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路上】山西韩登科：土里刨“金”的致富领头人
编者按 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山西省统筹推进脱贫攻坚，精准施策，把各项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抓，确保如期打贏脱贫攻坚战。为了全面客观反映山西省脱贫攻坚工作中取得的阶段性成就，总结经验，勠力前行，黄河新闻网特别策划了《小康路上》系列专题报道，围绕山西省脱贫攻坚举措成效、先进人物、典型事迹、优势产业项目、基层扶贫干部等内容进行采访，真实书写“脱真贫、真脱贫、不返贫”的山西答卷。
编者按 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山西省统筹推进脱贫攻坚，精准施策，把各项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抓，确保如期打贏脱贫攻坚战。为了全面客观反映山西省脱贫攻坚工作中取得的阶段性成就，总结经验，勠力前行，黄河新闻网特别策划了《小康路上》系列专题报道，围绕山西省脱贫攻坚举措成效、先进人物、典型事迹、优势产业项目、基层扶贫干部等内容进行采访，真实书写“脱真贫、真脱贫、不返贫”的山西答卷。
因好学萌生种植“羊粪小米”的念头
“俗话说靠山吃山。我们村山大坡广，红土壤、圪梁地很适合发展种养殖业。通过读书看报，我对‘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有了一定了解，于是有了种植‘羊粪小米’的念头，构想用羊粪种小米，然后再用谷糠和叶杆养殖山羊。”韩登科说：“当时，有的村民说我是瞎鼓捣。可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传统农业产量低、附加值也不高，我这不是瞎鼓捣，而是新思路。”
“狗小”生在十里坡，长在十里坡，对山村生活一往情深。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他只读到初一年级就辍学了，从此开始在村里放羊，成了一名羊倌，十里坡的沟沟梁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放羊时为了解闷，他买了台收音机天天听新闻，从中了解政策，寻找致富商机。
他是个风风火火的性格，说了就干，定了就办。2006年秋天，他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8万多元，承包了村里移民后的一个自然村——小长烟村130亩土地、2000亩荒山，养起了羊、猪，种下了谷子和玉米。有了自己的地、自己的羊和自己的事业，他的梦想在这里有了雏形。
因好学萌生种植“羊粪小米”的念头
“俗话说靠山吃山。我们村山大坡广，红土壤、圪梁地很适合发展种养殖业。通过读书看报，我对‘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有了一定了解，于是有了种植‘羊粪小米’的念头，构想用羊粪种小米，然后再用谷糠和叶杆养殖山羊。”韩登科说：“当时，有的村民说我是瞎鼓捣。可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传统农业产量低、附加值也不高，我这不是瞎鼓捣，而是新思路。”
“狗小”生在十里坡，长在十里坡，对山村生活一往情深。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他只读到初一年级就辍学了，从此开始在村里放羊，成了一名羊倌，十里坡的沟沟梁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放羊时为了解闷，他买了台收音机天天听新闻，从中了解政策，寻找致富商机。
他是个风风火火的性格，说了就干，定了就办。2006年秋天，他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8万多元，承包了村里移民后的一个自然村——小长烟村130亩土地、2000亩荒山，养起了羊、猪，种下了谷子和玉米。有了自己的地、自己的羊和自己的事业，他的梦想在这里有了雏形。
获无公害认证！“狗小”牌羊粪小米打开市场销路
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产品也要勤吆喝。因为没包装没品牌，尽管羊粪小米品质好口感绵，但每年都卖不完。在山西省委宣传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狗小”给羊粪小米制作包装、注册商标，打响了“狗小羊粪小米”的品牌，叫亮了“生态农产品，良心十里坡”的口号。
2017年，武乡县农委请来北京专家进行土壤和空气检测，“羊粪小米”顺利通过了无公害认证。当年，合作社以高于市场价2.5元的价格全部收购村民谷子加工出售，共计收入38万元。收入最多的一户达50000元，收入20000元以上的有3户，收入最少的也在6000元以上，贫困群众从中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年底，龙晖种植专业合作社给社员共分红30多万元，有5户村民分红达到10000元以上。
“闹得挺不错！”是乡亲们对韩登科的褒奖，但更让他高兴的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返乡回来跟他种谷子。如今，合作社社员从22户增加到50户，其中贫困户38户；带动周边农户200多户，其中贫困户136户，帮助他们一起种植，并以高于市场价回收销售。
电商平台让“羊粪小米”销售到国外
2017年开始，“狗小”还做起了电子商务，他建立了合作社电商平台，把自己的生态农产品搬到网上搞起了微店，领着村民们做起了“微商”，村民的小米、鸡蛋、蜂蜜等生态农产品经微店走出了大山。而“羊粪小米”由于获得了无公害认证，也销往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郑州等二十多个城市，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狗小”自豪地说：“我最远的一单‘羊粪小米’卖到了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外国人也吃上了咱十里坡的小米。”
2019年，各种小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逐渐火起来，“狗小”也抓住了这个销售时机。他亲自上阵在好几个平台上直播谷子的播种、收割、加工、包装，让消费者们了解“羊粪小米”从播种到最后加工生产的全过程。他还积极发展电商经济，让十里坡的“羊粪小米”提升了知名度，销售量成倍增加。2019年，龙晖专业种植合作社种植小米喜获丰收，为贫困户分红高达58万元。
有了和外面世界对接的渠道，他主动帮助其他乡镇微电商贫困户销售黑花生、蜂蜜、黑小米、酸枣等农产品，靠着网络开辟了小杂粮等销售市场，让一份份既生态又优质的农产品走向了千家万户。
如今，十里坡村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从个体发展到加入合作社，从靠扶贫款被动度日到主动抱团发展，村民们在山西省委宣传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在能人韩登科的带领下，脱贫致富的步伐走得铿锵有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编者按 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山西省统筹推进脱贫攻坚，精准施策，把各项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抓，确保如期打贏脱贫攻坚战。为了全面客观反映山西省脱贫攻坚工作中取得的阶段性成就，总结经验，勠力前行，黄河新闻网特别策划了《小康路上》系列专题报道，围绕山西省脱贫攻坚举措成效、先进人物、典型事迹、优势产业项目、基层扶贫干部等内容进行采访，真实书写“脱真贫、真脱贫、不返贫”的山西答卷。
编者按 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山西省统筹推进脱贫攻坚，精准施策，把各项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抓，确保如期打贏脱贫攻坚战。为了全面客观反映山西省脱贫攻坚工作中取得的阶段性成就，总结经验，勠力前行，黄河新闻网特别策划了《小康路上》系列专题报道，围绕山西省脱贫攻坚举措成效、先进人物、典型事迹、优势产业项目、基层扶贫干部等内容进行采访，真实书写“脱真贫、真脱贫、不返贫”的山西答卷。
因好学萌生种植“羊粪小米”的念头
“俗话说靠山吃山。我们村山大坡广，红土壤、圪梁地很适合发展种养殖业。通过读书看报，我对‘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有了一定了解，于是有了种植‘羊粪小米’的念头，构想用羊粪种小米，然后再用谷糠和叶杆养殖山羊。”韩登科说：“当时，有的村民说我是瞎鼓捣。可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传统农业产量低、附加值也不高，我这不是瞎鼓捣，而是新思路。”
“狗小”生在十里坡，长在十里坡，对山村生活一往情深。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他只读到初一年级就辍学了，从此开始在村里放羊，成了一名羊倌，十里坡的沟沟梁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放羊时为了解闷，他买了台收音机天天听新闻，从中了解政策，寻找致富商机。
他是个风风火火的性格，说了就干，定了就办。2006年秋天，他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8万多元，承包了村里移民后的一个自然村——小长烟村130亩土地、2000亩荒山，养起了羊、猪，种下了谷子和玉米。有了自己的地、自己的羊和自己的事业，他的梦想在这里有了雏形。
因好学萌生种植“羊粪小米”的念头
“俗话说靠山吃山。我们村山大坡广，红土壤、圪梁地很适合发展种养殖业。通过读书看报，我对‘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有了一定了解，于是有了种植‘羊粪小米’的念头，构想用羊粪种小米，然后再用谷糠和叶杆养殖山羊。”韩登科说：“当时，有的村民说我是瞎鼓捣。可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传统农业产量低、附加值也不高，我这不是瞎鼓捣，而是新思路。”
“狗小”生在十里坡，长在十里坡，对山村生活一往情深。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他只读到初一年级就辍学了，从此开始在村里放羊，成了一名羊倌，十里坡的沟沟梁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放羊时为了解闷，他买了台收音机天天听新闻，从中了解政策，寻找致富商机。
他是个风风火火的性格，说了就干，定了就办。2006年秋天，他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8万多元，承包了村里移民后的一个自然村——小长烟村130亩土地、2000亩荒山，养起了羊、猪，种下了谷子和玉米。有了自己的地、自己的羊和自己的事业，他的梦想在这里有了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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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产品也要勤吆喝。因为没包装没品牌，尽管羊粪小米品质好口感绵，但每年都卖不完。在山西省委宣传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狗小”给羊粪小米制作包装、注册商标，打响了“狗小羊粪小米”的品牌，叫亮了“生态农产品，良心十里坡”的口号。
2017年，武乡县农委请来北京专家进行土壤和空气检测，“羊粪小米”顺利通过了无公害认证。当年，合作社以高于市场价2.5元的价格全部收购村民谷子加工出售，共计收入38万元。收入最多的一户达50000元，收入20000元以上的有3户，收入最少的也在6000元以上，贫困群众从中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年底，龙晖种植专业合作社给社员共分红30多万元，有5户村民分红达到10000元以上。
“闹得挺不错！”是乡亲们对韩登科的褒奖，但更让他高兴的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返乡回来跟他种谷子。如今，合作社社员从22户增加到50户，其中贫困户38户；带动周边农户200多户，其中贫困户136户，帮助他们一起种植，并以高于市场价回收销售。
电商平台让“羊粪小米”销售到国外
2017年开始，“狗小”还做起了电子商务，他建立了合作社电商平台，把自己的生态农产品搬到网上搞起了微店，领着村民们做起了“微商”，村民的小米、鸡蛋、蜂蜜等生态农产品经微店走出了大山。而“羊粪小米”由于获得了无公害认证，也销往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郑州等二十多个城市，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狗小”自豪地说：“我最远的一单‘羊粪小米’卖到了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外国人也吃上了咱十里坡的小米。”
2019年，各种小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逐渐火起来，“狗小”也抓住了这个销售时机。他亲自上阵在好几个平台上直播谷子的播种、收割、加工、包装，让消费者们了解“羊粪小米”从播种到最后加工生产的全过程。他还积极发展电商经济，让十里坡的“羊粪小米”提升了知名度，销售量成倍增加。2019年，龙晖专业种植合作社种植小米喜获丰收，为贫困户分红高达58万元。
有了和外面世界对接的渠道，他主动帮助其他乡镇微电商贫困户销售黑花生、蜂蜜、黑小米、酸枣等农产品，靠着网络开辟了小杂粮等销售市场，让一份份既生态又优质的农产品走向了千家万户。
如今，十里坡村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从个体发展到加入合作社，从靠扶贫款被动度日到主动抱团发展，村民们在山西省委宣传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在能人韩登科的带领下，脱贫致富的步伐走得铿锵有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对于中日古建筑研究、保护与发展传承的一点思考》（上）
我除了对古建筑本身感兴趣，一直也对古建筑研究史、保护与传承十分关心。中日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都在现代或者在历史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显而易见，有些问题则一直没有纠正过来，而令我更好奇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刚好最近看了几篇关于东亚古建筑研究史的论文，我就简单地谈一谈这些问题的来源及影响，主要涉及中日古建筑，半岛古建筑研究史目前（除了早期历史）我还不太了解。
首先先说一下中日古建筑界的现状：从建筑史研究角度看，中日水平差不多；古建筑保护方面，中国差日本几条大街（可能有的人不认同，但先别着急）；古建筑发展传承方面，部分由于历史的机缘性，中国与日本差距依然很大。
一、建筑史研究
近代的东亚古建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的一些调查与记录。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东亚古建筑的看法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对于东亚古建筑最有影响力的评价出自佛莱彻尔的《世界建筑史》，在书中，他将正统的西方建筑文化的主线，以“历史性风格”(The HistoricalStyle)为主题，从埃及、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等一一描述，而将中国、日本、印度等地的古建筑定义为“非历史性风格”(The Non-Historical Style)”。所谓著名的“建筑之树”也出现在佛莱彻尔第四版《世界建筑史》中，中国建筑、日本建筑、印度建筑都没有列入建筑之树的主干中（图1），东方建筑只不过是早期文明的次要分支，是非传统的。对此观点反对最为强烈的是以伊东忠太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史研究者,这也成为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东方建筑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最开始研究东亚古建筑的本土学者是日本学者。日本建筑学教育最早并不教授东亚建筑史，只开设西洋建筑史与印度建筑史，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则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初。伊东忠太对于法隆寺的研究是日本古建筑研究的发端之一——但在研究之初他就定下了一个伪命题。由于受到明治时代脱亚入欧思想和上述“东方主义”的影响，伊东忠太在研究之初就认定法隆寺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古希腊，但他在研究中也认识到直接跟古希腊建筑攀亲戚也不是很容易的，因此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后来伊东氏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也都是为了证明中国是古希腊建筑传往日本途中的一个跳板，好在在后来学者研究中这种观点被逐渐纠正了。19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大成就在于对全日本遗存的古建筑做了普查，日本大多数高古建筑在当时的普查中被发现。这十年中日本以关野贞为代表的建筑史学家对一些古建筑进行了修缮，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建筑师三桥四郎对东北古建筑做了调查（图2），成为第一个踏查了中国的日本建筑学人。20世纪的头三十年则是日本建筑学者对中国进行调查的热门时期，伊东忠太（图3）、关野贞、冢本靖、常盘大定等知名学者先后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多次较为细致的调查，不过他们的具体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伊东主要目的是寻找支持日本古建筑西来论的论据（伊东氏后来根据他在中国多年的调查编写了《中国建筑史》，这是第一本较为严谨全面的中国建筑史，但这本书的内容到南北朝就戛然而止了），关野贞的调查更注重对古建筑严谨细致的记录。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尤其是伊东忠太。伊东在他的《中国建筑装饰》中对中国古建筑多有毫无根据的挖苦（图4），并且认为中国在唐以后就已衰落，唯独日本是亚洲诸伟大文化的综合继承者（图5，这也可以叫“泛亚主义”，这种思想对今日国人的观念仍然有较大影响）。不管如何，在这一时期日本可以说主导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使中国古建筑研究迈上新台阶，（包括对日本古建筑的研究）也有力地回击了世界建筑史学界对于东亚古建筑的非公正评判。
近代中国人自己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当时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已经有了较多研究，但仍然停留于“有什么”这个层面，并没有回答“是什么”。中国早期古建筑研究的主力军无疑是营造学社，而当梁思成、林徽因与刘敦桢加入学社后，学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梁、林、刘三人均毕业于世界著名建筑院校，当他们研究中国古建筑时也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建筑史的历史从一开端就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傅熹年认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2）文中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由此可见，中国人研究古建筑的水平在早期已经可以与日本人相当，在这之后直到今天，个人认为中日学者对于建筑史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差不大的。
二、古建筑保护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
为什么我敢说“中国远不如日本”呢？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吧。
日本在修理古建筑时,每一个修理项目都必须编写系统地记载修理内容的修理报告书（不能说全部都有，但至少法律规定重文及以上要出）,而且必须公开发行,这被定为义务,必须执行。目前,日本的修理报告书已经出版了大约1500册(修理的建筑栋数应比册数多百分之十)。在修理报告书里,清楚地记录着建筑的历史,过去的做法以及修理履历等信息。报告书中还登载大量的、精度相当高的图纸。其中,不仅有修理前的图纸、修理后的图纸,也包括修理过程中的图纸以及修理前后的照片。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确切地向后人传达修理时的情况。而中国对于很多根本没有编写修缮报告书（只有少数国保编写了修缮报告书）或者极为简略，不能反映整个修缮流程。
既然中日古建筑保护水平差距这么大，那么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种局面，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先不说民族精神这类形而上的东西，我认为历史环境对中日古建筑保护理念的形成影响很大。很多事物，其形成初期的发展对其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日本开始古建筑研究与保护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时候明治维新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日本国内外环境较为稳定，早期的日本建筑学者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时间和稳定的工作环境以供他们修缮保护古建筑，这些都为日本日后的古建筑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最早一批修缮的古建筑有法隆寺、唐招提寺金堂等，诚然，当时古建筑的修缮理念在今天看来有很大问题，出过不少修缮惨案，但正是在这种高频繁的修缮工作中日本学者吸取经验教训，掌握了完备的修缮方法，也形成了精细修缮（令我比较欣赏的是日本在修缮一些重要古建筑时候顺便会对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出书公开整个修缮流程的良好传统，完整修缮报告书能看到的人较少，但是很多寺庙与政府机关官网上关于修缮流程的介绍和简易报告（国内网上则几乎公开的）。日本的修缮报告书少则几百页，多则几千页，可以精确到每个构件，每一道修缮流程。我看过的最早的修缮报告书是昭和十年的（图7），即使在这个时期，日本的修缮报告书也比今天中国很多古建筑修缮报告要强了。另外，日本对于早期木构的调查基本上在一百年前已经完成，而中国早期木构在近些年仍然陆续发现。
中国人自己开始古建筑研究时正是动荡年代，营造学社虽然参与过一些古建筑修缮，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民国的古建筑修缮水平相较于古代也无太大进步，可以说中国古建筑修缮没有打好基础。在早期既没有打好基础，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又把日本人修缮古建筑犯过的错误全部再犯了一遍，直到最近还在犯错：拆旧建新屡见不鲜、福建民居构件不断被盗、山西省文物认养的丑事等等，这何时是个头！而且中国很多古建筑（如东大殿）非要等到岌岌可危的时候才（计划）修，难道就没有一点未雨绸缪的意识吗？ 中国一些重要古建筑修缮技艺确实不比日本差，因为集中了国内最好的专家和工匠，但是整体水平相差甚远。除此之外中国文保落后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参考论文见评论区。
我除了对古建筑本身感兴趣，一直也对古建筑研究史、保护与传承十分关心。中日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都在现代或者在历史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显而易见，有些问题则一直没有纠正过来，而令我更好奇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刚好最近看了几篇关于东亚古建筑研究史的论文，我就简单地谈一谈这些问题的来源及影响，主要涉及中日古建筑，半岛古建筑研究史目前（除了早期历史）我还不太了解。
首先先说一下中日古建筑界的现状：从建筑史研究角度看，中日水平差不多；古建筑保护方面，中国差日本几条大街（可能有的人不认同，但先别着急）；古建筑发展传承方面，部分由于历史的机缘性，中国与日本差距依然很大。
一、建筑史研究
近代的东亚古建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的一些调查与记录。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东亚古建筑的看法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对于东亚古建筑最有影响力的评价出自佛莱彻尔的《世界建筑史》，在书中，他将正统的西方建筑文化的主线，以“历史性风格”(The HistoricalStyle)为主题，从埃及、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等一一描述，而将中国、日本、印度等地的古建筑定义为“非历史性风格”(The Non-Historical Style)”。所谓著名的“建筑之树”也出现在佛莱彻尔第四版《世界建筑史》中，中国建筑、日本建筑、印度建筑都没有列入建筑之树的主干中（图1），东方建筑只不过是早期文明的次要分支，是非传统的。对此观点反对最为强烈的是以伊东忠太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史研究者,这也成为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东方建筑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最开始研究东亚古建筑的本土学者是日本学者。日本建筑学教育最早并不教授东亚建筑史，只开设西洋建筑史与印度建筑史，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则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初。伊东忠太对于法隆寺的研究是日本古建筑研究的发端之一——但在研究之初他就定下了一个伪命题。由于受到明治时代脱亚入欧思想和上述“东方主义”的影响，伊东忠太在研究之初就认定法隆寺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古希腊，但他在研究中也认识到直接跟古希腊建筑攀亲戚也不是很容易的，因此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后来伊东氏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也都是为了证明中国是古希腊建筑传往日本途中的一个跳板，好在在后来学者研究中这种观点被逐渐纠正了。19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大成就在于对全日本遗存的古建筑做了普查，日本大多数高古建筑在当时的普查中被发现。这十年中日本以关野贞为代表的建筑史学家对一些古建筑进行了修缮，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建筑师三桥四郎对东北古建筑做了调查（图2），成为第一个踏查了中国的日本建筑学人。20世纪的头三十年则是日本建筑学者对中国进行调查的热门时期，伊东忠太（图3）、关野贞、冢本靖、常盘大定等知名学者先后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多次较为细致的调查，不过他们的具体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伊东主要目的是寻找支持日本古建筑西来论的论据（伊东氏后来根据他在中国多年的调查编写了《中国建筑史》，这是第一本较为严谨全面的中国建筑史，但这本书的内容到南北朝就戛然而止了），关野贞的调查更注重对古建筑严谨细致的记录。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尤其是伊东忠太。伊东在他的《中国建筑装饰》中对中国古建筑多有毫无根据的挖苦（图4），并且认为中国在唐以后就已衰落，唯独日本是亚洲诸伟大文化的综合继承者（图5，这也可以叫“泛亚主义”，这种思想对今日国人的观念仍然有较大影响）。不管如何，在这一时期日本可以说主导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使中国古建筑研究迈上新台阶，（包括对日本古建筑的研究）也有力地回击了世界建筑史学界对于东亚古建筑的非公正评判。
近代中国人自己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当时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已经有了较多研究，但仍然停留于“有什么”这个层面，并没有回答“是什么”。中国早期古建筑研究的主力军无疑是营造学社，而当梁思成、林徽因与刘敦桢加入学社后，学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梁、林、刘三人均毕业于世界著名建筑院校，当他们研究中国古建筑时也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建筑史的历史从一开端就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傅熹年认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2）文中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由此可见，中国人研究古建筑的水平在早期已经可以与日本人相当，在这之后直到今天，个人认为中日学者对于建筑史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差不大的。
二、古建筑保护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
为什么我敢说“中国远不如日本”呢？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吧。
日本在修理古建筑时,每一个修理项目都必须编写系统地记载修理内容的修理报告书（不能说全部都有，但至少法律规定重文及以上要出）,而且必须公开发行,这被定为义务,必须执行。目前,日本的修理报告书已经出版了大约1500册(修理的建筑栋数应比册数多百分之十)。在修理报告书里,清楚地记录着建筑的历史,过去的做法以及修理履历等信息。报告书中还登载大量的、精度相当高的图纸。其中,不仅有修理前的图纸、修理后的图纸,也包括修理过程中的图纸以及修理前后的照片。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确切地向后人传达修理时的情况。而中国对于很多根本没有编写修缮报告书（只有少数国保编写了修缮报告书）或者极为简略，不能反映整个修缮流程。
既然中日古建筑保护水平差距这么大，那么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种局面，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先不说民族精神这类形而上的东西，我认为历史环境对中日古建筑保护理念的形成影响很大。很多事物，其形成初期的发展对其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日本开始古建筑研究与保护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时候明治维新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日本国内外环境较为稳定，早期的日本建筑学者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时间和稳定的工作环境以供他们修缮保护古建筑，这些都为日本日后的古建筑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最早一批修缮的古建筑有法隆寺、唐招提寺金堂等，诚然，当时古建筑的修缮理念在今天看来有很大问题，出过不少修缮惨案，但正是在这种高频繁的修缮工作中日本学者吸取经验教训，掌握了完备的修缮方法，也形成了精细修缮（令我比较欣赏的是日本在修缮一些重要古建筑时候顺便会对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出书公开整个修缮流程的良好传统，完整修缮报告书能看到的人较少，但是很多寺庙与政府机关官网上关于修缮流程的介绍和简易报告（国内网上则几乎公开的）。日本的修缮报告书少则几百页，多则几千页，可以精确到每个构件，每一道修缮流程。我看过的最早的修缮报告书是昭和十年的（图7），即使在这个时期，日本的修缮报告书也比今天中国很多古建筑修缮报告要强了。另外，日本对于早期木构的调查基本上在一百年前已经完成，而中国早期木构在近些年仍然陆续发现。
中国人自己开始古建筑研究时正是动荡年代，营造学社虽然参与过一些古建筑修缮，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民国的古建筑修缮水平相较于古代也无太大进步，可以说中国古建筑修缮没有打好基础。在早期既没有打好基础，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又把日本人修缮古建筑犯过的错误全部再犯了一遍，直到最近还在犯错：拆旧建新屡见不鲜、福建民居构件不断被盗、山西省文物认养的丑事等等，这何时是个头！而且中国很多古建筑（如东大殿）非要等到岌岌可危的时候才（计划）修，难道就没有一点未雨绸缪的意识吗？ 中国一些重要古建筑修缮技艺确实不比日本差，因为集中了国内最好的专家和工匠，但是整体水平相差甚远。除此之外中国文保落后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参考论文见评论区。
#全域旅游看山西# 今天（10月21日），“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全国广播融媒体践行“四力”全域旅游看山西联合采访活动启动仪式暨 2019山西省“免费送戏进景区”活动在晋祠博物馆举行。此次采访活动正是全国广电媒体人增强“四力”的具体实践。
在为期一周的采访活动中，来自包括中央台在内的全国34家广播电视台的近百名记者将深入太原、大同、朔州、忻州、晋中、吕梁、临汾、长治等地，用手中的话筒和镜头强势推介国际知名、国内一流、山西特色的全域旅游目的地，报道山西构建全省域旅游发展“331”新格局、新实践，通过媒体权威发声，吸引更多涉旅企业、人才、项目、技术、信息集聚山西。
在为期一周的采访活动中，来自包括中央台在内的全国34家广播电视台的近百名记者将深入太原、大同、朔州、忻州、晋中、吕梁、临汾、长治等地，用手中的话筒和镜头强势推介国际知名、国内一流、山西特色的全域旅游目的地，报道山西构建全省域旅游发展“331”新格局、新实践，通过媒体权威发声，吸引更多涉旅企业、人才、项目、技术、信息集聚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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