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还有未来吗# ？】
说到互联网金融，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第三方支付（也叫手机支付）。出门可以不带银行卡，不带现金。手机二维码扫一扫，相当便利。想想，现在你如果没有带手机出门，是不是寸步难行。
从用户体验来说，第三方支付，无非就是换了一个支付工具，将支付方式，从原本的银行卡转变为手机或者扫脸。从这个角度思考，似乎第三方支付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创新变化。但从整个收单行业格局来看，这种模式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金融收单体系，随着各大互联网公司的横插一脚，传统金融（银行）面临从直面客户变为管道化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商。
具体来说，传统金融的传统收单交易的费率公开透明，发卡行、收单机构、清算机构，各个角色各司其职，收单行业遵循 “721”的规则进行分成。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提高收单业务收入的唯一办法，要不想办法提高发放信用卡用户数，例如招行。要不拓展POS的铺设，例如平安。这种模式倒也相安无事，毕竟规则没变，看的是机构有多努力罢了。而随着第三方支付的兴起，互联网公司基于其核心理念——需求侧决定供给侧，通过优化用户的支付体验，直接绑架了传统金融机构与其谈合作，将金融机构从直面零售客户，变成了一个收单通道的“工具人”。某种程度上，颇有一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既视感。
不少朋友曾跟我探讨过，互联网金融从2020开始，经过这两年的整改管理，其估值逻辑上是否发生了变化，他们与传统金融机构，在本质上是否一致。换句话说，Fintech是不是已经变成了Techfin，那些标榜自己是互联网金融的公司，是不是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做着传统零售金融的业务。
我的观点是，Fintech还是Fintech。
如果大家仔细思考，所谓的互联网行业，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更高效的撮合传统业务。无论是电商、社交、本地餐饮、旅游预订等等，不通过互联网，你依然可以实现生活服务，只不过效率低下。那么互联网金融同理，从收费模式看，我们应该将互联网金融看成是一个平台，撮合的是金融产品的卖方和C端买方。只要是利用信息技术，开放平台服务，提高交易撮合效率，其就是Fintech。
举个例子，支付宝的花呗，分为了信用购和花呗两个产品，其本质是花呗是自营的消费金融业务，而信用购是帮助金融机构助贷的业务，只是用户端感受不到差异罢了。所以这种互联网模式，无论上文我们怎么提及业务逻辑的差异，其核心点还是在于流量导入和用户粘性，当然金融产品有其特殊性，比如互联网理财是强诉求，流量导入不存在转化问题，但获客的核心依然是流量。
至于互联网金融为什么会被监管？原因也很简单。金融产品尤其特殊性，在金融产品的业务链路上游的获客和下游的风控上，平台类公司不能只提供流量导入和技术支持，而应该一并被纳入监管体系，从而控制金融风险。如果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互联网金融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并不意外。
我曾在2018年，在网上看过李丰的《寻找跨越经济周期的系统性机会》的路演，其中有几个观点很有意思：每一次中国经济有巨大压力，涉及到老百姓幸福生活的时候，都会发生三件事——改革开放、欢迎外资、打开垄断；每一个这样的结构性机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政策的进退和波动；历史证明，中国所有的国家垄断行业，一旦开放，没有再收回去的。我们不妨参考一下上面的三句话，再来回顾一下互联网金融的政策历史。
2015年，央行联合十个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对互联网金融发展提出坚持简政放权，提供优质服务，落实和完善有关财税政策和推进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互联网金融配套服务体系等利好信息。而在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互联网金融从之前的“促进”到“异军突起”再到“规范”，直至2018年的“高度警惕风险”，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互联网金融的表述，风向的转变是渐进的。与此同时，2018年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相关政策。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由中方控股改为外资股比不超过51%，2021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
有没有发现，在传统金融领域，观点的前两条已经被验证，说的更直白点，国家的一系列监管政策，不是取缔，不是打压，也不是清退，而是“整改”。至于第三条观点 “一旦开放，没有再收回去的”，我不敢保证。但在金融这个特殊领域，或许一方面通过国有持股或国有控股的方式，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运作，会相比于再收回去，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呢？
如果非要问我监管之下，互联网金融是否已死？我更愿意回复你：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https://t.cn/A66NgCoq（作者：空白女侠）
说到互联网金融，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第三方支付（也叫手机支付）。出门可以不带银行卡，不带现金。手机二维码扫一扫，相当便利。想想，现在你如果没有带手机出门，是不是寸步难行。
从用户体验来说，第三方支付，无非就是换了一个支付工具，将支付方式，从原本的银行卡转变为手机或者扫脸。从这个角度思考，似乎第三方支付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创新变化。但从整个收单行业格局来看，这种模式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金融收单体系，随着各大互联网公司的横插一脚，传统金融（银行）面临从直面客户变为管道化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商。
具体来说，传统金融的传统收单交易的费率公开透明，发卡行、收单机构、清算机构，各个角色各司其职，收单行业遵循 “721”的规则进行分成。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提高收单业务收入的唯一办法，要不想办法提高发放信用卡用户数，例如招行。要不拓展POS的铺设，例如平安。这种模式倒也相安无事，毕竟规则没变，看的是机构有多努力罢了。而随着第三方支付的兴起，互联网公司基于其核心理念——需求侧决定供给侧，通过优化用户的支付体验，直接绑架了传统金融机构与其谈合作，将金融机构从直面零售客户，变成了一个收单通道的“工具人”。某种程度上，颇有一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既视感。
不少朋友曾跟我探讨过，互联网金融从2020开始，经过这两年的整改管理，其估值逻辑上是否发生了变化，他们与传统金融机构，在本质上是否一致。换句话说，Fintech是不是已经变成了Techfin，那些标榜自己是互联网金融的公司，是不是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做着传统零售金融的业务。
我的观点是，Fintech还是Fintech。
如果大家仔细思考，所谓的互联网行业，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更高效的撮合传统业务。无论是电商、社交、本地餐饮、旅游预订等等，不通过互联网，你依然可以实现生活服务，只不过效率低下。那么互联网金融同理，从收费模式看，我们应该将互联网金融看成是一个平台，撮合的是金融产品的卖方和C端买方。只要是利用信息技术，开放平台服务，提高交易撮合效率，其就是Fintech。
举个例子，支付宝的花呗，分为了信用购和花呗两个产品，其本质是花呗是自营的消费金融业务，而信用购是帮助金融机构助贷的业务，只是用户端感受不到差异罢了。所以这种互联网模式，无论上文我们怎么提及业务逻辑的差异，其核心点还是在于流量导入和用户粘性，当然金融产品有其特殊性，比如互联网理财是强诉求，流量导入不存在转化问题，但获客的核心依然是流量。
至于互联网金融为什么会被监管？原因也很简单。金融产品尤其特殊性，在金融产品的业务链路上游的获客和下游的风控上，平台类公司不能只提供流量导入和技术支持，而应该一并被纳入监管体系，从而控制金融风险。如果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互联网金融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并不意外。
我曾在2018年，在网上看过李丰的《寻找跨越经济周期的系统性机会》的路演，其中有几个观点很有意思：每一次中国经济有巨大压力，涉及到老百姓幸福生活的时候，都会发生三件事——改革开放、欢迎外资、打开垄断；每一个这样的结构性机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政策的进退和波动；历史证明，中国所有的国家垄断行业，一旦开放，没有再收回去的。我们不妨参考一下上面的三句话，再来回顾一下互联网金融的政策历史。
2015年，央行联合十个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对互联网金融发展提出坚持简政放权，提供优质服务，落实和完善有关财税政策和推进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互联网金融配套服务体系等利好信息。而在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互联网金融从之前的“促进”到“异军突起”再到“规范”，直至2018年的“高度警惕风险”，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互联网金融的表述，风向的转变是渐进的。与此同时，2018年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相关政策。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由中方控股改为外资股比不超过51%，2021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
有没有发现，在传统金融领域，观点的前两条已经被验证，说的更直白点，国家的一系列监管政策，不是取缔，不是打压，也不是清退，而是“整改”。至于第三条观点 “一旦开放，没有再收回去的”，我不敢保证。但在金融这个特殊领域，或许一方面通过国有持股或国有控股的方式，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运作，会相比于再收回去，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呢？
如果非要问我监管之下，互联网金融是否已死？我更愿意回复你：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https://t.cn/A66NgCoq（作者：空白女侠）
凡人三部曲：黄金晒谷场 / @Wutopia_Lab
Wutopia Lab 把光明食品（集团）下属东滩源前哨农场中废弃的十二连晒谷场改建成凡人安乐乡。
原本的农具仓库，以素混凝土立面更新，成为晒谷场的辅助用房。剩余部分谷仓以及原二层宿舍楼，保留原有建筑形式，立面更换为乳白色聚碳酸酯板，成为光明牛奶屋，作为光明集团新农业产品研发、展示的多功能空间。原本的晒谷场则变成一个多元的活动空间，承载了多样可能性。
更多项目详情>>> https://t.cn/A66a6RTB
#建筑改造#
Wutopia Lab 把光明食品（集团）下属东滩源前哨农场中废弃的十二连晒谷场改建成凡人安乐乡。
原本的农具仓库，以素混凝土立面更新，成为晒谷场的辅助用房。剩余部分谷仓以及原二层宿舍楼，保留原有建筑形式，立面更换为乳白色聚碳酸酯板，成为光明牛奶屋，作为光明集团新农业产品研发、展示的多功能空间。原本的晒谷场则变成一个多元的活动空间，承载了多样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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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改造#
见证时代流变 守护美好记忆 江岸这几棵“有故事”的树有话要说
刚刚过去的植树节，让武汉市民的朋友圈掀起了一股植树热。种一棵树，表明市民生态保护理念不断提升，而真正体现一座城市生态治理智慧的，是如何保护一棵树。
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中，武汉本着“能保则保、能保尽保”的原则，不仅尽最大努力保留每一棵大树，还想尽办法提升它们的居住“幸福感”。
这些被努力保住的大树堪称武汉最牛的“钉子户”。为它们让路，既是守护人与树、树与城的情感，也是守护一座城市共同的美好记忆。
3月正是春天发芽的季节，为你讲述2个江岸大树保护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人与树的生命缠绕，城与树的生态相拥。
01
“ 它们是中山大道最老的法桐。只要它活一天，我们就要让它颐养天年。”
武汉美术馆门前有两棵大法桐，它们是中山大道最老的法桐。每到夏天，浓荫四合，站在树下就好像站在一个碧绿大幄中一样。
2016年中山大道改造时，这两棵大法桐原本要被移栽。年过花甲的武汉市政府参事胡全志闻讯后，紧急呼吁“刀下留树”，并开展调查走访和查阅文献。当时，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到现场观察大树的情况。当他看到大树下原有的花坛已经被推土机拆毁时，非常焦急。
1942年日占时期拍摄的老照片上出现了如今80岁的法桐（左边那一株）
胡全志说，经过他考证，其中那棵胸径近1米，冠幅约5米的法桐，树龄已经超过80岁，是中山大道上唯一的“80+”大树，另一株的树龄也达60岁以上。
这棵80岁以上的法桐，在一幅1942年日占时期拍摄的老照片上出现过，照片背景是武汉美术馆的前身——金城银行。当时，在银行的大院的大门内侧种有两株法桐，一边一棵，在老照片上清晰可见。直观感觉树龄约有10年，据此推算，这棵树应该种于1931年冬至1942年初，树龄现在为80年至90年左右。
近百年来，它们在车水马龙的中山大道街头，见证着时代的流变，也镌刻着武汉的文化基因。
2016年9月2日，胡全志向市园林和林业局提出书面建议《紧急呼吁保护中山大道唯一的法桐老树》，请求对这株法桐进行原地保护。市园林和林业局高度重视，组织了中山大道法桐保护专家咨询会。
来自华中农业大学、中科院武汉植物园、湖北省林科院、武汉市农科院林业果树所、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的5位专家实地查看后，一致认为，中山大道武汉美术馆门前的两株大法桐，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应该进行原地保护。
为了保护好这两株法桐，相关单位对原规划方案进行了调整，将欧式喷泉改为地面式，草坪面积扩大。两株大龄法桐虽然都不在中轴线上，但也不妨碍景观效果， 均得以保留。
看到它们能够继续留在原地幸福生活，胡全志十分欣慰：“它们和武汉市民相伴这么多年，我们应该让它们颐养天年。”
02
“ 72年前的植树节我和妈妈一起种下这棵树。看到它，就会想起我的妈妈。”
珞珈山街上的珞园里，有两棵72岁的大法桐。
它们是88岁的孙昌桂在72年前的植树节，和妈妈一起亲手种下的。这么多年过去，孙昌桂还在守护着大树，他说：“看到它们，就想起了我的妈妈。”
孙昌桂回忆，1950年3月12日，街坊邻居们按照中国植树节的传统，自发组织起来植树。
当时，他16岁，妈妈张莲英48岁，妈妈和他在家门口实际上栽了3棵法桐树，临街两棵，房前一棵。
树苗比成年人大拇指略粗。种好以后，母亲经常给它们浇水。后来，这3棵法桐都长成了参天大树。
孙昌桂和妈妈张莲英的合影
1992年，房前那棵法桐被大风吹得连根拔起，还压坏了房子一角，被园林部门处置。剩下的两棵一直长势旺盛，枝繁叶茂。
张莲英1990年去世。孙昌桂最遗憾的是，以前家里没有照相机，没有和妈妈在法桐树下合影留念。
孙昌桂回忆说，没有空调的年代，夏天每当太阳快落山，邻居们纷纷搬出竹床，在法桐树下乘凉，一觉睡到天亮，邻里关系十分和谐。
孙昌桂参过军，支援过三线建设，后来从武汉一家医院负责人的任上退休。单位曾有福利分房机会，但他放弃了。原因之一，是舍不得离开老房子和这两棵树。
一棵树之于一座城市，是怎样的存在？
有时，它的寒来暑往、静默坚守能为城市赋予更多绿意；有时，它是人们热爱自然、陶冶情操、追求诗意生活的缩影；有时，它是城市不变的地标，是游子回乡后确定旧居的所在；有时，它是托举城市、用文化涵养城市，以点带面的助推器。
它们是城市的生态载体，也屡屡被这座城市创造出奇迹。
3月，正是植树播绿的季节。热爱自然，不仅仅是种下一棵树，更要呵护好这些与我们共同生活呼吸的“城市居民”。
因为呵护一棵树的生命，就是守护一座城的未来。
刚刚过去的植树节，让武汉市民的朋友圈掀起了一股植树热。种一棵树，表明市民生态保护理念不断提升，而真正体现一座城市生态治理智慧的，是如何保护一棵树。
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中，武汉本着“能保则保、能保尽保”的原则，不仅尽最大努力保留每一棵大树，还想尽办法提升它们的居住“幸福感”。
这些被努力保住的大树堪称武汉最牛的“钉子户”。为它们让路，既是守护人与树、树与城的情感，也是守护一座城市共同的美好记忆。
3月正是春天发芽的季节，为你讲述2个江岸大树保护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人与树的生命缠绕，城与树的生态相拥。
01
“ 它们是中山大道最老的法桐。只要它活一天，我们就要让它颐养天年。”
武汉美术馆门前有两棵大法桐，它们是中山大道最老的法桐。每到夏天，浓荫四合，站在树下就好像站在一个碧绿大幄中一样。
2016年中山大道改造时，这两棵大法桐原本要被移栽。年过花甲的武汉市政府参事胡全志闻讯后，紧急呼吁“刀下留树”，并开展调查走访和查阅文献。当时，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到现场观察大树的情况。当他看到大树下原有的花坛已经被推土机拆毁时，非常焦急。
1942年日占时期拍摄的老照片上出现了如今80岁的法桐（左边那一株）
胡全志说，经过他考证，其中那棵胸径近1米，冠幅约5米的法桐，树龄已经超过80岁，是中山大道上唯一的“80+”大树，另一株的树龄也达60岁以上。
这棵80岁以上的法桐，在一幅1942年日占时期拍摄的老照片上出现过，照片背景是武汉美术馆的前身——金城银行。当时，在银行的大院的大门内侧种有两株法桐，一边一棵，在老照片上清晰可见。直观感觉树龄约有10年，据此推算，这棵树应该种于1931年冬至1942年初，树龄现在为80年至90年左右。
近百年来，它们在车水马龙的中山大道街头，见证着时代的流变，也镌刻着武汉的文化基因。
2016年9月2日，胡全志向市园林和林业局提出书面建议《紧急呼吁保护中山大道唯一的法桐老树》，请求对这株法桐进行原地保护。市园林和林业局高度重视，组织了中山大道法桐保护专家咨询会。
来自华中农业大学、中科院武汉植物园、湖北省林科院、武汉市农科院林业果树所、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的5位专家实地查看后，一致认为，中山大道武汉美术馆门前的两株大法桐，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应该进行原地保护。
为了保护好这两株法桐，相关单位对原规划方案进行了调整，将欧式喷泉改为地面式，草坪面积扩大。两株大龄法桐虽然都不在中轴线上，但也不妨碍景观效果， 均得以保留。
看到它们能够继续留在原地幸福生活，胡全志十分欣慰：“它们和武汉市民相伴这么多年，我们应该让它们颐养天年。”
02
“ 72年前的植树节我和妈妈一起种下这棵树。看到它，就会想起我的妈妈。”
珞珈山街上的珞园里，有两棵72岁的大法桐。
它们是88岁的孙昌桂在72年前的植树节，和妈妈一起亲手种下的。这么多年过去，孙昌桂还在守护着大树，他说：“看到它们，就想起了我的妈妈。”
孙昌桂回忆，1950年3月12日，街坊邻居们按照中国植树节的传统，自发组织起来植树。
当时，他16岁，妈妈张莲英48岁，妈妈和他在家门口实际上栽了3棵法桐树，临街两棵，房前一棵。
树苗比成年人大拇指略粗。种好以后，母亲经常给它们浇水。后来，这3棵法桐都长成了参天大树。
孙昌桂和妈妈张莲英的合影
1992年，房前那棵法桐被大风吹得连根拔起，还压坏了房子一角，被园林部门处置。剩下的两棵一直长势旺盛，枝繁叶茂。
张莲英1990年去世。孙昌桂最遗憾的是，以前家里没有照相机，没有和妈妈在法桐树下合影留念。
孙昌桂回忆说，没有空调的年代，夏天每当太阳快落山，邻居们纷纷搬出竹床，在法桐树下乘凉，一觉睡到天亮，邻里关系十分和谐。
孙昌桂参过军，支援过三线建设，后来从武汉一家医院负责人的任上退休。单位曾有福利分房机会，但他放弃了。原因之一，是舍不得离开老房子和这两棵树。
一棵树之于一座城市，是怎样的存在？
有时，它的寒来暑往、静默坚守能为城市赋予更多绿意；有时，它是人们热爱自然、陶冶情操、追求诗意生活的缩影；有时，它是城市不变的地标，是游子回乡后确定旧居的所在；有时，它是托举城市、用文化涵养城市，以点带面的助推器。
它们是城市的生态载体，也屡屡被这座城市创造出奇迹。
3月，正是植树播绿的季节。热爱自然，不仅仅是种下一棵树，更要呵护好这些与我们共同生活呼吸的“城市居民”。
因为呵护一棵树的生命，就是守护一座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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