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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追溯对自然界进行研究的迷人故事，它始于18世纪，并在之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热情的参与者。18世纪的社会慷慨地给予博物学大量的关注。当时法国私人藏书馆中第二大常见书目就是博物学家布丰的不朽巨著：36卷本的动物百科全书。有教养的先生和小姐们通常都会收藏鸟类和贝壳标本，而他们的“珍奇柜（馆）”（收藏标本的柜子或房间，代指收藏品）的规模则常常反映了他们的财富、品味和高雅的程度。
不过，对博物学的兴趣并不仅仅限于时尚。从 18世纪初一直到19世纪，主要的欧洲大国都参与到对世界范围内具有经济价值的自然产品的抢夺之中。首相们相信，帝国的命运仰赖于识别、培育并运输特定的植物，如茶树和橡胶树。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派遣刘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横越北美大陆，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考察美国通过“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新近获得的土地上有哪些自然经济产物。
当相互竞争的帝国派遣军队和探险家们扫荡丛林和异域高地时，一场与之不同但同样激烈的竞赛在美国西部的不毛之地上展开了。对激动人心的化石骨架尤其是恐龙的向往，俘获了美国一代博物学家的心。这造成19世纪对骨头的争夺，其激烈程度堪比第五大道的“强盗大亨”之间相互抢夺煤炭、铁矿石和石油。公众则发现侏罗纪的宝藏令人陶醉。为了证明这种热情，我们只需要想想，到20世纪初期时，去自然博物馆参观这些史前遗迹的人要多于参与橄榄球赛的人。
博物学也为思想竞争提供了舞台。宗教观点与世俗观点之间的冲突经常集中在对自然的阐释上。比如，大西洋两岸的社会都激烈地讨论达尔文进化论的含义。对一些人来说，进化论威胁着要摧毁已有的宗教；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有可能复兴一系列在他们看来正处于衰落和过时状态的宗教观点。正如在奴隶制引起的激烈辩论中一样，家庭也因为在进化论上的冲突而分裂。在19世纪的科学会议上，广受尊敬的人们彼此出言不逊（有一次争论太过激烈而导致一位妇女晕倒）。
博物学的故事并不以20世纪初期博物馆的如日中天或殖民帝国的分崩离析而结束。今日世界的问题驱动着当下博物学中的研究。早期博物学所受到的推动有许多来源于欧洲对全球其他地区的探索。最近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已经毁坏了许多地方，比如巴西的海岸丛林，它们从前曾诱惑博物学家们离开温暖的家，进行危险的远征（许多人再也没能回去）。全球各地的博物学家们都担忧，发展的节奏可能会给这些从前的原始地区和地球上许多相互关联的动植物多样性带来不可挽回的破坏。对热带雨林的掠夺每年毁坏大约76,000平方英里（约20万平方千米）——这大致相当于整个哥斯达黎加的面积。威尔逊（E. O. Wilson）等深切关注此类问题的博物学家指出，我们知识的匮乏使得问题更复杂了。我们正在使未知的物种灭绝，其结果是我们无法知道现在正永远消失的那些物种的潜在价值。在采取何种行动以阻止生物多样性流失这一问题上，科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有很大的分歧。不过，在国际会议上，他们确实同意，当务之急是列一份完整的地球物种清单，尽管这个任务看上去相当艰巨。人类的环境、经济、政治和社会健康可能就依赖于此类动议能否成功。
尽管博物学与今日紧迫的生态和环境问题紧密相关，但这个“高科技”时代的科学作家和其他评论者很少会从根本上视该学科为探索自然世界的起始阶段。他们以高人一等的态度视博物学为过时的风尚：成为一名博物学家仅仅意味着命名并描述在自然界中发现的事物；博物学是一种消遣，会令人想起那些穿着灯笼裤、拿着捕蝶网的男人，或者拿着植物标本的维多利亚时代小姐这样的画面。不过，对该学科历史的研究很快会消解这样一幅过于简单化的漫画。诚然，命名、描述和分类仍然是一项基本活动，构成了探究大自然的基础。不过，对深刻理解自然秩序的追求，使得博物学家们超越了分类，他们也致力于提出能够解释生命世界的总体理论。那些专注于自然秩序的博物学家探求生物体之间的生态关系，以及生物体和它们周围环境的关系。他们提出重要的进化问题，关乎变化如何在短时期内和长时期内实际发生。由此，许多博物学家被更深的哲学问题和伦理问题吸引：我们理解自然的能力的限度是什么？以及，当我们理解了自然，我们有能力保护它吗？博物学家们询问他们所发现的秩序的意义，并仔细考虑我们对它担负的道德责任。
那么，博物学是否仅仅意味着收集蝴蝶和花朵呢？只有在阿尔弗雷德 ·丁尼生（ Alfred Tennyson）于《墙缝里的花》（“ Flower in the Crannied Wall”）一诗中提到的意义上才是：
墙缝里的花呵，
我从裂缝中将你采出，
捧你在手心，连根一起，
花呵 —倘若我能理解
你的全部，从根到花，
那我也必能理解上帝和人类。
在 18世纪，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布丰伯爵（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和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与许多其他自然研究者一道，建立了连贯的博物学传统。我们追溯这一传统，理解它如何展开并与生命科学中的其他传统交流，考察它的一些主要成就，并思考它目前在科学世界的地位。我们关注它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自己的历史。在探索这些主题时，我们也考察博物学家在哪些机构中进行他们的研究以及他们所获资助的来源。我们观察博物学如何产生了生命科学中主要的统一理论，揭示了一些最深刻的对自然的洞见，带来了对环境的关切，并在两个半多世纪的时间内吸引了公众的兴趣。
对自然的着迷使得一些博物学家抛弃了家庭的温暖，愿意承担田野工作的艰苦与危险；它驱使其他人花费无数个日夜检查数据。的确，这一传统激发、启迪并愉悦了它的实践者们以及他们的观众。
……
《探寻自然的秩序》([美]保罗·劳伦斯·法伯)【摘要 书评 试读】- 京东图书 https://t.cn/R6VQmim
本书追溯对自然界进行研究的迷人故事，它始于18世纪，并在之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热情的参与者。18世纪的社会慷慨地给予博物学大量的关注。当时法国私人藏书馆中第二大常见书目就是博物学家布丰的不朽巨著：36卷本的动物百科全书。有教养的先生和小姐们通常都会收藏鸟类和贝壳标本，而他们的“珍奇柜（馆）”（收藏标本的柜子或房间，代指收藏品）的规模则常常反映了他们的财富、品味和高雅的程度。
不过，对博物学的兴趣并不仅仅限于时尚。从 18世纪初一直到19世纪，主要的欧洲大国都参与到对世界范围内具有经济价值的自然产品的抢夺之中。首相们相信，帝国的命运仰赖于识别、培育并运输特定的植物，如茶树和橡胶树。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派遣刘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横越北美大陆，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考察美国通过“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新近获得的土地上有哪些自然经济产物。
当相互竞争的帝国派遣军队和探险家们扫荡丛林和异域高地时，一场与之不同但同样激烈的竞赛在美国西部的不毛之地上展开了。对激动人心的化石骨架尤其是恐龙的向往，俘获了美国一代博物学家的心。这造成19世纪对骨头的争夺，其激烈程度堪比第五大道的“强盗大亨”之间相互抢夺煤炭、铁矿石和石油。公众则发现侏罗纪的宝藏令人陶醉。为了证明这种热情，我们只需要想想，到20世纪初期时，去自然博物馆参观这些史前遗迹的人要多于参与橄榄球赛的人。
博物学也为思想竞争提供了舞台。宗教观点与世俗观点之间的冲突经常集中在对自然的阐释上。比如，大西洋两岸的社会都激烈地讨论达尔文进化论的含义。对一些人来说，进化论威胁着要摧毁已有的宗教；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有可能复兴一系列在他们看来正处于衰落和过时状态的宗教观点。正如在奴隶制引起的激烈辩论中一样，家庭也因为在进化论上的冲突而分裂。在19世纪的科学会议上，广受尊敬的人们彼此出言不逊（有一次争论太过激烈而导致一位妇女晕倒）。
博物学的故事并不以20世纪初期博物馆的如日中天或殖民帝国的分崩离析而结束。今日世界的问题驱动着当下博物学中的研究。早期博物学所受到的推动有许多来源于欧洲对全球其他地区的探索。最近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已经毁坏了许多地方，比如巴西的海岸丛林，它们从前曾诱惑博物学家们离开温暖的家，进行危险的远征（许多人再也没能回去）。全球各地的博物学家们都担忧，发展的节奏可能会给这些从前的原始地区和地球上许多相互关联的动植物多样性带来不可挽回的破坏。对热带雨林的掠夺每年毁坏大约76,000平方英里（约20万平方千米）——这大致相当于整个哥斯达黎加的面积。威尔逊（E. O. Wilson）等深切关注此类问题的博物学家指出，我们知识的匮乏使得问题更复杂了。我们正在使未知的物种灭绝，其结果是我们无法知道现在正永远消失的那些物种的潜在价值。在采取何种行动以阻止生物多样性流失这一问题上，科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有很大的分歧。不过，在国际会议上，他们确实同意，当务之急是列一份完整的地球物种清单，尽管这个任务看上去相当艰巨。人类的环境、经济、政治和社会健康可能就依赖于此类动议能否成功。
尽管博物学与今日紧迫的生态和环境问题紧密相关，但这个“高科技”时代的科学作家和其他评论者很少会从根本上视该学科为探索自然世界的起始阶段。他们以高人一等的态度视博物学为过时的风尚：成为一名博物学家仅仅意味着命名并描述在自然界中发现的事物；博物学是一种消遣，会令人想起那些穿着灯笼裤、拿着捕蝶网的男人，或者拿着植物标本的维多利亚时代小姐这样的画面。不过，对该学科历史的研究很快会消解这样一幅过于简单化的漫画。诚然，命名、描述和分类仍然是一项基本活动，构成了探究大自然的基础。不过，对深刻理解自然秩序的追求，使得博物学家们超越了分类，他们也致力于提出能够解释生命世界的总体理论。那些专注于自然秩序的博物学家探求生物体之间的生态关系，以及生物体和它们周围环境的关系。他们提出重要的进化问题，关乎变化如何在短时期内和长时期内实际发生。由此，许多博物学家被更深的哲学问题和伦理问题吸引：我们理解自然的能力的限度是什么？以及，当我们理解了自然，我们有能力保护它吗？博物学家们询问他们所发现的秩序的意义，并仔细考虑我们对它担负的道德责任。
那么，博物学是否仅仅意味着收集蝴蝶和花朵呢？只有在阿尔弗雷德 ·丁尼生（ Alfred Tennyson）于《墙缝里的花》（“ Flower in the Crannied Wall”）一诗中提到的意义上才是：
墙缝里的花呵，
我从裂缝中将你采出，
捧你在手心，连根一起，
花呵 —倘若我能理解
你的全部，从根到花，
那我也必能理解上帝和人类。
在 18世纪，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布丰伯爵（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和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与许多其他自然研究者一道，建立了连贯的博物学传统。我们追溯这一传统，理解它如何展开并与生命科学中的其他传统交流，考察它的一些主要成就，并思考它目前在科学世界的地位。我们关注它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自己的历史。在探索这些主题时，我们也考察博物学家在哪些机构中进行他们的研究以及他们所获资助的来源。我们观察博物学如何产生了生命科学中主要的统一理论，揭示了一些最深刻的对自然的洞见，带来了对环境的关切，并在两个半多世纪的时间内吸引了公众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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