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初月一▪消灾解厄法事」 ͏
今七年月初一个是消除灾祸、解厄除运的好日。子要知没道有一个人是可以帆一风顺的,每人个生命中多或或少都着带或大或小的阻跟碍灾祸,不管大人还是子孩,都必须起引重视,化厄解运方可迎好接运!只需498元#日常迷信##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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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恶殃及子孙,后代需要承负的期限到底要多久?
《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甲看中乙的妻子,想纳为妾,便告诉了丙。丙看中了甲的财富,便找了一个同邑的浪荡子,用金钱买通了他,用阴谋帮甲达成了心愿。过了一年多,丙的阴谋败露,自己的女儿被杖而官卖,邑子的女儿则流落为娼。
初看这则故事,似乎是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善恶报应故事,行恶者得恶报,而且恶报的程度和行恶的程度刚好成正比。
但我们又会发现它和常见的善恶报应故事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故事的过错方都是父辈,而承担责任者却是他们的子辈,也即父债子偿,这就是道教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承负报应。
承负是空想还是确有实据?
“承负说”系统阐述于《太平经》 :“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 ,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 ,故前为承, 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 ,前后更相负, 故名之为负。负者, 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
也就是说,今人要承担先人行为善恶所带来的后果, 名为承;同样,今人的行为善恶也会对后人产生影响,名为负;代代相承相负 。
那么具体什么是承负?用古代一点的说法就是血脉传承者之间的气运会有所影响,同时这种影响反应在血脉往后传承最为明显。《皇极经世书》说,子时开天、丑时辟地、寅时生人。《太平经》所指的先人,是从黄帝时期以前上溯至寅时的人。这些先人在本质上是承天心而行的,但有小错失,且并不自知。这种不自知的小错失,通过血脉流传一辈辈积累下来了。这是人间世运下降的本质原因,也是承负产生的渊源之始。
如果用现代一点的话,可以这样来说,DNA最为相近的亲属中会出现气运相关联的现象,同时这种气运关联体现在父系往子系这个方向上最为明显,而同辈之间的影响则较小一些。
承负与阴宅风水的作用原理是有相通之处,首先,承负是讲气运往子孙的传递,风水是借环境造阵来进行趋吉避凶,而承负是通过功果福报来进行趋吉避凶。
正所谓善人居福地之说,大凡积德行善的之人,因有功果转化福报的支持,故而更容易得到更好的风水,这便是“福人居福地”说法的来历。
由于道教很看重人类自然的繁衍生息的自然性,所以从来不避忌传宗接代之事,并在修炼之中,也强调“欲修仙,先做人”,先尽人伦之责,方可言及大道。
前人行的善,如果没有及时转化,则它会积累为功果(也称为阴功),这个功果转化为气运后,会通过血脉传递到DNA角度来说最亲近的人身上,然后逐次向往传递。同样的,如果有行的恶没有及时消解掉,那么这个恶行同样会转化成不好的气运,传递到子孙身上,在发生转化后,就会体现出来。
天地万物皆受承负影响
《太平经》中认为,历史是一个时时包含着承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社会危机的造成均非仅仅由于当世的原因, 而是历史的长期积累造成的 , 因此不能让一人承担罪责 ,而是“人人有过于天地”, 但现实是“ 百姓适知责天, 不知深自责也”,并认为天地和一切自然事物跟人和社会事物一样也都有承负 。
一是人为天地“承负” : “天地生凡物 ,无德而伤之, 天下云乱, 家贫不足 , 老弱饥寒 ,县官无收, 仓库更空。此过乃本在地伤物 ,而人反承负之”。人承负天地, 是天地运行发生错乱 , 人承受其灾害 。
二是自然界事物间的“承负” : “夫南山有大木,广纵覆地数百步 ,其本茎一也。上有无訾之枝叶实, 其下根不坚持地 ,而为大风雨所伤, 其上亿亿枝叶实悉伤死亡, 此即万物草木之承负大过也。”这是山川草木受到的自然承负之灾, 唇亡齿寒,也是这个意思。
三是人为自然界事物“承负” : “南山有毒气 ,其山不善闭藏 ,春南风与风气俱行, 乃蔽日月, 天下彼其咎 , 伤死者积众多。”南山有毒气,因为风而传播到了其他地方,导致死伤众多,此为人承负了自然之过。
不过 , 对于自然事物的承负人们并不太关注, 对人自身的承负才是大家关心的;而人自身的善恶承负 , 人们最担忧的是对恶的承负所造成的灾病夭死,承负之善给人带来荫庇,但这种荫庇不是无限的 , 而是有限的 ;子孙放纵为恶 , 支付完先人荫庇,也难免夭死 。
道教承负与佛教因果,有何不同
现在我们很多谈论罪福善恶的,都将道教之承负和佛教的因果联系起来,认为道教之承负就是佛教之因果,其实是错误的。佛教的因果是基于前世今生,业报轮回的角度;而道教的承负是基于现实世界,以整体论、系统论的观念来看待社会的。
1产生报应的原因不同
“业报轮回说”认为有情众生对世界万有的“无明” 是产生果报的根本原因。
认为报应的根源在于人的贪欲和无明,由过去的无明烦恼而造作诸业,播下生死的苦因 ,于是生起种种妄念 ,因此造成了生死的流转 ,堕于生生世世的六道轮回之中 。
道教“承负说”主张的施报者是“天”。这个“天”不仅有自然无为的元气的含义, 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有赏罚大权的人格神。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外力报应,其实不然。
各种人的承负都有善恶积累这个内因在起作用, 是对个体或家族的过去善恶的报应,今人的祸福是先人行为的结果,如果祖先有何过失,由子孙承担其责任。而且 , 善恶的记录、拘校、奖罚 (即报应的执行)大多是由众鬼神操作的。
《有过死谪作河梁诫》说 , 记录承负的诸神包括山海陆地 、 诸祀丛社、 舍宅诸守、 司农祠官 (其他书中还提到三尸神、司命神等 ) , 还有大阴法曹每年岁末要拘校账簿 , 核算此人的善恶累积, “计所承负 , 除算减年 ”, 地阴神 、 土府神 “收取形骸 , 考其魂神” , 罪过多的至死 , 罪不至死的要 “谪作河梁山海 ”, 其他也 “各随法轻重, 各如其事, 勿有失脱 ”。众鬼神无时无处不在注视人的所作所为,对善恶的记录和对承负的执行毫厘不爽。
2受报主体不同
佛教之所以没有承负概念,是因为“业报轮回说”主张“自作自受”。个体所造业的果报,只能由造业者自己或其五蕴相续而生者承受, 众生现在所受的业报 ,必然是自己前世的宿业所感 ,不能由别人替代,即使象父母子女这样的至亲,也不能互相承受 。所以佛教的出家,讲究抛妻弃子与世俗切断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直系亲属的好坏完全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内。
“承负说”的受报主体不仅是自身, 有恶心恶迹,天就会夺其纪算 ,减少他的寿命 ,同时个人的行为还会影响到他的子孙 。“承负”简单来说就是祖先给后人留下的一笔“遗产”。如果前人做了很多好事,就给子孙留下一笔好遗产,让子孙能富贵、智慧;如果前人干了很多坏事,那就会给子孙留下一笔烂账,令子孙遭受身体、心灵、经济上的许多磨难。《太平经》里举例说,比如父母失了道德,有过错于乡里,后世的子孙必受乡里的过责,这是承负最简单的道理。
与《易经》中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同出一理。并且,“承负”有“十世一周”的性质,即十代祖宗的行为,会对后代有一定影响,警戒人们要为后世儿孙考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力行善事,却没有得到好的福报,就是因为承负了祖先之过错;为什么有的人做了坏事,但是却得了好的结果,是因为承负了先人之遗泽。
所以道教里讲行善,只是说行善可以有种种功德,但是却很少宣讲靠单纯的积善可以获得富贵的。
3解脱方式不同
“业报轮回说”提倡“业由心造、 回转有道”,主张通过因果法则以减少恶报,甚至消除业力的影响 。
大家都知道,道教是修现世的,而对于当前的现实利益,道教不会通过消耗福报来实现,而是创造了道家五术,以五术来济世利民,不但能解决现世问题,还能不断积累功行。
《太平经·解承负诀》说: “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 ,虽有余殃 , 不能及此身也 。”行大功德, 就是以忠孝等伦理道德规范为标准 , 为善去恶,得行此道者, 就能消除“承负”所带来的灾厄。
4作用范围不同
佛教的功行主要是在于普度众生,并且这个众生指的是有情众生,而无情众生是成不了佛的,所以佛教关注对象围绕的是人,其理论从人心下手,所言所论所行,皆是围绕人的觉悟成佛来进行。
道教则大不同,万物皆有灵性,度的是万物成道,所以道教关注的对象则是在天地万物及天地万物之外的一切,而人只是天地万物中最灵者,故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非是人为独尊。
所以道教中没有至尊的概念,即使是玉皇大帝这样地位极高的神明,一样是要听从元始符命的,但玉皇大帝本身又是元始的一个化身,元始本身是一切的源头,但却不是一切的主宰。
正因为如此,道教并不像佛教那样认为只有有情众生才能成就,而是万物皆可修行,皆可成就,在层次格局上比佛教要更大得多。只是世人多不察此,反认为佛教普度是大善,不可不谓之颠倒了。
承负的期限
那么先人的善恶行为是否能无限期的对后代产生影响呢?《太平经》中记载,承负是有期限的,过了这个时间限制,就不受承负之苦。
《太平经》说:“因复过去,流其后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一反初。或有小行善不能厌,囹圄其先人流恶承负之灾,中世灭绝无后,诚冤哉。承负者,天有三部,帝王三万岁相流,臣承负三千岁,民三百岁。皆承负相及,一伏一起,随人政衰盛不绝。”
可见承负的大至期限是五代十世。如果只是后人无条件的承负先人的善恶行为,道教的善恶报应论就成为了绝对的命定论了,所以经中也告诉我们,只要个人能做大善事,虽先人有过失,也可以免于承负之灾。
《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甲看中乙的妻子,想纳为妾,便告诉了丙。丙看中了甲的财富,便找了一个同邑的浪荡子,用金钱买通了他,用阴谋帮甲达成了心愿。过了一年多,丙的阴谋败露,自己的女儿被杖而官卖,邑子的女儿则流落为娼。
初看这则故事,似乎是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善恶报应故事,行恶者得恶报,而且恶报的程度和行恶的程度刚好成正比。
但我们又会发现它和常见的善恶报应故事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故事的过错方都是父辈,而承担责任者却是他们的子辈,也即父债子偿,这就是道教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承负报应。
承负是空想还是确有实据?
“承负说”系统阐述于《太平经》 :“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 ,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 ,故前为承, 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 ,前后更相负, 故名之为负。负者, 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
也就是说,今人要承担先人行为善恶所带来的后果, 名为承;同样,今人的行为善恶也会对后人产生影响,名为负;代代相承相负 。
那么具体什么是承负?用古代一点的说法就是血脉传承者之间的气运会有所影响,同时这种影响反应在血脉往后传承最为明显。《皇极经世书》说,子时开天、丑时辟地、寅时生人。《太平经》所指的先人,是从黄帝时期以前上溯至寅时的人。这些先人在本质上是承天心而行的,但有小错失,且并不自知。这种不自知的小错失,通过血脉流传一辈辈积累下来了。这是人间世运下降的本质原因,也是承负产生的渊源之始。
如果用现代一点的话,可以这样来说,DNA最为相近的亲属中会出现气运相关联的现象,同时这种气运关联体现在父系往子系这个方向上最为明显,而同辈之间的影响则较小一些。
承负与阴宅风水的作用原理是有相通之处,首先,承负是讲气运往子孙的传递,风水是借环境造阵来进行趋吉避凶,而承负是通过功果福报来进行趋吉避凶。
正所谓善人居福地之说,大凡积德行善的之人,因有功果转化福报的支持,故而更容易得到更好的风水,这便是“福人居福地”说法的来历。
由于道教很看重人类自然的繁衍生息的自然性,所以从来不避忌传宗接代之事,并在修炼之中,也强调“欲修仙,先做人”,先尽人伦之责,方可言及大道。
前人行的善,如果没有及时转化,则它会积累为功果(也称为阴功),这个功果转化为气运后,会通过血脉传递到DNA角度来说最亲近的人身上,然后逐次向往传递。同样的,如果有行的恶没有及时消解掉,那么这个恶行同样会转化成不好的气运,传递到子孙身上,在发生转化后,就会体现出来。
天地万物皆受承负影响
《太平经》中认为,历史是一个时时包含着承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社会危机的造成均非仅仅由于当世的原因, 而是历史的长期积累造成的 , 因此不能让一人承担罪责 ,而是“人人有过于天地”, 但现实是“ 百姓适知责天, 不知深自责也”,并认为天地和一切自然事物跟人和社会事物一样也都有承负 。
一是人为天地“承负” : “天地生凡物 ,无德而伤之, 天下云乱, 家贫不足 , 老弱饥寒 ,县官无收, 仓库更空。此过乃本在地伤物 ,而人反承负之”。人承负天地, 是天地运行发生错乱 , 人承受其灾害 。
二是自然界事物间的“承负” : “夫南山有大木,广纵覆地数百步 ,其本茎一也。上有无訾之枝叶实, 其下根不坚持地 ,而为大风雨所伤, 其上亿亿枝叶实悉伤死亡, 此即万物草木之承负大过也。”这是山川草木受到的自然承负之灾, 唇亡齿寒,也是这个意思。
三是人为自然界事物“承负” : “南山有毒气 ,其山不善闭藏 ,春南风与风气俱行, 乃蔽日月, 天下彼其咎 , 伤死者积众多。”南山有毒气,因为风而传播到了其他地方,导致死伤众多,此为人承负了自然之过。
不过 , 对于自然事物的承负人们并不太关注, 对人自身的承负才是大家关心的;而人自身的善恶承负 , 人们最担忧的是对恶的承负所造成的灾病夭死,承负之善给人带来荫庇,但这种荫庇不是无限的 , 而是有限的 ;子孙放纵为恶 , 支付完先人荫庇,也难免夭死 。
道教承负与佛教因果,有何不同
现在我们很多谈论罪福善恶的,都将道教之承负和佛教的因果联系起来,认为道教之承负就是佛教之因果,其实是错误的。佛教的因果是基于前世今生,业报轮回的角度;而道教的承负是基于现实世界,以整体论、系统论的观念来看待社会的。
1产生报应的原因不同
“业报轮回说”认为有情众生对世界万有的“无明” 是产生果报的根本原因。
认为报应的根源在于人的贪欲和无明,由过去的无明烦恼而造作诸业,播下生死的苦因 ,于是生起种种妄念 ,因此造成了生死的流转 ,堕于生生世世的六道轮回之中 。
道教“承负说”主张的施报者是“天”。这个“天”不仅有自然无为的元气的含义, 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有赏罚大权的人格神。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外力报应,其实不然。
各种人的承负都有善恶积累这个内因在起作用, 是对个体或家族的过去善恶的报应,今人的祸福是先人行为的结果,如果祖先有何过失,由子孙承担其责任。而且 , 善恶的记录、拘校、奖罚 (即报应的执行)大多是由众鬼神操作的。
《有过死谪作河梁诫》说 , 记录承负的诸神包括山海陆地 、 诸祀丛社、 舍宅诸守、 司农祠官 (其他书中还提到三尸神、司命神等 ) , 还有大阴法曹每年岁末要拘校账簿 , 核算此人的善恶累积, “计所承负 , 除算减年 ”, 地阴神 、 土府神 “收取形骸 , 考其魂神” , 罪过多的至死 , 罪不至死的要 “谪作河梁山海 ”, 其他也 “各随法轻重, 各如其事, 勿有失脱 ”。众鬼神无时无处不在注视人的所作所为,对善恶的记录和对承负的执行毫厘不爽。
2受报主体不同
佛教之所以没有承负概念,是因为“业报轮回说”主张“自作自受”。个体所造业的果报,只能由造业者自己或其五蕴相续而生者承受, 众生现在所受的业报 ,必然是自己前世的宿业所感 ,不能由别人替代,即使象父母子女这样的至亲,也不能互相承受 。所以佛教的出家,讲究抛妻弃子与世俗切断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直系亲属的好坏完全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内。
“承负说”的受报主体不仅是自身, 有恶心恶迹,天就会夺其纪算 ,减少他的寿命 ,同时个人的行为还会影响到他的子孙 。“承负”简单来说就是祖先给后人留下的一笔“遗产”。如果前人做了很多好事,就给子孙留下一笔好遗产,让子孙能富贵、智慧;如果前人干了很多坏事,那就会给子孙留下一笔烂账,令子孙遭受身体、心灵、经济上的许多磨难。《太平经》里举例说,比如父母失了道德,有过错于乡里,后世的子孙必受乡里的过责,这是承负最简单的道理。
与《易经》中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同出一理。并且,“承负”有“十世一周”的性质,即十代祖宗的行为,会对后代有一定影响,警戒人们要为后世儿孙考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力行善事,却没有得到好的福报,就是因为承负了祖先之过错;为什么有的人做了坏事,但是却得了好的结果,是因为承负了先人之遗泽。
所以道教里讲行善,只是说行善可以有种种功德,但是却很少宣讲靠单纯的积善可以获得富贵的。
3解脱方式不同
“业报轮回说”提倡“业由心造、 回转有道”,主张通过因果法则以减少恶报,甚至消除业力的影响 。
大家都知道,道教是修现世的,而对于当前的现实利益,道教不会通过消耗福报来实现,而是创造了道家五术,以五术来济世利民,不但能解决现世问题,还能不断积累功行。
《太平经·解承负诀》说: “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 ,虽有余殃 , 不能及此身也 。”行大功德, 就是以忠孝等伦理道德规范为标准 , 为善去恶,得行此道者, 就能消除“承负”所带来的灾厄。
4作用范围不同
佛教的功行主要是在于普度众生,并且这个众生指的是有情众生,而无情众生是成不了佛的,所以佛教关注对象围绕的是人,其理论从人心下手,所言所论所行,皆是围绕人的觉悟成佛来进行。
道教则大不同,万物皆有灵性,度的是万物成道,所以道教关注的对象则是在天地万物及天地万物之外的一切,而人只是天地万物中最灵者,故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非是人为独尊。
所以道教中没有至尊的概念,即使是玉皇大帝这样地位极高的神明,一样是要听从元始符命的,但玉皇大帝本身又是元始的一个化身,元始本身是一切的源头,但却不是一切的主宰。
正因为如此,道教并不像佛教那样认为只有有情众生才能成就,而是万物皆可修行,皆可成就,在层次格局上比佛教要更大得多。只是世人多不察此,反认为佛教普度是大善,不可不谓之颠倒了。
承负的期限
那么先人的善恶行为是否能无限期的对后代产生影响呢?《太平经》中记载,承负是有期限的,过了这个时间限制,就不受承负之苦。
《太平经》说:“因复过去,流其后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一反初。或有小行善不能厌,囹圄其先人流恶承负之灾,中世灭绝无后,诚冤哉。承负者,天有三部,帝王三万岁相流,臣承负三千岁,民三百岁。皆承负相及,一伏一起,随人政衰盛不绝。”
可见承负的大至期限是五代十世。如果只是后人无条件的承负先人的善恶行为,道教的善恶报应论就成为了绝对的命定论了,所以经中也告诉我们,只要个人能做大善事,虽先人有过失,也可以免于承负之灾。
揭开中医的不传之秘[ok][ok][ok]
I导读:中药的剂量问题真是中医学里面一个永恒的话题,连本文的作者都说,“中药用量真是一门颇深的学问,恐以毕生精力都不能穷尽其奥秘,著名中药学家叶橘泉先生早年提出的关于药量问题‘希望有专人研究讨论之’,足见其用心良苦。”书友中的各路高人们若有话想说,可在文末留言,与大家分享。
不传之秘在用量
作者/朱炳林
朱炳林,江西鄱阳县人,主任中医师,从事中医40余年,系江西省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学术代表专著有《困学斋中医随笔》《困学斋中医续笔》。
一、诸家之医案为何不留下药物用量?
中药剂量的问题,一直缺乏一致的标准,清代医案上即可见“用药轻巧”,各药不过一二钱,有的甚至别出心裁,一般药材用根,名医偏偏用花,为求轻巧之至,无所不用其极,若问“根”“花”有何不同,却说不上来。
目前在台湾,“经方派”用药不过三钱,组方少则三味;而“恽派”动则过两,组方多则三四十味,却都有一定的疗效,此当中有何微言精义,外人单看处方不可而知,可待后世智者研究矣!
我读叶天士、徐灵胎诸名家医案,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但也有一事不得其解:诸家之医案为何都不曾留下药物用量?
连秦伯未先生辑《清代名医医案精华》时,为求一律,也将用药分量概行删除。
难道用量无关紧要,没有留传之价值?难道用量乃不传之秘,诸家著书立说尚有保守?
莫非如《吴医汇讲》所说,“不以分量明示后人者,盖欲令人活泼泼地临证权衡,毋胶柱而鼓瑟也”?
不管怎么说,辨证论治,环环相扣,一环都不可疏忽。即使辨证准确、论治周全、选方独到、用药精纯,而用量不达,亦差之毫厘则失之千里,也断无佳效。
二、古今两则医案看用量对祛病之影响
《吴鞠通医案》
清朝陈颂幕先生治一肿胀病人,予金匮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八分,附子一钱,甘草一钱二分,无效。邀吴鞠通先生治之。
吴认为陈氏辨证不误,此病确属阳虚水停,选方用药也精纯不杂,取麻黄发表,附子扶阳,甘草和中。之所以无效,是用量不够。
吴氏改麻黄为二两,熟附子一两六钱,炙甘草一两二钱,才取得较好疗效。
《名老中医之路》
重庆陈源生之母患巅顶剧痛,手足逆冷,胸口冷痛,时欲作呕,陈予吴茱萸汤治之,不料药后病增而吐剧,为此求教于其叔祖父陈济普。
陈济普先生认为辨证无误,方亦对路,药后无效,在于吴茱萸的用量过重,减其半,并加黄连五分以制之,便一剂而安。
从这一古一今两则医案看,用量过与不及,都不足以祛病。古今名医,在精通药性、药物归经、四气五味的同时,没有不在用量上细加摸索的。
三、张锡纯之药物用量经验
1984 年冬,全国不少专家学者聚会沧州,探讨张锡纯学术思想,对于张氏敢于实践验证,毫不保留地将药效体验的独得之秘公诸于世之精神,无不交口称赞。
甘遂
例如,甘遂专于行水,攻决为用,乃泄水之圣药,但其气寒而有毒,要发挥它的作用,必须掌握好用量。那么,甘遂的用量多少才合适呢?
张氏决定试试,曾一次嚼服 3 克,未曾瞑眩,只是连续泻下十多次,最后所食水谷尽出,但无其他异常现象,始悟甘遂的通利降痰之力,数倍于芒硝、大黄,一般用量可由 1.5 克增至3 克,并无危险。
石膏
又如石膏,张氏谓“治外感有实热者,直同金丹”,其用量,轻证必用至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用至三、四两。
麻黄
再如用麻黄发表,张氏在沧州时,至多不过四钱,后南游至汉皋,才用二钱;迨北至奉天,有用至六钱始能出汗者。
“此宜分其地点之寒热,视其身体之强弱;尤宜论其人或在风尘劳苦,或在屋内营生,随地随人斟酌定其所用之多寡,临证自无差谬也。”——《医学衷中参西录》
四、方剂用量有精巧及名方举例
毋怪乎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申明:“凡治暴寒病,胸中茫无真见,虽用辛热,或以渐投,或行临制,时不待人,倏然而逝,医之罪也。”是有深意的。
岳美中先生说过:“不理解组方的原意,不掌握药物的配伍和用量上的精巧之处,就是原则不明。失去了原则性,则谈不上灵活性。”——《岳美中医话》
方剂用量上有精巧处,这真是见道之言。试想,如弃用量不管,那么,同是大黄、枳实、厚朴三味药物组成的方子,何以区别其为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抑或厚朴大黄汤?
一旦掌握了各自的用量,其攻下、除满或开胸泄饮之主治就不会张冠李戴。
桂枝汤中的桂枝、白芍是等量的,如白芍用量重于桂枝,就变为桂枝加芍药汤;而桂枝重于芍药,就是桂枝加桂汤了,方不同,主治不同。
小青龙汤中的干姜、细辛、五味子应等量使用,桂枝、芍药于疾病初起时可等量,病久渐虚,应芍药倍于桂枝,取小建中汤意。
完带汤是治白带的要方,其药物用量甚巧,白朮、山药各一两,白芍五钱,人参、车前子、苍朮各三钱,甘草一钱,而陈皮、荆芥、柴胡只用五、六分。
这种重达一两,轻不及钱,用量悬殊,正是傅青主寓补于散,寄消于升,动静配合,相反相成的组方经验,用此方如不按此方用量,则难收利湿止带之效。
类似完带汤这种用量奇特的例子,《石室秘录》中也有一方,药为白芍三两,当归三两,萝卜子一两,枳壳、槟榔、甘草、车前子各三钱。
裘沛然先生治一赤白痢患者,在一系列治痢正规方失效情况下取用此方,没想到仅两剂便使日夜登厕近百次已臻危殆之患者得以病除。——《壶天散墨》
张仲景芍药甘草汤的芍药和甘草是等量的,刘渡舟先生的经验是芍药甘草用量2:1方有好疗效。
据报道,加味生化汤可治子宫肥大,但当归、川芎、桃仁、炮姜、炙甘草、益母草、荆芥七味药中,如不知重用炮姜与炙甘草,便无明显疗效。
中药用量真是一门颇深的学问,恐以毕生精力都不能穷尽其奥秘,著名中药学家叶橘泉先生早年提出的关于药量问题“希望有专人研究讨论之”,(《名老中医之路》)足见其用心良苦。
I导读:中药的剂量问题真是中医学里面一个永恒的话题,连本文的作者都说,“中药用量真是一门颇深的学问,恐以毕生精力都不能穷尽其奥秘,著名中药学家叶橘泉先生早年提出的关于药量问题‘希望有专人研究讨论之’,足见其用心良苦。”书友中的各路高人们若有话想说,可在文末留言,与大家分享。
不传之秘在用量
作者/朱炳林
朱炳林,江西鄱阳县人,主任中医师,从事中医40余年,系江西省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学术代表专著有《困学斋中医随笔》《困学斋中医续笔》。
一、诸家之医案为何不留下药物用量?
中药剂量的问题,一直缺乏一致的标准,清代医案上即可见“用药轻巧”,各药不过一二钱,有的甚至别出心裁,一般药材用根,名医偏偏用花,为求轻巧之至,无所不用其极,若问“根”“花”有何不同,却说不上来。
目前在台湾,“经方派”用药不过三钱,组方少则三味;而“恽派”动则过两,组方多则三四十味,却都有一定的疗效,此当中有何微言精义,外人单看处方不可而知,可待后世智者研究矣!
我读叶天士、徐灵胎诸名家医案,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但也有一事不得其解:诸家之医案为何都不曾留下药物用量?
连秦伯未先生辑《清代名医医案精华》时,为求一律,也将用药分量概行删除。
难道用量无关紧要,没有留传之价值?难道用量乃不传之秘,诸家著书立说尚有保守?
莫非如《吴医汇讲》所说,“不以分量明示后人者,盖欲令人活泼泼地临证权衡,毋胶柱而鼓瑟也”?
不管怎么说,辨证论治,环环相扣,一环都不可疏忽。即使辨证准确、论治周全、选方独到、用药精纯,而用量不达,亦差之毫厘则失之千里,也断无佳效。
二、古今两则医案看用量对祛病之影响
《吴鞠通医案》
清朝陈颂幕先生治一肿胀病人,予金匮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八分,附子一钱,甘草一钱二分,无效。邀吴鞠通先生治之。
吴认为陈氏辨证不误,此病确属阳虚水停,选方用药也精纯不杂,取麻黄发表,附子扶阳,甘草和中。之所以无效,是用量不够。
吴氏改麻黄为二两,熟附子一两六钱,炙甘草一两二钱,才取得较好疗效。
《名老中医之路》
重庆陈源生之母患巅顶剧痛,手足逆冷,胸口冷痛,时欲作呕,陈予吴茱萸汤治之,不料药后病增而吐剧,为此求教于其叔祖父陈济普。
陈济普先生认为辨证无误,方亦对路,药后无效,在于吴茱萸的用量过重,减其半,并加黄连五分以制之,便一剂而安。
从这一古一今两则医案看,用量过与不及,都不足以祛病。古今名医,在精通药性、药物归经、四气五味的同时,没有不在用量上细加摸索的。
三、张锡纯之药物用量经验
1984 年冬,全国不少专家学者聚会沧州,探讨张锡纯学术思想,对于张氏敢于实践验证,毫不保留地将药效体验的独得之秘公诸于世之精神,无不交口称赞。
甘遂
例如,甘遂专于行水,攻决为用,乃泄水之圣药,但其气寒而有毒,要发挥它的作用,必须掌握好用量。那么,甘遂的用量多少才合适呢?
张氏决定试试,曾一次嚼服 3 克,未曾瞑眩,只是连续泻下十多次,最后所食水谷尽出,但无其他异常现象,始悟甘遂的通利降痰之力,数倍于芒硝、大黄,一般用量可由 1.5 克增至3 克,并无危险。
石膏
又如石膏,张氏谓“治外感有实热者,直同金丹”,其用量,轻证必用至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用至三、四两。
麻黄
再如用麻黄发表,张氏在沧州时,至多不过四钱,后南游至汉皋,才用二钱;迨北至奉天,有用至六钱始能出汗者。
“此宜分其地点之寒热,视其身体之强弱;尤宜论其人或在风尘劳苦,或在屋内营生,随地随人斟酌定其所用之多寡,临证自无差谬也。”——《医学衷中参西录》
四、方剂用量有精巧及名方举例
毋怪乎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申明:“凡治暴寒病,胸中茫无真见,虽用辛热,或以渐投,或行临制,时不待人,倏然而逝,医之罪也。”是有深意的。
岳美中先生说过:“不理解组方的原意,不掌握药物的配伍和用量上的精巧之处,就是原则不明。失去了原则性,则谈不上灵活性。”——《岳美中医话》
方剂用量上有精巧处,这真是见道之言。试想,如弃用量不管,那么,同是大黄、枳实、厚朴三味药物组成的方子,何以区别其为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抑或厚朴大黄汤?
一旦掌握了各自的用量,其攻下、除满或开胸泄饮之主治就不会张冠李戴。
桂枝汤中的桂枝、白芍是等量的,如白芍用量重于桂枝,就变为桂枝加芍药汤;而桂枝重于芍药,就是桂枝加桂汤了,方不同,主治不同。
小青龙汤中的干姜、细辛、五味子应等量使用,桂枝、芍药于疾病初起时可等量,病久渐虚,应芍药倍于桂枝,取小建中汤意。
完带汤是治白带的要方,其药物用量甚巧,白朮、山药各一两,白芍五钱,人参、车前子、苍朮各三钱,甘草一钱,而陈皮、荆芥、柴胡只用五、六分。
这种重达一两,轻不及钱,用量悬殊,正是傅青主寓补于散,寄消于升,动静配合,相反相成的组方经验,用此方如不按此方用量,则难收利湿止带之效。
类似完带汤这种用量奇特的例子,《石室秘录》中也有一方,药为白芍三两,当归三两,萝卜子一两,枳壳、槟榔、甘草、车前子各三钱。
裘沛然先生治一赤白痢患者,在一系列治痢正规方失效情况下取用此方,没想到仅两剂便使日夜登厕近百次已臻危殆之患者得以病除。——《壶天散墨》
张仲景芍药甘草汤的芍药和甘草是等量的,刘渡舟先生的经验是芍药甘草用量2:1方有好疗效。
据报道,加味生化汤可治子宫肥大,但当归、川芎、桃仁、炮姜、炙甘草、益母草、荆芥七味药中,如不知重用炮姜与炙甘草,便无明显疗效。
中药用量真是一门颇深的学问,恐以毕生精力都不能穷尽其奥秘,著名中药学家叶橘泉先生早年提出的关于药量问题“希望有专人研究讨论之”,(《名老中医之路》)足见其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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