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都在选“新赛道”，天津为何挑中生物医药？】
津云
“十四五”已经开启，经济社会将迎来新发展阶段，如何做好卡位，选择好自己的赛道，成为各地城市未来发展的选择题。
如果说，此前数十年中国经济崛起主要体现为生产能力的扩张，那么在“十四五”和其后一段时期内，产业升级在经济崛起中发挥的作用将显著扩大，这一点上，各个地方都有着自己的盘算，比如天津主要打造的是多条“产业链”赛道。
“好赛道”在哪里？答案不难找。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列出了全部有前途的行业。比如生物医药领域，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中，明确提出的聚焦领域就包括生物医药，以及集中优势资源攻关新发突发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医药和医疗设备。
来看看天津，在未来产业发展和布局中，天津着力发展的是“1+3+4”产业体系。其中，“1”是指智能科技，“3”是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三大新兴产业，“4”是指装备制造、汽车、石油化工、航空航天等四大优势产业。很显然，生物医药不但是国家战略中的一环，也是天津城市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
在上一个经济周期中，很多人欣赏合肥选对了液晶面板、半导体存储产业，这一个周期，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天津在生物医药赛道的选择可能更有看头。
为什么是生物医药
八月份，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又公布了，今年的榜单里中国（不含台湾地区）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二年居首，达到135家，比上一年增加11家。美国则有122家公司上榜，比上一年增加1家。
中国在500强名单上超过美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通常知道，在芯片领域中国和美国比存在着不小差距，经常被“卡脖子”。其实在医疗器械和制药业领域也是中国相对薄弱的环节。当然也不必为此气馁，差距也是发展的机遇和动力。
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从国际经验看，有不少国家在冲破一万美元大关后，呈现出了发展疲态，打破这种模式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产业升级。
这也就不难理解，不少城市将选择做好生物医药这篇文章作为发展动力，国内几大城市的“十四五”规划中，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也都被提到战略层级，其竞争之激烈不言而喻。
比如在北京，《“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定下了将生物医药培育形成国际引领支柱产业的目标；还有上海近期印发了《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上海高地基本形成。
天津在这方面的规划，显得更有诚意和力度。在天津的“十四五”规划中，生物医药被定为加快打造“一主两翼”产业创新格局中的“一翼”，其地位之重可想而知。
康希诺生物
看得准、出手快、打法新。早在2019年1月，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就已经成立，共有21位专家委员，其中两院院士10名、科研院所专家5名、企业家6名，9名专家来自外省市，涵盖产学研各领域。
此外，天津本地规模最大的产业投资基金，海河产业基金连续出手，投资多个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去年疫情防控期间，有生物医药项目在海河基金内部一天之内拍板，“当天开会，当天通过”，力度足够大，诚意足够满。
产业链 产业链 产业链
新冠疫情背景之下，很多人曾经担心，中国制造会不会被越南、印度等这些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借机抢占份额，这样的担心一度不无道理，但最新的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13.5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创历史新高。
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完善的产业链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重要的事情可以说三遍。在抢占生物医药产业未来高地上，完善的产业链同样重要。产业发展，很难有适应所有城市的套路，找准能够发挥比较优势，打造出完整产业链，做正确的事和正确的做事同样重要。
重点布局生物医药产业，在天津来说，有着深厚的底蕴和基础。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上，位于天津的诺和诺德（中国）制药、天津市医药集团、天士力控股、红日药业、施维雅(天津)制药等都是上榜企业。
产业规模上，截至“十三五”末，天津市医药制造业规上企业100余家，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6家，上市公司25家。2020年，天津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627亿元，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7%，效益水平在全市工业行业中名列前茅。
区位布局上，天津生物医药产业基本形成以滨海新区为核心，武清、北辰、西青、津南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不得不说的是，滨海新区作为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基地，全区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402.48亿元，占全市生物医药产值64.2%的比重，预计到2025年，仅滨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年营业收入将达到1000亿元。
企业类型上，生物医药在天津的发展呈现出民营、外资、国企共同构成的产业矩阵。诺和诺德和诺维信两家外资企业分别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胰岛素生产基地和工业酶制剂生产基地，在同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均接近5成；排名全国医药服务外包行业前三的药明康德、康龙化成和凯莱英，CRO、CDMO业务发展居于国内领先水平；昂赛细胞、未名生物、博雅干细胞等企业在国内基因诊断、细胞药物研发等领域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影响力。产量全国第一的皮质激素生产企业金耀集团，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葡萄籽提取企业尖峰天然产物，此外，在医疗相关产业上，天津的新势力也在崭露头角。冠状动脉支架研发企业赛诺医疗，国内首家微创外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瑞奇外科，POCT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自主开发商微纳芯，体外快速诊断平台研发企业中新科炬等，其研发成果和产品都具有行业领先水平并填补国内市场空白；零氪科技、科瑞泰Q医等医疗大数据和互联网应用企业，在全国处于尖端地位。
做时间的朋友 布局长久
在南方山区的一种竹子，种子在地下孕育过程中，需要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冲出地面，一旦冲出地面，就会迅速成材。
耐得住寂寞，做时间的朋友，做生物医药同样如此。医药领域，行业公认的是10年、10亿美元准则，即新款医药的研发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级别投入才能取得成果。天津生物医药产业代表，凯莱英和康希诺生物，就是在这样的竞争背景下先后发展壮大起来。
康希诺生物
1998年，凯莱英医药集团董事长兼CEO洪浩归国创业，从14个人700平方米的实验室起步，依靠自主研发，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
现在凯莱英成为了国内领先的CDMO（医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企业，主要致力于全球制药工艺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应用，为国内外大中型制药企业、生物技术企业提供药物研发、生产一站式CMC服务。其与辉瑞、默沙东、艾伯维、礼来、百时美施贵宝、阿斯利康这些全球制药巨头形成了较强的合作粘性。
凯莱英医药集团
在洪浩归国之后的2009年，南开大学毕业，曾经师从我国著名微生物专家周与良教授的宇学峰，也与几名海归博士一起，在天津创立了康希诺。
从研发肺炎疫苗开始，康希诺先后完成了百白破、脑膜炎等疫苗的研发和临床申报。2013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肆虐、危及全球，超过两万人感染，1万多人死亡。就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刻，康希诺团队临危受命，参与研发生产埃博拉疫苗。团队所有成员全力以赴，康希诺生物研发出埃博拉病毒疫苗被世界卫生组织选用抗击疫情，该支疫苗是亚洲唯一，全球唯四入选的疫苗产品。
厚积薄发，在疫苗技术竞争的国际舞台上，康希诺生物为国争光，一战成名。之后，就是在抗击新冠疫情上，康希诺与陈薇院士合作研发一针型的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自然水到渠成。
如果简单归纳一下这两家企业的共同点，从表面上看，都是海归回国创业，将天津作为企业主阵地，历经多年坎坷探索，将企业做成行业代表——做正确的事，做时间的朋友。
从更深层面解读，这两家企业，与天津发展生物制药的产业路线，可以说是彼此成就。
为了跑好生物医药赛道，天津在研发、实验、生产、拓展融资渠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集中发力，做好全方位服务。
人才上，去年12月滨海新区、东丽区、市科技局、南开大学联合全市生物医药领军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天津市生物医药人才创新创业联盟。
资本投入上，今年7月“刚满三岁”的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完成超4亿元C轮融资，而就在短短半年之前合源生物才刚刚获得了4.5亿元的B轮融资。
知识产权保护上，不久前，中国（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生物医药服务分中心落户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为企业研发及技术成果转化“保驾护航”。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
“赛道”选好之后，产业发展其实更像是马拉松，起跑的位置很重要，努力做好途中跑更加重要。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无论是天津还是其他城市，考验其实刚开始。（津云新闻记者 彭俊勇 部分图片来源津滨海）
津云
“十四五”已经开启，经济社会将迎来新发展阶段，如何做好卡位，选择好自己的赛道，成为各地城市未来发展的选择题。
如果说，此前数十年中国经济崛起主要体现为生产能力的扩张，那么在“十四五”和其后一段时期内，产业升级在经济崛起中发挥的作用将显著扩大，这一点上，各个地方都有着自己的盘算，比如天津主要打造的是多条“产业链”赛道。
“好赛道”在哪里？答案不难找。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列出了全部有前途的行业。比如生物医药领域，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中，明确提出的聚焦领域就包括生物医药，以及集中优势资源攻关新发突发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医药和医疗设备。
来看看天津，在未来产业发展和布局中，天津着力发展的是“1+3+4”产业体系。其中，“1”是指智能科技，“3”是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三大新兴产业，“4”是指装备制造、汽车、石油化工、航空航天等四大优势产业。很显然，生物医药不但是国家战略中的一环，也是天津城市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
在上一个经济周期中，很多人欣赏合肥选对了液晶面板、半导体存储产业，这一个周期，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天津在生物医药赛道的选择可能更有看头。
为什么是生物医药
八月份，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又公布了，今年的榜单里中国（不含台湾地区）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二年居首，达到135家，比上一年增加11家。美国则有122家公司上榜，比上一年增加1家。
中国在500强名单上超过美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通常知道，在芯片领域中国和美国比存在着不小差距，经常被“卡脖子”。其实在医疗器械和制药业领域也是中国相对薄弱的环节。当然也不必为此气馁，差距也是发展的机遇和动力。
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从国际经验看，有不少国家在冲破一万美元大关后，呈现出了发展疲态，打破这种模式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产业升级。
这也就不难理解，不少城市将选择做好生物医药这篇文章作为发展动力，国内几大城市的“十四五”规划中，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也都被提到战略层级，其竞争之激烈不言而喻。
比如在北京，《“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定下了将生物医药培育形成国际引领支柱产业的目标；还有上海近期印发了《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上海高地基本形成。
天津在这方面的规划，显得更有诚意和力度。在天津的“十四五”规划中，生物医药被定为加快打造“一主两翼”产业创新格局中的“一翼”，其地位之重可想而知。
康希诺生物
看得准、出手快、打法新。早在2019年1月，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就已经成立，共有21位专家委员，其中两院院士10名、科研院所专家5名、企业家6名，9名专家来自外省市，涵盖产学研各领域。
此外，天津本地规模最大的产业投资基金，海河产业基金连续出手，投资多个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去年疫情防控期间，有生物医药项目在海河基金内部一天之内拍板，“当天开会，当天通过”，力度足够大，诚意足够满。
产业链 产业链 产业链
新冠疫情背景之下，很多人曾经担心，中国制造会不会被越南、印度等这些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借机抢占份额，这样的担心一度不无道理，但最新的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13.5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创历史新高。
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完善的产业链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业链、产业链、产业链，重要的事情可以说三遍。在抢占生物医药产业未来高地上，完善的产业链同样重要。产业发展，很难有适应所有城市的套路，找准能够发挥比较优势，打造出完整产业链，做正确的事和正确的做事同样重要。
重点布局生物医药产业，在天津来说，有着深厚的底蕴和基础。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上，位于天津的诺和诺德（中国）制药、天津市医药集团、天士力控股、红日药业、施维雅(天津)制药等都是上榜企业。
产业规模上，截至“十三五”末，天津市医药制造业规上企业100余家，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6家，上市公司25家。2020年，天津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627亿元，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7%，效益水平在全市工业行业中名列前茅。
区位布局上，天津生物医药产业基本形成以滨海新区为核心，武清、北辰、西青、津南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不得不说的是，滨海新区作为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基地，全区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402.48亿元，占全市生物医药产值64.2%的比重，预计到2025年，仅滨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年营业收入将达到1000亿元。
企业类型上，生物医药在天津的发展呈现出民营、外资、国企共同构成的产业矩阵。诺和诺德和诺维信两家外资企业分别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胰岛素生产基地和工业酶制剂生产基地，在同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均接近5成；排名全国医药服务外包行业前三的药明康德、康龙化成和凯莱英，CRO、CDMO业务发展居于国内领先水平；昂赛细胞、未名生物、博雅干细胞等企业在国内基因诊断、细胞药物研发等领域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影响力。产量全国第一的皮质激素生产企业金耀集团，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葡萄籽提取企业尖峰天然产物，此外，在医疗相关产业上，天津的新势力也在崭露头角。冠状动脉支架研发企业赛诺医疗，国内首家微创外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瑞奇外科，POCT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自主开发商微纳芯，体外快速诊断平台研发企业中新科炬等，其研发成果和产品都具有行业领先水平并填补国内市场空白；零氪科技、科瑞泰Q医等医疗大数据和互联网应用企业，在全国处于尖端地位。
做时间的朋友 布局长久
在南方山区的一种竹子，种子在地下孕育过程中，需要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冲出地面，一旦冲出地面，就会迅速成材。
耐得住寂寞，做时间的朋友，做生物医药同样如此。医药领域，行业公认的是10年、10亿美元准则，即新款医药的研发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级别投入才能取得成果。天津生物医药产业代表，凯莱英和康希诺生物，就是在这样的竞争背景下先后发展壮大起来。
康希诺生物
1998年，凯莱英医药集团董事长兼CEO洪浩归国创业，从14个人700平方米的实验室起步，依靠自主研发，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
现在凯莱英成为了国内领先的CDMO（医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企业，主要致力于全球制药工艺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应用，为国内外大中型制药企业、生物技术企业提供药物研发、生产一站式CMC服务。其与辉瑞、默沙东、艾伯维、礼来、百时美施贵宝、阿斯利康这些全球制药巨头形成了较强的合作粘性。
凯莱英医药集团
在洪浩归国之后的2009年，南开大学毕业，曾经师从我国著名微生物专家周与良教授的宇学峰，也与几名海归博士一起，在天津创立了康希诺。
从研发肺炎疫苗开始，康希诺先后完成了百白破、脑膜炎等疫苗的研发和临床申报。2013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肆虐、危及全球，超过两万人感染，1万多人死亡。就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刻，康希诺团队临危受命，参与研发生产埃博拉疫苗。团队所有成员全力以赴，康希诺生物研发出埃博拉病毒疫苗被世界卫生组织选用抗击疫情，该支疫苗是亚洲唯一，全球唯四入选的疫苗产品。
厚积薄发，在疫苗技术竞争的国际舞台上，康希诺生物为国争光，一战成名。之后，就是在抗击新冠疫情上，康希诺与陈薇院士合作研发一针型的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自然水到渠成。
如果简单归纳一下这两家企业的共同点，从表面上看，都是海归回国创业，将天津作为企业主阵地，历经多年坎坷探索，将企业做成行业代表——做正确的事，做时间的朋友。
从更深层面解读，这两家企业，与天津发展生物制药的产业路线，可以说是彼此成就。
为了跑好生物医药赛道，天津在研发、实验、生产、拓展融资渠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集中发力，做好全方位服务。
人才上，去年12月滨海新区、东丽区、市科技局、南开大学联合全市生物医药领军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天津市生物医药人才创新创业联盟。
资本投入上，今年7月“刚满三岁”的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完成超4亿元C轮融资，而就在短短半年之前合源生物才刚刚获得了4.5亿元的B轮融资。
知识产权保护上，不久前，中国（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生物医药服务分中心落户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为企业研发及技术成果转化“保驾护航”。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
“赛道”选好之后，产业发展其实更像是马拉松，起跑的位置很重要，努力做好途中跑更加重要。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无论是天津还是其他城市，考验其实刚开始。（津云新闻记者 彭俊勇 部分图片来源津滨海）
【诺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小团队更能出大成果】在不久前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亲临现场，以“重大研究成果的发现离不开开放的基础科学”为题作报告，分析了基础研究之于重大成果产出的重要性，并介绍了诺奖里的一些趣事。
基础研究很难“规划”
“什么是基础科学？它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迈克尔·莱维特表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的发现。
现在，许多国家都喜欢有“五年规划”，想对未来进行规划。“不可预测的东西怎么规划？”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这是基础科学发展过程遭遇的一个挑战。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基础科学就像“斯里兰卡的三个王子”的神话故事，或者像买彩票一样。
斯里兰卡的王子们一路上出海去锡兰岛寻宝，意外发现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很珍贵的东西。基础科学成果，往往也是“意外发现的有价值的物品”。“一个科学发现，就像是中彩票一样，很难按照计划走，很难预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
如今，世界不断走向开放，能不能是一个国家做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做转化工作，另一个国家做工程工作？“为何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基础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说，“因为我们要教给人们怎么探索未知，不仅是科学未知，也包括治理的未知，经济领域的未知，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鼓励大家探索，这就是基础科学的价值所在。”
“我首先要有一张彩票，如果不止一张就更好了。”迈克尔·莱维特说，各国首先要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发展。
诺奖产出成本非常高
迈克尔·莱维特认为，目前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大学的研究机构，二是类似医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这两类机构最有可能产出诺贝尔奖。
那么，产出一个诺贝尔奖，需要多少成本呢？迈克尔·莱维特以2015年各个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为核算基数，估算了诺贝尔奖的产出成本。
据估算，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产出成本，在美国是280亿美元；其他国家围绕这个均值上下浮动。“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迈克尔·莱维特强调。
在科学研究领域，多位科学家合作产生成果的情况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获得诺奖了，应该把诺奖颁给谁呢？“我们如何知道谁是真正发现的那位科学家呢，应该把奖归功于谁？这个很难去定论。”迈克尔·莱维特说，“所以你不得不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
不过，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相信诺贝尔奖委员会。”迈克尔·莱维特说，“很多委员会中的委员，都是特别优异的，他们的评判工作非常优秀。没有哪个科学委员会像他们那样，付诸如此多的努力，决定最终奖项归功于谁。”
半数诺奖得主的朋友是诺奖得主
迈克尔·莱维特还发现，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或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研究生涯中，曾经遇到并且认识、共事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和结晶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 F. Perutz）与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研究帮助生物学家了解了分子在运输血流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时所起的作用。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分别于1948年和1951年加入了马克斯·佩鲁茨的实验室。后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两位科学家因阐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我是幸运的，曾与上述两位科学家（克里克和沃森）都有过共事的经历。”迈克尔·莱维特说。而他后来因为“为复杂的化学系统发展了多尺度模型”，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奖化学奖。
而这也导致了获得诺奖越多的国家，越有可能获得更多诺奖的趋势。例如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有很充足的科研资金，吸引了顶尖的科学家入驻，一百多年时间里培养了24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在过去的60年时间里，拥有了26名诺奖得主。
5个人的小团队更合适
总结诺奖的规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需要非常充足的研究支持，大概一个团队的研究每年开支在160万美元左右。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大概5个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工作在20个人的团队。”
“如果你们的团队太大，劝大家找一个小一点的团队。”迈克尔·莱维特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场的数十个人组成研究团队，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们应该两个人组队或者三个人组队，做多不超过5个人组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研究，做最疯狂的研究。科研不要害怕犯错，科学研究不犯错，就不可能做出成果。”
同时，科学研究不能有太多的官僚。“实验室的领导，或者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觉得这些组织和领导应该去除掉官僚制度，让科学家更好地钻研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不会说因为申请使用一种化学试剂，去考虑试剂是否昂贵、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而是只需要签名字就可以把试剂拿走。”
科学研究也要“趁年轻”。“想想乔布斯成立苹果公司的时候是多大，比尔·盖茨成立微软公司的时候是什么年纪？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成立公司的。”迈克尔·莱维特说，“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太多了，在英国，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增加了三到四倍。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独立性。”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早期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持续研究，自己也要努力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知道高质量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资金，也需要全职研究投入。”https://t.cn/A6Mi1v2c
基础研究很难“规划”
“什么是基础科学？它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迈克尔·莱维特表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的发现。
现在，许多国家都喜欢有“五年规划”，想对未来进行规划。“不可预测的东西怎么规划？”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这是基础科学发展过程遭遇的一个挑战。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基础科学就像“斯里兰卡的三个王子”的神话故事，或者像买彩票一样。
斯里兰卡的王子们一路上出海去锡兰岛寻宝，意外发现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很珍贵的东西。基础科学成果，往往也是“意外发现的有价值的物品”。“一个科学发现，就像是中彩票一样，很难按照计划走，很难预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
如今，世界不断走向开放，能不能是一个国家做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做转化工作，另一个国家做工程工作？“为何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基础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说，“因为我们要教给人们怎么探索未知，不仅是科学未知，也包括治理的未知，经济领域的未知，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鼓励大家探索，这就是基础科学的价值所在。”
“我首先要有一张彩票，如果不止一张就更好了。”迈克尔·莱维特说，各国首先要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发展。
诺奖产出成本非常高
迈克尔·莱维特认为，目前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大学的研究机构，二是类似医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这两类机构最有可能产出诺贝尔奖。
那么，产出一个诺贝尔奖，需要多少成本呢？迈克尔·莱维特以2015年各个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为核算基数，估算了诺贝尔奖的产出成本。
据估算，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产出成本，在美国是280亿美元；其他国家围绕这个均值上下浮动。“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迈克尔·莱维特强调。
在科学研究领域，多位科学家合作产生成果的情况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获得诺奖了，应该把诺奖颁给谁呢？“我们如何知道谁是真正发现的那位科学家呢，应该把奖归功于谁？这个很难去定论。”迈克尔·莱维特说，“所以你不得不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
不过，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相信诺贝尔奖委员会。”迈克尔·莱维特说，“很多委员会中的委员，都是特别优异的，他们的评判工作非常优秀。没有哪个科学委员会像他们那样，付诸如此多的努力，决定最终奖项归功于谁。”
半数诺奖得主的朋友是诺奖得主
迈克尔·莱维特还发现，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或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研究生涯中，曾经遇到并且认识、共事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和结晶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 F. Perutz）与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研究帮助生物学家了解了分子在运输血流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时所起的作用。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分别于1948年和1951年加入了马克斯·佩鲁茨的实验室。后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两位科学家因阐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我是幸运的，曾与上述两位科学家（克里克和沃森）都有过共事的经历。”迈克尔·莱维特说。而他后来因为“为复杂的化学系统发展了多尺度模型”，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奖化学奖。
而这也导致了获得诺奖越多的国家，越有可能获得更多诺奖的趋势。例如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有很充足的科研资金，吸引了顶尖的科学家入驻，一百多年时间里培养了24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在过去的60年时间里，拥有了26名诺奖得主。
5个人的小团队更合适
总结诺奖的规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需要非常充足的研究支持，大概一个团队的研究每年开支在160万美元左右。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大概5个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工作在20个人的团队。”
“如果你们的团队太大，劝大家找一个小一点的团队。”迈克尔·莱维特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场的数十个人组成研究团队，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们应该两个人组队或者三个人组队，做多不超过5个人组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研究，做最疯狂的研究。科研不要害怕犯错，科学研究不犯错，就不可能做出成果。”
同时，科学研究不能有太多的官僚。“实验室的领导，或者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觉得这些组织和领导应该去除掉官僚制度，让科学家更好地钻研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不会说因为申请使用一种化学试剂，去考虑试剂是否昂贵、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而是只需要签名字就可以把试剂拿走。”
科学研究也要“趁年轻”。“想想乔布斯成立苹果公司的时候是多大，比尔·盖茨成立微软公司的时候是什么年纪？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成立公司的。”迈克尔·莱维特说，“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太多了，在英国，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增加了三到四倍。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独立性。”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早期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持续研究，自己也要努力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知道高质量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资金，也需要全职研究投入。”https://t.cn/A6Mi1v2c
【诺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小团队更能出大成果】在不久前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亲临现场，以“重大研究成果的发现离不开开放的基础科学”为题作报告，分析了基础研究之于重大成果产出的重要性，并介绍了诺奖里的一些趣事。
基础研究很难“规划”
“什么是基础科学？它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迈克尔·莱维特表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的发现。
现在，许多国家都喜欢有“五年规划”，想对未来进行规划。“不可预测的东西怎么规划？”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这是基础科学发展过程遭遇的一个挑战。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基础科学就像“斯里兰卡的三个王子”的神话故事，或者像买彩票一样。
斯里兰卡的王子们一路上出海去锡兰岛寻宝，意外发现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很珍贵的东西。基础科学成果，往往也是“意外发现的有价值的物品”。“一个科学发现，就像是中彩票一样，很难按照计划走，很难预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
如今，世界不断走向开放，能不能是一个国家做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做转化工作，另一个国家做工程工作？“为何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基础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说，“因为我们要教给人们怎么探索未知，不仅是科学未知，也包括治理的未知，经济领域的未知，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鼓励大家探索，这就是基础科学的价值所在。”
“我首先要有一张彩票，如果不止一张就更好了。”迈克尔·莱维特说，各国首先要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发展。
诺奖产出成本非常高
迈克尔·莱维特认为，目前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大学的研究机构，二是类似医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这两类机构最有可能产出诺贝尔奖。
那么，产出一个诺贝尔奖，需要多少成本呢？迈克尔·莱维特以2015年各个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为核算基数，估算了诺贝尔奖的产出成本。
据估算，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产出成本，在美国是280亿美元；其他国家围绕这个均值上下浮动。“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迈克尔·莱维特强调。
在科学研究领域，多位科学家合作产生成果的情况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获得诺奖了，应该把诺奖颁给谁呢？“我们如何知道谁是真正发现的那位科学家呢，应该把奖归功于谁？这个很难去定论。”迈克尔·莱维特说，“所以你不得不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
不过，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相信诺贝尔奖委员会。”迈克尔·莱维特说，“很多委员会中的委员，都是特别优异的，他们的评判工作非常优秀。没有哪个科学委员会像他们那样，付诸如此多的努力，决定最终奖项归功于谁。”
半数诺奖得主的朋友是诺奖得主
迈克尔·莱维特还发现，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或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研究生涯中，曾经遇到并且认识、共事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和结晶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 F. Perutz）与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研究帮助生物学家了解了分子在运输血流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时所起的作用。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分别于1948年和1951年加入了马克斯·佩鲁茨的实验室。后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两位科学家因阐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我是幸运的，曾与上述两位科学家（克里克和沃森）都有过共事的经历。”迈克尔·莱维特说。而他后来因为“为复杂的化学系统发展了多尺度模型”，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奖化学奖。
而这也导致了获得诺奖越多的国家，越有可能获得更多诺奖的趋势。例如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有很充足的科研资金，吸引了顶尖的科学家入驻，一百多年时间里培养了24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在过去的60年时间里，拥有了26名诺奖得主。
5个人的小团队更合适
总结诺奖的规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需要非常充足的研究支持，大概一个团队的研究每年开支在160万美元左右。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大概5个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工作在20个人的团队。”
“如果你们的团队太大，劝大家找一个小一点的团队。”迈克尔·莱维特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场的数十个人组成研究团队，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们应该两个人组队或者三个人组队，做多不超过5个人组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研究，做最疯狂的研究。科研不要害怕犯错，科学研究不犯错，就不可能做出成果。”
同时，科学研究不能有太多的官僚。“实验室的领导，或者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觉得这些组织和领导应该去除掉官僚制度，让科学家更好地钻研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不会说因为申请使用一种化学试剂，去考虑试剂是否昂贵、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而是只需要签名字就可以把试剂拿走。”
科学研究也要“趁年轻”。“想想乔布斯成立苹果公司的时候是多大，比尔·盖茨成立微软公司的时候是什么年纪？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成立公司的。”迈克尔·莱维特说，“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太多了，在英国，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增加了三到四倍。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独立性。”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早期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持续研究，自己也要努力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知道高质量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资金，也需要全职研究投入。”https://t.cn/A6Mi1v2c
基础研究很难“规划”
“什么是基础科学？它是意料之外的发现，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迈克尔·莱维特表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的发现。
现在，许多国家都喜欢有“五年规划”，想对未来进行规划。“不可预测的东西怎么规划？”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这是基础科学发展过程遭遇的一个挑战。
在迈克尔·莱维特看来，基础科学就像“斯里兰卡的三个王子”的神话故事，或者像买彩票一样。
斯里兰卡的王子们一路上出海去锡兰岛寻宝，意外发现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很珍贵的东西。基础科学成果，往往也是“意外发现的有价值的物品”。“一个科学发现，就像是中彩票一样，很难按照计划走，很难预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
如今，世界不断走向开放，能不能是一个国家做基础科学，一个国家做转化工作，另一个国家做工程工作？“为何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基础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说，“因为我们要教给人们怎么探索未知，不仅是科学未知，也包括治理的未知，经济领域的未知，每一个领域都需要鼓励大家探索，这就是基础科学的价值所在。”
“我首先要有一张彩票，如果不止一张就更好了。”迈克尔·莱维特说，各国首先要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发展。
诺奖产出成本非常高
迈克尔·莱维特认为，目前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大学的研究机构，二是类似医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这两类机构最有可能产出诺贝尔奖。
那么，产出一个诺贝尔奖，需要多少成本呢？迈克尔·莱维特以2015年各个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为核算基数，估算了诺贝尔奖的产出成本。
据估算，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产出成本，在美国是280亿美元；其他国家围绕这个均值上下浮动。“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迈克尔·莱维特强调。
在科学研究领域，多位科学家合作产生成果的情况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获得诺奖了，应该把诺奖颁给谁呢？“我们如何知道谁是真正发现的那位科学家呢，应该把奖归功于谁？这个很难去定论。”迈克尔·莱维特说，“所以你不得不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
不过，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相信诺贝尔奖委员会。”迈克尔·莱维特说，“很多委员会中的委员，都是特别优异的，他们的评判工作非常优秀。没有哪个科学委员会像他们那样，付诸如此多的努力，决定最终奖项归功于谁。”
半数诺奖得主的朋友是诺奖得主
迈克尔·莱维特还发现，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或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研究生涯中，曾经遇到并且认识、共事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和结晶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 F. Perutz）与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共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们的研究帮助生物学家了解了分子在运输血流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时所起的作用。
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分别于1948年和1951年加入了马克斯·佩鲁茨的实验室。后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两位科学家因阐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我是幸运的，曾与上述两位科学家（克里克和沃森）都有过共事的经历。”迈克尔·莱维特说。而他后来因为“为复杂的化学系统发展了多尺度模型”，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奖化学奖。
而这也导致了获得诺奖越多的国家，越有可能获得更多诺奖的趋势。例如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有很充足的科研资金，吸引了顶尖的科学家入驻，一百多年时间里培养了24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在过去的60年时间里，拥有了26名诺奖得主。
5个人的小团队更合适
总结诺奖的规律，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需要非常充足的研究支持，大概一个团队的研究每年开支在160万美元左右。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大概5个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工作在20个人的团队。”
“如果你们的团队太大，劝大家找一个小一点的团队。”迈克尔·莱维特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场的数十个人组成研究团队，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们应该两个人组队或者三个人组队，做多不超过5个人组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研究，做最疯狂的研究。科研不要害怕犯错，科学研究不犯错，就不可能做出成果。”
同时，科学研究不能有太多的官僚。“实验室的领导，或者任何组织，都有一定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觉得这些组织和领导应该去除掉官僚制度，让科学家更好地钻研科学。”迈克尔·莱维特表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不会说因为申请使用一种化学试剂，去考虑试剂是否昂贵、需要得到领导的批准，而是只需要签名字就可以把试剂拿走。”
科学研究也要“趁年轻”。“想想乔布斯成立苹果公司的时候是多大，比尔·盖茨成立微软公司的时候是什么年纪？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成立公司的。”迈克尔·莱维特说，“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太多了，在英国，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增加了三到四倍。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独立性。”
迈克尔·莱维特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早期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持续研究，自己也要努力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知道高质量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资金，也需要全职研究投入。”https://t.cn/A6Mi1v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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