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身边的人都结婚了。
你没有。
如果你身边的人都月入过万了。
你没有。
如果你身边的人都过的挺好。
你没有。
然后呢？
身边可以证明什么呢。
你也应该结婚，月入过万，过的挺好吗？
这些年，我们突然陷入了一个误区，
就是拿身边当成一个生活的范本，
然后努力过成身边人的样子。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
你能给结婚的另一半什么？
你能给月入过万的工作什么？
你能给过的挺好的生活什么？
我们总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向生活讨要标准的配置，
其实到头来，
我们两手空空什么都给不起。
以前跟朋友说过一段话，
你想要月亮，至少跳一跳，伸一伸手，
就算你最后够不到月亮，
你也得到了一身月光。
仔细想想，
你没有结婚，没有月入过万，
生活过的一团糟糕，
为什么还有人愿意拿你当朋友呢？
因为你也有一身月光，很迷人。
只是有时候，大家盯着月亮久了，
就忘记了，
每个人都有值得别人羡慕的一身白月光。
2
我曾经思考，
我痛苦焦虑什么？
是我不敢承认那些我想要的生活，
我没能力得到。
是我不敢承认我喜欢的人，
不喜欢我。
是我不敢承认朋友比我优秀，
更适合那份工作。
是我心里明明有了一点小嫉妒，
嘴上却笑着说我没有。
我也曾偷偷努力过，
可是见效没那么块，
然后，心里有点慌了，
我怕我离想要的生活，
要好的朋友，喜欢的工作，
越来越远。
越努力就越慌乱，
你看啊，我连身边人那些标准的生活，
我都得不到。
突然某一刻，我失去了信心，
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不配拥有这一切呢？
3
有一天，我跟自己说，算了算了。
那不是我的节奏，
我本来就不是那种熬夜突袭就能考到好成绩的人，
慢一点吧，
看看我手头上哪一块是短板，
补一下。
我真的是那种丢了羊，
才想起补羊圈的人。
我盯着羊圈的窟窿，有些难过。
有一个背着柴的人看见我，
问我，羊丢了？
我点点头。
然后他把他的柴给我一些帮我补好羊圈。
然后我送给他一只小羊羔。
后来我再也没有丢过羊。
后来他领着小羊去砍柴，
有一天，他跑来告诉我，
后山有一大片草地，又鲜又嫩。
我丢了那个跟我一起放羊的人，
我认识了一个砍柴的人。
可能这就是生活吧。
有一瞬间会失落，
我再也没有人可以比谁放的羊多，
谁的羊长的又胖又好看。
可是，有一个人跟我说，
你砍柴的样子好像一个樵夫啊！
我问他，你有什么梦想吗？
他说，劈柴，喂羊，周游世界。
4
当我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去生活，
突然发现生活友善了很多，
它会让我遇见合适的人，合适的工作，
它会让我把时间花在我擅长的事情上，
它会让我遇见惊奇的事物，
它会让我体验心里咯噔一下的感情，
它会让我尝到哎呀嘛真香的日子，
它会让你对自己的人生感到骄傲而开心。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从前啊，
我是圣女果跳进了西红柿的筐子，
非要跟鸡蛋谈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
我是大柚子非要学柠檬跳槽，
去跟秋刀鱼打交道。
我是一口嘎嘣脆的大萝卜，
瞎冒充什么进口大香蕉呢。
原来量力而行，
才是一个人对生活最大的温柔。
就算暂时没有得到想要的生活，
也不担心，从头再来。
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我一定能抓住我想要的。
原来是时候的放弃，
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那些偏执不甘心的梦啊，
让你我这些年一点也没好受过，
你不能说它错了，
只是，我们得承认至少目前它不属于你我，
有些朋友注定会跑出你的视野，
有些工作注定会与你擦肩而过，
有些爱而不得注定是你很久以后的遗憾，
可是，这就是生活啊。
我们应该庆幸那些手里握住的，
那些才是构成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身边的人，
我不知道他们付出了怎样的辛苦，
才拥有了今天的一切，
但是，恭喜啊。
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努力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而已，
我对得起自己的能力，
对得起自己受的苦，
不把自己扔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烦恼里，
问心无愧。
所以，后来的日子也未曾辜负于我。
你没有。
如果你身边的人都月入过万了。
你没有。
如果你身边的人都过的挺好。
你没有。
然后呢？
身边可以证明什么呢。
你也应该结婚，月入过万，过的挺好吗？
这些年，我们突然陷入了一个误区，
就是拿身边当成一个生活的范本，
然后努力过成身边人的样子。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
你能给结婚的另一半什么？
你能给月入过万的工作什么？
你能给过的挺好的生活什么？
我们总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向生活讨要标准的配置，
其实到头来，
我们两手空空什么都给不起。
以前跟朋友说过一段话，
你想要月亮，至少跳一跳，伸一伸手，
就算你最后够不到月亮，
你也得到了一身月光。
仔细想想，
你没有结婚，没有月入过万，
生活过的一团糟糕，
为什么还有人愿意拿你当朋友呢？
因为你也有一身月光，很迷人。
只是有时候，大家盯着月亮久了，
就忘记了，
每个人都有值得别人羡慕的一身白月光。
2
我曾经思考，
我痛苦焦虑什么？
是我不敢承认那些我想要的生活，
我没能力得到。
是我不敢承认我喜欢的人，
不喜欢我。
是我不敢承认朋友比我优秀，
更适合那份工作。
是我心里明明有了一点小嫉妒，
嘴上却笑着说我没有。
我也曾偷偷努力过，
可是见效没那么块，
然后，心里有点慌了，
我怕我离想要的生活，
要好的朋友，喜欢的工作，
越来越远。
越努力就越慌乱，
你看啊，我连身边人那些标准的生活，
我都得不到。
突然某一刻，我失去了信心，
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不配拥有这一切呢？
3
有一天，我跟自己说，算了算了。
那不是我的节奏，
我本来就不是那种熬夜突袭就能考到好成绩的人，
慢一点吧，
看看我手头上哪一块是短板，
补一下。
我真的是那种丢了羊，
才想起补羊圈的人。
我盯着羊圈的窟窿，有些难过。
有一个背着柴的人看见我，
问我，羊丢了？
我点点头。
然后他把他的柴给我一些帮我补好羊圈。
然后我送给他一只小羊羔。
后来我再也没有丢过羊。
后来他领着小羊去砍柴，
有一天，他跑来告诉我，
后山有一大片草地，又鲜又嫩。
我丢了那个跟我一起放羊的人，
我认识了一个砍柴的人。
可能这就是生活吧。
有一瞬间会失落，
我再也没有人可以比谁放的羊多，
谁的羊长的又胖又好看。
可是，有一个人跟我说，
你砍柴的样子好像一个樵夫啊！
我问他，你有什么梦想吗？
他说，劈柴，喂羊，周游世界。
4
当我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去生活，
突然发现生活友善了很多，
它会让我遇见合适的人，合适的工作，
它会让我把时间花在我擅长的事情上，
它会让我遇见惊奇的事物，
它会让我体验心里咯噔一下的感情，
它会让我尝到哎呀嘛真香的日子，
它会让你对自己的人生感到骄傲而开心。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从前啊，
我是圣女果跳进了西红柿的筐子，
非要跟鸡蛋谈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
我是大柚子非要学柠檬跳槽，
去跟秋刀鱼打交道。
我是一口嘎嘣脆的大萝卜，
瞎冒充什么进口大香蕉呢。
原来量力而行，
才是一个人对生活最大的温柔。
就算暂时没有得到想要的生活，
也不担心，从头再来。
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我一定能抓住我想要的。
原来是时候的放弃，
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那些偏执不甘心的梦啊，
让你我这些年一点也没好受过，
你不能说它错了，
只是，我们得承认至少目前它不属于你我，
有些朋友注定会跑出你的视野，
有些工作注定会与你擦肩而过，
有些爱而不得注定是你很久以后的遗憾，
可是，这就是生活啊。
我们应该庆幸那些手里握住的，
那些才是构成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身边的人，
我不知道他们付出了怎样的辛苦，
才拥有了今天的一切，
但是，恭喜啊。
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努力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而已，
我对得起自己的能力，
对得起自己受的苦，
不把自己扔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烦恼里，
问心无愧。
所以，后来的日子也未曾辜负于我。
这段在家经历了很多。原本稳得的东西因为各种原因失之交臂。我现在有些理解肖若腾当时的心情了。可我却陷入了偏执，不甘，埋怨。我不愿卑躬屈膝的乞求可怜，只是差点冲动干了昧良心的事情。还好被点醒及时醒悟，没有酿成大错。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归根到底还是自己的问题吧，如果自己弄的真的够好，再多的原因也不会影响。这次的经历算是成长道路上所必备的吧。想开了，来年再战便是。
最近烦心事儿真的很多，有时真的无所适从。按照规律，这段时间又是我的一个低谷期。或许还有更大的麻烦等着我吧。[浮云][浮云][浮云][浮云][浮云]
最近烦心事儿真的很多，有时真的无所适从。按照规律，这段时间又是我的一个低谷期。或许还有更大的麻烦等着我吧。[浮云][浮云][浮云][浮云][浮云]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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