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弟弟的对话，我想说的
可是我能力真的不行，总是被别人嫌弃来嫌弃去，有时候我都想找个地方一辈子躲起来，谁也不想见，不想被评判了，只想自己安安稳稳的简单生活，眼眶湿润
这个苛责是哪里来的，我跟自己内在的对话一直是这种模式，不管自己付出了多少，我会忽略掉所有所有别人对我的好，只记得那些否定，这个内在模式究竟是怎么来的？
别人可以我为什不可以，我就是什么都不行，我怎么这么笨反应这么慢，我为什么这么凶，我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人家这样对我
为什么我总是这么懒，我就是因为懒才和别人这么大差距的，我为什么做不到最好最突出最优秀，我就是这么差，还不如去死，
以及更更更恶毒的……总是对自己重复
不要再内耗了好吗，你能不能，你就不能过好当下的生活吗，成天想东想西，你就这样耗死自己，蠢猪一样的，别人要超你一万倍了，
看见这个批评！看这个严厉的，无比恶毒的批评！
哪里来的？哪里来的？
我对自己总是无尽的苛责，苛责叠加苛责，苛责叠加苛责，内耗，完美主义，以及犯错就是毁灭这样的潜意识，让我寸步不能向前

为什么相同的封建权利在法国人民的内心激起如此强烈的仇恨，以至于仇恨对象不复存在后这种激情依旧如故，简直没办法熄灭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成为土地拥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彻底摆脱了领主的统治】。

当然，也有其他原因，但是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

倘若农民没有土地，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各种负担就会漠不关心。假如他不是承租人，什一税与他有什么关系？他从租金所得中交纳什一税。假如他不是土地拥有者，地租与他有什么关系？假如他帮别人经营，那么经营中的各种盘剥又与他有什么关系？

另一方面，假如法国农民依旧属领主统治，他们就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无法忍受，因为这只是国家体制的自然结果……在封建时期，人们将贵族视同如今的政府：为了获得贵族所给的保障，就必须忍受贵族强加的负担。贵族有着让人痛苦的特权，有着让人无法容忍的权利；然而贵族维持公共秩序，主持公义、执行法律、扶弱济贫、处理公务。当贵族对这些事不再负责时，其特权的分量就显得沉重了，甚至连【贵族本身的存在也受到质疑】。

……他终于得到了一块土地，并将自己的心与种子一并埋入土里。在这宽广的天地中，这一小块土地是归他本人所有的，对此他内心满溢着自豪感和独立感。

然而，那同一帮邻人却跳出来，将他从属于他的地里拉走，强迫其无偿为他们在其他地方劳动。他想保护他的种子不受那些人的猎物的践踏，然而他们阻碍他如此行事。他们在河流渡口守候着，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遇见他们，只有向他们交钱后方可出售自家产的粮食。回到家里，他计划自己用剩下的麦子——这是他亲自种植，亲眼看着成长的——到这帮人的磨坊里磨面，用这帮人的烤炉烘烤面包，他不得不这样做。他将那小块土地上的部分收入作为租金交给这帮人，而这些租金不可以赎回，也不受时效的束缚。

无论他做什么，到处都有这些讨厌的邻人阻挡着，他们搅扰他的幸福，干扰他的劳作，吞噬他的产品；而当他将这帮人摆脱后，另一群身着黑袍的人又现身了，还掠去他的绝大多数收成。请设身处地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境遇、需要、特性、情感，并计算一下农民心中积累了多少愤恨与妒忌——如果可以的话。

封建制度已非一种政治制度，但在所有民事制度中，它依然是最庞大的。虽然它的范围缩小了，但它所激发出的仇恨反而变大了。

人们所言极是：将中世纪的部分制度摧毁，就令剩下的那些更加惹人百般憎恶了。

#摘抄# #铀在读书# 《旧制度与大革命》

转自 我：
山东省胶州市里岔镇梁家村党支部书记梁锡强，为给自家叔叔盖新房，没同新房址临居商量好在户主不知道的情况下，于十一月六日下午强行把三百元钱扔给一个连本地户口也没有的老太太，况且还带有高血压，心脏病，从两次告诉老太太，说镇党委把这个地方批给梁某某了，第二次扔下钱就墙外的三棵树给杀了，一点商量口气都没有，党委怎么管起批房了，政府机构干什去了，事出以后本户给他打电话了解情况，电话他都不接，他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呢’听说他叔叔的一个补贴，己亲戚在里岔镇党委任职，現在党的政策下好办事，在这里上下一勾结，就可以这么霸道老百姓，还有话路吗？他叔叔是个退伍军人，听说我们村二个退伍军人批下来盖房子，国家还给部分钱另一户想旧房翻建，而他叔叔有旧房不翻建，想找个地方建新房，近几年来我村有需要盖房子的户，找他通通说上级通通不批，我真的不知道上级政府或有什么法律规定只有退伍军人，可以盖新房，而老百姓不可以，并且四邻不同意，就强行杀了树，我们找他勾通理，都不理大家评评这样的村支书，仗着镇党委有人就如此行竟适合新时代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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