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首歌走进宝鸡（下）上篇：https://t.cn/A65i0hd7
（图片附当年写的采访手记）
3、绕圈圈
很可能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失利使2005年宝鸡的注意力再度放到“同一首歌”身上。“森博会”演唱会由北京的一名演出商承办，这台耗资300万元的晚会不仅经营惨淡，效果和反响也让人失望。
宝鸡市意识到，“同一首歌”最有价值的“资产”也许不是孟欣不是它的品牌，也不是它的明星，而是央视。和它合作，能在央视一套获得一次播出机会，在三套还有三次轮播的机会。
知情人说，大家认为，和在央视任何时段同等时间的广告费相比，这笔投入只要不是大到离谱都不算吃亏。更何况，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没有比一台演唱会这种形式更理想更合乎规则的广告载体。
一旦步入实施，宝鸡才发现，尽管是自己出钱，但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比那位副市长想象的还要“不好谈”。
跑到北京的筹办小组3月份就一直在绕圈圈，始终无法切入正题。同时，3月份还有另一个消息让宝鸡的官员很担心。
“当时正是‘两会’期间。”知情人说，“宝鸡的官员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孟欣在“两会”上表示，“同一首歌”将停止商业演出，以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出现’。”
知情人说:“官员们于是一直担心，这台晚会可能做不了了。现在已经这么困难，如果不收钱，‘同一首歌’凭什么来宝鸡？另一方面，孟欣这样表态，演员不收费了，那明星的档次肯定下去了。政府已经准备作出一个大投入，如果‘同一首歌’要压缩成本，那政府期望的效果也肯定没了。”
今年5月，筹办小组回到宝鸡接近两个月后，“同一首歌”发来宝鸡的“回函”取消了他们的疑虑。知情人说，回函上这么写:“宝鸡人民政府，你们的邀请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主题很好，符合同一首歌公益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得到这个同意合作的答复后，我们后来私下理解‘同一首歌’所说的‘公益化’，不是不收费，可能是在演唱会上尽量突出公益化主题。”
双方合作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要绕过:去年9月1日以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不允许政府部门主办演出活动。
宝鸡必须要找到一个演出经纪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承办方，负责演出批文报批手续、演员审批手续的办理，最主要的是，最后和“同一首歌”签约——这让一切看上去按规章进行。
对宝鸡而言，这也并不容易，宝鸡本地没有大的演出商。知情人说:“一开始有人建议到西安找陕西演出公司，但市里领导没有同意，大家都认为，演唱会费用肯定不会是个小数，没必要增加额外开支，外市的经纪公司只要一出面，中介费至少10万元。”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外面的人信用没法保证。因为政策规定，政府不能是晚会的出资方。‘同一首歌’的报酬最后是要先打到这个经纪公司的账户上，再由他们转至‘同一首歌’。这么大的金额，如果不是可靠的公司，卷款跑了怎么办？”
政府最后选择了宝鸡唯的一家注册过的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他的老板是丁力，原来宝鸡的一个音响器材商。
4、“终于见真神了”
5月份宝鸡市政府收到“同一首歌”态度或明或暗的回函时，政府班子正在换届。知情人说，这么大的一桩投资，领导定不下来，事情肯定也定不下来。
今年7月，宝鸡新的政府班子上任，着手落实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邀请“同一首歌”。丁力说，宝鸡方面当时最圆满的计划是，8月29日能顺利举行“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这样，历时3天的“省亲祭祖大会”将在8月30日进行祭祖大典，正是阴历七月初七，七夕，赶个好日子。
事与愿违，知情人说，市里当时让人直接给“同一首歌”打电话，解释说，“因为新领导刚确定下来，邀请之事耽搁了一下，但我们决心不变，一心要在宝鸡办成‘同一首歌’”。“同一首歌”的人回复是，“不可能了，8、9月份我们已经排满了”。
宝鸡于是让筹办小组的几名官员和丁力二次进京。据说，这让其中一名官员很为难，他表示，“人家已经明确拒绝了没必要再去讨这个没趣吧”。但领导说，“一定要去”，“确实不行，再回来”。
“那些在3月份主动搭上的中介人，在中间几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宝鸡官员的接触。”知情人说，宝鸡方面时间紧，等不了，一心要想跟孟欣直接联络上。
宝鸡官员不信任这些找上门来的中间人同时又要随时提防他们。知情人说，让筹办小组感到奇怪的是，这始终紧盯着的三四家中介人不仅相互知道对方，还相互知道各自的开价以及跟宝鸡方面谈判的进展。
“因此筹办小组的人尽管在寻找其他办法，但却要表面上跟这些中间人保持着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跟他谈着。他们担心，跟哪一家闹翻了，他们很可能会把整个局都搅了。”
丁力想到了另外一些关系。他在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时候承包了整个演唱会的舞台舞美灯光音响设备的租借，认识了负责音响调试一个调音师，两人关系不错，而这个调音师还是“同一首歌”栏目组的调音师。但这个关系无济于事，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看上去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知情人说，宝鸡市最后又找到了更上层的领导，通过这位领导直接跟孟欣联系上了。
“但这个阶段，依然是一些中间人在从中跑动，负责协商价格。宝鸡去的官员最后被弄得一头雾水，他们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栏目组人哪些是外边的人。经常突然出现一两个人，但后来就不见了。到最后一阶段，在此前跟筹办小组联络最多的一个人又被换掉了。”
知情人说:“最后有一个人告诉宝鸡‘同一首歌’明确的报价:700万元。这超出了宝鸡市‘不超过550万元’的预算。在北京的官员跟宝鸡方面领导汇报后，得到肯定的回应，‘已经到这一步了，不在乎多150万元’。”
“一般演出的成本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演员，舞美，灯光。但‘同一首歌’的成本里还包含了很重要的一块是播出费用。”丁力说，最后支付给“同一首歌”的接近700万元演出报酬里，演员费用200多万元，播出费用160万到170万元，其他还有一部分制作费。
这和孟欣在今年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对“同一首歌”所得报酬构成的分析大不相同，她曾说:“其实我们80%的费用都是演员的出场费，10%是制作费，10%用在录像、吃住上。”事实上，“吃住”当然全由地方政府买单。
筹办小组被通知7月25日可以坐下来跟“同一首歌”的一名制片主任谈论实质性合作了，丁力感叹说:“终于见真神了。”
5、“这次办了，以后不会再办了”
7月25日，宝鸡又被转了一道手。
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成员们在这一天终于把宝鸡方面对演唱会的一些要求递交给‘同一首歌’，主要包括对出演明星的要求。宝鸡给了‘同一首歌’三个等次的歌星名单，第一等次列了9个人，第二等次列了20个人，第三等次列了一些，他们要求‘同一首歌’最后的演员名单是至少保证他们列出的第一等次有2到3人，第二等次有8到10人。”
而似乎“同一首歌”方面觉得事情还没有进入到这一层面，有关负责人对宝鸡的官员们说:“这些协议的具体细节，你们7月27日跟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再谈，我们已经把具体制作委托给这家制作公司。”
“同一首歌”像一个杂技演员，它把几个球同时抛到空中，在最稳妥和最没有风险的时刻接住它们。
这倒符合“同一首歌”公司化转型后的自我定位。孟欣的助手曾对记者说:“公司化之前，‘同一首歌’是台里录节目，所有权属于中央台;公司化之后，这个节目是主办方的节目，主办方对这台晚会有很大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政策风险由政府背，纠纷风险由制作公司背，“同一首歌”永远不是主办方，就永不犯错。
这种强势直接体现在了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的正式合同上。知情人说:“在最终的合同上，‘同一首歌’就只承担导演和播出的责任了。
所有收入由政府委托的公司打给国际总公司账户，钱再由这个账户打给演员和‘同一首歌’委托的公司。在宝鸡的事情全部由制作公司来做，一旦发生任何官司，‘同一首歌’栏目组没有任何问题。”
“公司化”也替“同一首歌”解释了它备受诟病的“商业化问题”。孟欣的助手说:“正因为主办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运营这台晚会，不能卖票。”
孟欣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曾就“同一首歌”出现的高票价问题解释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开始卖票的，一开始我们都是做比较有意义的主题，有一些演出商可能就觉得可以做，就稀里糊涂开始卖票了，他一卖票就是商演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为一台晚会付出巨大的投入，当然希望可以尽可能收回部分成本。“‘同一首歌’在宝鸡期间的确始终没有明确说过，‘你可以卖票’。”知情人说，“但宝鸡政府把票印出来，‘同一首歌’的负责人也要了200张票过去，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他们布置会场很紧迫，需要宝鸡一些部门的员工加班配合，他们要这些票是做公关用的。”
当面对另一个问题时，孟欣会更愿意强调“同一首歌”只是“栏目”的一面。知情人说:“签约前后，宝鸡方面和‘同一首歌’商量，认为宝鸡这边花了这么多钱，这台演唱会的版权能不能属于宝鸡。‘同一首歌’的回应是‘同一首歌’是央视的一个栏目，版权是肯定不能归你们的。”
“尽管宝鸡官员最后对演唱会的效果都很满意，但苦在心里，出钱的，最后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8月30日，“同一首歌”方面的第一批人到宝鸡，也列出一个单子，上面包括“住宿安排，场地设施”等一系列要求。知情人说，“同一首歌”有不同于其他演唱会的很多要求，比如，它要每个人都拿荧光棒用于营造气氛;要针对演唱会上的歌星每人制作20张大幅宣传牌;要单独编排歌迷区，要有“歌迷牌”。这些和演唱会相配套的费用全部要由地方承担。
一名电力公司员工接受采访时说:“9月2日，‘同一首歌’布置舞台，发现宝鸡体育场的配电箱不能和他们带的音响专用配电箱对接，要求增设8台配电箱。我们当天从设备厂订购了8台，连夜把设备运抵现场。‘同一首歌’要求9月3日晚上确保他们能调试音响，电力公司出了30名电工，冒着大雨连续干了10个小时，把活干完了。”
“为了确保这台晚会的供电，按照‘同一首歌’方面的演出要求，对体育场低压设备进行改造，电力公司花了10万块钱专门新建铺设了两条140米的低压电缆。”
“同一首歌”的一支拍摄队9月6日下午到宝鸡。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名在场的官员跟他们说，“我们这次办了，以后是不会再办了”。
（图片附当年写的采访手记）
3、绕圈圈
很可能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失利使2005年宝鸡的注意力再度放到“同一首歌”身上。“森博会”演唱会由北京的一名演出商承办，这台耗资300万元的晚会不仅经营惨淡，效果和反响也让人失望。
宝鸡市意识到，“同一首歌”最有价值的“资产”也许不是孟欣不是它的品牌，也不是它的明星，而是央视。和它合作，能在央视一套获得一次播出机会，在三套还有三次轮播的机会。
知情人说，大家认为，和在央视任何时段同等时间的广告费相比，这笔投入只要不是大到离谱都不算吃亏。更何况，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没有比一台演唱会这种形式更理想更合乎规则的广告载体。
一旦步入实施，宝鸡才发现，尽管是自己出钱，但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比那位副市长想象的还要“不好谈”。
跑到北京的筹办小组3月份就一直在绕圈圈，始终无法切入正题。同时，3月份还有另一个消息让宝鸡的官员很担心。
“当时正是‘两会’期间。”知情人说，“宝鸡的官员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孟欣在“两会”上表示，“同一首歌”将停止商业演出，以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出现’。”
知情人说:“官员们于是一直担心，这台晚会可能做不了了。现在已经这么困难，如果不收钱，‘同一首歌’凭什么来宝鸡？另一方面，孟欣这样表态，演员不收费了，那明星的档次肯定下去了。政府已经准备作出一个大投入，如果‘同一首歌’要压缩成本，那政府期望的效果也肯定没了。”
今年5月，筹办小组回到宝鸡接近两个月后，“同一首歌”发来宝鸡的“回函”取消了他们的疑虑。知情人说，回函上这么写:“宝鸡人民政府，你们的邀请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主题很好，符合同一首歌公益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得到这个同意合作的答复后，我们后来私下理解‘同一首歌’所说的‘公益化’，不是不收费，可能是在演唱会上尽量突出公益化主题。”
双方合作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要绕过:去年9月1日以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不允许政府部门主办演出活动。
宝鸡必须要找到一个演出经纪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承办方，负责演出批文报批手续、演员审批手续的办理，最主要的是，最后和“同一首歌”签约——这让一切看上去按规章进行。
对宝鸡而言，这也并不容易，宝鸡本地没有大的演出商。知情人说:“一开始有人建议到西安找陕西演出公司，但市里领导没有同意，大家都认为，演唱会费用肯定不会是个小数，没必要增加额外开支，外市的经纪公司只要一出面，中介费至少10万元。”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外面的人信用没法保证。因为政策规定，政府不能是晚会的出资方。‘同一首歌’的报酬最后是要先打到这个经纪公司的账户上，再由他们转至‘同一首歌’。这么大的金额，如果不是可靠的公司，卷款跑了怎么办？”
政府最后选择了宝鸡唯的一家注册过的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他的老板是丁力，原来宝鸡的一个音响器材商。
4、“终于见真神了”
5月份宝鸡市政府收到“同一首歌”态度或明或暗的回函时，政府班子正在换届。知情人说，这么大的一桩投资，领导定不下来，事情肯定也定不下来。
今年7月，宝鸡新的政府班子上任，着手落实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邀请“同一首歌”。丁力说，宝鸡方面当时最圆满的计划是，8月29日能顺利举行“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这样，历时3天的“省亲祭祖大会”将在8月30日进行祭祖大典，正是阴历七月初七，七夕，赶个好日子。
事与愿违，知情人说，市里当时让人直接给“同一首歌”打电话，解释说，“因为新领导刚确定下来，邀请之事耽搁了一下，但我们决心不变，一心要在宝鸡办成‘同一首歌’”。“同一首歌”的人回复是，“不可能了，8、9月份我们已经排满了”。
宝鸡于是让筹办小组的几名官员和丁力二次进京。据说，这让其中一名官员很为难，他表示，“人家已经明确拒绝了没必要再去讨这个没趣吧”。但领导说，“一定要去”，“确实不行，再回来”。
“那些在3月份主动搭上的中介人，在中间几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宝鸡官员的接触。”知情人说，宝鸡方面时间紧，等不了，一心要想跟孟欣直接联络上。
宝鸡官员不信任这些找上门来的中间人同时又要随时提防他们。知情人说，让筹办小组感到奇怪的是，这始终紧盯着的三四家中介人不仅相互知道对方，还相互知道各自的开价以及跟宝鸡方面谈判的进展。
“因此筹办小组的人尽管在寻找其他办法，但却要表面上跟这些中间人保持着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跟他谈着。他们担心，跟哪一家闹翻了，他们很可能会把整个局都搅了。”
丁力想到了另外一些关系。他在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时候承包了整个演唱会的舞台舞美灯光音响设备的租借，认识了负责音响调试一个调音师，两人关系不错，而这个调音师还是“同一首歌”栏目组的调音师。但这个关系无济于事，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看上去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知情人说，宝鸡市最后又找到了更上层的领导，通过这位领导直接跟孟欣联系上了。
“但这个阶段，依然是一些中间人在从中跑动，负责协商价格。宝鸡去的官员最后被弄得一头雾水，他们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栏目组人哪些是外边的人。经常突然出现一两个人，但后来就不见了。到最后一阶段，在此前跟筹办小组联络最多的一个人又被换掉了。”
知情人说:“最后有一个人告诉宝鸡‘同一首歌’明确的报价:700万元。这超出了宝鸡市‘不超过550万元’的预算。在北京的官员跟宝鸡方面领导汇报后，得到肯定的回应，‘已经到这一步了，不在乎多150万元’。”
“一般演出的成本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演员，舞美，灯光。但‘同一首歌’的成本里还包含了很重要的一块是播出费用。”丁力说，最后支付给“同一首歌”的接近700万元演出报酬里，演员费用200多万元，播出费用160万到170万元，其他还有一部分制作费。
这和孟欣在今年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对“同一首歌”所得报酬构成的分析大不相同，她曾说:“其实我们80%的费用都是演员的出场费，10%是制作费，10%用在录像、吃住上。”事实上，“吃住”当然全由地方政府买单。
筹办小组被通知7月25日可以坐下来跟“同一首歌”的一名制片主任谈论实质性合作了，丁力感叹说:“终于见真神了。”
5、“这次办了，以后不会再办了”
7月25日，宝鸡又被转了一道手。
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成员们在这一天终于把宝鸡方面对演唱会的一些要求递交给‘同一首歌’，主要包括对出演明星的要求。宝鸡给了‘同一首歌’三个等次的歌星名单，第一等次列了9个人，第二等次列了20个人，第三等次列了一些，他们要求‘同一首歌’最后的演员名单是至少保证他们列出的第一等次有2到3人，第二等次有8到10人。”
而似乎“同一首歌”方面觉得事情还没有进入到这一层面，有关负责人对宝鸡的官员们说:“这些协议的具体细节，你们7月27日跟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再谈，我们已经把具体制作委托给这家制作公司。”
“同一首歌”像一个杂技演员，它把几个球同时抛到空中，在最稳妥和最没有风险的时刻接住它们。
这倒符合“同一首歌”公司化转型后的自我定位。孟欣的助手曾对记者说:“公司化之前，‘同一首歌’是台里录节目，所有权属于中央台;公司化之后，这个节目是主办方的节目，主办方对这台晚会有很大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政策风险由政府背，纠纷风险由制作公司背，“同一首歌”永远不是主办方，就永不犯错。
这种强势直接体现在了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的正式合同上。知情人说:“在最终的合同上，‘同一首歌’就只承担导演和播出的责任了。
所有收入由政府委托的公司打给国际总公司账户，钱再由这个账户打给演员和‘同一首歌’委托的公司。在宝鸡的事情全部由制作公司来做，一旦发生任何官司，‘同一首歌’栏目组没有任何问题。”
“公司化”也替“同一首歌”解释了它备受诟病的“商业化问题”。孟欣的助手说:“正因为主办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运营这台晚会，不能卖票。”
孟欣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曾就“同一首歌”出现的高票价问题解释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开始卖票的，一开始我们都是做比较有意义的主题，有一些演出商可能就觉得可以做，就稀里糊涂开始卖票了，他一卖票就是商演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为一台晚会付出巨大的投入，当然希望可以尽可能收回部分成本。“‘同一首歌’在宝鸡期间的确始终没有明确说过，‘你可以卖票’。”知情人说，“但宝鸡政府把票印出来，‘同一首歌’的负责人也要了200张票过去，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他们布置会场很紧迫，需要宝鸡一些部门的员工加班配合，他们要这些票是做公关用的。”
当面对另一个问题时，孟欣会更愿意强调“同一首歌”只是“栏目”的一面。知情人说:“签约前后，宝鸡方面和‘同一首歌’商量，认为宝鸡这边花了这么多钱，这台演唱会的版权能不能属于宝鸡。‘同一首歌’的回应是‘同一首歌’是央视的一个栏目，版权是肯定不能归你们的。”
“尽管宝鸡官员最后对演唱会的效果都很满意，但苦在心里，出钱的，最后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8月30日，“同一首歌”方面的第一批人到宝鸡，也列出一个单子，上面包括“住宿安排，场地设施”等一系列要求。知情人说，“同一首歌”有不同于其他演唱会的很多要求，比如，它要每个人都拿荧光棒用于营造气氛;要针对演唱会上的歌星每人制作20张大幅宣传牌;要单独编排歌迷区，要有“歌迷牌”。这些和演唱会相配套的费用全部要由地方承担。
一名电力公司员工接受采访时说:“9月2日，‘同一首歌’布置舞台，发现宝鸡体育场的配电箱不能和他们带的音响专用配电箱对接，要求增设8台配电箱。我们当天从设备厂订购了8台，连夜把设备运抵现场。‘同一首歌’要求9月3日晚上确保他们能调试音响，电力公司出了30名电工，冒着大雨连续干了10个小时，把活干完了。”
“为了确保这台晚会的供电，按照‘同一首歌’方面的演出要求，对体育场低压设备进行改造，电力公司花了10万块钱专门新建铺设了两条140米的低压电缆。”
“同一首歌”的一支拍摄队9月6日下午到宝鸡。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名在场的官员跟他们说，“我们这次办了，以后是不会再办了”。
【疫情掀起无人零售风口 我国无人零售市场的前景如何?】近年来，在新零售发展的大背景下，无人零售、无人配送、无人酒店、无人餐厅等新业态已在不少大中城市落地。我国在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进程中，将无人零售业态作为大力扶持的业态之一，鼓励商贸流通企业创新消费场景，探索新兴业态。
目前，利用互联网、AI技术、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的无人零售成为零售行业的新业态，国内掀起了一阵无人零售狂潮，投机者们纷纷入局，资本眼中刚需、高频的“无人零售”成为新零售概念下的新风口。
我国无人零售整体发展迅速，2014年市场规模约为17亿元。自2017年行业“起飞”后，市场规模便高速增长，2018年约为198亿元，预计2020年将超过300亿元，2014-2020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68%。从落地形式来看，无人零售发展至今覆盖的品类越来越多，但目前自助售货机仍是主流渠道，占据85%的市场份额。
目前零售商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支出不断增长，2019年约为19亿美元，预计2022年将增长至50亿美元。无人零售是技术、资金、供应链等的结合体，随着技术费用投入力度越来越大，零售业相关技术将越来越完善，这将加速整个零售行业的“无人化”。
无人零售的出现刷新着消费者的认知，使未来商业场景又多了一种可能，甚至被认为是未来与实体零售、电商比肩的“第三零售”业态。对于无人零售来说，技术尚不是最大的问题，必须满足“低成本”和“高稳定”两个要素才能真正促使无人零售从概念落地为“用户购物场景”，而打通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场景是无人零售长久生存下去的关键。
劳动力成本的降低是无人便利店的主要优势之一，员工成本仅占销售额的3%到5%，而传统便利店这一比例为10%到12%。一名工作人员通常可以管理10到20个无人商店。无人零售行业的毛利率平均在20%到30%，与传统便利店相近。但对无人店来说，提供比包装食品利润更高的生鲜熟食难度较大。
少数无人店已经采用人脸识别支付，顾客只要带着商品走出商店就可以完成支付。但大多数无人店目前仍需要顾客排队付款。配备了先进技术的店铺也要承担更高的相机和传感器等设备维护成本。最后，对于消费者来说，无人店也不是必须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所有商品通常都可以在传统便利店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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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利用互联网、AI技术、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的无人零售成为零售行业的新业态，国内掀起了一阵无人零售狂潮，投机者们纷纷入局，资本眼中刚需、高频的“无人零售”成为新零售概念下的新风口。
我国无人零售整体发展迅速，2014年市场规模约为17亿元。自2017年行业“起飞”后，市场规模便高速增长，2018年约为198亿元，预计2020年将超过300亿元，2014-2020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68%。从落地形式来看，无人零售发展至今覆盖的品类越来越多，但目前自助售货机仍是主流渠道，占据85%的市场份额。
目前零售商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支出不断增长，2019年约为19亿美元，预计2022年将增长至50亿美元。无人零售是技术、资金、供应链等的结合体，随着技术费用投入力度越来越大，零售业相关技术将越来越完善，这将加速整个零售行业的“无人化”。
无人零售的出现刷新着消费者的认知，使未来商业场景又多了一种可能，甚至被认为是未来与实体零售、电商比肩的“第三零售”业态。对于无人零售来说，技术尚不是最大的问题，必须满足“低成本”和“高稳定”两个要素才能真正促使无人零售从概念落地为“用户购物场景”，而打通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场景是无人零售长久生存下去的关键。
劳动力成本的降低是无人便利店的主要优势之一，员工成本仅占销售额的3%到5%，而传统便利店这一比例为10%到12%。一名工作人员通常可以管理10到20个无人商店。无人零售行业的毛利率平均在20%到30%，与传统便利店相近。但对无人店来说，提供比包装食品利润更高的生鲜熟食难度较大。
少数无人店已经采用人脸识别支付，顾客只要带着商品走出商店就可以完成支付。但大多数无人店目前仍需要顾客排队付款。配备了先进技术的店铺也要承担更高的相机和传感器等设备维护成本。最后，对于消费者来说，无人店也不是必须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所有商品通常都可以在传统便利店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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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警察节# 【他们在忙碌中度过节日】昨天，公安民警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迎来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这天恰逢周末，派出所民警如何迎接自己的节日？《西海都市报》记者走进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文博路派出所，以随警体验的方式，通过笔和镜头记录下他们的首个节日。
他们这样过节
“这么冷的天，你们辛苦了，警察节快乐！”
“谢谢！您看这边的宣传板上，写了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的种类，老年朋友一定要加强防范意识。”
10日12时许，唐道637广场附近，民警一边向过往行人发放宣传册，一边讲解各类安全事项。
“一会儿分两队，一队人留在这里，继续给市民发放资料，讲清楚报警的求助范围、如何正确拨打110和防范网络诈骗的要点；另一队拿公告单，到各自辖区的银行、手机运营商网点、娱乐场所、居民小区、商场，把公告单贴到醒目的位置。” 文博路派出所所长鲜志伟安排工作。
“今天打算怎样过节？”记者问鲜志伟。
“和往常一样，值班人员得24小时备勤。”
“今天怎么安排工作?”
“和平时差不多，早上到所里，把前一天的警情梳理一遍，下午组织大家到各辖区开展断卡专项行动。晚上大家一起过个节。”鲜志伟说。
最忙的派出所
“所长，房东把合同拿过来了，日期上没什么问题。” 敲开门后，一名民警快步走近。“复印好留底，把双方的笔录做好。”正在电脑前办公的警官看完递来的文件后，拿起手边的杯子，将所剩不多的咖啡一饮而尽。他扶了扶眼镜，仿佛想到了什么，又拿起笔在纸上快速记录着，纸上写得密密麻麻。这是记者第一次见到鲜志伟时的场景。
鲜志伟从警16年，先后在西宁市公安局多个部门工作过。2019年10月，他被调到城西公安分局，现在是文博路派出所的所长。
文博路派出所成立仅一个多月，虽然辖区面积不大，但因其管辖多个商业综合体，现在日接警量已位居全省第一。熬夜、顾不上家，是他们工作的真实写照。
面对新的工作岗位，鲜志伟感触颇深。他说，在这刚干了三十几天，深刻体会到派出所工作的亲民性。因为这里是公安机关最基层的机构，同老百姓面对面，工作更要接地气，他在努力适应着身份转变。
全天不打烊
文博路派出所现有民警20人，协警辅助人员10人，村警5人。所有民警、辅警按照三班倒的模式开展值班备勤工作。
“虽然实行的是上一休二的制度，但因为时刻都可能有警情发生，所以大家得连轴转。”鲜志伟说。
据鲜志伟介绍，针对辖区场所行业众多的情况，文博路派出所定期会组织培训社会单位的安保力量，以达到群防群治的目的。
“我们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群防群治志愿者队伍，每天在各个街道、商场、人流密集场所，协助配合我们开展排查工作。”鲜志伟说。
鲜志伟说，派出所结合当前的工作重点，优化巡逻防控机制，加强辖区主要街道、人流密集点巡逻，提高街面建警率、管事率。通过巡逻防控，极大地减少了酒后滋事、打架斗殴等案件的发案率。
“每年的跨年夜也是一场大考。”鲜志伟拿出了一组数据比对：2019年12月31日，海湖新区辖区的派出所接处警88起；2020年12月31日，文博路派出所接处警48起，同比下降了近一半。
“我们所有民警、辅警经过对各个场所仔细研判，依据场所的面积大小，场所性质会引起什么事件，都做了提前部署，并在场所醒目位置张贴了以往犯罪案件的处罚结果，加强警示教育。”鲜志伟说。
设立“一室两队”
鲜志伟说，文博路派出所设立了“一室两队”，“一室”指综合指挥室，“两队”指执法办案队和社区警务队。综合指挥室加强派出所指挥调度；执法办案队对案件调查取证，执行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逮捕；社区警务队是与社区对接，接洽群众户籍事宜和调解辖区下属4个社区居民的矛盾纠纷。
鲜志伟介绍，文博路派出所平均每天接警25起，一起警情从接警到处理完成平均要花40分钟。“一室”开展综合研判，从而牵引“两队”，形成上下联动、资源共享、合成作战工作机制，使执法办案更加专业高效。
“有时候，一个时间段会接到好几起警情，为了能快速到达现场，我们在唐道637广场的警务室中，设立了两组警务小队，每一组由一名民警和两名辅警组成。”鲜志伟说。
最近两周，鲜志伟只回家休息了一天。有时不用值班，但结束工作也到了后半夜，他还是回到宿舍休息。他说，派出所的每一个人都在连轴转，过饭点是常有的事。办公桌上，几乎都放着咖啡和功能性饮料，就是为了一直保持工作状态。
“派出所从筹备到建立，我一直参与其中，虽然只有30多天，但我感觉好像已经过了一年。”鲜志伟说，因为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所以家人十分支持他的工作，这能让他心无旁骛地探索适合文博路派出所的发展模式。
向阳的宿舍
饭量没减少，也没有刻意减肥，但一个月里鲜志伟瘦了5斤。摸了把光溜溜的额头，他说，工作压力大是一个原因，但更多是因为熬夜。他自嘲，发际线越来越靠后了，剃了光头更方便工作。
“有的同事妻子怀孕了，有的家中老人生病了，有的同事的孩子刚刚出生没多久，还有的是双警家庭，每个人家里，都有大大小小的事。最近，所里的内勤人员因为工作强度大，生病倒下了。”鲜志伟说，大家都在各自岗位上坚持，有人倒下了，在岗的人就得顶上去。
鲜志伟说，正因为派出所民警接触的纠纷调解多，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大家，如果心理疏导不及时，很容易在接警时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为了加强大家的情感纽带，派出所会在大家过生日时，准备上鲜花、蛋糕和长寿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在有限的时间里凑到一起，过一个简短的生日，让彼此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和关怀。
为了让民警和辅警得到更好的休息，鲜志伟把宿舍集中安排在相对安静的4楼并且都在阳面。他打算，今后定期组织民警们看电影、徒步登山、开展体育锻炼，从而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中减轻压力。
“能有一个属于警察自己的节日，大家十分高兴。作为基层民警，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也让我们倍感鼓舞。”鲜志伟说，他们将继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解群众之忧，守一方平安。
他们这样过节
“这么冷的天，你们辛苦了，警察节快乐！”
“谢谢！您看这边的宣传板上，写了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的种类，老年朋友一定要加强防范意识。”
10日12时许，唐道637广场附近，民警一边向过往行人发放宣传册，一边讲解各类安全事项。
“一会儿分两队，一队人留在这里，继续给市民发放资料，讲清楚报警的求助范围、如何正确拨打110和防范网络诈骗的要点；另一队拿公告单，到各自辖区的银行、手机运营商网点、娱乐场所、居民小区、商场，把公告单贴到醒目的位置。” 文博路派出所所长鲜志伟安排工作。
“今天打算怎样过节？”记者问鲜志伟。
“和往常一样，值班人员得24小时备勤。”
“今天怎么安排工作?”
“和平时差不多，早上到所里，把前一天的警情梳理一遍，下午组织大家到各辖区开展断卡专项行动。晚上大家一起过个节。”鲜志伟说。
最忙的派出所
“所长，房东把合同拿过来了，日期上没什么问题。” 敲开门后，一名民警快步走近。“复印好留底，把双方的笔录做好。”正在电脑前办公的警官看完递来的文件后，拿起手边的杯子，将所剩不多的咖啡一饮而尽。他扶了扶眼镜，仿佛想到了什么，又拿起笔在纸上快速记录着，纸上写得密密麻麻。这是记者第一次见到鲜志伟时的场景。
鲜志伟从警16年，先后在西宁市公安局多个部门工作过。2019年10月，他被调到城西公安分局，现在是文博路派出所的所长。
文博路派出所成立仅一个多月，虽然辖区面积不大，但因其管辖多个商业综合体，现在日接警量已位居全省第一。熬夜、顾不上家，是他们工作的真实写照。
面对新的工作岗位，鲜志伟感触颇深。他说，在这刚干了三十几天，深刻体会到派出所工作的亲民性。因为这里是公安机关最基层的机构，同老百姓面对面，工作更要接地气，他在努力适应着身份转变。
全天不打烊
文博路派出所现有民警20人，协警辅助人员10人，村警5人。所有民警、辅警按照三班倒的模式开展值班备勤工作。
“虽然实行的是上一休二的制度，但因为时刻都可能有警情发生，所以大家得连轴转。”鲜志伟说。
据鲜志伟介绍，针对辖区场所行业众多的情况，文博路派出所定期会组织培训社会单位的安保力量，以达到群防群治的目的。
“我们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群防群治志愿者队伍，每天在各个街道、商场、人流密集场所，协助配合我们开展排查工作。”鲜志伟说。
鲜志伟说，派出所结合当前的工作重点，优化巡逻防控机制，加强辖区主要街道、人流密集点巡逻，提高街面建警率、管事率。通过巡逻防控，极大地减少了酒后滋事、打架斗殴等案件的发案率。
“每年的跨年夜也是一场大考。”鲜志伟拿出了一组数据比对：2019年12月31日，海湖新区辖区的派出所接处警88起；2020年12月31日，文博路派出所接处警48起，同比下降了近一半。
“我们所有民警、辅警经过对各个场所仔细研判，依据场所的面积大小，场所性质会引起什么事件，都做了提前部署，并在场所醒目位置张贴了以往犯罪案件的处罚结果，加强警示教育。”鲜志伟说。
设立“一室两队”
鲜志伟说，文博路派出所设立了“一室两队”，“一室”指综合指挥室，“两队”指执法办案队和社区警务队。综合指挥室加强派出所指挥调度；执法办案队对案件调查取证，执行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逮捕；社区警务队是与社区对接，接洽群众户籍事宜和调解辖区下属4个社区居民的矛盾纠纷。
鲜志伟介绍，文博路派出所平均每天接警25起，一起警情从接警到处理完成平均要花40分钟。“一室”开展综合研判，从而牵引“两队”，形成上下联动、资源共享、合成作战工作机制，使执法办案更加专业高效。
“有时候，一个时间段会接到好几起警情，为了能快速到达现场，我们在唐道637广场的警务室中，设立了两组警务小队，每一组由一名民警和两名辅警组成。”鲜志伟说。
最近两周，鲜志伟只回家休息了一天。有时不用值班，但结束工作也到了后半夜，他还是回到宿舍休息。他说，派出所的每一个人都在连轴转，过饭点是常有的事。办公桌上，几乎都放着咖啡和功能性饮料，就是为了一直保持工作状态。
“派出所从筹备到建立，我一直参与其中，虽然只有30多天，但我感觉好像已经过了一年。”鲜志伟说，因为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所以家人十分支持他的工作，这能让他心无旁骛地探索适合文博路派出所的发展模式。
向阳的宿舍
饭量没减少，也没有刻意减肥，但一个月里鲜志伟瘦了5斤。摸了把光溜溜的额头，他说，工作压力大是一个原因，但更多是因为熬夜。他自嘲，发际线越来越靠后了，剃了光头更方便工作。
“有的同事妻子怀孕了，有的家中老人生病了，有的同事的孩子刚刚出生没多久，还有的是双警家庭，每个人家里，都有大大小小的事。最近，所里的内勤人员因为工作强度大，生病倒下了。”鲜志伟说，大家都在各自岗位上坚持，有人倒下了，在岗的人就得顶上去。
鲜志伟说，正因为派出所民警接触的纠纷调解多，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大家，如果心理疏导不及时，很容易在接警时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为了加强大家的情感纽带，派出所会在大家过生日时，准备上鲜花、蛋糕和长寿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在有限的时间里凑到一起，过一个简短的生日，让彼此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和关怀。
为了让民警和辅警得到更好的休息，鲜志伟把宿舍集中安排在相对安静的4楼并且都在阳面。他打算，今后定期组织民警们看电影、徒步登山、开展体育锻炼，从而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中减轻压力。
“能有一个属于警察自己的节日，大家十分高兴。作为基层民警，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也让我们倍感鼓舞。”鲜志伟说，他们将继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解群众之忧，守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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