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回声 | 从心出发 真情长久
你是否早就对“鸡肉饭还是牛肉面”这样千篇一律的问题“审美疲劳”了？你是否有过看着一份“面目模糊”的米饭或者面条，实在提不起兴趣的时候？……而今，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今年初以来，一些航企推出了经济舱免费选餐服务，把选择权交到了更多旅客手中，并实现菜品每周上新，美味不重样。
一切改变离不开真情服务这一理念，离不开民航局6年来开展的民航服务质量专项行动。不可否认，在过去几年中，部分航空餐食的口味备受争议。如何能让航空餐食做出品质、做出特点、做到旅客的味蕾上，实现口味升级，成为业内共识。
深耕餐饮业多年的王强众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提高航空食品配餐品质的建议”。王强众表示：“民以食为天。一份小小的航空餐食定格中国航空餐饮服务形象，甚至会影响中国的航空形象。同时，我们经常看到许多旅客因吃不下航空餐食而造成严重浪费。建议航空公司进一步提高航空餐食品质，创新服务方式，以优质服务提升旅客的用餐体验。”
国际旅行餐饮协会的报告显示，如今飞机餐已成为旅客在选择航空公司时排名前三的考虑因素。为更好地体现真情服务，持续满足旅客的多样化需求，近年来各航空公司创新思路，通过丰富餐食种类、优化特殊餐食食谱、实现网上订餐、数据分析以优化航线配餐结构、狠抓机上食品安全工作等方式努力提升航空餐食品质。例如，在至厦门航线上推出特色沙茶烤鸡排；在至四川航线上推出担担面、巴蜀酸菜鱼饭，以及红糖糍粑、蛋烘糕等传统小吃……与此同时，大部分航空公司都完善了餐食在线预订服务，在其App上推出了特殊餐食预订、自主选餐服务，力求全方位满足不同旅客的需求。此外，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各航空公司在提升餐食品质的同时还实现了精细化配餐，以多种方式减少“舌尖上的浪费”。以东航的精细化配餐为例。据统计，与系统启用前相比，仅东航上海地区的航食加工车间每天就能节约100公斤~150公斤食品原料。
针对全国人大代表王强众提出的建议，民航局认真研究、积极采纳。民航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民航局高度重视机上餐食服务工作，确保机上餐食安全，配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有关民航运营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规定，共同加强民航运营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在创新机上餐食服务模式方面，要求航空公司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倡导旅客按需取餐，并对无须用餐的旅客给予积分、里程、小礼品等奖励，同时鼓励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网上订餐、选餐服务，使餐食服务更加精准化、个性化。在提升餐食品质方面，民航局下发《关于持续改进机上餐食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航空公司根据航线旅客构成、地域特点、舱位需求、民俗传统等因素，丰富机上餐食种类。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民航局还将开展机上餐食专项监督评价，并以适当方式公布评价结果，督促各航空公司持续提升机上餐食服务质量。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提升餐食服务质量是民航探索服务水平提升的一个方面。正是在不断找准旅客“痒点”、消除服务“痛点”的基础上，真情服务才能实实在在地满足旅客的需求。近年来，全行业大力弘扬真情服务理念，将“真情”运用到全流程服务中，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和舒适的服务。在今年“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民航局针对群众航空出行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民航服务中需要改进的工作，研究推出了包括机上餐食、客票退改签、便利老年人服务等方面的10件实事，并细化形成两批“我为群众办实事”任务清单。
客票退改签此前长期是民航票务服务的短板。今年3月3日，民航局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出台了《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客票销售、变更与退票等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将航空公司、航空销售代理人、OTA平台等与客票销售有关的主体全部纳入管理范畴，并明确了各主体的责任和义务。此外，《规定》进一步保护旅客合法权益，避免航空公司滥用强势地位，按照旅客“自愿”和“非自愿”两种情况，分别对不同情形下的客票变更与退票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增加了关于退款时限的规定，要求航空公司和航空销售代理人自收到旅客有效退款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退款手续。“我为群众办实事”第二批任务清单更要求通过航空公司直销渠道购买的客票，在退款时争取做到“秒退”。
针对特殊旅客服务保障，各地机场全面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如果你是轮椅或者拐杖使用者，有些粗糙感的地面会让你走起来很安心，不会担心因太滑而摔倒；如果你是视力障碍者，扶梯与盲道之间的三步水平梯级可以在人流量较大时起到缓冲作用，让你行走更安全；如果你是听力残疾人，通过颜色搭配、字体大小，综合考量设计的标志牌，让你一眼就能看见要去的地方……这些无障碍细节的呈现，离不开民航局出台的《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标准》。“当前，航空运输无障碍发展实现了从‘有没有’‘有多少’向‘好不好’‘优不优’的转变，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普惠、更加可及、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方向前进。”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人民航空为人民。如今，全国233座机场实现了国内航班无纸化便捷出行，母婴室成为每座机场的“标配”，机场航空观景设施规划建设让航空爱好者“追”飞机更方便……民航人正以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办好旅客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让真情服务在蓝天高高飞翔。（中国民航报 记者张丰蘩）
你是否早就对“鸡肉饭还是牛肉面”这样千篇一律的问题“审美疲劳”了？你是否有过看着一份“面目模糊”的米饭或者面条，实在提不起兴趣的时候？……而今，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今年初以来，一些航企推出了经济舱免费选餐服务，把选择权交到了更多旅客手中，并实现菜品每周上新，美味不重样。
一切改变离不开真情服务这一理念，离不开民航局6年来开展的民航服务质量专项行动。不可否认，在过去几年中，部分航空餐食的口味备受争议。如何能让航空餐食做出品质、做出特点、做到旅客的味蕾上，实现口味升级，成为业内共识。
深耕餐饮业多年的王强众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提高航空食品配餐品质的建议”。王强众表示：“民以食为天。一份小小的航空餐食定格中国航空餐饮服务形象，甚至会影响中国的航空形象。同时，我们经常看到许多旅客因吃不下航空餐食而造成严重浪费。建议航空公司进一步提高航空餐食品质，创新服务方式，以优质服务提升旅客的用餐体验。”
国际旅行餐饮协会的报告显示，如今飞机餐已成为旅客在选择航空公司时排名前三的考虑因素。为更好地体现真情服务，持续满足旅客的多样化需求，近年来各航空公司创新思路，通过丰富餐食种类、优化特殊餐食食谱、实现网上订餐、数据分析以优化航线配餐结构、狠抓机上食品安全工作等方式努力提升航空餐食品质。例如，在至厦门航线上推出特色沙茶烤鸡排；在至四川航线上推出担担面、巴蜀酸菜鱼饭，以及红糖糍粑、蛋烘糕等传统小吃……与此同时，大部分航空公司都完善了餐食在线预订服务，在其App上推出了特殊餐食预订、自主选餐服务，力求全方位满足不同旅客的需求。此外，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各航空公司在提升餐食品质的同时还实现了精细化配餐，以多种方式减少“舌尖上的浪费”。以东航的精细化配餐为例。据统计，与系统启用前相比，仅东航上海地区的航食加工车间每天就能节约100公斤~150公斤食品原料。
针对全国人大代表王强众提出的建议，民航局认真研究、积极采纳。民航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民航局高度重视机上餐食服务工作，确保机上餐食安全，配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有关民航运营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规定，共同加强民航运营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在创新机上餐食服务模式方面，要求航空公司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倡导旅客按需取餐，并对无须用餐的旅客给予积分、里程、小礼品等奖励，同时鼓励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网上订餐、选餐服务，使餐食服务更加精准化、个性化。在提升餐食品质方面，民航局下发《关于持续改进机上餐食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航空公司根据航线旅客构成、地域特点、舱位需求、民俗传统等因素，丰富机上餐食种类。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民航局还将开展机上餐食专项监督评价，并以适当方式公布评价结果，督促各航空公司持续提升机上餐食服务质量。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提升餐食服务质量是民航探索服务水平提升的一个方面。正是在不断找准旅客“痒点”、消除服务“痛点”的基础上，真情服务才能实实在在地满足旅客的需求。近年来，全行业大力弘扬真情服务理念，将“真情”运用到全流程服务中，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和舒适的服务。在今年“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民航局针对群众航空出行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民航服务中需要改进的工作，研究推出了包括机上餐食、客票退改签、便利老年人服务等方面的10件实事，并细化形成两批“我为群众办实事”任务清单。
客票退改签此前长期是民航票务服务的短板。今年3月3日，民航局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出台了《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客票销售、变更与退票等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将航空公司、航空销售代理人、OTA平台等与客票销售有关的主体全部纳入管理范畴，并明确了各主体的责任和义务。此外，《规定》进一步保护旅客合法权益，避免航空公司滥用强势地位，按照旅客“自愿”和“非自愿”两种情况，分别对不同情形下的客票变更与退票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增加了关于退款时限的规定，要求航空公司和航空销售代理人自收到旅客有效退款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退款手续。“我为群众办实事”第二批任务清单更要求通过航空公司直销渠道购买的客票，在退款时争取做到“秒退”。
针对特殊旅客服务保障，各地机场全面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如果你是轮椅或者拐杖使用者，有些粗糙感的地面会让你走起来很安心，不会担心因太滑而摔倒；如果你是视力障碍者，扶梯与盲道之间的三步水平梯级可以在人流量较大时起到缓冲作用，让你行走更安全；如果你是听力残疾人，通过颜色搭配、字体大小，综合考量设计的标志牌，让你一眼就能看见要去的地方……这些无障碍细节的呈现，离不开民航局出台的《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标准》。“当前，航空运输无障碍发展实现了从‘有没有’‘有多少’向‘好不好’‘优不优’的转变，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普惠、更加可及、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方向前进。”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人民航空为人民。如今，全国233座机场实现了国内航班无纸化便捷出行，母婴室成为每座机场的“标配”，机场航空观景设施规划建设让航空爱好者“追”飞机更方便……民航人正以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办好旅客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让真情服务在蓝天高高飞翔。（中国民航报 记者张丰蘩）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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