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变成土豪劣绅，不是因为士绅道德素质不行了，而是因为士绅和农民的关系从缓和走向了紧张，从共生关系变成了对抗关系。
我们来想象一下，在近代中国的某个乡村有这样一个家庭，我们就叫它王家吧。王家租种了当地士绅张老爷家的土地，当时还在使用牛耕，生产效率是很低的。而且近代中国农业人口已经很多了，人均耕地面积并不大。尤其是在安徽、浙江这种地方，人口很多，山地也很多，可供耕种的土地面积就很小。春种秋收，一年忙活下来，给国家交完皇粮，再给张老爷家交完租子，剩下的粮食可能刚刚够一家老小的口粮。万一遇上水旱灾荒，粮食歉收，那可能就连口粮都不够了。
但王家并不觉得特别慌张，他们还有办法可以维持生活，那就是依靠家庭手工业。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做“男耕女织”，男的在地里干活，女的在家织布。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说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就是要在住宅的周围都种上桑树，种桑树干什么？用来养蚕，然后收集蚕茧，缫成丝，再织成布。织出来的布除了给家里的人做衣服，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钱。赚到的钱可以再换成粮食，这样一家人的日子也就可以过下去了。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张老爷作为地主，既有收租的权利，也有帮助王家几口人活下去的义务。要是因为他催租子催得太紧，把王家人给逼死了，他就会落下一个“为富不仁”的恶名，在当地就会被人戳脊梁骨，也就没法做人了。
所以，遇上灾年的时候，张老爷就可能主动免去王家的一部分租子，甚至送给王家一点粮食和钱，帮助他们度过灾年。在这个时候，士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很缓和的，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后来有一天，张老爷看了看黄历，又到了下田收租的日子了，于是就兴冲冲地去找王家人收租，数目还和往常一样。谁知道王家人一看到张老爷，就一脸愤怒，死活不肯交租，好像张老爷是来害他们一家人似的。张老爷这时候就很茫然了：我又没涨租子，今年收成也不错，往常你都是和和气气地就把租子给交了，今天为什么死活不肯交呢？不肯交也就罢了，你发这么大的火干嘛呢？
原来，这都是西方列强惹的祸。
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以后，就开始向中国输入大量工业品，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纺织品，也就是以前所谓的“洋布”。洋布是用机器织出来的，价格当然比中国农民用手摇纺纱机织出来的土布要低，质量也比土布要好。本来王家人拿着家里织的土布去市场上卖，还能卖个好价钱，现在根本就找不到买主了。大家都去买洋布了，谁还买你的土布。
土布卖不出去，王家的财政立刻就陷入了危机，这下怕是连饭都吃不上了。一家人正在长吁短叹的时候，张老爷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想来收租，你说气不气人？怎么还能给他好脸色看？
于是，士绅和农民的关系也就紧张起来了。在农民看来，士绅就是想把自己家的救命粮抢走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士绅和农民的共生关系，也就变成了对抗关系。士绅的道德形象也就一落千丈，变成了土豪劣绅。
与此同时，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叫做“二地主”问题。说白了，就是士绅和农民之间又出现了一层赚差价的中间商。
在当时，因为西方文明的影响，中国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里有许多乡下没有的新奇事物，还有在当时更为先进的文化，于是像张老爷这样的士绅就从乡下搬到城里去住了。他在城里买了房，雇了几个仆人，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还把孩子送进了城里的洋学堂，接受新式教育。
张老爷虽然进了城，但他们的收入来源仍然是乡下的农民们交的租子。但张老爷在城里养尊处优，已经不肯亲自下田去收租了，他就把自己的田地转租给了李家，让李家去找王家人收租，再交一部分到城里来。这个在张老爷和王家人之间赚差价的中间商李家人，就叫做“二地主”。
这下问题就严重了。一来，李家人作为中间商，要想赚到差价，就必然要增加租子。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部分租子最后还是王家人来承担，于是王家人的负担就更重了。
二来，李家跟王家可能根本不熟，也就没有人情上的负担，不会像张老爷那样照顾王家人的生活。再说地本来就是张老爷的，万一出了什么事，这锅也还是得让张老爷来背。于是，李家人根本不管王家人的死活，对他们而言，收租就是一切，只要能收到租子，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没准他在压迫王家人的时候还会说，是张老爷让我这么干的。
于是，士绅张老爷和农民王家人之间的关系就彻底恶化了。张老爷彻底失去了原来的道德形象，变成了农民眼中的“土豪劣绅”。
土豪劣绅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经济问题，说到底其实是近代中国根本问题的一个折射。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一方面，农民被地主剥削得没有活路；另一方面，城市里的士绅阶层满足于依靠地租获得收入，也就很少有人会去从事工商业这样的冒险活动，中国的现代工业也就发展不起来。现代工业的落后，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农民们就更难填饱肚子。
要打破这个怪圈，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土地改革加工业化。进行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可以让农民免除地主的剥削，可以实现温饱。进而，再进行工业化，可以让城市居民不再通过乡下的地租，而是通过城市工商业获得收入。工业化的发展又会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农村就会产生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会涌进城市，变成农民工，或者从事第三产业，比如当快递员、当保姆，反过来支持城市经济的发展。这样，恶性循环就变成了良性循环，中国的现代化也就可以逐步实现了。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见证的历史。
我们来想象一下，在近代中国的某个乡村有这样一个家庭，我们就叫它王家吧。王家租种了当地士绅张老爷家的土地，当时还在使用牛耕，生产效率是很低的。而且近代中国农业人口已经很多了，人均耕地面积并不大。尤其是在安徽、浙江这种地方，人口很多，山地也很多，可供耕种的土地面积就很小。春种秋收，一年忙活下来，给国家交完皇粮，再给张老爷家交完租子，剩下的粮食可能刚刚够一家老小的口粮。万一遇上水旱灾荒，粮食歉收，那可能就连口粮都不够了。
但王家并不觉得特别慌张，他们还有办法可以维持生活，那就是依靠家庭手工业。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做“男耕女织”，男的在地里干活，女的在家织布。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说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就是要在住宅的周围都种上桑树，种桑树干什么？用来养蚕，然后收集蚕茧，缫成丝，再织成布。织出来的布除了给家里的人做衣服，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钱。赚到的钱可以再换成粮食，这样一家人的日子也就可以过下去了。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张老爷作为地主，既有收租的权利，也有帮助王家几口人活下去的义务。要是因为他催租子催得太紧，把王家人给逼死了，他就会落下一个“为富不仁”的恶名，在当地就会被人戳脊梁骨，也就没法做人了。
所以，遇上灾年的时候，张老爷就可能主动免去王家的一部分租子，甚至送给王家一点粮食和钱，帮助他们度过灾年。在这个时候，士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很缓和的，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后来有一天，张老爷看了看黄历，又到了下田收租的日子了，于是就兴冲冲地去找王家人收租，数目还和往常一样。谁知道王家人一看到张老爷，就一脸愤怒，死活不肯交租，好像张老爷是来害他们一家人似的。张老爷这时候就很茫然了：我又没涨租子，今年收成也不错，往常你都是和和气气地就把租子给交了，今天为什么死活不肯交呢？不肯交也就罢了，你发这么大的火干嘛呢？
原来，这都是西方列强惹的祸。
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以后，就开始向中国输入大量工业品，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纺织品，也就是以前所谓的“洋布”。洋布是用机器织出来的，价格当然比中国农民用手摇纺纱机织出来的土布要低，质量也比土布要好。本来王家人拿着家里织的土布去市场上卖，还能卖个好价钱，现在根本就找不到买主了。大家都去买洋布了，谁还买你的土布。
土布卖不出去，王家的财政立刻就陷入了危机，这下怕是连饭都吃不上了。一家人正在长吁短叹的时候，张老爷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想来收租，你说气不气人？怎么还能给他好脸色看？
于是，士绅和农民的关系也就紧张起来了。在农民看来，士绅就是想把自己家的救命粮抢走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士绅和农民的共生关系，也就变成了对抗关系。士绅的道德形象也就一落千丈，变成了土豪劣绅。
与此同时，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叫做“二地主”问题。说白了，就是士绅和农民之间又出现了一层赚差价的中间商。
在当时，因为西方文明的影响，中国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里有许多乡下没有的新奇事物，还有在当时更为先进的文化，于是像张老爷这样的士绅就从乡下搬到城里去住了。他在城里买了房，雇了几个仆人，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还把孩子送进了城里的洋学堂，接受新式教育。
张老爷虽然进了城，但他们的收入来源仍然是乡下的农民们交的租子。但张老爷在城里养尊处优，已经不肯亲自下田去收租了，他就把自己的田地转租给了李家，让李家去找王家人收租，再交一部分到城里来。这个在张老爷和王家人之间赚差价的中间商李家人，就叫做“二地主”。
这下问题就严重了。一来，李家人作为中间商，要想赚到差价，就必然要增加租子。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部分租子最后还是王家人来承担，于是王家人的负担就更重了。
二来，李家跟王家可能根本不熟，也就没有人情上的负担，不会像张老爷那样照顾王家人的生活。再说地本来就是张老爷的，万一出了什么事，这锅也还是得让张老爷来背。于是，李家人根本不管王家人的死活，对他们而言，收租就是一切，只要能收到租子，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没准他在压迫王家人的时候还会说，是张老爷让我这么干的。
于是，士绅张老爷和农民王家人之间的关系就彻底恶化了。张老爷彻底失去了原来的道德形象，变成了农民眼中的“土豪劣绅”。
土豪劣绅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经济问题，说到底其实是近代中国根本问题的一个折射。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一方面，农民被地主剥削得没有活路；另一方面，城市里的士绅阶层满足于依靠地租获得收入，也就很少有人会去从事工商业这样的冒险活动，中国的现代工业也就发展不起来。现代工业的落后，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农民们就更难填饱肚子。
要打破这个怪圈，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土地改革加工业化。进行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可以让农民免除地主的剥削，可以实现温饱。进而，再进行工业化，可以让城市居民不再通过乡下的地租，而是通过城市工商业获得收入。工业化的发展又会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农村就会产生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会涌进城市，变成农民工，或者从事第三产业，比如当快递员、当保姆，反过来支持城市经济的发展。这样，恶性循环就变成了良性循环，中国的现代化也就可以逐步实现了。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见证的历史。
祝我们宇宙无敌霹雳贝斯手江恪生日快乐!
江大门面生日快乐呀!
“夏日缱绻，天光明暄，
在新岁的热浪中，
再添一炬真心，
愿它灼灼似火焰，半点可燎原。”
你是又恪爱又酷有帅的贝斯手，也是打破规则只做自我的大男孩。
祝你新的一岁星途与爱恨一起坦荡无阻!
还有新造型摩多摩多，记得多穿点别冷到——
相信KISS和SEA的热爱与你相同：
“灼灼似火焰，半点可燎原。”
江大门面生日快乐呀!
“夏日缱绻，天光明暄，
在新岁的热浪中，
再添一炬真心，
愿它灼灼似火焰，半点可燎原。”
你是又恪爱又酷有帅的贝斯手，也是打破规则只做自我的大男孩。
祝你新的一岁星途与爱恨一起坦荡无阻!
还有新造型摩多摩多，记得多穿点别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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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灼似火焰，半点可燎原。”
刚好是在豆瓣记录的第二百一十四部，情人节的数字。我妈痴迷简奥斯汀，从前我总和她说“那不过是英国古老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故事”。我对她书里描写的：开头很糟糕，但历尽千辛万苦，主人公最终得到了她想要的，非常幸福的婚姻，这样的故事，感到厌恶。当然不是对于文笔，逻辑，人物等等本身的厌恶，我只是讨厌圆满得近乎失真的事物，因为那是现实里不可遇也不可求的。小说如果不反映现实，而是美化现实，把不可能成真的事写出来，叫读者向往，让他们沉溺于美好幻想，再由真实世界出面伤害这些痴人，打破这些幻想…我想抱过希望又失去希望的痛苦，是远大于从本来就没有太大期待到失去期待的痛苦的。所以写了太完美的故事，读了太完美的故事，相信太完美的故事，从作者到读者，都对这种巨大落差带来的痛苦负有责任。我一直认为简奥斯汀对这种我常有的痛苦负有部分责任，她告诉我这个世界有完美的男人，有完美的爱情，对此我总是深信不疑，执着寻找。达西和宾利，他们样貌英俊，家财万贯，却不至头脑空空，言语轻佻，游戏感情；伊丽莎白和简，她们既能得到此生挚爱，又能衣食无忧。我并不缺少女主人公所拥有的美德，诸如一点容貌，一点才华，甚至一点幽默感，一点偏见，一点认为自己稍稍高出人群的骄傲，于是我一直认为世界万千，总有一个会是我的达西，我终将遇到灵魂契合的爱人，相伴一生。即使经过了一些事，明白了现实永远不可能像小说一样，可我还是不愿意放弃幻想，放弃期待。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小说里写到的，就是沧海的水，巫山的云。
可看完这个电影，我很后悔我对于她故事的那一点点厌恶。我始终认为没有痛苦，就没有创作。对于简奥斯汀就是这样，所有的幸福，所有的幻想，都是她蘸着现实里的痛苦写出来的。她爱而不得，所以她让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得偿所愿。在舞会上她遍寻不见的爱人，在一个转身时突然出现，那年少时一瞬之间情爱的欢乐，她在书里赠予了伊丽莎白，可她多么善良，最后在宾客如云的大厅里，垂垂老矣的她轻声念书，曾经的爱人为她鼓掌，这咫尺天涯的痛苦，她却赦免了伊丽莎白，即使她本来也赞成故事要还原世界的真实，可她没有这么做。也许写美满的HE并不是她的初心，也许违背现实是她对主人公的温柔，或者是她对过往的逃避，或者是她对自己的慰藉。我也不再会被完美的HE轻易伤害了，理性的我不再相信，感性的我永远相信，它们就是这样共存的。曾经的我一度感性或者理性太占上风，一时偏执地认定“这样的爱情，这样的人一定会有”或“这样的爱情，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有”，但如今，我想一切大概是——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可看完这个电影，我很后悔我对于她故事的那一点点厌恶。我始终认为没有痛苦，就没有创作。对于简奥斯汀就是这样，所有的幸福，所有的幻想，都是她蘸着现实里的痛苦写出来的。她爱而不得，所以她让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得偿所愿。在舞会上她遍寻不见的爱人，在一个转身时突然出现，那年少时一瞬之间情爱的欢乐，她在书里赠予了伊丽莎白，可她多么善良，最后在宾客如云的大厅里，垂垂老矣的她轻声念书，曾经的爱人为她鼓掌，这咫尺天涯的痛苦，她却赦免了伊丽莎白，即使她本来也赞成故事要还原世界的真实，可她没有这么做。也许写美满的HE并不是她的初心，也许违背现实是她对主人公的温柔，或者是她对过往的逃避，或者是她对自己的慰藉。我也不再会被完美的HE轻易伤害了，理性的我不再相信，感性的我永远相信，它们就是这样共存的。曾经的我一度感性或者理性太占上风，一时偏执地认定“这样的爱情，这样的人一定会有”或“这样的爱情，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有”，但如今，我想一切大概是——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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