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的早户外告广】-胡余庆堂 ͏
来到杭历州史古街-河街坊
有一景处点无是论如不何能被略忽的
高十达多米，长十米六多的雪封白火墙，
赫然着写几个字大----胡庆堂余国号药
大字著由名书家法章其先炎生所写书，
每个字有20米平左右，
了据解，这也是早最的户广外告 https://t.cn/z8iepus
#弘愿寺[超话]#法然上人法语：本愿不虚，称念必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1
正定之业者，即是称佛名，称名必得生，依佛本愿故。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2
上人常向人云：佛告阿难：汝好持是语，持是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
并云：闻名不信如不闻，虽信不称如不信，唯应常称弥陀名。
又云：《玄义分》所言“要门”者，定散二善也；定者息虑凝心，散者废恶修善。言“弘愿”者，如《大经》说，“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此善导和尚之释也，如予者，不堪前之要门，故唯全凭弘愿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3
善导和尚释第十八愿云：一向专称弥陀佛名，即得往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4
拜见善导和尚之释，法然眼中，三心、五念、四修，皆具见南无阿弥陀佛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5
我是不足取之男也，十恶之法然，愚痴之法然，唯念佛欲往生也。
我是不足取之法然也，如不知黑白之童子、不知是非之愚人，唯念佛仰信往生也。
弥陀劝念佛必来迎，释迦劝念佛必往生。唯信此一事，余事皆不知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6
法然以智德化人犹不足也，法性寺之空阿弥陀佛虽愚痴，是念佛之大先达，化导普广。我若再受人身，愿受大愚痴之身，以成勤行念佛之人。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7
有“法尔”之道理：如炎升空、水下流，果中亦有酸有甘；此皆“法尔”之道理也。
阿弥陀佛之本愿者，是以名号引导罪恶众生之誓愿故，唯一向念佛者，即蒙佛之来迎，是法尔之道理，无可疑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8
虽然怀疑，若念佛者，即得往生。（边疑边念佛，即得往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9
念佛虽有种种之义，称六字之中，一切皆含。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0
不知其义、不知其文也无妨，唯依称名，必得往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1
念佛无甚深义，念佛之人，但知“念佛必往生”而已。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2
唯思“本愿不虚，称念必生”之外，心无所系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3
念佛无别样，称名号之外，无一切样也。唯知“称念必生”而尽心念佛者，即得往生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4
念佛者，以无样为样也。
唯常念佛者，临终佛必来迎而往生极乐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5
欲往生者，念佛第一也，不用学问。
但，若为信“念佛往生”之理，可学之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6
若未知“念佛往生”之义，学而知之，粗知则足矣。
设得广学，凡智无几。莫徒好智解，废称名之光阴。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7
我门徒不可喜好义理，不可喜好理论。称名之行者，应成一文不识、黑白不辨之身而朝夕念佛。吾身既是愚痴卑贱，则不可妄论其他法门也。若成学者骨，则失念佛矣！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8
但知“众生称念必得往生”，则自然具足三心（信心）。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9
虽不知一向专修之理，亦不知弥陀本愿之由；唯思“称念必生”，是自然具足三心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0
虽知三心，不念佛无益；纵虽不知三心，若一向念佛者，则具足三心，必生极乐。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1
言“南无阿弥陀佛”者，不可思有别事，知是救度我之语也。心思阿弥陀佛之救度，口称南无阿弥陀佛，名三心具足之名号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2
阿弥陀佛之净土者，是念佛往生之净土也，自然具足三心。若高夸三心，乃可怕之无道心人所言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3
弥陀本愿乃为救度极恶最下之恶人，为救度愚痴浅识之诸机，故以“上尽一形，念念不舍”为正意。不可立无行之一念义而舍弃念佛。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4
任凭佛说而念佛者，乘佛本愿，必得往生。此外若另有所知，则失往生矣！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5
净土宗之心要者，在于“不论是谁，但念佛皆往生”。虽世间无类之恶人，若念南无阿弥陀佛者，乃至一念亦得往生也。此外若另有所知，则失往生矣！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6
不顾烦恼厚薄，不论罪障轻重，唯口称南无阿弥陀佛，应思决定往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7
不论罪之轻重，唯念佛者，即得往生，无别样。
无智罪人之念佛往生，是本愿之正意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8
罪恶重障凡夫之出离，若不依弥陀难思愿力，何得契乎！
虽斯恶业强身，若念佛者，不违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因愿之誓约，决定来迎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9
若人造五逆，得闻六字名，火车自然去，莲台即来迎。
若有重业障，无生净土因，乘弥陀愿力，得生极乐国。
极重恶人，无他方便，唯称弥陀，得生极乐。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30
念佛人，心所存者，恐惧后世，愿生极乐，称念弥陀，临终佛必来迎。
如是存心而念佛外，无他事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31
我等久留生死，由昔未曾厌此秽恶之土；是故，欣净土之人，应先厌此秽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32
纵营余事，应思念佛而工作，勿思工作而念佛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33
言“众生称念”者，我岂非此众生乎！
言“必得往生”者，我岂独漏来迎乎！ https://t.cn/z8yXDFj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1
正定之业者，即是称佛名，称名必得生，依佛本愿故。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2
上人常向人云：佛告阿难：汝好持是语，持是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
并云：闻名不信如不闻，虽信不称如不信，唯应常称弥陀名。
又云：《玄义分》所言“要门”者，定散二善也；定者息虑凝心，散者废恶修善。言“弘愿”者，如《大经》说，“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此善导和尚之释也，如予者，不堪前之要门，故唯全凭弘愿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3
善导和尚释第十八愿云：一向专称弥陀佛名，即得往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4
拜见善导和尚之释，法然眼中，三心、五念、四修，皆具见南无阿弥陀佛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5
我是不足取之男也，十恶之法然，愚痴之法然，唯念佛欲往生也。
我是不足取之法然也，如不知黑白之童子、不知是非之愚人，唯念佛仰信往生也。
弥陀劝念佛必来迎，释迦劝念佛必往生。唯信此一事，余事皆不知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6
法然以智德化人犹不足也，法性寺之空阿弥陀佛虽愚痴，是念佛之大先达，化导普广。我若再受人身，愿受大愚痴之身，以成勤行念佛之人。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7
有“法尔”之道理：如炎升空、水下流，果中亦有酸有甘；此皆“法尔”之道理也。
阿弥陀佛之本愿者，是以名号引导罪恶众生之誓愿故，唯一向念佛者，即蒙佛之来迎，是法尔之道理，无可疑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8
虽然怀疑，若念佛者，即得往生。（边疑边念佛，即得往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09
念佛虽有种种之义，称六字之中，一切皆含。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0
不知其义、不知其文也无妨，唯依称名，必得往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1
念佛无甚深义，念佛之人，但知“念佛必往生”而已。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2
唯思“本愿不虚，称念必生”之外，心无所系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3
念佛无别样，称名号之外，无一切样也。唯知“称念必生”而尽心念佛者，即得往生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4
念佛者，以无样为样也。
唯常念佛者，临终佛必来迎而往生极乐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5
欲往生者，念佛第一也，不用学问。
但，若为信“念佛往生”之理，可学之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6
若未知“念佛往生”之义，学而知之，粗知则足矣。
设得广学，凡智无几。莫徒好智解，废称名之光阴。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7
我门徒不可喜好义理，不可喜好理论。称名之行者，应成一文不识、黑白不辨之身而朝夕念佛。吾身既是愚痴卑贱，则不可妄论其他法门也。若成学者骨，则失念佛矣！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8
但知“众生称念必得往生”，则自然具足三心（信心）。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19
虽不知一向专修之理，亦不知弥陀本愿之由；唯思“称念必生”，是自然具足三心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0
虽知三心，不念佛无益；纵虽不知三心，若一向念佛者，则具足三心，必生极乐。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1
言“南无阿弥陀佛”者，不可思有别事，知是救度我之语也。心思阿弥陀佛之救度，口称南无阿弥陀佛，名三心具足之名号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2
阿弥陀佛之净土者，是念佛往生之净土也，自然具足三心。若高夸三心，乃可怕之无道心人所言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3
弥陀本愿乃为救度极恶最下之恶人，为救度愚痴浅识之诸机，故以“上尽一形，念念不舍”为正意。不可立无行之一念义而舍弃念佛。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4
任凭佛说而念佛者，乘佛本愿，必得往生。此外若另有所知，则失往生矣！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5
净土宗之心要者，在于“不论是谁，但念佛皆往生”。虽世间无类之恶人，若念南无阿弥陀佛者，乃至一念亦得往生也。此外若另有所知，则失往生矣！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6
不顾烦恼厚薄，不论罪障轻重，唯口称南无阿弥陀佛，应思决定往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7
不论罪之轻重，唯念佛者，即得往生，无别样。
无智罪人之念佛往生，是本愿之正意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8
罪恶重障凡夫之出离，若不依弥陀难思愿力，何得契乎！
虽斯恶业强身，若念佛者，不违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因愿之誓约，决定来迎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29
若人造五逆，得闻六字名，火车自然去，莲台即来迎。
若有重业障，无生净土因，乘弥陀愿力，得生极乐国。
极重恶人，无他方便，唯称弥陀，得生极乐。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30
念佛人，心所存者，恐惧后世，愿生极乐，称念弥陀，临终佛必来迎。
如是存心而念佛外，无他事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31
我等久留生死，由昔未曾厌此秽恶之土；是故，欣净土之人，应先厌此秽土。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32
纵营余事，应思念佛而工作，勿思工作而念佛
法然上人念佛法语33
言“众生称念”者，我岂非此众生乎！
言“必得往生”者，我岂独漏来迎乎！ https://t.cn/z8yXDFj
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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