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美国经济发生深刻变化，治理通胀可能付出更大代价】
美国加息产生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一是美国加息路径具有不确定性，二是美国经济自身调整的模式更具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个问题表面上是要回答美国通胀路径以及加息路径，实际上要回答疫情后美国经济的增长态势与结构转化。
因此，要分析美国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最关键的要认清美国经济在过去几年和未来几年发生的变化。
一、菲利普斯曲线调整导致实体经济结构性变化
美国经济在过去长期停滞的状态下，特别是特朗普时代和拜登时代，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菲利普斯曲线发生了重大调整——长期停滞时期出现了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即无论失业率如何变化，通货膨胀率对产出缺口和失业不敏感；而疫情期间出现了菲利普斯曲线陡峭化，即价格水平在俄乌冲突和供应链瓶颈等因素的作用下开始对失业率变化高度敏感。
这种变化意味着在疫情和全球化体系的多重冲击下已经发生了深层次变异，很多学者和央行官员没有注意到这种结构性变化，导致大家坚信在天量货币冲击下，美国依然难以摆脱低通货膨胀的困境，没有预测到通货膨胀率会快速上扬。但从目前各类参数来看，美国通胀不是暂时的，已经中期化，同时存在长期化的可能。
美国通货膨胀中期化和长期化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疫情带来的供应链重构和供应链瓶颈中长期化，在后疫情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全面延缓，反而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
二是俄乌冲突和俄乌冲突使各国国防开支成本大幅上扬，从而引发一些基础能源价格结构性变化。
美国通货膨胀中期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带来的劳动力供需结构发生了巨大调整。
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强劲坚挺。美国失业率已经达到二十多年的新低（3.5%）左右，7、8月份新增就业水平均超预期，使得美国25~54岁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升至82.8％，升幅创2020年6月以来最大水平，直接引发劳动力工资水平平均周薪上扬5%~7%，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扬。
物价-工资螺旋机制的形成以及通货膨胀预期水平的上移是美国通货膨胀中期化最为本质的机制。
因此，要深入刻画美国GDP、通胀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模式，可能要注重几个问题。
一是，美国劳动力市场是否具有一些新特征。民粹主义抬头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劳动力市场？
二是，美国的结构调整。大量制成品市场的就业，进一步转向劳务市场、服务业，这种转变是否会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出现结构性变化？
三是，在通胀预期中，工资物价螺旋机制是否已经形成？
四是，疫情后菲利普斯曲线会持续陡峭还是会出现新一轮的扁平化？由于工资水平黏性，以及美国经济结构性的变化，菲利普斯曲线很可能重新回归扁平化，这就意味着要降低同样幅度的通货膨胀率所带来的就业水平下降会更大，这就导致美国在通胀调整中必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几个问题是研究美国在强劲加息过程中软着陆还是硬着陆问题的核心。美国政府不承认经济已经出现技术性疲软，认为以往关于萧条的指标体系已经失灵，要求用“山姆法则”来替代原来的法则，通过就业率下降来定义美国萧条。
很多学者认为，这些方法都没有确定的答案。比如，从传统的泰勒规则来看，美联储加息范围必须达到7%以上，才能解决目前8%以上的CPI通胀。如果达到7%左右，对美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是非常深度的，美联储前期承诺的通胀盯住制只是希望短期锁定通胀预期，并不是真正的、持续的高水平激进加息，也就是说市场并不是简单地相信美联储的这种行动。因此，加息带来的通胀效果将比预期的水平差，这可能是因为美国经济结构与相应的传统法则参数的变化间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引来加息政策的不确定性。
二、美国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变化：美元、房地产市场与股票
美国实体经济结构发生一些变异，金融市场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异。
一是，美元“微笑指数”比传统的上翘幅度还要大，但是在美元指数持续上扬的过程中，美元在世界的交易额占比持续下降，已经跌破了历史上公认的60%分界线，目前只有59%。这一指数和美元使用率间的分化，是一种新现象。美国交易额占比的下降，并不是由日元、欧元和英镑等货币上升带来的，而是由其他类货币占比达到接近10%来进行替代的。这表明汇率格局和货币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美元引领性作用发生了一些变化。
二是，在激进加息的过程中，美国及全球房地产市场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是决定世界实体经济变化的核心。过去四五年，全球房地产指数并没有像中国这样调整，而是出现了持续上升，尤其是美国凯斯-席勒指数大大超过了2006年历史高点。一个简单的加息很难击破房地产市场的资产负债结构，但如果持续激进的加息导致房地产贷款成本急剧上扬，会不会引发新一轮流动性问题及资产价格的激进调整？这是大家很疑惑的问题。
三是股票。目前左右全球发展的一是美国科技股，二是中国房地产。美国科技股今年以来已经调整接近20%的水平，是前奏还是结束，这是大家存存在很多分歧的地方。美国作为大调整中各类风险资产避风港的特性是否还会再次展现，取决于美国经济硬着陆及美国金融市场调整的路径。由此产生的很重要的话题，也就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在全球滞胀持续过程中所发挥的战略性作用。
美国作为风险资产避风港的属性与中国作为价值洼地的特性是否相互冲突，会不会发生一些极端的变异，也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话题。所以，我认为本轮全球滞胀产生的影响与传统滞胀有很大的差别，它内生的一些结构性新现象可能对于我们抓住未来的战略机遇具有很重大的作用。
（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https://t.cn/A6SrBkIj
https://t.cn/A6SrBkIT
美国加息产生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一是美国加息路径具有不确定性，二是美国经济自身调整的模式更具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个问题表面上是要回答美国通胀路径以及加息路径，实际上要回答疫情后美国经济的增长态势与结构转化。
因此，要分析美国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最关键的要认清美国经济在过去几年和未来几年发生的变化。
一、菲利普斯曲线调整导致实体经济结构性变化
美国经济在过去长期停滞的状态下，特别是特朗普时代和拜登时代，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菲利普斯曲线发生了重大调整——长期停滞时期出现了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即无论失业率如何变化，通货膨胀率对产出缺口和失业不敏感；而疫情期间出现了菲利普斯曲线陡峭化，即价格水平在俄乌冲突和供应链瓶颈等因素的作用下开始对失业率变化高度敏感。
这种变化意味着在疫情和全球化体系的多重冲击下已经发生了深层次变异，很多学者和央行官员没有注意到这种结构性变化，导致大家坚信在天量货币冲击下，美国依然难以摆脱低通货膨胀的困境，没有预测到通货膨胀率会快速上扬。但从目前各类参数来看，美国通胀不是暂时的，已经中期化，同时存在长期化的可能。
美国通货膨胀中期化和长期化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疫情带来的供应链重构和供应链瓶颈中长期化，在后疫情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全面延缓，反而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
二是俄乌冲突和俄乌冲突使各国国防开支成本大幅上扬，从而引发一些基础能源价格结构性变化。
美国通货膨胀中期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带来的劳动力供需结构发生了巨大调整。
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强劲坚挺。美国失业率已经达到二十多年的新低（3.5%）左右，7、8月份新增就业水平均超预期，使得美国25~54岁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升至82.8％，升幅创2020年6月以来最大水平，直接引发劳动力工资水平平均周薪上扬5%~7%，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扬。
物价-工资螺旋机制的形成以及通货膨胀预期水平的上移是美国通货膨胀中期化最为本质的机制。
因此，要深入刻画美国GDP、通胀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模式，可能要注重几个问题。
一是，美国劳动力市场是否具有一些新特征。民粹主义抬头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劳动力市场？
二是，美国的结构调整。大量制成品市场的就业，进一步转向劳务市场、服务业，这种转变是否会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出现结构性变化？
三是，在通胀预期中，工资物价螺旋机制是否已经形成？
四是，疫情后菲利普斯曲线会持续陡峭还是会出现新一轮的扁平化？由于工资水平黏性，以及美国经济结构性的变化，菲利普斯曲线很可能重新回归扁平化，这就意味着要降低同样幅度的通货膨胀率所带来的就业水平下降会更大，这就导致美国在通胀调整中必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几个问题是研究美国在强劲加息过程中软着陆还是硬着陆问题的核心。美国政府不承认经济已经出现技术性疲软，认为以往关于萧条的指标体系已经失灵，要求用“山姆法则”来替代原来的法则，通过就业率下降来定义美国萧条。
很多学者认为，这些方法都没有确定的答案。比如，从传统的泰勒规则来看，美联储加息范围必须达到7%以上，才能解决目前8%以上的CPI通胀。如果达到7%左右，对美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是非常深度的，美联储前期承诺的通胀盯住制只是希望短期锁定通胀预期，并不是真正的、持续的高水平激进加息，也就是说市场并不是简单地相信美联储的这种行动。因此，加息带来的通胀效果将比预期的水平差，这可能是因为美国经济结构与相应的传统法则参数的变化间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引来加息政策的不确定性。
二、美国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变化：美元、房地产市场与股票
美国实体经济结构发生一些变异，金融市场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异。
一是，美元“微笑指数”比传统的上翘幅度还要大，但是在美元指数持续上扬的过程中，美元在世界的交易额占比持续下降，已经跌破了历史上公认的60%分界线，目前只有59%。这一指数和美元使用率间的分化，是一种新现象。美国交易额占比的下降，并不是由日元、欧元和英镑等货币上升带来的，而是由其他类货币占比达到接近10%来进行替代的。这表明汇率格局和货币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美元引领性作用发生了一些变化。
二是，在激进加息的过程中，美国及全球房地产市场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是决定世界实体经济变化的核心。过去四五年，全球房地产指数并没有像中国这样调整，而是出现了持续上升，尤其是美国凯斯-席勒指数大大超过了2006年历史高点。一个简单的加息很难击破房地产市场的资产负债结构，但如果持续激进的加息导致房地产贷款成本急剧上扬，会不会引发新一轮流动性问题及资产价格的激进调整？这是大家很疑惑的问题。
三是股票。目前左右全球发展的一是美国科技股，二是中国房地产。美国科技股今年以来已经调整接近20%的水平，是前奏还是结束，这是大家存存在很多分歧的地方。美国作为大调整中各类风险资产避风港的特性是否还会再次展现，取决于美国经济硬着陆及美国金融市场调整的路径。由此产生的很重要的话题，也就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在全球滞胀持续过程中所发挥的战略性作用。
美国作为风险资产避风港的属性与中国作为价值洼地的特性是否相互冲突，会不会发生一些极端的变异，也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话题。所以，我认为本轮全球滞胀产生的影响与传统滞胀有很大的差别，它内生的一些结构性新现象可能对于我们抓住未来的战略机遇具有很重大的作用。
（刘元春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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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高新区：万千创客逐梦奋斗的起点
9月15日，一年一度的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以下简称“双创活动周”）正式拉开帷幕，又一场双创浪潮席卷而来。作为双创活动周陕西省暨西安市的主会场，西安高新区的双创环境再次获得广泛关注。
西安高新区是1991年首批批准成立的国家高新区之一，经过三十余年发展，已经形成全要素、全生态的孵化体系，构建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培育—产业壮大”的创新链条，成为陕西省创新创业的主力军、主阵地、主引擎、主平台，更是万千创客和广大年轻人创新创业、逐梦奋斗的起点。
2021年，在成立30周年之际，西安高新区迎来了秦创原建设重大机遇，开辟了科创高新建设新路径，开启了创新创业新征程。
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
与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起步不同，创业之初的西安高新区，没有面向港澳台的区位优势，也没有海外侨胞的资金支持，能够依靠的唯有创新。彼时，一批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放弃“铁饭碗”下海创办企业，成为西安高新区早期的一批创业者。
西北大学教师严建亚夫妇创办的巨子生物，是全球唯一的类人胶原蛋白生产厂家；由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黄卫东出任首任董事长的铂力特已经成长为国内国际知名的“金属3D打印全套解决方案提供商”；曾在国有企业担任总工程师的郭健雄创办的富士达，不仅是我国连接器行业拥有国际标准最多的企业，也是我国射频连接器领域出口量最大的企业……
西安高新区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浓重的创新基因。2021年，西安高新区主要负责人在回顾30年发展历程时说，追溯西安高新区30年的发展史，仿佛就是在读一本关于创新的故事书，从30年前的几个人、一条街，到如今汇聚十几万家企业的创业热土，创新作为一条主线，一直贯穿始终。
创新，在今天的西安高新区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精神力量，这不仅体现在企业的发展上，也体现在西安高新区的体制机制上。
成立以来，西安高新区坚持立足西部、以新求变、敢破敢立，借助西北有色院、西安光机所、西北工业大学等区内高校科研院所，打破横亘在产学研中的“壁垒”，成功探索出“一院一所一校模式”，催生了聚焦高密度光子集成领域的奇芯光电、为国产大飞机C919提供雷电防护的爱邦电磁等一批硬科技企业。
如今，秦创原东风愈加强劲、科创高新建设持续加速，西安高新区的创新基因在传承中不断放大，正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双创活力。
持续壮大的人才队伍
今年5月，由西安眼得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研发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应用高新生物医用材料研发新一代眼人工晶状体产品项目顺利通过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组织的综合绩效评价，全球最新一代人工晶状体的上市及规模化量产指日可待，数以万计的白内障患者迎来新“曙光”。
这一重大科技成果诞生的背后是强大的人才支持，其中包括3位美国工程院院士及20名世界500强企业顶级专家，担任西安眼得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医学官的彭群博士曾在海外工作30多年，目前已是西安高新区双创大军的其中一员。
人才是创新创业的必备条件，也是双创生态的关键一环。背靠科教重镇，西安高新区本就具有先天的人才优势，但这还不够。
今年5月，西安高新区发布《关于深入实施秦创原人才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四个高新”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促进秦创原建设和重点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提出用3年时间支持用人单位，在光电子、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领域，分层次引进12000名硬科技创新人才。对于全球顶尖人才，给予最高1亿元的项目支持。
在此之前，西安高新区曾先后出台《关于加快高层次人才聚集的若干政策》《“新丝路”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措施》《高新区打造“硬科技创新人才”最优发展生态10条支持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良好收效。
据统计，截至8月底，西安高新区累计聚集国家和省、市级高层次人才超400名，本科及以上人才约30万人，硕博人才达7万人，海外人才约7000名，为双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不断强化的金融支持
6月8日，全国首家精准服务硬科技企业、促进硬科技技术发展的银行专业机构——浦发银行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硬科技支行揭牌开业。西安高新区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再获金融助力。
金融是创新创业的关键要素。近年来，西安高新区聚焦创新创业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先后建成和引进了丝路资本大市场，深交所陕西基地、上交所科创板企业陕西培育中心等金融机构及专业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高新贷、科技金融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等多种金融产品，搭建起了全生命周期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2021年6月，秦创原西安科创基金园（丝路西安前海园）的建成投用，进一步增强了西安高新区对国际国内知名的金融投资机构的吸引力。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西安高新区内已经集聚各类金融服务机构和要素平台超过1500家，申报争取省、市人才项目资金2000万元，企业贷款总额达到近4000亿元，促进科技型企业当年获得风险投资金额突破40亿元，成为西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科技金融高地。
当企业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市融资则成为他们的星辰大海。
为了推动企业上市，近年来，西安高新区发布“上市十条”等系列政策，不断优化硬科技企业上市“五专”服务机制，完善上市企业储备库遴选机制，实现企业分层次、分梯队管理，推动一批企业上市交易。截至8月底，西安高新区累计境内外上市企业已达64家，其中境内上市企业39家，境外上市企业25家。
专业周到的双创服务
8月16日，第五届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大湾区专场赛决赛在广州南沙落下帷幕，西安长空医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一举夺得初创组一等奖。该企业由西安联创生物医药孵化器孵化而来，受到了联创孵化器专业的“保姆式”服务。
西安联创生物医药孵化器是西安高新区创业园于2005年投资设立的专门服务于生物医药企业的专业孵化器，被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评定为国家级创业服务中心，连续四年被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授予“国家级 A 类孵化器”，累计孵化服务生物医药企业 140 家，辐射西安高新区及区外企业超过 500 家，培育上市企业 8 家，储备上市企业 3 家。
在西安高新区，像西安联创生物医药孵化器这样的专业双创载体多达180家。其中，成立于2002年的西安光电子专业孵化器，现已成为西安国家光电子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核心基地;成立于2003年的西安集成电路设计专业孵化器，现已建成电子设计自动化与服务、测试分析等专业平台;始建于2005年的西安联创先进制造专业孵化器，联合打造了快速制造技术服务共享平台……
这些数量庞大的双创载体与西安高新区创业园、软件园、草堂基地、集贤园等产业园区，共同构成了西安高新区“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的孵化链条，为企业提供科研、科技服务、市场、人才、金融等全生命周期的“保姆式”服务。
据了解，西安高新区已累计拥有在孵企业超过13000家，截止2022年8月底，累计高新技术企业数达3873，本年度新参评高企1821家；新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3462家，雏鹰企业超过2300家、瞪羚企业310家、独角兽系列企业14家。
持续迸发的双创活力
去年底，西安京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研发的国内首款体外膜肺氧合设备（ECMO），首次应用于临床，成功救治了两名危重心血管病患者，该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垄断，实现了国产医疗器械自主化研制的重大突破，为万千心血管危重症患者带来福音。
在双创之风强劲之时，在西安高新区，像京工医疗这样的企业并非个例。仅在过去一年，西安高新区企业就收获了158项关键核心技术成果。
其中，奕斯伟与西安理工大学成功转化大尺寸硅单晶技术，实现相关领域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紫光国芯研发的SeDRAM™（异质集成嵌入式动态随机存储器）技术和平台，成功实现了DRAM晶圆和SoC晶圆的异质集成，处于全球领先水平；金磁纳米生物成功研发磁性复合微粒制备关键技术并实现产业化，填补国内空白；蓝极医疗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研发成功世界首台功率30W蓝激光手术设备，解决了激光治疗领域“临门一脚”的难题……
在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作为双创热土，西安高新区继续受到广大创业者青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西安高新区依然吸引了13000家市场主体。
盛会进行时，双创风正劲。借着全国双创活动周的热度，西安高新区作为双创沃土的魅力再次得以释放，一场新的创新创业热潮将在这里升腾而起，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创新驱动力。
（高新融媒记者 张静攀）
9月15日，一年一度的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以下简称“双创活动周”）正式拉开帷幕，又一场双创浪潮席卷而来。作为双创活动周陕西省暨西安市的主会场，西安高新区的双创环境再次获得广泛关注。
西安高新区是1991年首批批准成立的国家高新区之一，经过三十余年发展，已经形成全要素、全生态的孵化体系，构建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培育—产业壮大”的创新链条，成为陕西省创新创业的主力军、主阵地、主引擎、主平台，更是万千创客和广大年轻人创新创业、逐梦奋斗的起点。
2021年，在成立30周年之际，西安高新区迎来了秦创原建设重大机遇，开辟了科创高新建设新路径，开启了创新创业新征程。
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
与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起步不同，创业之初的西安高新区，没有面向港澳台的区位优势，也没有海外侨胞的资金支持，能够依靠的唯有创新。彼时，一批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放弃“铁饭碗”下海创办企业，成为西安高新区早期的一批创业者。
西北大学教师严建亚夫妇创办的巨子生物，是全球唯一的类人胶原蛋白生产厂家；由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黄卫东出任首任董事长的铂力特已经成长为国内国际知名的“金属3D打印全套解决方案提供商”；曾在国有企业担任总工程师的郭健雄创办的富士达，不仅是我国连接器行业拥有国际标准最多的企业，也是我国射频连接器领域出口量最大的企业……
西安高新区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浓重的创新基因。2021年，西安高新区主要负责人在回顾30年发展历程时说，追溯西安高新区30年的发展史，仿佛就是在读一本关于创新的故事书，从30年前的几个人、一条街，到如今汇聚十几万家企业的创业热土，创新作为一条主线，一直贯穿始终。
创新，在今天的西安高新区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精神力量，这不仅体现在企业的发展上，也体现在西安高新区的体制机制上。
成立以来，西安高新区坚持立足西部、以新求变、敢破敢立，借助西北有色院、西安光机所、西北工业大学等区内高校科研院所，打破横亘在产学研中的“壁垒”，成功探索出“一院一所一校模式”，催生了聚焦高密度光子集成领域的奇芯光电、为国产大飞机C919提供雷电防护的爱邦电磁等一批硬科技企业。
如今，秦创原东风愈加强劲、科创高新建设持续加速，西安高新区的创新基因在传承中不断放大，正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双创活力。
持续壮大的人才队伍
今年5月，由西安眼得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研发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应用高新生物医用材料研发新一代眼人工晶状体产品项目顺利通过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组织的综合绩效评价，全球最新一代人工晶状体的上市及规模化量产指日可待，数以万计的白内障患者迎来新“曙光”。
这一重大科技成果诞生的背后是强大的人才支持，其中包括3位美国工程院院士及20名世界500强企业顶级专家，担任西安眼得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医学官的彭群博士曾在海外工作30多年，目前已是西安高新区双创大军的其中一员。
人才是创新创业的必备条件，也是双创生态的关键一环。背靠科教重镇，西安高新区本就具有先天的人才优势，但这还不够。
今年5月，西安高新区发布《关于深入实施秦创原人才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四个高新”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促进秦创原建设和重点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提出用3年时间支持用人单位，在光电子、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领域，分层次引进12000名硬科技创新人才。对于全球顶尖人才，给予最高1亿元的项目支持。
在此之前，西安高新区曾先后出台《关于加快高层次人才聚集的若干政策》《“新丝路”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措施》《高新区打造“硬科技创新人才”最优发展生态10条支持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良好收效。
据统计，截至8月底，西安高新区累计聚集国家和省、市级高层次人才超400名，本科及以上人才约30万人，硕博人才达7万人，海外人才约7000名，为双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不断强化的金融支持
6月8日，全国首家精准服务硬科技企业、促进硬科技技术发展的银行专业机构——浦发银行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硬科技支行揭牌开业。西安高新区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再获金融助力。
金融是创新创业的关键要素。近年来，西安高新区聚焦创新创业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先后建成和引进了丝路资本大市场，深交所陕西基地、上交所科创板企业陕西培育中心等金融机构及专业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高新贷、科技金融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等多种金融产品，搭建起了全生命周期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2021年6月，秦创原西安科创基金园（丝路西安前海园）的建成投用，进一步增强了西安高新区对国际国内知名的金融投资机构的吸引力。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西安高新区内已经集聚各类金融服务机构和要素平台超过1500家，申报争取省、市人才项目资金2000万元，企业贷款总额达到近4000亿元，促进科技型企业当年获得风险投资金额突破40亿元，成为西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科技金融高地。
当企业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市融资则成为他们的星辰大海。
为了推动企业上市，近年来，西安高新区发布“上市十条”等系列政策，不断优化硬科技企业上市“五专”服务机制，完善上市企业储备库遴选机制，实现企业分层次、分梯队管理，推动一批企业上市交易。截至8月底，西安高新区累计境内外上市企业已达64家，其中境内上市企业39家，境外上市企业25家。
专业周到的双创服务
8月16日，第五届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大湾区专场赛决赛在广州南沙落下帷幕，西安长空医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一举夺得初创组一等奖。该企业由西安联创生物医药孵化器孵化而来，受到了联创孵化器专业的“保姆式”服务。
西安联创生物医药孵化器是西安高新区创业园于2005年投资设立的专门服务于生物医药企业的专业孵化器，被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评定为国家级创业服务中心，连续四年被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授予“国家级 A 类孵化器”，累计孵化服务生物医药企业 140 家，辐射西安高新区及区外企业超过 500 家，培育上市企业 8 家，储备上市企业 3 家。
在西安高新区，像西安联创生物医药孵化器这样的专业双创载体多达180家。其中，成立于2002年的西安光电子专业孵化器，现已成为西安国家光电子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核心基地;成立于2003年的西安集成电路设计专业孵化器，现已建成电子设计自动化与服务、测试分析等专业平台;始建于2005年的西安联创先进制造专业孵化器，联合打造了快速制造技术服务共享平台……
这些数量庞大的双创载体与西安高新区创业园、软件园、草堂基地、集贤园等产业园区，共同构成了西安高新区“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的孵化链条，为企业提供科研、科技服务、市场、人才、金融等全生命周期的“保姆式”服务。
据了解，西安高新区已累计拥有在孵企业超过13000家，截止2022年8月底，累计高新技术企业数达3873，本年度新参评高企1821家；新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3462家，雏鹰企业超过2300家、瞪羚企业310家、独角兽系列企业14家。
持续迸发的双创活力
去年底，西安京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研发的国内首款体外膜肺氧合设备（ECMO），首次应用于临床，成功救治了两名危重心血管病患者，该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垄断，实现了国产医疗器械自主化研制的重大突破，为万千心血管危重症患者带来福音。
在双创之风强劲之时，在西安高新区，像京工医疗这样的企业并非个例。仅在过去一年，西安高新区企业就收获了158项关键核心技术成果。
其中，奕斯伟与西安理工大学成功转化大尺寸硅单晶技术，实现相关领域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紫光国芯研发的SeDRAM™（异质集成嵌入式动态随机存储器）技术和平台，成功实现了DRAM晶圆和SoC晶圆的异质集成，处于全球领先水平；金磁纳米生物成功研发磁性复合微粒制备关键技术并实现产业化，填补国内空白；蓝极医疗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研发成功世界首台功率30W蓝激光手术设备，解决了激光治疗领域“临门一脚”的难题……
在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作为双创热土，西安高新区继续受到广大创业者青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西安高新区依然吸引了13000家市场主体。
盛会进行时，双创风正劲。借着全国双创活动周的热度，西安高新区作为双创沃土的魅力再次得以释放，一场新的创新创业热潮将在这里升腾而起，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创新驱动力。
（高新融媒记者 张静攀）
【最大政治献金案曝光美国制度腐败真实面目 #起底美式黑金政治#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9月19日报道，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黑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政坛。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共和党人伦纳德·利奥主持的一家保守派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了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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