时候，研制成功了一种长寿灵药，虽寿过百岁，仍不见衰老的迹象。当时传说国王的寿命跟龙树菩萨等同，于是太子为了能早日登基，就来到龙树菩萨面前，诉说衷肠。龙树菩萨为了展现大乘菩萨布施的精神，就将生命布施给了这位太子。因此，龙树菩萨的享年应该在百岁左右。
在觉囊大师多罗那塔在《印度佛教史》中说：“商羯罗王享寿一百五十岁左右，关于阿闍梨龙树的寿数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差七十一年到六百岁，一种认为差二十九年到六百岁。前者是依据龙树在中印度住二百年、在南印度住二百年、在吉祥山住一百二十九年的传说而作的概算。我的上师班智达们说：这无论如何也是将半年算作一年。”后一种说法，除认为龙树在吉祥山住一百七十一年以外，其余与前说相同。由于龙树修成了摄生术（凭借花草药石以求延年益体之术），皮肤变成摩尼宝的颜色，又由于他在吉祥山修定证得第一悉地，有三十二相庄严其身。”
虽然龙树大师寿数方面有着许多一般人难以理解或不同的说法，但是龙树大师对佛教的贡献和伟大的事迹永远都是不可磨灭的。藏族大学者多罗那塔大师在《印度佛教史》中说：“阿闍梨（龙树）从听闻、讲说、修行、兴建佛殿、供给僧众生活、利益非人、击退外道的辩难等各个方面护持佛法，对大乘的教法以无比的恩德。此大婆罗门及圣者龙树的本传，在《受持教法七师传承记如意宝藏》中有完整的叙述，阅读该书即可详知。”
龙树所宣讲的”空”的思想，不仅对东方佛教徒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西方哲学界对他的思想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卡尔‧雅斯贝斯在1757年着的《大哲学家》第一卷中，列举了15位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其中就有佛陀和龙树。
不仅如此，而且龙树大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宝贵言教，龙树大师的论著极为丰富，如显宗或中观空性方面的著作有《中观》、《回诤论》、《七十空性论》、《六十正理论、》《精研磨论》、《宝曼论》等中观六聚理论，以及《般若百颂》、《大智度论》、《大乘破有论》、《十住毗婆沙论》、《大乘二十颂论》、《菩提资粮论》、《宝行王正论》等论著。同时还著有涉及五明的各种论著，如《亲友书》、《八粗重罪》、《普贤行愿解说》、《如意牟尼梦语》、《布施说集》、《出世间论说》、《八加行》、《智树论》、《士夫齿密论》。还有引经据典著成的如：《经集论》，道次要义结合佛经的《稻秆经释》、《妙吉祥胜义赞》等论著。
在密法方面的著作有《密集成就法略论》、《成就法与经合论》、《圆满次第五次第论》以及四部密续许多本尊成就法等论著。因为造论之多，世所罕见，所以被誉为“千部论师”。
因此，有赞曰：
“佛母密意离边真实义，
善以甚深缘起理明说，
依教明辨大乘中观轨，
龙树菩萨足下我祈请。 ”
（རྒྱལ་ཡུམ་དགོངས་དོན་མཐའ་བྲལ་དེ་ཉིད་དོན།།
རྟེན་འབྱུང་རིགས་ཚུལ་ཟབ་མོས་གསལ་མཁས་པ།།
རྒྱལ་བའི་ལུང་བཞིན་བཞིན་ཐེག་མཆོག་དབུ་མའི་སྲོལ།།
འབྱེད་མཛད་ཀླུ་སྒྲུབ་ཞབས་ལ་གསོལ་བ་འདེབས།།）
————— 班字尔慈智加措
2、讲述那烂陀十七位班智达之第一龙树大师的事迹（下）
之前我讲过龙树是中观宗的大车轨，但我想大家不一定知道“大车轨”的定义是什么。根据第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般若大疏》的意趣，“车轨”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不依赖任何其他的注释而自己能极善地阐释佛之意趣的圣菩萨形相者。再讲得清楚一点就是说：一、除了佛语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的论著，这就是说，阐释佛经的时候，如果要依赖佛语以外的论著就不是车轨；二、靠自己的智力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的意趣，这就是说，如果不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经，就不堪作车轨；三、必须要达到圣菩萨的境界，或者以圣菩萨的身份阐释佛法，这就是告诉我们，凡夫异生不能胜任“车轨”。所以，我们解释佛经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
那么，龙树大师开了什么样的车轨呢？是“中观宗义”。什么是“中观宗义”呢？中观宗主要是以中观见而命名的，所谓“中观见”是对事物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不偏于对立法的任何一边，所以称之为“中观”。所谓对立的两边，主要是关于事物的常边（有）和断边（无）。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讲无自性、缘起、中道、二谛等概念，若有兴趣，应该对龙树思想的代表作《中论》，进行如理闻思。
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而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自性的。不仅如此，包括无为法在内的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因为一切法都是由种种的条件和合而成故。但这并不代表否定其存在，只不过存在的方式并非不观待任何条件而独立形成的，不是自性有，而是缘起有，一切法都是唯名而立的。《观四谛品》中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
中观思想最早传入西藏是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那时从印度到藏地静命论师、莲花戒等大部分都是持中观见的。后来藏王赤松德赞又命令，“从今以后，‘见’应以龙树的宗规而行持；‘行’应以‘十法行’及《般若波罗密》而修学。”这样中观学说在藏族地区奠定了基础，成为历久不衰的主流。 在藏地，不管是宁玛派，还是萨迦或者噶举派，基本上都是持中观宗义的观点，尤其是到了格鲁派，完全继承龙树、佛护、月称系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宗旨。也就是说，中观应成派思想被看作是所有宗义中最正确、最究竟、最圆满、最深刻的思想。
藏传佛教，思想见解及修持实践划分，继承了印度佛教的传统，主要分为三大传承：深观派、广行派和伟大行派。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圣龙树大师、圣提婆论师、月称大师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深观派”传承，主要阐释空性智慧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弥勒菩萨，次传无著大师、阿闍梨世亲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广行派”传承，主要阐释修道次第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寂天菩萨，以“自他相换”修持菩提心为主之师承，叫做“伟大行派”传承。
一般以深观和广行两大传承为主，伟大行可以说是从广行派中分出来的一支，因为这两大传承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深观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法身，广行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色身。所以，如果想成佛，就不能不学修这两大传承的一切教法。
龙树菩萨是佛陀亲口预言的能正确无误解释《般若经》的深义，能毫无错乱分辨了不了义的大菩萨，在《楞伽经》、《大云经》以及密教经典《文殊师利根本仪轨》之中都对龙树做过详细的授记。例如在《楞伽经》，在卷六《偈颂品》中说：“大慧汝应知，善逝涅槃后，未来世当有，持于我法者， 南天竺国中，大名德比丘，厥号为龙树，能破有无宗， 世间中显我，无上大乘法，得初欢喜地，往生安乐国。”这就说，佛陀涅槃以后，未来有一个人能够护持佛陀的教法，他会出生在南天竺，而且将会是一位很有名德的比丘，他的名字叫“龙树”，他既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自性有的常边之见，也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毕竟无的断边之宗。这就是预言了龙树大师会依据《般若经》的甚深空性，著作以《中论》为主的“中观六论”，开创中观学派而弘扬佛的无上大乘教法的事迹。在一般人看来，龙树菩萨好像是一位只证得“初地”的菩萨，但实际上，龙树通过修持“密集金刚”法，已经证得双运金刚持——佛陀的果位。
龙树大师，不仅在印度佛教及藏传佛教界如此重视，而且在汉传佛教中的地位，也是无人能比的。他的教法确实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佛教界，深深扎根在了后世佛子的心中。汉传佛教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不仅曾为龙树菩萨立传，记录了龙树菩萨一生的行迹，而且翻译了他解读佛陀教法，帮助理解佛陀甚深法义的核心经典——《中论颂》。不仅如此，律宗、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等汉传佛教的八大宗派都公认龙树菩萨为本宗的祖师，尤其是禅宗称龙树大师为第十四代祖师。所以龙树大师有着“八宗共祖”、“第二佛陀”的美名。
对于龙树大师的寿命长短，佛教界有很多传说：据唐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龙树在晚年的时候，研制成功了一种长寿灵药，虽寿过百岁，仍不见衰老的迹象。当时传说国王的寿命跟龙树菩萨等同，于是太子为了能早日登基，就来到龙树菩萨面前，诉说衷肠。龙树菩萨为了展现大乘菩萨布施的精神，就将生命布施给了这位太子。因此，龙树菩萨的享年应该在百岁左右。
在觉囊大师多罗那塔在《印度佛教史》中说：“商羯罗王享寿一百五十岁左右，关于阿闍梨龙树的寿数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差七十一年到六百岁，一种认为差二十九年到六百岁。前者是依据龙树在中印度住二百年、在南印度住二百年、在吉祥山住一百二十九年的传说而作的概算。我的上师班智达们说：这无论如何也是将半年算作一年。”后一种说法，除认为龙树在吉祥山住一百七十一年以外，其余与前说相同。由于龙树修成了摄生术（凭借花草药石以求延年益体之术），皮肤变成摩尼宝的颜色，又由于他在吉祥山修定证得第一悉地，有三十二相庄严其身。”
虽然龙树大师寿数方面有着许多一般人难以理解或不同的说法，但是龙树大师对佛教的贡献和伟大的事迹永远都是不可磨灭的。藏族大学者多罗那塔大师在《印度佛教史》中说：“阿闍梨（龙树）从听闻、讲说、修行、兴建佛殿、供给僧众生活、利益非人、击退外道的辩难等各个方面护持佛法，对大乘的教法以无比的恩德。此大婆罗门及圣者龙树的本传，在《受持教法七师传承记如意宝藏》中有完整的叙述，阅读该书即可详知。”
龙树所宣讲的”空”的思想，不仅对东方佛教徒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西方哲学界对他的思想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卡尔‧雅斯贝斯在1757年着的《大哲学家》第一卷中，列举了15位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其中就有佛陀和龙树。
不仅如此，而且龙树大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宝贵言教，龙树大师的论著极为丰富，如显宗或中观空性方面的著作有《中观》、《回诤论》、《七十空性论》、《六十正理论、》《精研磨论》、《宝曼论》等中观六聚理论，以及《般若百颂》、《大智度论》、《大乘破有论》、《十住毗婆沙论》、《大乘二十颂论》、《菩提资粮论》、《宝行王正论》等论著。同时还著有涉及五明的各种论著，如《亲友书》、《八粗重罪》、《普贤行愿解说》、《如意牟尼梦语》、《布施说集》、《出世间论说》、《八加行》、《智树论》、《士夫齿密论》。还有引经据典著成的如：《经集论》，道次要义结合佛经的《稻秆经释》、《妙吉祥胜义赞》等论著。
在密法方面的著作有《密集成就法略论》、《成就法与经合论》、《圆满次第五次第论》以及四部密续许多本尊成就法等论著。因为造论之多，世所罕见，所以被誉为“千部论师”。
因此，有赞曰：
“佛母密意离边真实义，
善以甚深缘起理明说，
依教明辨大乘中观轨，
龙树菩萨足下我祈请。 ”
（རྒྱལ་ཡུམ་དགོངས་དོན་མཐའ་བྲལ་དེ་ཉིད་དོན།།
རྟེན་འབྱུང་རིགས་ཚུལ་ཟབ་མོས་གསལ་མཁས་པ།།
རྒྱལ་བའི་ལུང་བཞིན་བཞིན་ཐེག་མཆོག་དབུ་མའི་སྲོལ།།
འབྱེད་མཛད་ཀླུ་སྒྲུབ་ཞབས་ལ་གསོལ་བ་འདེབས།།）
————— 班字尔慈智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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