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见开封城事##开封暖心事儿#【一场结婚登记跨越千里一对聋哑情侣终成眷属开封人用爱为幸福“加码】从浙江省天台县到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刘先生和汤女士这对聋哑情侣跨越千里的爱情之路甜蜜而幸福。然而，他们的结婚登记过程却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在古城开封这座充满爱的城市，大家用爱心为这对情侣的爱情助力，让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更让这场特殊的结婚登记圆满热烈。
开封小伙遇到浙江姑娘
10年前，刘先生远离家乡开封，来到浙江打工。刘先生和家人都没有想到，在这里他会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女”。
在浙江省天台县一家工厂，经人介绍，刘先生结识了比他小一岁的汤女士。因为都是聋哑人，相同的命运和经历让两颗心紧紧连在一起。不久，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两年里，刘先生和汤女士度过了甜蜜的幸福时光。双方的家人也非常支持两人走进婚礼的殿堂，为此，刘先生的父母还专门来到浙江，与汤女士的家人商量二人的婚事。
结婚登记遭遇难题
“我们两家都很支持他们结婚，当时我们已经到了浙江，户口簿什么的也都带了，计划在女方的户籍所在地登记结婚。”刘先生的母亲刘玉梅说，没想到的是，他们却在结婚登记时遇到了难题。
据介绍，为了确定聋哑人的意愿，保障聋哑人的权益，我国对聋哑人结婚登记有较常人更严格的程序要求。聋哑人登记时，若能够和婚姻登记员进行笔谈，可将聋哑人与婚姻登记员的笔录登记在册存档。若聋哑人不能书面表达自己的意愿，则要求有能够和聋哑人以及婚姻登记员进行正常交流的人员（最好是聋哑人的监护人）陪同登记，并将聋哑人的婚姻登记意愿及相关交流情况记录存档。
“两个孩子的文化程度都比较低，特别是小汤，不仅不会说，而且写字也比较困难。在人生地不熟的外地，我们也找不到手语老师，两人的结婚登记就卡住了。”刘玉梅说，无奈之下，她只好带着儿子和准儿媳回到开封，想再次尝试为他们办理结婚登记。
多单位联动 共同为爱助力
今年8月底，刘玉梅来到龙亭区婚姻登记处，咨询结婚登记的事情。龙亭区婚姻登记处副主任许丽芳接待了她。
“听了他们的故事，我非常感动，同时也高兴和担忧。感动的是他们的爱情，高兴的是他们对龙亭区婚姻登记处的信任，担忧的是如何解决困扰他们的难题。但我还是下定决心帮助他们办成这件事。”许丽芳说。
在了解到女方监护人及其家属无法来到现场，只能采取现场视频连线见证他们的结婚登记后，龙亭区民政局向市民政局请示，决定通过公证处监督公证的方式来完善这次结婚登记的手续。随后，许丽芳找到市大梁公证处，希望其为这场特殊的结婚登记现场监督公证。市大梁公证处当即表示，愿意克服困难做这次特殊的公证，并且费用全免。随后，市大梁公证处召开专题会议，分析研判这次公证的难点，指定3名同志全力以赴做好此项工作，并会同龙亭区民政局，分别联系女方当事人的家人，了解女方的基本情况和真实想法；联系女方居住地村委会，了解女方的家庭状况；联系女方户籍所在地婚姻登记机关，了解他们在当地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真实原因；联系专业手语老师，和男女双方分别沟通交流，同时负责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翻译、帮助沟通……
经过大量细致、扎实的前期工作，市大梁公证处和龙亭区婚姻登记处共同核实到，男女双方自愿和对方结婚，双方家人知晓并同意二人结婚。在浙江确实是因为没有找到手语老师帮助翻译才没能办理结婚登记。
市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也接过爱心助力棒，愿意为这场特殊的结婚登记助力。“能够帮助这对特殊的情侣，我们特别高兴。”市志愿者协会志愿者陈梅说。为此，该协会专门派出两位经验丰富的手语志愿者。“我们一个擅长日常交流，一个擅长书面语，两个人配合，确保万无一失。”志愿者陈仪说。
有情人终成眷属
9月16日下午，龙亭区婚姻登记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在龙亭区民政局局长赵三洪，龙亭区妇联副主席王利霞，龙亭区残联工作人员郭晓洁，市大梁公证处公证员贾智迪、于梦瑶及公证助理孙军，市志愿者协会志愿者陈梅、陈春雪、陈仪，刘先生的父母及刘先生户籍所在村党支部书记等现场见证下，在汤女士的监护人及亲属视频连线见证下，这场特殊的结婚登记顺利进行。
“你结婚是自愿的吗？”
…………
“请签名并按指纹确认。”
在手语老师的翻译下，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刘先生和汤女士终于办理完所有结婚登记手续。
当赵三洪将两本红色结婚证送到两位新人手中时，他们嘴角上扬，用手语连连向大家表示感谢。大家纷纷用掌声表达对这对新人的祝福。
见证幸福见证爱
“这次公证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对我们来说难度不小。但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把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落到具体行动中，是新时代建设者的应有之意。我们在较短时间内做了大量前期核实工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件事。在确保残疾人、妇女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这对新人的幸福‘加码’，让这次的公益公证变得格外有意义。”贾智迪说。
“这是我从事婚姻登记工作以来最特殊的一次工作。整个结婚登记特殊而规范，因为大家的爱心助力，这场结婚登记才有了实现的可能。非常感谢每一个人的付出，也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许丽芳说。
“这次手语翻译我提前准备了好久，还向其他手语老师请教，就是为了准确、顺利完成。在这里，我见证了人世间的美好，非常感动，也感到很温暖。”陈仪说。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残疾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更需要社会的关心和关爱。希望大家都能伸出援助之手，让爱洒满城市。”王利霞说。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工作人员有担当，开封人民有爱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此次结婚登记顺利、圆满。”赵三洪说。（全媒体记者马燕 文/图）
开封小伙遇到浙江姑娘
10年前，刘先生远离家乡开封，来到浙江打工。刘先生和家人都没有想到，在这里他会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女”。
在浙江省天台县一家工厂，经人介绍，刘先生结识了比他小一岁的汤女士。因为都是聋哑人，相同的命运和经历让两颗心紧紧连在一起。不久，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两年里，刘先生和汤女士度过了甜蜜的幸福时光。双方的家人也非常支持两人走进婚礼的殿堂，为此，刘先生的父母还专门来到浙江，与汤女士的家人商量二人的婚事。
结婚登记遭遇难题
“我们两家都很支持他们结婚，当时我们已经到了浙江，户口簿什么的也都带了，计划在女方的户籍所在地登记结婚。”刘先生的母亲刘玉梅说，没想到的是，他们却在结婚登记时遇到了难题。
据介绍，为了确定聋哑人的意愿，保障聋哑人的权益，我国对聋哑人结婚登记有较常人更严格的程序要求。聋哑人登记时，若能够和婚姻登记员进行笔谈，可将聋哑人与婚姻登记员的笔录登记在册存档。若聋哑人不能书面表达自己的意愿，则要求有能够和聋哑人以及婚姻登记员进行正常交流的人员（最好是聋哑人的监护人）陪同登记，并将聋哑人的婚姻登记意愿及相关交流情况记录存档。
“两个孩子的文化程度都比较低，特别是小汤，不仅不会说，而且写字也比较困难。在人生地不熟的外地，我们也找不到手语老师，两人的结婚登记就卡住了。”刘玉梅说，无奈之下，她只好带着儿子和准儿媳回到开封，想再次尝试为他们办理结婚登记。
多单位联动 共同为爱助力
今年8月底，刘玉梅来到龙亭区婚姻登记处，咨询结婚登记的事情。龙亭区婚姻登记处副主任许丽芳接待了她。
“听了他们的故事，我非常感动，同时也高兴和担忧。感动的是他们的爱情，高兴的是他们对龙亭区婚姻登记处的信任，担忧的是如何解决困扰他们的难题。但我还是下定决心帮助他们办成这件事。”许丽芳说。
在了解到女方监护人及其家属无法来到现场，只能采取现场视频连线见证他们的结婚登记后，龙亭区民政局向市民政局请示，决定通过公证处监督公证的方式来完善这次结婚登记的手续。随后，许丽芳找到市大梁公证处，希望其为这场特殊的结婚登记现场监督公证。市大梁公证处当即表示，愿意克服困难做这次特殊的公证，并且费用全免。随后，市大梁公证处召开专题会议，分析研判这次公证的难点，指定3名同志全力以赴做好此项工作，并会同龙亭区民政局，分别联系女方当事人的家人，了解女方的基本情况和真实想法；联系女方居住地村委会，了解女方的家庭状况；联系女方户籍所在地婚姻登记机关，了解他们在当地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真实原因；联系专业手语老师，和男女双方分别沟通交流，同时负责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翻译、帮助沟通……
经过大量细致、扎实的前期工作，市大梁公证处和龙亭区婚姻登记处共同核实到，男女双方自愿和对方结婚，双方家人知晓并同意二人结婚。在浙江确实是因为没有找到手语老师帮助翻译才没能办理结婚登记。
市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也接过爱心助力棒，愿意为这场特殊的结婚登记助力。“能够帮助这对特殊的情侣，我们特别高兴。”市志愿者协会志愿者陈梅说。为此，该协会专门派出两位经验丰富的手语志愿者。“我们一个擅长日常交流，一个擅长书面语，两个人配合，确保万无一失。”志愿者陈仪说。
有情人终成眷属
9月16日下午，龙亭区婚姻登记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在龙亭区民政局局长赵三洪，龙亭区妇联副主席王利霞，龙亭区残联工作人员郭晓洁，市大梁公证处公证员贾智迪、于梦瑶及公证助理孙军，市志愿者协会志愿者陈梅、陈春雪、陈仪，刘先生的父母及刘先生户籍所在村党支部书记等现场见证下，在汤女士的监护人及亲属视频连线见证下，这场特殊的结婚登记顺利进行。
“你结婚是自愿的吗？”
…………
“请签名并按指纹确认。”
在手语老师的翻译下，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刘先生和汤女士终于办理完所有结婚登记手续。
当赵三洪将两本红色结婚证送到两位新人手中时，他们嘴角上扬，用手语连连向大家表示感谢。大家纷纷用掌声表达对这对新人的祝福。
见证幸福见证爱
“这次公证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对我们来说难度不小。但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把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落到具体行动中，是新时代建设者的应有之意。我们在较短时间内做了大量前期核实工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件事。在确保残疾人、妇女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这对新人的幸福‘加码’，让这次的公益公证变得格外有意义。”贾智迪说。
“这是我从事婚姻登记工作以来最特殊的一次工作。整个结婚登记特殊而规范，因为大家的爱心助力，这场结婚登记才有了实现的可能。非常感谢每一个人的付出，也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许丽芳说。
“这次手语翻译我提前准备了好久，还向其他手语老师请教，就是为了准确、顺利完成。在这里，我见证了人世间的美好，非常感动，也感到很温暖。”陈仪说。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残疾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更需要社会的关心和关爱。希望大家都能伸出援助之手，让爱洒满城市。”王利霞说。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工作人员有担当，开封人民有爱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此次结婚登记顺利、圆满。”赵三洪说。（全媒体记者马燕 文/图）
【最大政治献金案曝光美国制度腐败真实面目 #起底美式黑金政治#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9月19日报道，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黑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政坛。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共和党人伦纳德·利奥主持的一家保守派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了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朋友说:国庆左右就要回成都发展了。一转眼就两年多了。
毕业以后，好像大家都在朝着自己的方向追寻自己想要成为的模样。
我好像也不例外，从喜欢广告设计到视频制作再到新媒体，以及编导相关，我也好像在传媒这一行一直坚持着自己选择的一切。
毕业后的时间过得不那么顺畅，但是却成长的更快。我庆幸热爱着我坚持的一切，并且依旧还在努力着。时间从来不语，但是行动会给我答案。
我只希望能热爱的更坚定和努力一些，我希望有好的结果，但是也更加在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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