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7没想到又赶上一个月饼节[喵喵]不得不说今年发的月饼礼盒有点东西[思考]图是偷的哈哈哈因为盒子都扔掉了 小风扇有点可爱
下午太困了买了杯咖啡 为了对得起充沛的精力 刚才下课回来就反馈了 这久违的积极性 很喜欢 再稳一稳 我得研究研究积极性如何变为创造性
隔壁大哥在学粤语 你看 都在努力
买了菜 预计了菜单 打开之前的奇葩说 准备入睡
晚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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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大哥在学粤语 你看 都在努力
买了菜 预计了菜单 打开之前的奇葩说 准备入睡
晚安吧
在儿童成长中，3-6岁进入幼儿园，6岁以上接受义务教育，早已成为默认的教育模式，但0-3岁婴幼儿照护似乎是一个鲜少被讨论的话题。
据国家卫健委相关调查显示，超过三成家庭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今年6月，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达1396.6亿元，同比增长127.9%，预计在2027年，中国0-3岁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将达1863.2亿元。
今年8月，国家卫健委介绍《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关情况，表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旺盛的托育需求、日渐规模化的托育行业，但又相对低迷的入托率背后，折射的是托育市场供需的结构性失衡，也暴露出我国全年龄段教育中的一个巨大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议题。
近日，记者走访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托育机构与从业人员，呈现广州婴幼儿照护现状，揭开托育行业之困，直视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中“幼有所育”短板问题。
隔代带娃最经济稳妥
全职带娃不在少数
隔代带娃、全职带娃是大多数双职工家庭更青睐的选择，其中隔代带娃被认为是最经济、最稳妥的方式。陈海鹏觉得自己很幸运，“大宝6岁、小宝3岁，两个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在带，给我们省了不少心。我和孩子妈妈周末带孩子出来走走看看，也让老人家休息会儿。”陈海鹏说自己家是比较传统的家庭，父母不会允许自己把孩子送到托育班，也不放心“外人”来带，所以他从没考虑过育儿嫂、托育班。但隔代带娃也有矛盾之处，比如新旧育儿观念的冲突、父母成为“老漂一族”来到陌生城市的孤独。
如果没有老人帮自己带娃，带娃就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生完孩子后，吴雨一直想回去上班，但问题摆在眼前。吴雨算过一笔账，7个月大的孩子要上托婴班，每个月收费在6500元左右，如果不能按时在下午5点前接走孩子需要交一笔晚托费，孩子可以待到7点前。除此之外还有孩子的辅食和餐费等共计850元，每个月共支出7500元左右。吴雨也打听过住家育儿嫂的价格，大概也是6000元/月，多方权衡后，吴雨决定继续做全职妈妈。
但全职带娃不代表就是一个完美的方案。经济压力是最现实的问题，家里少一份收入就意味着要精打细算地生活，花钱主要围绕家庭和孩子的支出。其次是失去自我的空虚和脱离社会的焦虑，在采访中，吴雨多次表达对上班女性的羡慕。“选择全职带娃是自己的意愿，但还是有一种被迫付出的感觉，因为全部身心都在家庭。”
无论是一孩、二孩还是三孩，如何带娃都是困扰人们的难题。在记者走访中，八成以上家庭表示自己家附近设有托育机构。超过半数以上的家庭表示有入托的意愿，但机构是否安全、老师是否有责任感、环境是否卫生、育婴师操作是否规范等，影响着家庭的入托行为。其中机构收费标准与安全性是受访的20个家庭几乎集中在意的因素。
在记者调查中，目前托育机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力量投资机构，一种是企业自办机构，且以社会力量投资机构为主，也就是所谓的私立托育机构。“私立机构的口碑是最重要的，我们怕万一缴费后机构跑路怎么办？又该怎么保障机构规范运行？如果多一些公立机构、普惠机构，或者减免部分学费、给予入托的家庭补贴，也能够给家长送孩子入托的信心和底气。”有受访家庭表示，不少托育机构收费超出了家庭可负担能力范围。
刘临川的儿子5个月了，他看过不少托育机构，“如果有公立机构或者找大品牌的机构，或许会更让人放心。”为了消除他的顾虑，托育机构曾表示，可以为家长提供资质证明，并表示机构有全方位覆盖的摄像头，可提供相关图片、视频等。刘临川思虑再三后决定孩子妈妈休完产假，接家里老人来帮忙带孩子，“家里老人一直都想来给我照顾孩子。”
即使把孩子送到了托育机构，接送孩子的时间也是一个问题。家住增城的张倩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怀了二宝后她就把大宝送去了托育机构。张倩觉得托育机构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日常的技能，还能教会孩子自律，有时候会比请阿姨划算。但是不少机构都得下午4点半到6点之间去接，这让她很头疼。“双职工难啊，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下班时间会很准时。如果可以托到7点左右，会很大程度缓解这个情况。”
行业调查：成本难降、生源不稳是普遍问题
记者走访中，“先活下去”，是托育机构发出的共同声音。不少托育机构处于起步期，而且以小微企业为主，抗风险能力不足。对于托育机构来说，成本难降、生源不稳、抗压能力弱、信任难建是普遍问题。
“以往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多位家长说受经济影响，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抚养。”入行3年来，广州君蒙国际儿童之家负责人唐老师感觉今年是最难的。“每个月不算杂费，房租加教师工资就要将近30万元。”唐老师介绍，由于成本难降，稳定的生源是各个机构赖以生存的现金流来源。
教育行业一直是被普遍看好的行业。早些年，有些人为了挣快钱加入早教、托育行业，造成宣传和实际并不符合，“这大大降低了婴幼儿照护行业的口碑，目前对行业的不信任是造成家长不敢托的重要因素。”唐老师所在机构没有1岁以下的孩子入托。“以前我们为了招收低月龄的孩子，专门购买了按摩椅、小床，后来发现几乎没有家长过来咨询，甚至有的家长根本不知道6个月的孩子也可以送来托育。”
同样的声音在广船博悦托育中心陈老师这里得到了印证。作为企业办托育中心，并于去年入选海珠区托育优质服务示范点，该中心拥有更高的可信度，但招生依然需要费很大力气。
“我们是企业自有物业，因此在房租等成本这块会相对好一些。目前我们正在申报区普惠托育试点，收费基本是普惠园的价格水平。”陈老师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婴幼儿家庭对托育机构认识不足，更倾向于保守的育儿方式，托育像幼儿园那样成为家长的“刚需”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尽管目前托育行业被大力倡导，但在具体操作中还是会出现流程繁琐的现象。据了解，为了规范托育机构运营，目前广州市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实施“登记备案”制度。广州市某托育机构负责人赵老师告诉记者，场地使用证明是最让他为难的，“还有租金如何减免等，希望有更多细化的指引出台，让我们能更好地享受政策红利。”
广州行动：统筹打造15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
2020年，广州通过了《广州市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广州将建立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规范管理体系。
去年，广州市卫健委公布了11家广州市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优质服务示范点单位，并上线“广州市托育地图”。今年六一前夕，《广州市人口发展及社会领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再次明确，统筹打造15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规范与促进托育行业发展，为家长提供“愿托、敢托、放心托”的服务。一系列政策和方案的出台，为婴幼儿照护行业发展规划了方向，也很大程度上提振了行业信心。
近年来，广州多地出现了社区互助托育、家庭式托育等方式，如黄埔区文冲街打造的社区互助托育“向日葵亲子小屋”，邀请有空闲的家长互助看护，为社区孩子提供短托服务。此外，也有不少人在自家住所开办家庭式托育园，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服务。这类托育方式由于经营成本低、招生压力小，使托育服务行业呈现出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不可否认的是，托育需求与政策红利不断吸引投资者入局。扩大规范化托育服务供给，减轻机构经营负担，着力解决托育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也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
如何提振家长对于托育行业的信任？如何让托育行业发展更加有信心？广州市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成欣欣表示，“我们国家托育行业发展起步相对较晚，但这是很有未来的行业。我们首先要把家长放心作为机构的发展导向，托育行业本质上是服务行业，服务质量决定了行业发展。”
据了解，目前广州市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实施“登记备案”制度，为了规范托育机构运营，机构在申请备案时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广州市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刘晓妮表示，“最重要的是全市托育机构能够规范经营，用专业的服务获取家长的信任。此外，我们也呼吁未备案的托育机构尽快进行备案，才能够给家长提供安心放心的托育服务。”
如何找到靠谱又放心的托育机构？
去年年底，“广州市托育地图”上线，向广大家长展示全市已通过卫生保健评价的200多家托育机构，供家长选择。广大家长可以在“保健熊托育地图小程序”查询合规的托育机构，或者在点评类平台等渠道查看机构评价，也可以通过友邻介绍、小区广告或者地推传单初步了解。
刘晓妮建议，各位家长首先要了解机构是否已经备案，是否有良好的口碑。其次，家长可以参观园区的环境，查看设备设施是否符合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的要求。“同时，家长也可以了解托育机构的办园宗旨和婴幼儿一日生活、活动的流程，了解机构的人员资质等。”不少机构也都开通了入托体验活动，刘晓妮建议选好一家机构后，可尽早进行入托体验，通过体验选择适合孩子的托育机构。
来源：广州日报
据国家卫健委相关调查显示，超过三成家庭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今年6月，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达1396.6亿元，同比增长127.9%，预计在2027年，中国0-3岁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将达1863.2亿元。
今年8月，国家卫健委介绍《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关情况，表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旺盛的托育需求、日渐规模化的托育行业，但又相对低迷的入托率背后，折射的是托育市场供需的结构性失衡，也暴露出我国全年龄段教育中的一个巨大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议题。
近日，记者走访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托育机构与从业人员，呈现广州婴幼儿照护现状，揭开托育行业之困，直视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中“幼有所育”短板问题。
隔代带娃最经济稳妥
全职带娃不在少数
隔代带娃、全职带娃是大多数双职工家庭更青睐的选择，其中隔代带娃被认为是最经济、最稳妥的方式。陈海鹏觉得自己很幸运，“大宝6岁、小宝3岁，两个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在带，给我们省了不少心。我和孩子妈妈周末带孩子出来走走看看，也让老人家休息会儿。”陈海鹏说自己家是比较传统的家庭，父母不会允许自己把孩子送到托育班，也不放心“外人”来带，所以他从没考虑过育儿嫂、托育班。但隔代带娃也有矛盾之处，比如新旧育儿观念的冲突、父母成为“老漂一族”来到陌生城市的孤独。
如果没有老人帮自己带娃，带娃就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生完孩子后，吴雨一直想回去上班，但问题摆在眼前。吴雨算过一笔账，7个月大的孩子要上托婴班，每个月收费在6500元左右，如果不能按时在下午5点前接走孩子需要交一笔晚托费，孩子可以待到7点前。除此之外还有孩子的辅食和餐费等共计850元，每个月共支出7500元左右。吴雨也打听过住家育儿嫂的价格，大概也是6000元/月，多方权衡后，吴雨决定继续做全职妈妈。
但全职带娃不代表就是一个完美的方案。经济压力是最现实的问题，家里少一份收入就意味着要精打细算地生活，花钱主要围绕家庭和孩子的支出。其次是失去自我的空虚和脱离社会的焦虑，在采访中，吴雨多次表达对上班女性的羡慕。“选择全职带娃是自己的意愿，但还是有一种被迫付出的感觉，因为全部身心都在家庭。”
无论是一孩、二孩还是三孩，如何带娃都是困扰人们的难题。在记者走访中，八成以上家庭表示自己家附近设有托育机构。超过半数以上的家庭表示有入托的意愿，但机构是否安全、老师是否有责任感、环境是否卫生、育婴师操作是否规范等，影响着家庭的入托行为。其中机构收费标准与安全性是受访的20个家庭几乎集中在意的因素。
在记者调查中，目前托育机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力量投资机构，一种是企业自办机构，且以社会力量投资机构为主，也就是所谓的私立托育机构。“私立机构的口碑是最重要的，我们怕万一缴费后机构跑路怎么办？又该怎么保障机构规范运行？如果多一些公立机构、普惠机构，或者减免部分学费、给予入托的家庭补贴，也能够给家长送孩子入托的信心和底气。”有受访家庭表示，不少托育机构收费超出了家庭可负担能力范围。
刘临川的儿子5个月了，他看过不少托育机构，“如果有公立机构或者找大品牌的机构，或许会更让人放心。”为了消除他的顾虑，托育机构曾表示，可以为家长提供资质证明，并表示机构有全方位覆盖的摄像头，可提供相关图片、视频等。刘临川思虑再三后决定孩子妈妈休完产假，接家里老人来帮忙带孩子，“家里老人一直都想来给我照顾孩子。”
即使把孩子送到了托育机构，接送孩子的时间也是一个问题。家住增城的张倩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怀了二宝后她就把大宝送去了托育机构。张倩觉得托育机构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日常的技能，还能教会孩子自律，有时候会比请阿姨划算。但是不少机构都得下午4点半到6点之间去接，这让她很头疼。“双职工难啊，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下班时间会很准时。如果可以托到7点左右，会很大程度缓解这个情况。”
行业调查：成本难降、生源不稳是普遍问题
记者走访中，“先活下去”，是托育机构发出的共同声音。不少托育机构处于起步期，而且以小微企业为主，抗风险能力不足。对于托育机构来说，成本难降、生源不稳、抗压能力弱、信任难建是普遍问题。
“以往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多位家长说受经济影响，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抚养。”入行3年来，广州君蒙国际儿童之家负责人唐老师感觉今年是最难的。“每个月不算杂费，房租加教师工资就要将近30万元。”唐老师介绍，由于成本难降，稳定的生源是各个机构赖以生存的现金流来源。
教育行业一直是被普遍看好的行业。早些年，有些人为了挣快钱加入早教、托育行业，造成宣传和实际并不符合，“这大大降低了婴幼儿照护行业的口碑，目前对行业的不信任是造成家长不敢托的重要因素。”唐老师所在机构没有1岁以下的孩子入托。“以前我们为了招收低月龄的孩子，专门购买了按摩椅、小床，后来发现几乎没有家长过来咨询，甚至有的家长根本不知道6个月的孩子也可以送来托育。”
同样的声音在广船博悦托育中心陈老师这里得到了印证。作为企业办托育中心，并于去年入选海珠区托育优质服务示范点，该中心拥有更高的可信度，但招生依然需要费很大力气。
“我们是企业自有物业，因此在房租等成本这块会相对好一些。目前我们正在申报区普惠托育试点，收费基本是普惠园的价格水平。”陈老师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婴幼儿家庭对托育机构认识不足，更倾向于保守的育儿方式，托育像幼儿园那样成为家长的“刚需”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尽管目前托育行业被大力倡导，但在具体操作中还是会出现流程繁琐的现象。据了解，为了规范托育机构运营，目前广州市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实施“登记备案”制度。广州市某托育机构负责人赵老师告诉记者，场地使用证明是最让他为难的，“还有租金如何减免等，希望有更多细化的指引出台，让我们能更好地享受政策红利。”
广州行动：统筹打造15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
2020年，广州通过了《广州市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广州将建立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规范管理体系。
去年，广州市卫健委公布了11家广州市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优质服务示范点单位，并上线“广州市托育地图”。今年六一前夕，《广州市人口发展及社会领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再次明确，统筹打造15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规范与促进托育行业发展，为家长提供“愿托、敢托、放心托”的服务。一系列政策和方案的出台，为婴幼儿照护行业发展规划了方向，也很大程度上提振了行业信心。
近年来，广州多地出现了社区互助托育、家庭式托育等方式，如黄埔区文冲街打造的社区互助托育“向日葵亲子小屋”，邀请有空闲的家长互助看护，为社区孩子提供短托服务。此外，也有不少人在自家住所开办家庭式托育园，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服务。这类托育方式由于经营成本低、招生压力小，使托育服务行业呈现出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不可否认的是，托育需求与政策红利不断吸引投资者入局。扩大规范化托育服务供给，减轻机构经营负担，着力解决托育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也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
如何提振家长对于托育行业的信任？如何让托育行业发展更加有信心？广州市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成欣欣表示，“我们国家托育行业发展起步相对较晚，但这是很有未来的行业。我们首先要把家长放心作为机构的发展导向，托育行业本质上是服务行业，服务质量决定了行业发展。”
据了解，目前广州市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实施“登记备案”制度，为了规范托育机构运营，机构在申请备案时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广州市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刘晓妮表示，“最重要的是全市托育机构能够规范经营，用专业的服务获取家长的信任。此外，我们也呼吁未备案的托育机构尽快进行备案，才能够给家长提供安心放心的托育服务。”
如何找到靠谱又放心的托育机构？
去年年底，“广州市托育地图”上线，向广大家长展示全市已通过卫生保健评价的200多家托育机构，供家长选择。广大家长可以在“保健熊托育地图小程序”查询合规的托育机构，或者在点评类平台等渠道查看机构评价，也可以通过友邻介绍、小区广告或者地推传单初步了解。
刘晓妮建议，各位家长首先要了解机构是否已经备案，是否有良好的口碑。其次，家长可以参观园区的环境，查看设备设施是否符合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的要求。“同时，家长也可以了解托育机构的办园宗旨和婴幼儿一日生活、活动的流程，了解机构的人员资质等。”不少机构也都开通了入托体验活动，刘晓妮建议选好一家机构后，可尽早进行入托体验，通过体验选择适合孩子的托育机构。
来源：广州日报
【三天两头坏，迟迟难修好！#老电梯换修好难#】突然停用、骤然下坠、有异响……近年来，老旧小区越来越多的“老掉牙”电梯出现问题。日常的维修已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但资金不足、业主意见不一等道道门槛让大修或更换一拖再拖难以实现。为此，记者走访了多个小区发现，基本上都存在这三大难题。
难题一：公维不足补缴困
小区电梯大修或更换需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但老旧小区公共维修基金不足，甚至有的小区公维余额为零。当面临增缴公维基金时，业主出资意愿普遍不强烈……使用资金的问题成了老旧小区电梯大修或更换的首要难点。
走进丰台区某小区，2001年投入使用电梯设备严重老化。质量检测报告显示：该种电梯已经停产，配件难以采购，建议更换。
“换一部电梯就要30万元左右。”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小区比较老旧，公共维修基金不足，东区1、2、4、5、7号楼的13部电梯和西区3、7、11号三栋楼均需要更换电梯，但一提及增缴公共维修基金，居民就不乐意了。
“我们住一层和二层，也不用电梯，不出钱也不参与。”一位东区一层的业主表示，公共维修基金本来就不多，这次用了，下次再出事怎么办？而且增缴公维应该跟坐公交车一样，乘坐一站的和十站的不应是一个价格，住顶楼的该多交钱。
西区7号楼一位业主表示，“家家户户都出钱哪有那么容易？全从现有的公共维修基金里面出钱能更快一点。”
《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中规定，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和同意。而更换费用由相关业主按照各自拥有物业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
“实际上这相当于用总价除以总平方米，价格分摊入户。”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户按拥有物业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金额，跟住几层，用不用电梯，家里有多少人没有关系。现在东区通过沟通协调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西区业委会列出了换两部电梯修一部、公共维修基金勉强够的方案和三部都换、需要增缴公维的方案初步征求居民意见。目前具体方案刚过公示期，下一步需要三分之二业主参与并签字同意。
难题二：业委会难以履职
根据《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十七规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后，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需要业主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划转资金，物业服务企业仅能提出方案并在业委会同意后组织实施，这使得在大修或更换电梯的过程中，业委会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环。
“早在2015年就应该大修电梯，却因为现在没有业委会迟迟难以推动。”朝阳一家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区第一届业委会时已经将公共维修资金划给业主大会管理，但需要向房管局申请时需要业委会签字才能走下一步流程，但现在没有签字就卡住了。
“小区在2004年就成立了第一届业委会，到2016年时，已是第三届业委会期满。”居民表示，这个业委会时有时无。没遇上事儿的时候大家不关心，很多事情没有业主大会表决，甚至连第三届业委会成立时也没有表决过。
丰台一小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小区早在2021年7月就拿到建议更换电梯的质检报告，有些楼已经商讨完维修基金的分摊使用并票选出新电梯的品牌，但因业委会只剩两人，电梯更换的进度停滞了一年。“小区业委会2020年11月成立，当时有7个人，但有五个人辞职了，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中规定，只有两个人的业委会无法履职。”小区居民说。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在电梯更换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业主和业委会。没有业委会，可能连最初的意见征询都无从下手。“物业公司只能提出方案以供参考，承担不了由业委会担负的责任，我们社区也只能帮助业委会成员前期发动业主，凝聚意见，协助业委会入户调查。”社区工作人员说。
难题三：业主参与热情不高
电梯大修或更换是小区公共事务，需要业主参与决定。在一些老旧小区，业主对这类公事参与热情不高也成为阻碍换修的难题。
西城区某小区4栋高层楼的电梯一个月总得坏个七八回，一些居民还遇到过电梯毫无预兆突然下坠的情况。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小区内的电梯都已使用近20年，2019年对电梯进行鉴定，结论是建议电梯进行全面大修， 到2021年对大修的相关流程已经走完。但小区的部分业主却认为电梯坏得如此频繁，仅靠大修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希望对这些“老掉牙”的电梯进行更换，而部分业主对流程和此前公维的使用提出质疑，电梯大修就此搁置。
为此，属地街道建议小区召开“临时业主大会”商讨电梯换修事宜。但这一过程中，相关决定需要业主投票，到了这一环节却屡屡遇到难题，“很多业主根本不来参与签字而且还可能出现假票等情况。”
“这个小区目前有30%—40%的房子是用于出租，房主平日里并不住在小区里，而租房的人基本上不参与小区事务，真正的业主不住在小区更是无所谓，不会大老远跑回来投票，还不够麻烦的，只管收房租就行。”社区书记坦言。
除此之外，房子里住的还有可能是业主的亲属或是朋友。如果业主不在，他们去线下投票时需要业主的授权书，“但这个授权书是真是假，如何验证也是个难题。如果挨个验证，我们还需要留档保存，以防后续出现问题，这个工作量真是不小。”社区书记表示。
因为授权问题，不少家庭矛盾也由此产生，“授权给谁，父母与子女、子女之间甚至两口子意见不同的都有，还有打架打到我们社区来的。”社区书记说，此外，不少后期到这儿新买房的年轻人，甚至连小区有没有公共维修基金，应该如何使用公维都不知道，“他们早出晚归地上班，平常在小区里连转也不转，也没工夫了解参与小区的这些事儿。”
正是由于线下纸质投票的种种弊端，社区目前尝试使用“北京业主”APP进行线上投票，该应用软件需要业主本人进行身份认证后才能注册，所以投票结果真实有保证，也能节约线下投票的成本。
让社区没有想到的是，如何让大家注册也成了难题。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在楼下放展板推广、去居民楼下解答、物业也给每家贴了通知甚至挨家挨户发短信，但推行过一段时间，效果还是不太好，1300多户居民，目前只注册了400多户。一些小区居民就是事不关己的态度，我们也难以强制推行。”社区书记无奈地说。
观点：让房屋“养老钱”用得更信服
老旧小区电梯大修或更换，为何会如此之难？
具有丰富基层社区治理经验的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李凌表示，表面看起来是电梯问题，但背后折射出了整个物业行业的混乱以及目前很多小区出现的“甲方缺位，乙方越位”的情况，也就是小区缺乏业委会来主导小区事务，物业公司可操作空间过大。
一方面，由于物业管理服务不规范、财务不透明、没有与业主建立相符的契约关系等原因，导致居民对物业和相关部门不信任，所以业主在该投票的时候不投票。另一方面，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对电梯进行大修或更换，有明确清晰的程序，而业主一般对这样的程序不了解，如果物业或有关部门不按照这样的程序来一步步进行，业主也难以知情。此外 许多业主对自己的权责义务并不清晰，例如有些业主认为大修或更换电梯应该用物业费，而不是公共维修基金。
“要解决电梯大修或更换难题，需要物业公司在财务上公开透明、过程上规范民主、相关利益主体权责义务清晰以及建立相符的物理管理契约关系，各个主体按照相应的责任各司其职。具体来说，需要业主明确自己‘甲方’权责，主动参与小区公共事务，街道社区积极推动小区业委会的成立；物业公司通过日常的规范服务，取得业主信任，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物业行业的监管。
在使用公共维修基金时，还应建立一套可操作的、物业和业主之间能够相互制约，同时又能产生相互信任的机制，使这房屋的‘养老钱’在解决诸如电梯更换问题时用得让人信服。”李凌建议。
（北京晚报 记者徐英波 黄品超）
难题一：公维不足补缴困
小区电梯大修或更换需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但老旧小区公共维修基金不足，甚至有的小区公维余额为零。当面临增缴公维基金时，业主出资意愿普遍不强烈……使用资金的问题成了老旧小区电梯大修或更换的首要难点。
走进丰台区某小区，2001年投入使用电梯设备严重老化。质量检测报告显示：该种电梯已经停产，配件难以采购，建议更换。
“换一部电梯就要30万元左右。”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小区比较老旧，公共维修基金不足，东区1、2、4、5、7号楼的13部电梯和西区3、7、11号三栋楼均需要更换电梯，但一提及增缴公共维修基金，居民就不乐意了。
“我们住一层和二层，也不用电梯，不出钱也不参与。”一位东区一层的业主表示，公共维修基金本来就不多，这次用了，下次再出事怎么办？而且增缴公维应该跟坐公交车一样，乘坐一站的和十站的不应是一个价格，住顶楼的该多交钱。
西区7号楼一位业主表示，“家家户户都出钱哪有那么容易？全从现有的公共维修基金里面出钱能更快一点。”
《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中规定，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和同意。而更换费用由相关业主按照各自拥有物业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
“实际上这相当于用总价除以总平方米，价格分摊入户。”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户按拥有物业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金额，跟住几层，用不用电梯，家里有多少人没有关系。现在东区通过沟通协调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西区业委会列出了换两部电梯修一部、公共维修基金勉强够的方案和三部都换、需要增缴公维的方案初步征求居民意见。目前具体方案刚过公示期，下一步需要三分之二业主参与并签字同意。
难题二：业委会难以履职
根据《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十七规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后，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需要业主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划转资金，物业服务企业仅能提出方案并在业委会同意后组织实施，这使得在大修或更换电梯的过程中，业委会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环。
“早在2015年就应该大修电梯，却因为现在没有业委会迟迟难以推动。”朝阳一家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区第一届业委会时已经将公共维修资金划给业主大会管理，但需要向房管局申请时需要业委会签字才能走下一步流程，但现在没有签字就卡住了。
“小区在2004年就成立了第一届业委会，到2016年时，已是第三届业委会期满。”居民表示，这个业委会时有时无。没遇上事儿的时候大家不关心，很多事情没有业主大会表决，甚至连第三届业委会成立时也没有表决过。
丰台一小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小区早在2021年7月就拿到建议更换电梯的质检报告，有些楼已经商讨完维修基金的分摊使用并票选出新电梯的品牌，但因业委会只剩两人，电梯更换的进度停滞了一年。“小区业委会2020年11月成立，当时有7个人，但有五个人辞职了，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中规定，只有两个人的业委会无法履职。”小区居民说。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在电梯更换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业主和业委会。没有业委会，可能连最初的意见征询都无从下手。“物业公司只能提出方案以供参考，承担不了由业委会担负的责任，我们社区也只能帮助业委会成员前期发动业主，凝聚意见，协助业委会入户调查。”社区工作人员说。
难题三：业主参与热情不高
电梯大修或更换是小区公共事务，需要业主参与决定。在一些老旧小区，业主对这类公事参与热情不高也成为阻碍换修的难题。
西城区某小区4栋高层楼的电梯一个月总得坏个七八回，一些居民还遇到过电梯毫无预兆突然下坠的情况。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小区内的电梯都已使用近20年，2019年对电梯进行鉴定，结论是建议电梯进行全面大修， 到2021年对大修的相关流程已经走完。但小区的部分业主却认为电梯坏得如此频繁，仅靠大修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希望对这些“老掉牙”的电梯进行更换，而部分业主对流程和此前公维的使用提出质疑，电梯大修就此搁置。
为此，属地街道建议小区召开“临时业主大会”商讨电梯换修事宜。但这一过程中，相关决定需要业主投票，到了这一环节却屡屡遇到难题，“很多业主根本不来参与签字而且还可能出现假票等情况。”
“这个小区目前有30%—40%的房子是用于出租，房主平日里并不住在小区里，而租房的人基本上不参与小区事务，真正的业主不住在小区更是无所谓，不会大老远跑回来投票，还不够麻烦的，只管收房租就行。”社区书记坦言。
除此之外，房子里住的还有可能是业主的亲属或是朋友。如果业主不在，他们去线下投票时需要业主的授权书，“但这个授权书是真是假，如何验证也是个难题。如果挨个验证，我们还需要留档保存，以防后续出现问题，这个工作量真是不小。”社区书记表示。
因为授权问题，不少家庭矛盾也由此产生，“授权给谁，父母与子女、子女之间甚至两口子意见不同的都有，还有打架打到我们社区来的。”社区书记说，此外，不少后期到这儿新买房的年轻人，甚至连小区有没有公共维修基金，应该如何使用公维都不知道，“他们早出晚归地上班，平常在小区里连转也不转，也没工夫了解参与小区的这些事儿。”
正是由于线下纸质投票的种种弊端，社区目前尝试使用“北京业主”APP进行线上投票，该应用软件需要业主本人进行身份认证后才能注册，所以投票结果真实有保证，也能节约线下投票的成本。
让社区没有想到的是，如何让大家注册也成了难题。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在楼下放展板推广、去居民楼下解答、物业也给每家贴了通知甚至挨家挨户发短信，但推行过一段时间，效果还是不太好，1300多户居民，目前只注册了400多户。一些小区居民就是事不关己的态度，我们也难以强制推行。”社区书记无奈地说。
观点：让房屋“养老钱”用得更信服
老旧小区电梯大修或更换，为何会如此之难？
具有丰富基层社区治理经验的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李凌表示，表面看起来是电梯问题，但背后折射出了整个物业行业的混乱以及目前很多小区出现的“甲方缺位，乙方越位”的情况，也就是小区缺乏业委会来主导小区事务，物业公司可操作空间过大。
一方面，由于物业管理服务不规范、财务不透明、没有与业主建立相符的契约关系等原因，导致居民对物业和相关部门不信任，所以业主在该投票的时候不投票。另一方面，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对电梯进行大修或更换，有明确清晰的程序，而业主一般对这样的程序不了解，如果物业或有关部门不按照这样的程序来一步步进行，业主也难以知情。此外 许多业主对自己的权责义务并不清晰，例如有些业主认为大修或更换电梯应该用物业费，而不是公共维修基金。
“要解决电梯大修或更换难题，需要物业公司在财务上公开透明、过程上规范民主、相关利益主体权责义务清晰以及建立相符的物理管理契约关系，各个主体按照相应的责任各司其职。具体来说，需要业主明确自己‘甲方’权责，主动参与小区公共事务，街道社区积极推动小区业委会的成立；物业公司通过日常的规范服务，取得业主信任，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物业行业的监管。
在使用公共维修基金时，还应建立一套可操作的、物业和业主之间能够相互制约，同时又能产生相互信任的机制，使这房屋的‘养老钱’在解决诸如电梯更换问题时用得让人信服。”李凌建议。
（北京晚报 记者徐英波 黄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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