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警务室（新时代·面孔）——云南红河“一村一辅警”试点见闻】
进入瑶家新寨，得在浓雾中穿过3座山。
一路行车小心翼翼，在能见度不到10米的公路上颠簸许久，再爬上两个高坡，记者终于见到了这个在半山腰建起来的警务室。这是一间平房，见记者来采访，常驻辅警朱国庆憨厚地摸了摸头说：“我一个人在这两年了。”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强农村警务工作，大力推行“一村一辅警”机制。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瑶家新寨的“国庆警务室”是第一批试点。在红河州，像瑶家新寨这样“一个人的警务室”有3个——金平县下田房村的白国徽、河口瑶族自治县蚂蝗堡农场的贺建军和朱国庆一样，都是一个人驻守在村里。
“刚开始一个人不太适应，现在觉得我也是村子里的一员了。”朱国庆说，长期的踏实工作早已让村民们把他当作自家孩子。
州里推行“一村一辅警”试点，他们主动请缨去驻村
朱国庆是个90后，干过驾驶员、电力工人。2018年，县里派出所招聘辅警，打小崇拜警察的他，靠着每天下班跑5公里的体能训练，顺利通过测试，考上了金平县城关边境派出所的辅警。
瑶家新寨距离县城10多里，坐落在深山里。
“驻村辅警业务要强，最好是本地人，能和当地群众聊得来。瑶家新寨是第一批试点，去的人必须是最靠谱的。”金平县城关边境派出所所长张裴麟说。
得知所里需求后，金平县土生土长的哈尼族小伙朱国庆主动请缨去瑶家新寨驻村。
“你去村上，舍得你的娃？”朱国庆的家安在了金平县城，起初，妻子不理解丈夫的决定。朱国庆也舍不得家人，却没有过多解释。2019年11月，他一个人来到瑶家新寨。
和朱国庆不同，距离金平县城70公里外的下田房村，驻村辅警白国徽从小就在村子里长大，小时候家里靠种甘蔗、香蕉为生。2018年考上辅警后，白国徽从建在山坡上的下田房村搬到了金水河镇，条件也好了不少。
镇里派出所也缺人。本有机会留下，但白国徽考虑再三，还是选择回村里当一名驻村辅警。从金水河到下田房村，红土路连着山里山外。白国徽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乡里乡亲端出来一炉热气腾腾的“柴火饭”迎接他。吃着糙米饭，嚼着小米椒泡酱油，白国徽顿时感到心里暖暖的。
一趟巡逻下来，往往要走20多公里
下田房村建在峭壁山间。村子不大，辖区却不小。巡逻执勤是白国徽的“必修课”。密林里杂草横生，很多还带着倒刺，更有时不时钻出的蚂蟥和毒蜘蛛咬人，白国徽的腿上留下很多伤痕。
“执勤任务紧，执勤点距离村子十几公里到20多公里都有，到了之后经常就在那睡下了。”尽管家就在村里，白国徽一个月最多只能在家住三四天。
“别走路中间，得走路两边。”白国徽说，红土路滑，踩着路旁的杂草，走路轻松不少。即便如此，白国徽的作训鞋还是穿坏了好几双。
除了巡逻，驻村辅警的工作还有很多：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多，白国徽就帮他们留意家里老人的身体状况，走访时经常给老人们带些牛奶、水果。村里组织体检，一些老人行动不便，白国徽就开车送他们去。
“为乡亲们做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也得做好。走在路上每个村民都跟你打招呼，工作才算做到位。”白国徽对基层工作有自己的体会。
贺建军刚做驻村辅警时，感觉当地村民对他有点敬而远之。
一个雨季，雨水冲坏了村里的水管。看着村民家接出来的是一捧捧泥水，贺建军很着急，便组织村里4名青壮年，抬着40多公斤重的塑料水管爬上落差200多米的水源地高坡，将清水送到村民家中。
“村民们很朴实，你为他们做了实事，他们也会把你当自家人。”贺建军说。从那之后，村里人和他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瑶家新寨村子不大，土路却错综复杂。到这儿没多久，朱国庆就摸清了山林里的每一条小路走向。
为了更好地保障村里的治安，朱国庆召集村民组建起护村队，在村里进行巡逻。“我们的队员从村头到村尾都有，不管哪出问题了，都能第一时间发现。”他定期组织护村队员召开会议，了解村寨治安情况，排查隐患。
“执行任务时没有上下班的说法，必须24小时待命。”朱国庆告诉记者，一趟巡逻下来，往往要走20多公里，回到警务室常常已是深更半夜。
“大家都把我当自己人，我想一直在村里驻守”
“刚到这里时，一个人真的很孤独。”朱国庆坦言，刚驻村时，家里俩娃每天要和他视频通话。
离“国庆警务室”不远住着一位80多岁的大爷，儿女都去外地打工了。一次巡逻路过他家，大爷告诉他家里的苞谷成熟了，自己收不过来。朱国庆立马骑着摩托车过来：“走，我带您收苞谷。”那天下午，朱国庆帮着大爷把地里的苞谷全收了回来。
“看到他就想起了我爷爷。有时候我有心事想家了，不知不觉转到他家门口，爷爷就拽着我的手，要我在他家吃饭。”朱国庆说。
“村民带给我的感动真的很多。”白国徽也感同身受。
去年10月，白国徽家种的甘蔗成熟了，但那天他有紧急执勤任务脱不开身，只留妻子一人收割甘蔗。
“天空飘着细雨，软土路大货车一开就陷进去，只能停在大马路上，妻子扛不动那么多甘蔗，不及时收容易烂在地里，我便试着向村里微信群发了条求助信息。”白国徽坦言，农忙时节村民们自家地里的农作物都来不及收，消息发出去后他又有些后悔了。
等到任务结束赶回田里，白国徽惊喜地看到有二三十个村民在他家甘蔗地里帮忙。他们浑身沾满了红泥，也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大马路上扛甘蔗。
“我上去想搭把手，一名村民立马推开了我，说我平时在村里执勤辛苦，交给他们就行了。”白国徽看着两车装得整整齐齐的甘蔗，眼睛湿润了。
朱国庆组建的护村队并没有任何报酬，筹备之初他担心建不起来。“哪知道我去找大家讨论时，他们都说，要和‘小朱’一起守好村子的安全！”朱国庆说。
朱国庆的妻子和孩子会定期从县城来看他，和村里人一起吃烧烤，熟络得如同一家人。朱国庆每每和人提起瑶家新寨，脱口而出都是“我们村”：“大家都把我当自己人，我想一直在村里驻守。”
来源：人民日报
进入瑶家新寨，得在浓雾中穿过3座山。
一路行车小心翼翼，在能见度不到10米的公路上颠簸许久，再爬上两个高坡，记者终于见到了这个在半山腰建起来的警务室。这是一间平房，见记者来采访，常驻辅警朱国庆憨厚地摸了摸头说：“我一个人在这两年了。”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强农村警务工作，大力推行“一村一辅警”机制。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瑶家新寨的“国庆警务室”是第一批试点。在红河州，像瑶家新寨这样“一个人的警务室”有3个——金平县下田房村的白国徽、河口瑶族自治县蚂蝗堡农场的贺建军和朱国庆一样，都是一个人驻守在村里。
“刚开始一个人不太适应，现在觉得我也是村子里的一员了。”朱国庆说，长期的踏实工作早已让村民们把他当作自家孩子。
州里推行“一村一辅警”试点，他们主动请缨去驻村
朱国庆是个90后，干过驾驶员、电力工人。2018年，县里派出所招聘辅警，打小崇拜警察的他，靠着每天下班跑5公里的体能训练，顺利通过测试，考上了金平县城关边境派出所的辅警。
瑶家新寨距离县城10多里，坐落在深山里。
“驻村辅警业务要强，最好是本地人，能和当地群众聊得来。瑶家新寨是第一批试点，去的人必须是最靠谱的。”金平县城关边境派出所所长张裴麟说。
得知所里需求后，金平县土生土长的哈尼族小伙朱国庆主动请缨去瑶家新寨驻村。
“你去村上，舍得你的娃？”朱国庆的家安在了金平县城，起初，妻子不理解丈夫的决定。朱国庆也舍不得家人，却没有过多解释。2019年11月，他一个人来到瑶家新寨。
和朱国庆不同，距离金平县城70公里外的下田房村，驻村辅警白国徽从小就在村子里长大，小时候家里靠种甘蔗、香蕉为生。2018年考上辅警后，白国徽从建在山坡上的下田房村搬到了金水河镇，条件也好了不少。
镇里派出所也缺人。本有机会留下，但白国徽考虑再三，还是选择回村里当一名驻村辅警。从金水河到下田房村，红土路连着山里山外。白国徽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乡里乡亲端出来一炉热气腾腾的“柴火饭”迎接他。吃着糙米饭，嚼着小米椒泡酱油，白国徽顿时感到心里暖暖的。
一趟巡逻下来，往往要走20多公里
下田房村建在峭壁山间。村子不大，辖区却不小。巡逻执勤是白国徽的“必修课”。密林里杂草横生，很多还带着倒刺，更有时不时钻出的蚂蟥和毒蜘蛛咬人，白国徽的腿上留下很多伤痕。
“执勤任务紧，执勤点距离村子十几公里到20多公里都有，到了之后经常就在那睡下了。”尽管家就在村里，白国徽一个月最多只能在家住三四天。
“别走路中间，得走路两边。”白国徽说，红土路滑，踩着路旁的杂草，走路轻松不少。即便如此，白国徽的作训鞋还是穿坏了好几双。
除了巡逻，驻村辅警的工作还有很多：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多，白国徽就帮他们留意家里老人的身体状况，走访时经常给老人们带些牛奶、水果。村里组织体检，一些老人行动不便，白国徽就开车送他们去。
“为乡亲们做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也得做好。走在路上每个村民都跟你打招呼，工作才算做到位。”白国徽对基层工作有自己的体会。
贺建军刚做驻村辅警时，感觉当地村民对他有点敬而远之。
一个雨季，雨水冲坏了村里的水管。看着村民家接出来的是一捧捧泥水，贺建军很着急，便组织村里4名青壮年，抬着40多公斤重的塑料水管爬上落差200多米的水源地高坡，将清水送到村民家中。
“村民们很朴实，你为他们做了实事，他们也会把你当自家人。”贺建军说。从那之后，村里人和他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瑶家新寨村子不大，土路却错综复杂。到这儿没多久，朱国庆就摸清了山林里的每一条小路走向。
为了更好地保障村里的治安，朱国庆召集村民组建起护村队，在村里进行巡逻。“我们的队员从村头到村尾都有，不管哪出问题了，都能第一时间发现。”他定期组织护村队员召开会议，了解村寨治安情况，排查隐患。
“执行任务时没有上下班的说法，必须24小时待命。”朱国庆告诉记者，一趟巡逻下来，往往要走20多公里，回到警务室常常已是深更半夜。
“大家都把我当自己人，我想一直在村里驻守”
“刚到这里时，一个人真的很孤独。”朱国庆坦言，刚驻村时，家里俩娃每天要和他视频通话。
离“国庆警务室”不远住着一位80多岁的大爷，儿女都去外地打工了。一次巡逻路过他家，大爷告诉他家里的苞谷成熟了，自己收不过来。朱国庆立马骑着摩托车过来：“走，我带您收苞谷。”那天下午，朱国庆帮着大爷把地里的苞谷全收了回来。
“看到他就想起了我爷爷。有时候我有心事想家了，不知不觉转到他家门口，爷爷就拽着我的手，要我在他家吃饭。”朱国庆说。
“村民带给我的感动真的很多。”白国徽也感同身受。
去年10月，白国徽家种的甘蔗成熟了，但那天他有紧急执勤任务脱不开身，只留妻子一人收割甘蔗。
“天空飘着细雨，软土路大货车一开就陷进去，只能停在大马路上，妻子扛不动那么多甘蔗，不及时收容易烂在地里，我便试着向村里微信群发了条求助信息。”白国徽坦言，农忙时节村民们自家地里的农作物都来不及收，消息发出去后他又有些后悔了。
等到任务结束赶回田里，白国徽惊喜地看到有二三十个村民在他家甘蔗地里帮忙。他们浑身沾满了红泥，也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大马路上扛甘蔗。
“我上去想搭把手，一名村民立马推开了我，说我平时在村里执勤辛苦，交给他们就行了。”白国徽看着两车装得整整齐齐的甘蔗，眼睛湿润了。
朱国庆组建的护村队并没有任何报酬，筹备之初他担心建不起来。“哪知道我去找大家讨论时，他们都说，要和‘小朱’一起守好村子的安全！”朱国庆说。
朱国庆的妻子和孩子会定期从县城来看他，和村里人一起吃烧烤，熟络得如同一家人。朱国庆每每和人提起瑶家新寨，脱口而出都是“我们村”：“大家都把我当自己人，我想一直在村里驻守。”
来源：人民日报
【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佛说：“命如果待熟，常恐会凋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
当一个人看透了一切，也就真正成熟了。
众生皆苦，皆需自渡。有人帮你一时半会，但是帮不了你一生一世。
相对于大地天空，我们只是一粒尘埃那么轻微，能够让自己变得灼灼放光的，是慈悲的心灵。
这一生，看淡了，也就无所谓了。
学会坦然，哪还有世事无常？
02
生又何欢，死又何哀？
庄子的妻子死了，他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伴侣。
但是庄子不悲伤，反而鼓盆而歌。“生死本有命，气形变化中。天地如巨室，歌哭作大通。”
庄子自己要死了，弟子们悲伤不已。庄子说：“我今死，则谁先?更百年生，则谁后?先不得免，何贪于须臾?”
生老病死，都是自然的，死是可以超脱的。悲伤有什么用？人死也不能复生。
哭泣解决不了问题，不如笑着活下去。
你要相信，死去的人，一定不愿意看到你哭哭啼啼的样子，而是希望你活得更好一些。你要让“他”如愿以偿。
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不管活多少年，都是值得的。
鲁迅先生过世之后，臧克家写了有名一句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精神是能够永生的。
有大智慧的人，都在增加人生的宽度和高度，并不在乎人生的长度。
主动帮助别人，让大众觉醒，多做一些励志的事情，感染别人，引导别人。当一个人内心有光的时候，生死就不重要了，他已经有了永生的力量。
与其在乎生死，不如活在当下，用一辈子的时间，行善积德。
03
贫穷富贵，皆有定数。
富贵之人，住在和善之家。
自古以来，家和万事兴。只有和睦的家庭，才能够改变家人的命运。
一家人都做好事，那么善报就会不断放大，汇聚在每个人身上，还会让后代得到福报；一家人互相包容，家里就没有了吵闹的声音，任何事情，都能迎刃而解。
富贵之人，厚德载物。
一个讲道德，重规矩的人，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不赚昧良心的人，不背后算计别人，不做不诚信的事情。
有了别人的帮助和支持，一个人想要做什么，就更容易了。人人都搭把手，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可惜，有的人，生活在社会底层，但是不努力改变自己，还抱怨社会对自己不公平。
费尽心思去寻找伯乐，但是自己却不是千里马，最后认为——世上根本没有伯乐。
只要心不穷，人就有了富贵的征兆；只要努力奋斗，尊重道德，敬畏规矩，富贵就悄然而至。
别抱怨了，用汗水去浇花吧，人生路上，处处都有花香。
04
福祸相依，从不单行。
有一个商人，原本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
商人靠卖鱼为生，赚了几十万。后来，他想赚更多的钱，于是就买了一艘很大的渔船，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有一次出海捕鱼，海上起风了，把渔船掀翻了。
商人身上披着救生衣，才逃过一劫。可惜，渔船没有了，所有的钱也没有了。
家人都很伤心。商人却很快乐，脸上有笑容。
家人问：“你笑什么？一无所有了，你还笑得出来？”
商人说：“我家本来就一无所有啊。”
福与祸，它们是邻居。你只要从中间开一扇门，就能自由出入了。
祸事来了，并不可怕，大不了就是重头再来。命比物质值钱。只要活着，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不是这样的么？
福气来了，也不要得意。也许，祸事就在后面，马上就来了。
人生起起伏伏，根本就不要担心，就像连绵起伏的大山一样，下坡了，到了谷底，就可以上坡，然后去另一座高山。
如果你想“占山为王”，这是做不到的。“一山不容二虎”，那哪能由着你一个人胡来。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是可以转换的。当你看到了这样的事实，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05
聚聚散散，缘分使然。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人与人相处，总是要分别的。
孔子第五代孙孔穿，有一次出游赵国，和友人一起相聚。孔穿要回鲁国的时候，友人一路相送，还留下了离别的泪水。孔穿却只是简单作揖，然后转身离去。
大家认为，孔穿太不近人情了。可是，孔穿却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自古以来，儿女情长。关于感情的事情，最难以说清。有的人，因为爱错了一个人，弄丢了自己，一辈子都沉迷其中。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不知道多少痴情的人，因为感情的纠缠不清，内心很痛苦，即便放手了，但是心不愿意放下来。
缘聚缘散，看似无情最有情。
成年的儿女，离开父母的家，去了远方创业致富，然后有了更好的家庭。一路上，儿女因为有了父母的牵挂，便有了前进的力量。
夫妻分别，多半是“小别胜新婚”。距离让夫妻的感情，越来越好了。天天在一起，才是灾祸。
相聚的时候，好好相处；离别的时候，常常问候和牵挂，感情就变得更浓了。谁能说，相离是痛苦的呢？
人生无常，皆需坦然
世事无常，顺其自然。
当一个人看透了一切，也就真正成熟了。
众生皆苦，皆需自渡。有人帮你一时半会，但是帮不了你一生一世。
相对于大地天空，我们只是一粒尘埃那么轻微，能够让自己变得灼灼放光的，是慈悲的心灵。
这一生，看淡了，也就无所谓了。
学会坦然，哪还有世事无常？
02
生又何欢，死又何哀？
庄子的妻子死了，他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伴侣。
但是庄子不悲伤，反而鼓盆而歌。“生死本有命，气形变化中。天地如巨室，歌哭作大通。”
庄子自己要死了，弟子们悲伤不已。庄子说：“我今死，则谁先?更百年生，则谁后?先不得免，何贪于须臾?”
生老病死，都是自然的，死是可以超脱的。悲伤有什么用？人死也不能复生。
哭泣解决不了问题，不如笑着活下去。
你要相信，死去的人，一定不愿意看到你哭哭啼啼的样子，而是希望你活得更好一些。你要让“他”如愿以偿。
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不管活多少年，都是值得的。
鲁迅先生过世之后，臧克家写了有名一句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精神是能够永生的。
有大智慧的人，都在增加人生的宽度和高度，并不在乎人生的长度。
主动帮助别人，让大众觉醒，多做一些励志的事情，感染别人，引导别人。当一个人内心有光的时候，生死就不重要了，他已经有了永生的力量。
与其在乎生死，不如活在当下，用一辈子的时间，行善积德。
03
贫穷富贵，皆有定数。
富贵之人，住在和善之家。
自古以来，家和万事兴。只有和睦的家庭，才能够改变家人的命运。
一家人都做好事，那么善报就会不断放大，汇聚在每个人身上，还会让后代得到福报；一家人互相包容，家里就没有了吵闹的声音，任何事情，都能迎刃而解。
富贵之人，厚德载物。
一个讲道德，重规矩的人，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不赚昧良心的人，不背后算计别人，不做不诚信的事情。
有了别人的帮助和支持，一个人想要做什么，就更容易了。人人都搭把手，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可惜，有的人，生活在社会底层，但是不努力改变自己，还抱怨社会对自己不公平。
费尽心思去寻找伯乐，但是自己却不是千里马，最后认为——世上根本没有伯乐。
只要心不穷，人就有了富贵的征兆；只要努力奋斗，尊重道德，敬畏规矩，富贵就悄然而至。
别抱怨了，用汗水去浇花吧，人生路上，处处都有花香。
04
福祸相依，从不单行。
有一个商人，原本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
商人靠卖鱼为生，赚了几十万。后来，他想赚更多的钱，于是就买了一艘很大的渔船，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有一次出海捕鱼，海上起风了，把渔船掀翻了。
商人身上披着救生衣，才逃过一劫。可惜，渔船没有了，所有的钱也没有了。
家人都很伤心。商人却很快乐，脸上有笑容。
家人问：“你笑什么？一无所有了，你还笑得出来？”
商人说：“我家本来就一无所有啊。”
福与祸，它们是邻居。你只要从中间开一扇门，就能自由出入了。
祸事来了，并不可怕，大不了就是重头再来。命比物质值钱。只要活着，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不是这样的么？
福气来了，也不要得意。也许，祸事就在后面，马上就来了。
人生起起伏伏，根本就不要担心，就像连绵起伏的大山一样，下坡了，到了谷底，就可以上坡，然后去另一座高山。
如果你想“占山为王”，这是做不到的。“一山不容二虎”，那哪能由着你一个人胡来。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是可以转换的。当你看到了这样的事实，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05
聚聚散散，缘分使然。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人与人相处，总是要分别的。
孔子第五代孙孔穿，有一次出游赵国，和友人一起相聚。孔穿要回鲁国的时候，友人一路相送，还留下了离别的泪水。孔穿却只是简单作揖，然后转身离去。
大家认为，孔穿太不近人情了。可是，孔穿却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自古以来，儿女情长。关于感情的事情，最难以说清。有的人，因为爱错了一个人，弄丢了自己，一辈子都沉迷其中。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不知道多少痴情的人，因为感情的纠缠不清，内心很痛苦，即便放手了，但是心不愿意放下来。
缘聚缘散，看似无情最有情。
成年的儿女，离开父母的家，去了远方创业致富，然后有了更好的家庭。一路上，儿女因为有了父母的牵挂，便有了前进的力量。
夫妻分别，多半是“小别胜新婚”。距离让夫妻的感情，越来越好了。天天在一起，才是灾祸。
相聚的时候，好好相处；离别的时候，常常问候和牵挂，感情就变得更浓了。谁能说，相离是痛苦的呢？
人生无常，皆需坦然
世事无常，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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